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吉雨辉：学者的严谨 文人的气质——读黎湘萍自选集《从边缘返回中心》

 学者的严谨 文人的气质

——读黎湘萍自选集《从边缘返回中心》 

黎湘萍

吉雨辉：学者的严谨 文人的气质——读黎湘萍选集《从边缘返回中心》 ，《华文文学评论》，第2016期

   黎湘萍

自选集

       摘要:  黎湘萍自选集《从边缘返回中心》关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尤其钟情于台湾文学研究。选集文章践行以史料为前提、理论为底色、文本解读为本的文学研究方法，具有深厚的历史感，不仅展现著者作为学者的严谨，还展现出独特的文人气质，这体现在其文字的优美、知性的趣味和情感的悲悯上。

       关键词:  华文文学；台湾文学 ；黎湘萍

        黎湘萍教授是以台湾文学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学者之一。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黎湘萍致力于台湾文学研究，兢兢业业，期间发表大量论文、专著，成绩斐然。《从边缘返回中心》是新近出版的自选集，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2辑，收录17篇论文、随笔、序跋等，囊括三十多年学术生涯对世界华文文学的观察、思考和评论，所录内容广博，但关注焦点在于台湾文学。

       在自序中，著者对“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学科下了精当的判断：这是一门终结“冷战”思维的新学科。相对政治，文学的交流和对话更早地在不同意识形态间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这门学科的不断发展，“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精神疗伤和再造新的多元的华人文化的过程”。[1]在此判断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了华文文学具有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两方面的价值。1997年，黎湘萍撰文《从边缘返回中心——关于华文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指出，华文文学蕴含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以70年代末为转折点，文学的交流与研究在中国从边缘返回中心的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提供了助力。以此议题为中心，作者的全部写作，正有意靠拢这一中心点，以港澳台文学以依托，展开论述，力求展现华文文学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一    

        选集包括观察和思考、随笔、序跋与书评三个部分。观察和思考部分有8篇论作，这是作者对“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学科的凝视和思索，是作者思想的关注点和个人治学趣味之所在。在华文文学漫步中，黎湘萍以其独特的感受力和思维的敏感度，注意到了台湾作家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与战后东亚诸问题的内在关联，强调其作品所讨论的思想问题（包括帝国主义问题、殖民地问题、战争创伤问题、历史问题、冷战问题、跨国公司问题、民众史问题、民族分裂问题、白色恐怖问题、思想史问题）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陈的小说以及系列评论中包含的深刻殖民和现代性思考，从理论层面创造性地指认出陈映真具有的先知般的批判性预见和洞察力，这对于海峡两岸都具有深远的启示意味。黎湘萍还从台湾日据时期的一份报纸和港澳小说来进行时间与叙述的讨论，在《时间与叙述——观察“殖民地”文学的方法？》一文中，从时间（政治时间和文化时间）维度出发，考察台湾、香港、澳门三个不同空间对人的生命时间的把握，以日据时期《台湾日日新报》来研究台湾纳入殖民地的“时间”轨道后的复杂生态，以也斯《后殖民的食物与爱情》来讲述香港快节奏下的都市“焦虑症”，以《大辫子的诱惑》来探讨澳门的文化冲突/融合问题。此外，还关注到江文也的诗文和音乐，探讨其生命伦理和价值；比较阅读陈纪滢、周立波、张爱玲和丁玲四部小说，探讨冷战初期两岸的现代性；以台港澳文学史的撰述来探究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的问题等等。

       随笔部分，是黎湘萍的学术漫游，兴之所至，有感而发。所涉包括海峡两岸的鲁迅解读和接受，通过对比大陆和台湾的鲁迅阅读史，呼吁“把阅读鲁迅重新还原为个人行为，而不再是一种‘仪式'”，这在如今大陆的学校教育中是很有必要的。又有对陈映真近作的解读，指出它们的价值在于对历史的清理和人性的反省，也有白先勇的作家论和对其青春版牡丹亭的文化复兴意味的思考，同时还收录一篇悼文，悼念台湾作家林燿德。

《台湾的忧郁》

        序跋与书评部分，见出黎湘萍的阅读趣味，作者在后记中说是“留下一点读书的痕迹”。其中包含其个人论著《台湾的忧郁》的台湾版自序，这篇序言，较90年代书籍写作自是不同的心情和感触，黎湘萍与他的研究者陈映真已然是熟识的朋友，再加上大陆几十年的现代进程，使得作者更加理解国境内的“异国”现象，论述鞭辟入里。此外还有台湾作家隐地的散文集代序和龚鹏程《文学散步》文论代序，及一篇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书评。

  二    

      在访谈中，黎湘萍自言倡导文学研究的三足鼎立，即理论训练加史料加文本解读的治学方法。[2]在这本选集中，作者力行之。全书三辑的写作，不管是论证色彩浓烈的观察与思考部分，还是含较多个人色彩的随笔和序跋、书评，其间或多或少都可以发现浸透其中的理论观照。黎湘萍原学文艺学，自言藏书中有大块中外理论，因此，对理论自是手到拈来。可贵的是，其文并没有落入理论的“石林”，让人望而生畏，而是以理论的底色为之添彩增光。如对陈映真的解读，显然可以发现其间包含的殖民理论和现代性思考。又如在《光复初期公共领域的建立和文学的位置》一文中，以汉娜·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来引出论述。

唐弢

     黎湘萍特别谈到从其业师唐弢处获益最大的是“历史感”，即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文学背后的人的生活。体现在文学史写作问题上，作者怀抱整体的历史观，认为只有具备“华人文学”这一立足于“族群”的心灵建设的“文化视野”，才有可能在时空中把中国近代至当代的文学与台港澳文学打通。故他对各种版本的文学史的评论，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即使是对其十分敬重的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也始终存留自己的问题。

       本着史学的方法，黎湘萍对时间非常敏感，注意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关注某一特定的时间范畴。以《光复初期公共领域的建立与文学的位置：1945-1949》一文为例，将光复初期限定在1945-1949年，以论述这一特殊时期的公共领域建构。又如他对《台湾日日新报》创刊号日期的考证，通告上为“五月一日创刊”，而刊物上实写为“明治三十一年五月六日”，存五天之误差。此番考证无疑是对其求实认真的史学方法最好的说明。黎湘萍充分重视史料的获取，注重挖掘一手材料，直面最原始、最可靠的资料，以其作为研究的基石。诸篇论文都有着丰富的文学史料，如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坛的研究，充分注意对报刊、杂志的梳理追踪，在此基础上理出研究脉络，获得史料支持。

        此外，论者很注重文本解读，在诸篇文中都谈到细读的重要性，其文章也多建立在对文本的细致解读的基础上。如《思想者的“孤独”》对陈映真小说《乡村教师》、《面摊》、《我的弟弟康雄》等，又如文章《盲人瞎马的闹剧和瞎剧》等，都做出了细致解读，在作品研读中提出问题，深化思考。尤其在《细读的烦恼——从<家变>评论海峡两岸台湾小说之研究》中，针对台湾作家王文兴长篇小说《家变》，认真比对两岸的解读，梳理分析了封祖盛、尉天聪、杨牧、颜元叔、黄重添、张汉良等人的解读，概括出两岸台湾小说研究的两种大致模式：社会学或意识形态的批评和细读作品的艺术批评，并引出自己独特的思考，认为台湾小说研究上存在某些盲点，如缺乏时间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纵向观照，空间上缺乏两岸的横向比较。这篇“解读的解读”更能看出作者对于文本解读的重视。黎湘萍始终认为，只有通过作品的鉴赏和品读，才能把握作品风格，作家思想，于细小处发微。

  三    

        读黎湘萍的文章，不管是评论性质的，还是随笔和序跋书评，笔者惊讶于其文中若隐似现的文学气息。他的文章，远离时下某些生硬刻板的评论语言，其文字，不说文采斐然，也是深有功底的。同时，因其学识丰富，旁征博引，做到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黎湘萍的评论，不失公允，不囿于成见，对文学史中存在的作家作品投以历史的理解与宽容，始终流露出一种“悲悯”。

       在其语言表达上，整本选集的文字，都具备相当的文学美感，丰富，简练。以其随笔文字而言，评论白先勇的一篇，以“谪仙”称白先勇，讲白的隐谷后花园：“当时，花事虽不甚盛，但四周的树木，郁郁葱葱。庭园花树之中，放着两把靠椅……”[3]这一段，真是极好的小品文字。另，给台湾作家隐地的散文集《草的天堂》作序一篇中有一段：“好酒需慢慢地品才能知其真味，不必人劝，也不宜贪杯，喝到微醺处，便被这水中的火醺烤得飘飘然，醉眼朦胧中，仿佛获得了自由，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那到处都是面具遮掩的现实世界也被揭开，变得生动清晰”[4]，此番文字，感觉细腻而贴切，值得称道。此为代表，他处不作赘言。

博尔赫斯

        黎湘萍有着广阔的中西文化视野，博闻广识，故其文章别有一番趣味。最有趣如《“狐狸”文论——序龚鹏程<文学漫步> 》一篇，引古希腊诗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提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种文人学者类型，认为龚鹏程的《文学漫步》是“狐狸”文论，不拘一格，并进一步通过论证分析，最终以中国传统的“猴气”描述龚鹏程的治学特色。此篇从古希腊文论而转向中国的古代传统，既可发现作者的知识渊博，又能感觉到一种欢欣的学术趣味。另有一篇写江文也的文章，从福柯《词与物》“前言”中博尔赫斯的一段话，引出江文也这一无法归类的人物。博氏讲“中国某部百科全书”把动物分为属皇帝的、有芬芳香味的、驯顺的、乳猪等等14类，这种幽默的分类，带有夸张和讽刺意味，归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杂，也正因此，江文也这类人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不仅文章的开头趣味十足，作者也十分注意留一个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结尾，如在评价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时指出，所谓文艺复兴，其实也就是各种形式的“故事新编”吧？这种结尾处的灵光一闪，既是作者的深刻思考，更劈开一个研究的领域，留待有识之士开垦。

江文也

       在黎湘萍身上，有着一种学者的情感上的悲悯。这种文人气的悲悯，可以看出他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所怀的理想与浪漫。一方面表现为对不同意见者的宽容，如对王文兴长篇小说《家变》解读的解读所抱的历史的理解和宽容；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于一些地域流动性极强和时代跨度大的作家的关注。地域流转者最典型的如江文也。江文也（1910-1983），祖籍福建，生于台湾，学于日本，创作于北京，死于北京。如上文提及的，江文也作为尴尬的一类人，往往被忽略，而在《“一”与“多”的辩证：江文也的诗艺与生命伦理》一篇中，黎湘萍对江文也其人和艺术世界给予极大关注和细致的评点，尤其对江文也诗作的品评，感受独特，见解别致，更可见出其中包含着深刻而满含的情感。时代跨度大者如台湾作家陈映真和杨逵等，作者毫不掩饰对陈映真作品中思想的敬服，对于陈映真作为思想者的孤独，饱含同情，对于杨逵身上所折射时代问题，热切关注。作者以一种历史的理解和宽容，对作家作品投以关注进行解读，真正地含有一种理解的、同情的悲悯，做出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黎湘萍:《从边缘返回中心：黎湘萍选集》,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序。

[2]黎湘萍,陈美霞:《黎湘萍教授谈台湾文学研究》,《学术评论》,2013年第3期。

[3]黎湘萍:《从边缘返回中心：黎湘萍选集》,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页。

[4]黎湘萍:《从边缘返回中心：黎湘萍选集》,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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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李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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