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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 凌逾:中国女性主义的自我赋权叙事策略

凌逾 跨界经纬 2020-01-18


中国女性主义的自我赋权

叙事策略*


凌逾,《中国女性主义的自我赋权叙事策略》,《学术研究》,2010年第4期


[摘要]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风云90年,从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的语言哲学转向语境中,西西和黄碧云谋求建构女性的自我赋权话语:一是重塑语言,巧用命名权,破除污名;二是反叛传统的父系书面语言体系,创造口述史叙事体,建构女性集体叙事权威;三是改写父系历史故事,反叛传统父系文学批评的偏见,自我赋权,体现出后经典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中国本土特色。


[关键词] 女性主义叙事学命名赋权集体型叙述改写父系故事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4-0148-05


20世纪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人是理性的动物”的中世纪哲学观点被改写为“人是语言的动物”,人类通过语言来重构客观现实与精神世界。话语是历史形成的社会建构,什么被看作真理,谁可以决定真理,往往取决于体制中的权力关系。福柯对话语和权力的历史分析见解独到。西方后经典女性主义叙事学家也因此省察出,语言决定男女如何看待自身,父权制的社会脚本容于语言中,性别歧视源自内在,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女性的第二性地位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并成为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现象。为了建构女性自我赋权话语,中国女作家开创出了有本土特色的叙述法。


一、重塑语言:命名的自我赋权



有权力命名世界,就有权力影响现实。他者的异化在于不能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罗兰·巴特将语言看作反叛的媒介。特里·伊格尔顿则认为,后结构主义无力打碎国家权力机构,但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女性若想改变他者异化的身份,就要反叛传统符码,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1】方法,检验语言如何影响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化,发现话语惯例如何成为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之结果如何成为常识,揭示出导致这些惯例自然化的社会、历史机制。如权威的声明必须从男人口中说出;有价值的观点必须无人能反驳。这种话语惯例体现出男性思维特点。女性若要建立主体意识,就要争取话语权,如玛丽·赫塞所说,对自然加以隐喻式的重新描述(metaphoric redescription)。不少女作家都认识到符号是性别斗争的场地,女性缺乏“命名”权,在历史中消声无名。



中国当代女作家们首先谋求命名权革命,去除污名,创造了第一种自我赋权话语。例如,香港女作家西西创设了“家务卿”新词,体现出命名意识。她的长篇小说《飞毡》(1996年),【2】叙述花初三不仅自己洗衣,还帮妻子洗内衣,岳父急得忙叫女婿继承家具店产业,免得有失体统。谁想花初三留学欧洲后无心生意,一心学问;且受异国文化熏陶,以干自己的事情为荣。西西赞之为“家务卿”,诙谐有趣,也为被贱视的家务重塑金身,意即家务无小事,可与“国务卿”媲美。在传统成见中,女性从事家务劳作,多被污名为“黄脸婆”。杨绛支持钱钟书创作《围城》,还自嘲地谦称为“灶下婢”。



但是,孔孟学说以国为家的放大,以忠为孝的延伸,编织出儒家政治和伦理的经纬。既然忠孝、公私齐一,中国文化却缘何区分出国务重、家务轻之理呢?真是逻辑不一。西西在散文《月亮走》【3】中,提及自己作为全职女作家,填表时常被人目为家庭主妇;身份无法被命名,她只好自嘲:“以后就填孙悟空,横竖我本来的行当就是孩子王”。她的小说《玫瑰阿娥的白发时代》讲述老太太经由基督教徒施洗,得了新名“玫瑰”,她顿时有回春之感,生出小孩般的活力,这体现出命名对女性的神奇力量。


西西在《我城》中叙述“瑜和他”的故事,命名女子为“瑜”,排序在前,男子无名只有人称代词,附属在后,有意反叛传统称谓习惯。西西常将笔下女子命名为“花”,其原因在《雪发》中论过:姓“花”让人想象到满带色彩与芬芳的女子,想到花木兰代父从军、英姿飒爽。西西将散文集命名为《花木栏》,因为女子也可以做“文字花木的园丁”,也有话语权。她的《飞毡》的花家女性则在生活战场打拼围猎,但哨的不是雌鹿,而是重振花家和叶家产业,花叶重生。西西还在诗歌中倡导西方社会那样变革语言:“母鸡是shen承继人是sheir天堂是sheaven希伯来女子是shebrew人类是wekind历史是herstory。” 【4】



确实,西方女性主义者觉悟更早,她们要么创设新的女性理论术语,如盖尔·卢宾自创gender术语,反叛区分性别的生理差异(sex difference)标准,而以“社会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取代,开创了新的理论视野;要么为大众提供正面词语,以描述受禁止、被污名化或者被男性观念异化的女性经验。


一是反对以男人作为人的总称。如安德丽娅·德沃金认为,人权不是therightsofman,而是the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榜样不是models of man,而是models of the person。她还添加了一些有争议的词汇,如gynocide,形容一切历史上的父权制,这词由种族屠杀(genocide)和女性雌性(gynoecy)合成,汉译为“女族奸杀”。



二是干预词义构成的过程。如玛丽·戴利,用大写强调女性词汇,创造大写的Goddess(女神),与God(上帝)相提并论;改造负面词语,赋予其正面涵义;拆分词语,揭示出隐含的性别歧视臆想,如用“the/rapist这个/强奸者”代替therapist临床治疗者。【5】


三是描述父权文化难以命名的经验。如苏泽蒂·埃尔金创造词语,如动词doroledim描述“女人因生活无趣而饱食终日的行为”;名词radiidin“非假日”表明节日女人仍没完没了地干活;创设亲职(parenting)一词,取代母职(mothering)。四是西方女性主义语言学家编辑出版了《女性主义词典》(A Feminist Dictionary),【6】挑战以男性视角编码的辞典系统。



然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辞典尚未面世,这是大可拓展的领域。命名是一场思想观念革命。1918年,刘半农首创了“她”作为第三人称女性代词,与英语SHE呼应,成为汉语女性称谓的创世纪命名。相应的还有“女性”,为WOMAN的汉译,也是具有反叛性的时代符号。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女性”一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改译成“妇女”。


早期女作家对女性称谓也有一定的觉醒意识,如丁玲说,我卖文,不卖“女”字,反对性别歧视。如张爱玲的小说《琉璃瓦》(1943年),叙述姚先生家里女儿成群,被人戏称为“瓦窑”。典故出自《诗经·小雅·斯干》,生男弄璋,意在希望他长大后做官,因为璋为玉质、礼器,为春秋时功臣朝见王侯时所执;生女弄瓦,瓦则是陶制的纺车零件,这显然体现出男尊女卑的观念。张爱玲有意反叛“瓦窑”说,直言姚家女儿出色,应是“琉璃瓦”,突显出自我赋权意识。但女人作为“瓦”的文化根基没改变,到底还是让人丧气。从20世纪初的“她”,到中期的“琉璃瓦”,再到后期的“家务卿”,中国学界重塑女性语言的步子迈得沉重而缓慢。



当然,自我赋权的命名也存在悖论,命名或定义既有建设性,也有约束性。命名的意义并不只是行使权力,实现尼采的知识意志(will-to-knowledge),或根据清晰定义去控制及组织现实。如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任何符号系统都要置于关系的系统中考虑,用实物证明的定义在每个情况下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诠释,要固定意思的尝试注定失败,因此意思的本质是它永远都已经在别处。贝托尔·布雷布特的《人乃人》也指出,当你命名自己,你永远都在命名另一个人。人的言行并非总是其本意,语言时常掩盖思想。所以,我们要提防对名词的过分着迷,要用整体组成形式的方法建构新的文本理论学术范畴。


二、建构女性口述史的集体叙事

声音权威



给女子作传的传统典籍,表面看来采取全知全能视角叙事,实际上多是男作者以父权统治阶级视角书写的,难以进入女性的真实生活体验和心理世界。如汉代的《烈女传》记载百位具有通才卓识,奇节异行的女子;《明史·列女传》记载为父守节、殉夫的事迹冰霜惨烈的节烈女,都具有惩戒和载道意义。因此,当代女作家们还通过口语体集体叙事,有意反叛父系书面语言的话语体系。


当代香港女作家黄碧云的长篇小说《烈女图》(1999年),颠覆全知全能的父系权威话语体系,叙述香港百年三代女性的奋争史,采用口语化叙述。因为众女子自古“心里明白,然无可言语;她肚子发苦,口中却甜如蜜”。黄碧云让婆、母、女三代众女性人物各自讲述自身历尽磨难的一生,一如《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的创意,让女人发言打破沉默。众女口述的叙述风格,近似于兰瑟【7】创设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术语集体型叙述,即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叙事使用“我们”,赋予边缘或受压的女性群体以叙事权威,对抗以男性为中心的小说情节结构传统,将男性改写为“他者”。这种集体型叙述采取三种形式:某叙述者代表某群体发言的单言;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群体中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



《烈女图》分为《我婆》、《我母》、《你》三部分,既叙述个人苦痛记忆,也集结百年女性血泪史。后现代社会赋予弱势群体话语权,小说因此雕琢了三代平民女性群像。如我婆时代,妻妾宋香和林卿遭逢战乱,日本侵略、国共内战,女性身体饱受饥饿甚至暴力的摧残,无尊严可言。我母时代主要叙述了工会运动,如母亲一代彩凤、金好、带喜、银枝等女工的艰辛人生,女性开始萌芽出性别意识,权力争夺战悄然上演,同性恋的意绪也潜滋暗长。你时代获得了情欲解放的权利,但女性并没有收获到多少自由,反而心痂百结。


总之,三代女性,或为母女、婆孫、亲友,或为女工姐妹同好,关系缠缠密密,错综复杂,形成了交响乐似的叙述声音,不经意地触动着女性读者隐忍的记忆。《烈女图》采取集体型叙述的结构方式,比兰瑟的三种方式更进一步,黄碧云开创出了分代女性群体轮言的叙述新意。



女性口语叙事体,以女人的说话方式,言说女人的故事。《烈女图》的语言直白,句式奇短,穿插粤语、客家话、半唐番语,如“咯噔咯噔,电筒光照着矮婆仔的脸。短命仔,你作死……短命仔当了乡保,穿皮鞋,还驮枪,好威风。”人们的偏见以为,女性的口头语言只会运用表达感情的形容词、色彩术语、超级礼貌形式、模棱两可的话、附加疑问句、强调重音,纯属无权力的语言。


黄碧云有意改变这种偏见,小说语句充满了反讽的张力。如我婆林卿对女儿林饱饱所言就很有力:“自己赚钱自己吃,吃饱饱,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烦人,这就好。”这个感悟来自于血的教训:她八岁被母亲卖作童养媳,年少被叔叔强暴,没成亲丈夫死去,守寡后,被家公强暴,被家婆暴打,结果,“你婆婆林卿放下翻头婆,追了上去,一连开了四枪,开到你婆婆家公脑袋开花,爬在地上,你婆婆林卿用脚翻他过来,回上子弹,枪嘴按着他的春袋,砰砰开了两枪……”【8】林卿煮阿叔的尸骨,杀公公,要求阿月仔正式迎娶自己,让两个女儿冠母姓。而在战争灾难面前,男人们却选择了逃避,他们要么懒惰颓废(如宋香父亲“偷鸡宋”),要么好赌(如阿月仔)、乱性(如林卿叔叔),动辄使用暴力(如林卿家公)。



社会偏见往往认为女性语言啰嗦,但黄碧云却有意运用重复的口语,因为千百年女性的血泪史靠女性之间口耳相传,长者们需要反复念叨惨痛经验和教训,才能使后来者烂熟于心,刻骨铭心。而且,黄碧云并不忌讳使用暴烈苦楚的骇人意象,敢言女人不敢言,反复出现死尸、乳房、猪、老鼠等意象,剖露血淋淋的人间惨剧:“你婆婆的尸体搁在路边,棺材一直滴出水来……尸体重得像铅……你婆婆死时肚皮上一个大血瘤,经已烂透,两个乳房冬瓜一样跌在身边”;“米雪儿的尸体。尸体扬起头,脸好紫……颈上都是褐色的血痕。她的脚,好奇怪的,屈在她背后,大概已经断了,脚掌向天,还穿着球鞋。”


黄碧云扭转了“观看”为强、“被观看”为弱的二元对立权力模式,不采用强势的男性凝视方式,解构色情意味;而让女性自己感悟身体和灵魂的苦楚,省思根源,在坎坷中培植坚韧的意志力,在平凡琐碎中寻找不屈的生存力量,以双手为自己挣得生存的机会。



女性口语叙述体,往往刻意背离充满逻辑理性的父系话语。一是事件纪元依照女性个人的记忆,如小说开篇纪元,始于你婆林卿出殡之际,“这是香港百年最热的一天”,封棺之日乃“丁丑年七月初八”,为“九七”回归一个月后,突显出寓言性。而关于抗战,记载为“日本人來的那一年,你婆婆宋香二十二歲”,有別于父系文化以家国宗族维系为主体的方式。


二是在称呼上自创一体,如将高曾祖母称呼为“你婆婆婆婆”,有意脱离父系家谱体系。三是不依照时间次序为纵轴的传统叙事结构,而采取时空交错法,众女喧哗,苦不堪言,因而声音时断时续,如《你婆》叙述宋香云云,忽而又转入林卿母親喃喃自語;《你母》彩凤讲做工经历,又杂入银枝和带喜手拖手的故事,酝酿出同性情谊的模糊暧昧的气氛。



四是女性人物口语和叙述声音符合伊瑞格蕾提倡的“女人话”风格——有意进行非理性、无逻辑、反思维的散漫表达,突显出众女的刚烈独立,即便在战乱暴动时代,在婚姻枷锁内,仍能直面乖舛的人生,不靠男人靠自己而生存。《烈女图》敢言男人不敢言,绘出了无文无名的女性血脈图谱,有别于男性宰制的父权宗族文化,创造出女性口述史的集体叙事法,建构出全新而有力的女性史。


三、重构父系故事话语



女作家们还创造出第三种自我赋权话语策略,改写父系历史故事。去除女作家在父权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ic criticism)的文化阴影,不是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的俄底浦斯式父子斗争的弗洛伊德式传承焦虑,而是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年)说的父系文化影响焦虑,并将之转化为女性主义策略,认识到性别是影响文本创作和解读的无意识因素之一,透析出“性别与阅读”议题,即在阐释文本时,叙事学的隐含作者和接受美学的隐含读者都有性别因素在起作用。


对传统男性中心文本进行颠覆性阅读和重构。在西西看来,历史是herstory,也是Hi,story,既可跟历史亲切对话,也可改写历史故事。从女性视角入手,重新解读经典故事,典型地体现在西西的故事新编小说集《故事里的故事》中。如其中的《芭蕉扇》(1987年),【9】改写《西游记》故事,主角不是孙悟空与铁扇公主,叙述内容也不是智取铁扇、血洗翠云山芭蕉洞、战胜妖魔、取经得道升天等男性传奇故事;而是选取铁扇公主身边的丫鬟“猫”为叙述视角。



小说主题改写为修炼心性:一是半人半兽动物希冀修炼成人身,比如牛魔王、猪八戒、人头马;二是女身希冀修炼成男身,因为谁愿意做“总受男人欺压的女人”,“就是死了,还要受男人欺凌”,“铁扇公主”的本领可强了吧,人也漂亮极了,可是,还不是给丈夫抛弃了。虽不愁衣食,可今天为爱情烦恼,明天又担忧孩子的安危”;“那宝贝扇子也搧不熄男儿沾花惹草的火”。最后,“我”这只猫终于不必经过修炼人身的痛苦而直接成仙,因为“我”被认定是天竺猫,带到长安藏经阁驱鼠,以守护经书。


但小说结局颇具反讽意味,猫最终竟修炼成不吃老鼠的神仙,带着老鼠天天去皇宫的御膳厨饱餐。猫不仅违背本职,而且自甘堕落,还自以为成仙,它不过是形同虚设的宠物猫。在女性小民视角的观照下,得道成仙不过是兽心与人心的大战,魔道与人道的较量,残酷性不亚于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善恶大战,西西因此解构了英雄霸业等男性神话。


再如西西的小说《浪子燕青》(1996年),【10】以女性视角重新解读男性英雄传奇文本,反省人物“燕青”的建构史、叙述史,上溯《大宋宣和遗事》,下至《水浒传》,从传说、评说、小说到图画绣像插图等诸多版本,作者探讨人物燕青如何被历史捏造和雕琢,梳爬工夫如篦子梳头。如福楼拜所说,“写历史小说是一门小说考古学”。【11】



西西从三个方面解剖“燕青史”,一是插图本的人物外貌描述,发现燕青插图的簪花细节,这既反映了宫廷时尚,也隐喻“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花开花落,体现出梁山泊英雄的兴盛轮回;二是史传、杂剧、小说中的身世叙述真真假假,相比之下,虚构小说《水浒传》反而传达出一定的真实性;三是结局版本,好汉们以兄弟手足之名聚义,以忠孝朝廷之名解体。


西西穷本溯源的结果,发现燕青原不过是个奴隶,弱势群体里的人物,后来却摇身成为梁山泊的小头目,直至最后他终于得出了清醒的自我认同意识,决定“自此不做奴隶,也不做强盗,要做回自己”。女性叙述史诗更注意日常情味,而男性则往往关注征战、霸业。西西挖掘被历史典籍删除省略的英雄好汉们的日常琐事、战事之余的人际交往、深山幽林里寻访草药,寻找夹缝中的叙事。



由此,西西质疑传统文化中所谓好汉、强盗、奴隶、官差的定义,有意解构英雄霸业名义,反省男人社会中的歧视和不平等。发现历史上和当代文本存在的问题,需要具有女性主义的敏感意识。西西研读过波伏娃的《第二性》等女性主义论著,她的大部分创作都有清醒的性别意识,有意改写爱情神话故事、弃妇诗学、女性气质再现,思考女性的自主选择,洞察女性心理和生活真实,如《东城故事》、《母鱼》、《感冒》、《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寻找胡利亚》、《哀悼乳房》、《飞毡》等小说。她的自我赋权话语表现在破除女性身体文化禁忌,表现在对语言的敏感,努力去除污名赢取命名权,也表现在她对传统男性中心文本的颠覆性阅读和重构。


西西有一首宣言式的诗歌:【12】“许多女子有一桩心事广为人知找寻白马王子倒不如远赴茅山求太乙真人一枝莲花三片荷叶重塑凡身好将肋骨还给亚当”。其中流露出重塑女身的愿望。她在《哀悼乳房》中,视“天使”为女性独立精神的最佳象征:“天使没有性别,也不裸露。他们自有吸引人的表征:强壮而美丽的大翅膀。今世也有一种女子,聪明能干,不卑不亢,能够自食其力;她们其实也是天使”。【13】西西自己正是这样的天使,自食其力,自编文字飞毡而飞翔。



女性的自我赋权话语,还在于重塑文学批评标准。劳伦斯·力普金认为,男性批评从未考虑到妇女可能用自己的方式阅读或解释文学。马丁认为叙事视点(point of view)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确实,性别叙事视点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事实和结论。而且妇女历史和文化本身也有多样性,如黑人妇女、工人阶级妇女、华人女性等,各有差异。由于女性中心批评缺乏自己的传统,它需要抵制男性方法的诱惑;妇女诗学要通过诗歌、小说、戏剧、论文、小册子、书信、日记、甚至会话记录,建立妇女对自身经验和实践的言说,建构新的历史文化。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以反思这些问题:“仙女、悍妇巫婆、红颜祸水等男性写作传统是怎样的文化隐喻?女性文学作品与男性文化传统格斗,其中的文化性沉默与空隙能够得到充分揭示吗?非主流的女性批评能够通过广泛而细致地阅读自己的文学本文,而总结出自己的方法与理论吗?”[14]女性主义叙事可行而且必要,它使沉默女性的声音被听见,它不仅命名从未被命名或未被看见的事物,而且也使今天和未来的妇女审视和表达自己的真实。



中国女性主义叙事已经开创出三种策略,一是重塑语言,巧用命名权;二是建构女性集体叙事声音权威;三是改写父系文本故事,自我赋权。这些策略不仅具有本土特色,而且富有创造性,相关课题值得继续深入开拓。


注释: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跨媒介叙事的香港文学新生态”(2009045041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英]玛丽·塔尔博特.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西西.飞毡[M].台北:洪范书店,1996.

[3]西西.花木栏[M].台北:洪范书店,1989.

[4]西西.女性主义字典抽样[A].西西诗集[M].台北:洪范书店,2000.

[5] [英]玛丽·塔尔博特.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Kramarae, Cheris, and Paula Treichler. A Feminist Dictionary [Z].  London: Pandora,1985.

[7]Lanser, S.Fictions of Authority : Woman Writersand Narrative Voice [M].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8]黄碧云.烈女图[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

[9]西西.芭蕉扇[A].故事里的故事[M].台北:洪范书店,1998.

[10] 西西.浪子燕青[A].故事里的故事[M].台北:洪范书店,1998.

[11] 西西.故事里的故事[M].台北:洪范书店,1998.

[12] 西西.许多女子[A].西西诗集[M].台北:洪范书店,2000.

[13] 西西.哀悼乳房[M].台北:洪范书店,1992.

[14] [美]约瑟芬·多诺万.迈向妇女诗学[J].陈晓兰译.文艺理论研究,1995.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谢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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