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

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书城》，2008年第8期

      写完《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一书，照例要写一个前言，我把想要交代的一些想法写在下边。

  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申报》上，刊出了社论《论画报可以启蒙》。此文关于画报意义的论述，在晚清很有代表性。概括起来，不外以下两点:一是图像可以深化书籍，一是画报便于读者接纳。“古人之为学也，必左图而右史。诚以学也者，不博览古今之书籍，不足以扩一己之才识;不详考古今之图画，不足以证书籍之精详。书与画，固相须而成，不能偏废者也。”这一点，宋人郑樵早已有言在先，近人鲁迅也有相当精彩的补充说明。晚清人较为成功的论述，还在于如何借画报的通俗易懂，来真正落实时人所向往的“启蒙之道”。“现今画报盛行，宜家置一编，塾置一册”一一之所以如此自信，乃是因识字不多者，也能阅读画报。所谓“不特士夫宜阅，商贾亦何不可阅?不特乡愚宜阅，妇女亦何不可阅”，强调的重点在“乡愚”、“妇女”与“商贾”，而不是有能力读书阅报的“士夫”。

       十五年间，刊行四千余幅带文字的图像，并因关注时事、传播新知而声名远扬，如此理想的个案，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里所说的，自然是《点石斋画报》。“天下容有不能读日报之人，天下无有不喜阅画报之人”——如此富有煽动力的表述，乃《点石斋画报》的“自我表扬”。创刊两年后，《点石斋画报》声名远播，于是重开招商广告，其《画报招登告白启》(1886年7月《点石斋画报》第83号)中便有此等豪言壮语。有趣的是，如此句式，与日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中的“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十分接近。这固然只是舞台上的自我喝彩，可百年后的今日，《点石斋画报》确实成了我们了解晚清社会生活乃至“时事”与“新知”的重要史料。

       对于《点石斋画报》等晚清画报的解读，可以侧重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可以看好“不爽毫厘”的石印技术，可以描述新闻与美术的合作，可以探究图像与文字的互动，可以突出东方情调，可以强调西学东渐，可以呈现平民趣味，也可以渲染妖怪鬼魅……所有这些，均有所见也有所蔽，有所得也有所失。因学识浅陋而造成的失误，相对容易辨析;至于因解读方式不同导致的众说纷纭，则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实际上，所有研究者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面对这四千余幅图像的，不存在一个可供对照评判的“标准答案”。

  多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提及:“创刊于一少又八四年五月八日，终刊于一八九八年八月的《点石斋画报》，十五年间，共刊出四千余幅带文的图画，这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个不可多得的宝库。”这话有瑕疵，须略为修正:不仅《点石斋画报》，众多徘徊于“娱乐”与“启蒙”之间的晚清画报，都将“对于今人之直接触摸‘晚清’”起决定性作用。承认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整理、描述、阐发在晚清这一特定时空中，传统中国的“左图右史”怎样与西学东渐之“图像叙事”结盟，进而汇入到以“启蒙”为标识的现代化进程。这里牵涉一系列问题，如宗教与世俗、商业与政治、文人与大众、图像与文字、知识与审美、新闻学与历史感、高调论述与低调启蒙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逐步厘清。本书的工作目标是:描述晚清画报之“前世今生”，呈现其“风情万种”，探究此“五彩缤纷”背后蕴藏着的历史文化内涵。

       利用图像之直观性与亲和力，宣传自家的真理与正道，此乃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的共同特点。这一努力，不只催生出众多供人膜拜的圣像，更造就了大批艺术史上的珍品;除此之外，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我关注的是，以图像为主体所进行的叙事，与以文字为媒介所进行的叙事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是否可以互相沟通与补充。本书第一章借助晚清三种教会读物——《教会新报》、《天路历程土话》以及《画图新报》，在宗教传播与文化交流的视野里，探讨“图像叙事”的转移以及再生。经由如此“牛刀小试”，以及随之崛起的《点石斋画报》的成功表演，“图像叙事”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发挥巨大作用。

  作为晚清西学东渐大潮中的标志性事件，《点石斋画报》的创办，涉及诸多至关重要的领域。首先，它开启了图文并茂因而可能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这既是传播新知的大好途径，又是体现平民趣味的绝妙场所，日后大有发展余地。其次，“画报”之兼及“新闻”与“美术”，既追求逼真，也包含美感，前者为我们保留了晚清社会的诸面相，后者则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美术的擅变。再次，“画报”之兼及图文，二者之间，既可能若合符节，也可能存在不小的缝隙，而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最后，那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图中之文，对于我们理解晚清报刊文体的变化，同样也不无意义。本书第二章除借助“新闻与石印”、“时事与新知”、“以图像为中心”、“在图文之间”等话题，勾勒《点石斋画报》的整体风貌，同时关注其“流风余韵”——百年来诸多文人学者对此“遗迹”之追摹、怀念与凭吊，从另外一个侧面阐发这一晚清独特的文化景观。

       晚清带有幻想意味的小说，往往出现飞翔的意象，并将其作为“科学”力量的象征。在这一有关科学的“神话”中，气球与飞艇作为飞向天空、飞向未来、飞向新世界的重要手段，被赋予了特殊的功用与荣誉。本书第三章将首先勾勒晚清科学小说中“飞车”的形象，接着追溯作家们可能的知识来源，包括出使官员的海外游记、传教士所办的时事和科学杂志、突出平民趣味的画报、古来传说之被激活和重新诠释等等，最后，论述这种获取知识的特殊途径，如何既“成全”又“限制”了晚清科学小说的发展。

        晚清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走过若干身着崭新校服的女学生，吸引了众多民众以及记者/画师的目光。千万别小看这幅略显黯淡的图景。正是这些逐渐走出深闺的女子，十几年后，借助五四新文化潮流，登上了文学、教育乃至政治的舞台，展现其“长袖善舞”的身姿，并一举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画报的存在，起码让我们了解，这些其实并不弱小的“弱女子”们，如何在公众的凝视下，逐渐成长的艰辛历程。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凝视”，包含惊讶与激赏，也隐藏偏见与误会;但所有这些目光，已经融入女学成长的历程，值得我们认真钩稽、仔细品味。本书第四章借助五个具体场景，迅速掠过那风云激荡的年代，给予晚清女学“惊鸿一瞥”。

       在晚清画报中，“帝京”仍是热门话题。只不过，由于大众媒体的发达以及政治思潮的涌动，画报中的“帝京”，逐渐丧失了神圣感与神秘性。具体表现是:政治的、军事的北京迅速消退，而经济的、文化的北京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四时节序、饮食男女、世态人情、旧学新知等都市生活的各个层面，因画报的日常叙事性质得以充分展开。如此骚动不安、杂花缤纷的帝京景象，既是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也蕴涵着某种变革的动力。对照同时期“文字的帝京”与“图像的帝京”，探讨新兴的画报与都市日常生活之间的良胜互动，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解读晚清的文化变革。本书第五章将京沪两地画报互相比照，探讨其关于帝都北京的记忆、想象、窥视与重现，尤其集中在“城阙"所凝聚着的历史意识，“街景”所体现的空间布局，以及旧俗新知所表露出来的万千气象。

      李孝悌先生的《走向世界，还是拥抱乡野——观看<点石斋画报>的不同视野》(《中国学术》第11辑，商务印书馆2002)一文，总结过去十几年间中外学界阅读《点石斋画报》的四种方式:将其视为老妪都解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性刊物(叶晓青);强调其在新知传播、思想启发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王尔敏);专注这份城市刊物所显现的传统文化的质素和志怪式的乡野图景(李孝悌);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论证《点石斋画报》的意涵(瓦格纳)。大概是受资料方面的限制，李先生并未将我的研究纳入考察的视野。

  其实，在此之前，关于《点石斋画报》，我已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报刊上发表了大大小小九篇文章，并出版了《点石斋画报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和《图像晚清》(与夏晓虹合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二书。说这些，并不是抱怨;我感叹的是，因两岸学术体制不同，加上检索不便，常常令人遗憾地忽略了对方十分重要的存在。按理说，谈论中国问题，海峡两岸的学者，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可偏偏是这两个最大的学术群体，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当初我谈论《点石斋画报》时，参考了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相关著述，可竟然遗漏了两篇发表在台湾的重要论文—王尔敏的《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传播之图说形式》(《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台北中央研究院1990)和康无为的《画中有话:点石斋画报与大众文化形成之前的历史》(《读史偶得》，台北中央研究院1993)，实在不可原谅。推己及人，我很能理解李先生的论述;同时，对于自家学术心得能在香港以繁体字印行(因而有可能流人台湾)，格外欣喜。

       既然是在“四说”之外，我得略为介绍自家研究的特点。同样关注《点石斋画报》在传播时事与新知方面的意义，我的论述，兼及新闻史、绘画史与文化史，尤其关注图文之间的缝隙，坚信正是这些缝隙，让我们对晚清的社会风尚、文化思潮以及审美趣味的复杂性，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另外，大概是出身中文系的缘故吧，我对借助图中之文来理解晚清报刊文体的变化，以及考察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之间的差异，有特殊的兴趣。再者，与其他学者不同，我关注的是整个晚清画报，不仅仅局限刊《点石斋画报》一家。

       吴研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十二回，有一读报细节，颇耐人寻味。主人公“我”(即九死一生)外出归来:“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始知是《点石斋画报》。便问那里来的?姊姊道:‘刚才一个小孩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小说中没有具体评述《点石斋画报》，可将其留给虽也精明但毕竟属于“女流之辈”的姊姊，而让男主人公独独拿走全是文字的报纸。行文之中，有意无意地，将图像与文字——具体说来是画报与报纸，做了高低雅俗的区分。    

  不登大雅之堂的“画报”，难入藏书家法眼，故当初虽曾风风火火，很快就星流云散，隐入历史深处了。等到学者们意识到其研究价值，已是“百年一觉”。随着中外学界兴趣陡增，若干晚清画报得以影印刊行;但若想了解全貌，还是得像傅斯年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十几年来，我有机会东奔西走，在各国图书馆里寻找那些泛黄且松脆的晚清画报，颇为幸福。在此寻访的过程中，给我帮助较大的图书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日本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等。藉本书出版之机，谨向上述图书馆诚挚道谢。

       即便如此努力搜寻，我能阅读到的晚清画报，数量还是很有限。有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的偶一现身，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像《点石斋画报》那样面目完整，且因屡次重刊而容易获得的—这也是很多学者愿意集中精力讨论此画报的原因。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那些与你擦肩而过，让你惊艳不已，但又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佳丽”。举个例子，一九九七年春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了一九〇七年刊行于北京的《益森画报》，当时以为平常，只是做做笔记，影印几页而已。回到北京，确定国内各图书馆均未藏此刊，赶紧请人代为复印，可无论如何，再也难觅芳踪了。

       晚清画报虽说是我的研究课题，但妻子夏晓虹倾注了很多心血。在我寻寻觅觅的漫长征途中，随时可见她的身影。还记得，合作编注《图像晚清》时，我在海德堡大学讲学，她在东京大学教书，每天电子邮件往还，报告各自的“发现”，不仅完成了著述，且藉此消除了异国生活的寂寞。

       最后，提供一则有趣的画报史资料。光绪四年(也就是《点石斋画报》创刊前六年)的正月初七，出使英法大臣郭篙煮在听取关于画报历史及制作方式的演讲后，做了如下记录:

  刻画三法:用铜、用石、用木。铜版价昂。石板起于一千八百三十年，价廉费省，故近来印画多用石板。木板用黄杨木凑合成之，用螺丝粉接，可以分段镌刻，刻毕斗合，尤易集事，《伦敦画报》专用之。各国新奇事，皆遣画工驰赴其地摹绘。……继《伦敦画报》起者《克来非其》。与《伦敦画报》相仿则有《机器》新报、《攀趣》新报、《凡匿台排阿》新报。或详器物，或主讽刺，或绘名人小像，其用意又各不同也。

       最早谈论泰西画报的中国文人，乃热心接受西方文化的郭篙焘，这个小小的发现，虽无关大局，却还是让我得意了好些天。这一点，《大英博物馆日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台北二鱼文化2004)已提及，考虑到那书难人专业人士眼，故不避献曝之讥，老调重弹。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

                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刊行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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