杨林柯：对教师的“精细化管理”是愚蠢的懒政

        跟许多学校的老师聊天，发现各个学校的管理大多雷同，一如各个学校的教育教学面孔，没有多少自己的特点，都是同质化发育，这与管理部门对教育的评价和要求以及社会家庭对教育教学的需求如出一辙。

现在许多学校对教师越来越强调“精细化管理”，有些叫“痕迹管理”，就是对教师的一切教育教学行为都要纳入管理范畴，各种事情都要让管理者看到，希望构建一个自上而下的精致的管理体系。

许多学校的摄像头也越来越多，便于管理者的监控，代之而起的是“摄像头思维”的高度发育——层层把关，处处设防。     

比如上下班打卡，现在技术提升了，采用指纹或面孔识别技术。至于每一个教师的不同情况和不同需要，是不是考虑了。还有，许多学校的坐班条件是不是足够好，几十个人同处一室，难免相互影响，导致备课改作业或读书的效率低下。

而且，打卡是逼老师按时下班，否则就按早退处理，要求写出书面说明，领导批字。其实许多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到了下班时间，当天的工作还没做完，或者第二天的课还没有备好，只好回家加班。

现在看到许多老师在下午下班打卡后又回办公室加班，每每看到这些，我在为这些老师感动的同时，又为这种僵硬的管理制度难过。

本来，管理是为人服务的，结果，这样的管理有点“谋害”的感觉，这种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暴露出管理思维的简陋粗糙，它可能对管理者有利，不见得对教师和教学有利。因为任何管理都是“双刃剑”，在对一方有利的同时，可能会伤害另一方。需要反思的是，一种管理制度对少数人有利还是对多数人有利？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如果只对少数人或个别人有利，却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就是失败的制度或坏的制度。一如白岩松所说，一个单位如果开始打卡，它的质量下滑毫无疑义。

比如出校门请假，要领导签字，这不是把老师当成幼儿园小朋友？教师的尊严在哪里？这种设计本身就是幼儿园阿姨的思维，把大人当小孩管。

比如每学期的几次教案检查，作业检查，开学初的学期工作计划检查，学期末的工作总结检查，成绩册检查，年度述职报告检查。其实，要应付这些检查也很容易，造假术在中国各个地方早已经是一种产业，从幼儿园到大学，应付检查其实早已经制度化、常规化了，问题是，如果逼迫教师成天应对这些制度化的检查，教师内心对教育的热情和良心的内审如何达成？因为一个优秀的教师经常会在良心法则和现实法则之间做出抉择，但良心法则其实很容易让步，那是现实逼迫的结果。

为何体制内的优秀教师越来越少？管理制度需要好好反思。

比如集体备课要登记备课内容，人人签字，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必须备够一个小时，备课室里面有摄像头监控。这种集体化思维本身就是一种“未成年思维”。

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教师本身也是一个一个不一样的个体，况且各班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你用统一化的学案或方式方法行得通吗？任何教师之间都是无法复制的，一个人的成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失败。集体备课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鼓励教师之间在业务上相互学习，共同提高，但强硬的统一要求就很可笑。更可笑的是，教师竟然执行这些行政化的统一要求。

比如期中有作业检查和第二次教案检查，家访和学生谈心也要拍照留下“痕迹”。艾玛呀，按这个逻辑，教师上厕所、上床有人都想监控。大致只有相信“人性恶”而无权力边界的法家之徒才会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吧。其实，人性不全善也不全恶，人性如水，关键是外界环境。好制度抑恶扬善，坏制度抑善扬恶。但在教育上，必须假定“人性善”，不然，国家只设法庭和监狱就行了，要学校干什么？

比如提倡教师读书，但必须写多少万字的读书笔记。读书是一种个人化私密化的东西，读书写作其实都是教师的本分，提倡没错，但强硬的要求就容易引发读书的紧张感，导致读书似乎不是为了自身的成长，而是为了外界的检查，使教师的读书不是真实的阅读，而是虚假的应付。

比如月考完的成绩分析关注那几个方面，其实，“分析”得再细致也分析不出教师每天是怎么过的，读过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做过多少学生工作，写过什么教育反思，他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仅仅看到一个分数会掩盖许许多多问题。

比如有些学校的精细化管理提倡“学生苦读、教师苦教、领导苦抓、家长的苦育”的“四苦精神”，这种吃苦耐劳的傻干精神实在有把教育乐园变成吃苦集中营的味道。诚如吴非老师讲的，一所学校的不幸在于，一帮愚蠢的教师在兢兢业业。而这种愚蠢如果是管理压制出来的，那就是制度性愚蠢。

还有许许多多的“精细化管理”措施，恕不一一列举分析。

‌说这些，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检查”或“管理”，而是希望管理者思考几个问题:教育是不是需要良心？教师有没有尊严？制度的设计是不是经过了每一个教师的同意？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教师，当初你为什么要用他们？放眼自然，看看那些参天大树，它们是修剪大的，还是自由长大的？

当然，人，是有惰性的，也不见得每个教师都会那么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甚至你可以说，良心不值钱，良心靠不住，所以需要约束机制。这已经不是儒家的“人性善”观点，而是法家的“人性恶”的那一套，不相信任何人。

但我们同时还应该认识到: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对自由意志的限制其实是对生命的限制，容易导致一个可以负责任的生命放弃自己的责任而屈从于外界的压制。

其实，再好的制度也是有缺陷的，何况没有经过被管理者同意的单方面的“王法”，一定管不住一个人的内心，因为真正的生命在里面，不是外面的那个皮囊，你限制了人家的肉体，里面的自由精神你是限制不住的。

说穿了，学校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化空间、心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过得好不好，教师们最有发言权。如果教师的尊严被剥夺，按照“狗理论”的传递原理，教师容易从学生身上修补和寻找丧失的尊严，这就容易让教育生活变得很不美好，导致生存的紧张和内心的焦虑。

精细化管理可以对应物，而不可对应于人，因为人的情况太复杂了，人的非制度化抵抗也有相当大的能量，最终会伤害共同体的事业。

人，不是一堆肉，而是一个精神自由体。精神有三个层次:情感、理性、良知。显然，精细化管理既没有情感，也非理性，更不承认人的良知。是把人不当人的一种冷冰冰的管理。这种管理就是非人性的机器管理，而不是教育管理。

从哲学上讲，对人的管理越是精细化，对应的世界往往越是混乱，整齐划一是表面的。这是一个悖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理者自以为聪明，而上帝让聪明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落入自设的圈套。他们想限制别人，结果限制了自己。其实世间的力都是相互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何况人与人之间。

世界的本质是混沌的，真实的世界往往存在于不确定之中，处于变化之中，测不准原理对世间的管理应该有所启示，你要对人进行“量化”和“细化”，不小心就会落入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网罗。

其实，比精细化管理更重要的是学校的文化。文化是人的行为，是自然形成的东西，往往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服务的细心程度，工作的敬业程度。精细化管理的要义在于精细化的服务，把对学生和老师的服务做到家。

好的文化是人的一种道德自觉，不是强制和管理出来的。过分强调管理是把学校的每一个人都当成了未成年人。而教育源于自由。

当权者运用权力太顺手的时候，容易忽视自由的价值，只强调“计划秩序”，忘了共同体的“自发秩序”和“衍生秩序”带来的美好价值恰恰不是“计划秩序”可以成全的。

所以，如何在“管理”和“自由”之间达成和解，形成一种美好和谐的校园文化，让每个教师不那么紧张焦虑，又不那么放任自流，应该是学校面对的文化挑战和管理挑战。

我所期望的是，管理和人性之间能够实现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性循环，导致“你压制我，我忽悠你”的糟糕局面。在这个层面上讲，我是不赞成“精细化管理”的。

杨林柯：警惕校园里的“摄像头思维”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摄像头也大量使用于各个城市社区、旅游景点、交通要道……为了学校的安全和管理上的方便，近些年，许多有条件的学校也都装上了摄像头，校门口、楼道里、教室前后、学生餐厅……凡是有人出没的地方似乎都可以看到摄像头的影子。由于焦虑的预设和管理的需要，“摄像头思维”也似乎成为学校管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讲“摄像头思维”离不开互联网情结，它遵循“老大哥无所不在”的逻辑，力图构建一个监控系统，让每一个人都处在某种合法监控之下，个人的自由或隐私也变成一件奢侈品。

当下许多学校不仅摄像头无处不在，表面上是对学生和教师的“关心”无处不在，实则是管理层的焦虑和不放心无处不在，似乎只有处处按上“监控”、加强“管理”才能让管理者放心，也才能出成绩，由此也带来一种奇怪的逻辑：成绩就是严格管理的结果。

记得某校曾经打出标语：“加强管理打造和谐校园！”仔细想想，和谐校园是“管理”出来的吗？是“打造”出来的吗？一些管得比较多、比较细的学校，常常挂在领导嘴边的是什么“无缝管理”“不留死角”，于是出现了一些好玩的情景，学校变得像一个军营，所有的人不管教师还是学生其实都被当成“婴儿”，当成不会自我管理的人。

比如对教师的管理上，有些学校遵循上下班打卡制，像管理企业管理公司一样，不管你有课没课都得来学校办公，不管在互相影响的办公室效率有多么低下，一天也得打四次卡。

甚至有些应试牛校为了管控主课教师，专门让体育、音乐、劳技这些课程比较少的老师检查主课教师的考勤情况。也有个别学校在管理上进行层层聘任的模式，校长聘年级长，年级长聘班主任，班主任聘任课教师，由此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监控体系，让每一个人都处在焦虑之中，导致有些教师甚至出现了心理和生理疾病。

比如开学要检查教案，搞得许多教师不得不通过百度编造教案，其实上课不一定用，管理者希望教师把上课当回事，其实喜欢教师把权力当回事，而且有些学校还要评比，选出“优秀教案”奖励。我纳闷的是，一些教师其实是把领导当傻瓜来忽悠的，但领导却觉得这样的教师是信得过的“好教师”，因为“听话”“认真”，帮助权力实现了自我认同，甚至把新来的教师派到这些老师门下，让其成为“指导教师”，享受特殊待遇。

记得曾经到一个乡下学校支教，看到校园里有个通知：本学期第二次教案检查在某月某日。当时心里就很不舒服。估计大学的日子也差不多，难怪北大李零教授发牢骚说，现在的大学就喜欢评出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做“学术带头驴”，带领大家当驴。当然，在摄像头思维下，顺从就是一种美德，不劳动者不得食，很容易被置换成“不听话者不得食”。

比如对学生的管理上，班有班长，组有组长，宿舍有舍长，各科有课代表……其实这些学生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老师的帮手，但也容易不自觉地成为“告密者”。本来学生每天八九节课，住校生加上三节晚自习，身体能不能支撑得住，应该是学校首先考虑的，身体垮了，一切都白搭，可有些管理者连孩子中午或下午休息时间打球活动都要监控，一旦发现，就要严肃“处理”，因为没有被权力允许。管理者的逻辑是：万一在打球中摔伤，家长来闹，岂不是学校的责任、管理者的责任。但也不能因噎废食。

这些年最典型的就是对学生手机的管理上，争议大，出事也多。许多学校不准学生带手机，说孩子玩手机会影响学习，尤其是各类民办的补习学校，像个劳改集中营，学校没有什么报纸杂志，没有课外书，又不准学生带手机，采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学生除了刷题还是刷题。有些孩子偷偷带手机用，结果被发现后就要被没收，由此带来许多校园悲剧和管理矛盾。江西临川二中的一位年轻教师被杀就是一个手机引发的血案。

记得有一次到陕西师大给免费师范的在职研究生讲课，我讲到了手机问题，因为我不反对学生用手机，我说，在一个互联网时代，最好的教师是互联网，教育必须面对一个崛起的互联网世界，让学生学会使用手机，管理自我，把手机变成学习机而不是游戏机，这是一种能力，也是成长的标志。课后，有个贵州的老师就给我诉苦说，她们学校规定孩子不能带手机，校长和教导主任天天在门口抽查学生书包，一旦发现手机，发现一例扣班主任100元，而且规定水杯不能放在桌子上，发现一例也是扣100元。我想：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啊？

“摄像头思维”是一种权力思维，遵循的是管控逻辑，它忘记了管理对象是有情感、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的人，不是工具，不是动物。忘记了教育要使人成为人，首先必须把人当人。这是最基本的教育伦理。教育不仅仅要使学生懂得社会规范，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更应该唤醒人的精神，抚慰人的灵魂，使人感受到教育的温暖，逐渐引发使命感，自觉承担起对自己生命的责任，追求真理，明白价值和意义。因为生命首先属于自己，人生也都是自己过的，意义是自己找来的，每一个学生不仅仅是国家和社会的工具，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有尊严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能承担起对自己生命的责任，TA就会把这种责任推卸给社会，导致教育成了无本之木。而且长期处于监控下人，一旦外界的监控丧失，TA就很难处理好和自己的关系。现在许多学生离开学校后如果独自在家往往不会学习、不会自我管理，难道不能引起教育管理者的反思吗？

记得有一年高考结束后，一个学生在群里把“无聊”两个字打了100多遍。还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到了加拿大留学，说这个大学考试无人监考，但只对中国学生检查学生证和身份证明。我想，这恐怕不能简单归之于“身份歧视”，一定和中国学生的所作所为有关，大陆一些学校的考试甚至几个教师监考，还有监控摄像头，但依然不能阻止学生考试作弊。

教育管理者应该认识到，人在自由状态下最有责任感，道德感是选择出来的，它遵循自利的原则，不是打压出来的。赶牲口可以高高举起鞭子，管理人绝对不行。你和人性作对，胜利的永远都是人性。长期处于自由状态下的生命也最具有创造力，有学者就认为埃及金字塔是自由人的创造，绝对不是奴隶们在皮鞭下建成的。王小波说，西方近代那么多文明成果竟然是玩出来的，这是东方帝国在等级体制的“摄像头思维”下的当权者大概无法理解的。

仿照朱清时校长的话“相信教师会教书，相信农民会种地”，我加一句，相信学生爱学习。因为学习是人的一种高级本能。

（来源： 敩民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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