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孙郁：文学批评史中的鲁迅遗产

文学批评史中的鲁迅遗产

孙郁

孙郁：《文学批评史中的鲁迅遗产》，

《文学评论》,2016(02):5-8.

中国古代有自己特别的文学批评传统，审美范畴是自成体系的。现代以来，文学形态发生变化，从文章学层面剥离开来，传统的审美范式渐显锈色。批评的内涵与功能开始与复杂的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西学的因素加大。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对于文学的判断方式，既有《文心雕龙》的片影，也有章太炎文章学的痕迹。重要的是，与尼采、克尔凯郭尔的思维相遇了。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对文学的认识，已经有了东西方文论融合的态势，对于新文学的判断，开始脱离古文论的章法，输进现代哲学的新意。那是中国新的文学批评建立的初期，思想颇为混杂，争论甚多。他后来遭遇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一方面译介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一方面搜集世界各地作家的作品，思维的空间大开，形成了独特的判断文学艺术的审美方式。而重要的是，他扶植了大量文学青年，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拓展了思想的空间。现代中国的文学生产与文学批评，都与其劳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年轻时代读到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潮》时，鲁迅好奇于作者面对文学现象的情怀，那种从历史、环境、民族、诗学角度审视文学的气度，对于他有相当的启发。在看到日本、俄国、法国、德国人的批评著作时，嗅出自己的古国所没有的气息，那些灵动的、切实的，带着现实情怀的文字，使他领悟到文学的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的价值。《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的一些诗化哲学的陈述，已经出离儒学的批评框架，在词语与布局方面，伸展到了一个读者陌生的领域。

细细阅读其文本，那些关于文学的描述，是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融在一起的。他在许多地方借用了哲学、社会学的概念。但谈及文学文本的时候，又带有明显的古代文论的印记，感悟里点染氛围，辨析中带着诗意。批评也是一种对确切性的理性的表达。但只在一个参照下分析文本，或许也有片面之处。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里，他说:“我所希望的不过愿其有一点常识，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区别，接吻和性交的区别，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区别，出洋留学和‘放诸四夷’的区别，笋和竹的区别，猫和老虎的区别，老虎和番菜馆的区别……。更进一步，则批评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说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调查一点他的实行，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书。”①在这里，其实建立了一个多种语境的批评视野，他对于不同国家的批评资源的态度，是积极、开放的。

在他参与编辑或主编的杂志上，创作与批评处于平等的状态，有时候批评文章甚至更多。《语丝》《莽原》《奔流》的批评文字十分显眼，引领了时代的风气。以下的名字可以说明问题: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托洛茨基、厨川白村、鹤见佑辅、有岛武郎、藏原惟人、乔治·格拉斯、安德烈·纪德、武者小路实笃、片山孤村、青野季吉、升曙梦……这些人的批评文字鲁迅都译介过，有的是很厚重的专著。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其实也兼有批评家的职责。在他看来，这是文学的两翼，缺少一方，精神都难以飞将起来。

他在这些批评家、作家的文字里，发现了诸多的思想的元素，有些人的观点刺激了其思想的演进。文学乃为了人生的一种精神劳作，但无疑也凝聚着广阔的思想之光。他在自己的写作实践里，将感性与理性的内蕴很好地调节起来。我们看他评论俞平伯、叶圣陶、废名、蹇先艾、王鲁彦、萧红、柔石、白莽的文章，臧否得体，轻重有度，比王国维的文论要清脱、幽深，较胡适的文章要婉转多致。在感悟力极强的阐释里，间杂哲学、历史与诗学的风韵，且常常反观自我，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精神底线。和那些为艺术而艺术及观念化的批评家不同，呈现了批评的开放的维度和穿越性的伟力。

鲁迅的实践告诉后人，文学批评是有学理性的精神劳动，狭隘的民族主义、超功利主义都可能使认知出现盲点。他最初为汪静之等人的作品辩护，就是与反五四思想的对峙，有诸多闪光的意识。后来批评京派文人象牙塔化的自娱自乐，看重的是文学的社会性价值。晚年批驳张春桥对于《八月的乡村》的指责，则警惕左翼批评的完美主义倾向。批评是对好的作品的扶持，也是对有缺陷的作品的忠告，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乃有责任感的批评家的任务。倘若批评文字变为道德说教和社会价值的单纯的审判者，或小布尔乔亚的自娱自乐，则会失去自身的力量。

现代以来，批评面临的尴尬是，理论资源几乎都是舶来品，而文学又在复杂的社会风云里产生。不同流派围绕文本有过激烈的冲突。早期的左翼批评家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鲁迅后来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出一条知识分子的批评之路，即在人文传统和马克思主义遗产的参照下，从艺术规律出发，以中国特有的话语方式，表达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这些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至今对文坛亦有不小的辐射。

在批评话语的建立中，现代学人做了诸多努力。朱光潜、李健吾、茅盾、钱锺书都有自己的经验。鲁迅与他们不同的是，译介批评文章与创作作品同时并举，且一直与各类文学流派有对话或交锋。面对不同文本的时候，概念的使用不同。讨论先秦、两汉之文，刘勰的方式隐约其间，遂有“辞笔或诗笔对举”之思，有对“汉宫之楚声”的玩味。面对新文学作品，古老的感悟仍存，多了托洛茨基式的俯瞰之眼，社会学与革命哲学的笔法力透纸背。而描写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仿佛拥有尼采、勃兰兑斯的机智，文字里有生命气息的蒸腾。鲁迅的批评话语浸润于古老文论与西方现代哲学的深处，既无遗老气，亦非西崽相，这种不东不西，亦东亦西的词章转换，丰富了现代人的审美表达。

批评落后于文学创作实际，是纠缠批评家的一个情结。历史上，好的作品问世，批评家并未发现，或视而不见，或踩在脚下，这样的例子很多。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乃批评家的知识结构存在盲点，或者说思想与现实的隔膜。鲁迅在中国最早发现了台静农、顾随、萧红、萧军，并提携了他们。也发现了翻译家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孙用。这些都是那些象牙塔里的批评家不屑一顾的人物。从生活里走来的作家虽然有泥土气，但那生动的一面，大学教授常常遗漏掉了。鲁迅却慧眼识珠，以独到的目光，捕捉到这个世界弥足珍贵的存在。

萧红、萧军前往鲁迅墓拜谒

在鲁迅看来，批评既是发现，也是对话;既是学习，也是交锋。它的功能是多样的。面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思路，而根底在思想性与审美性的高度统一。在谈及上海滩的文学时，他对作家的片面性提出警告: “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②在面对托尔斯泰传统的时候，他既吸收了日本白桦派的思想，也吸收了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的思想，最后能以马克思主义校正了自己的先前的思路。鲁迅肯定托尔斯泰的人文价值和悲悯情怀的同时，也看到了不抵抗主义自身的局限。在翻译《托尔斯泰与马克思》的同时，支持了他与“第三种人”论战的思路③。晚年的鲁迅在文学观与社会观上很少片面性，与他的知识结构的丰富性和社会实践的体验的深刻性不无关系。文学批评的世界的眼光，和植根于本土的现实情怀，对于今天的文坛与学界都殊为重要，我们今天的批评家很少是翻译家，也很少有创作实践。鲁迅、茅盾、钱锺书的经验告诉我们，他们所以在中国是一流的批评家，乃因为有人类的眼光，和中国的文化经验。他们在深厚的学养中形成的问题意识，使其批评毫不温吞，给读者惊讶之外，还有无限的思考。

鲁迅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批评观时，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与论文。对比他与创造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及左联时期的周扬、冯雪峰等人的批评，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不仅寻找原点的著作，也翻译有争议者的文章，从对比中寻找属于中国批评语境的词语与逻辑。当激进青年强调政治意义过于一切的时候，他警告青年，文学与艺术是有自己的规律的，它的有限性必须清楚，否则将失去艺术的法度。当青年文人以谩骂的口吻对待不同群落的时候，他则提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④。当象牙塔里的文人礼赞古代文人的优雅、静谧的时候，他则告诉读者摘句的可笑，古人的平淡并非遁世，金刚怒目的时候也是有的⑤。

在他翻译文学批评著作最多的时候，所写的批评文字竟然没有多少译文的痕迹，西方人的表述被东方的感悟所代替了。在西式的表达与中式的书写之间，意取域外学说之精髓，形在六朝、明清之际的词章间，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批评文体。

1935年，他在《〈中国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现代作家的文本做了有意味的描述，翻译时的硬译消失了，明代笔记的味道出来，有岛武郎、纪德的批评词语也伴随其间。比如批评初期白话小说境界狭窄时说:“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蹁跹回翔’，唱得‘婉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哀，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⑥描写废名时说:“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的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⑦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他显示了罕有的批评家的感受力: “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⑧类似的笔法，在描述珂勒惠支、麦穗莱勒、萧红、萧军时均使用过。顾随、台静农、胡风、冯雪峰等人后来的批评文章，多少受到了其文字的影响。鲁迅的表达式，成为文学批评史的特别存在。

鲁迅之后的文坛，无论创作和批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达到其境界者不多。作为作家、翻译家的鲁迅，遮掩了其批评家的价值。孙犁晚年就在鲁迅的文本里感受到其批评家的锐气，沿着其思路指点江山，颇多心得于文本之间。王瑶、李何林、唐弢诸多学者也注意到此点，他们对鲁迅批评观丰富性的解说，今天的青年还没有足够注意到。就批评而言，鲁迅给后人的启发不都在对象的选择中，而是在其思考问题的方式所具有的可能性中。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十分活跃，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一些流派、一些不同风格的文章，丰富了文学精神。我们认真总结批评的现状，也存在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一些学院派的八股批评，媒体的情绪化批评，远离审美规律的说教批评，有许多是建立在浅层次的文化基调上的。学院派的批评在今天有相当的空间，发展了五四以来的好的传统。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面对文本的时候，缺少鲁迅那种亲切感和自我深切的体验，而语言也常常不是从心灵里流出的，仿佛是翻译体的移植，完全不像中国人的思维。媒体批评在今天的作用不可小视，一些学者的专栏写作增强了阅读效果，但因为编辑的策略，专栏作家的意图常常不能展开，流于一般的印象扫描，丰富性受限。而一些说教式的批评，仿佛自己是法官一般，盛气凌人的样子，完全没有对话的温情，其实乃旧文人的积习的沿袭，终不能说服读者。鲁迅面对批评时的思考，顾及到历史的厚度与现实的深度，还有思想的高度。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像鲁迅那样介绍过外国的如此众多的批评家的文本。他在夏目漱石、有岛武郎那里读出国民性改造的声音;从罗曼·罗兰的艺术评论中感悟到源于自希腊、罗马到20年代法国、德国的批判精神，那些阳刚的词语蒸发了苦难里的幽思，是不可多得的参照。而在纪德、格拉斯的文学与艺术的自我陈述中，他意识到超常而合法度的突围之举，显得何等重要。这些都精妙地隐含到他晚年的文字里，一吟一咏之间，浩大的情思喷涌，刺激了读者对陌生存在的超越的渴望。

恰恰因为这种世界的眼光和鲜活的视角，鲁迅晚年在评价中国古代文学、日本文学、俄国文学的时候，显得异常中正、贴切，带有锋芒。他欣赏汉唐气魄，讥讽宋元以来的士大夫的萎顿;他礼赞契诃夫、高尔基的气象，贬斥国民党御用文人的可耻;赞美泥土气里的真的革命者的诗意，揶揄逃逸生活的文人的自恋之文。他直面现实的果敢、睿智、浩然之气，征服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瞿秋白对于鲁迅的高度认可，与其高远的情怀和斗士精神不无关系。而这种不为流行色所辱的大无畏的批判意识，恰是今天知识界所缺少的。

鲁迅与瞿秋白

晚清之后，学界总结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的历史，提出世界眼光与现实精神的理念。章太炎先生说，“明代学者知今不通古，清代学者知古不通今”⑨。打通古今成为那一代人的梦想。而鲁迅与钱锺书这代人，不仅古今咸知，且出入中外，不分“东海西海”，融汇“南学北学”，境界就高于了前人⑩。他们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领域的成就，实为百年里的一个高峰。而他们的遗产的鲜活性，也为我们当下的学术与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当代学人继承这份遗产，乃为迫切的任务之一。我们今天重谈这个话题，其意义也不可小视。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卷，第423—4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引文所用《鲁迅全集》版本同此注。

②《鲁迅全集》，第4卷，第308页。

③1928年，鲁迅在自己主编的《奔流》上开辟托尔斯泰百年纪念专号，左翼学者关于托尔斯泰的论述，被其引用到后来与中国自由主义文人的论战中，那些批评文章成了他晚年判断文人思想的参照之一。

④参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464页。

⑤参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442页。

⑥《鲁迅全集》，第6卷，第250页。

⑦《鲁迅全集》，第6卷，第252页。

⑧《鲁迅全集》，第6卷，第425页。

⑨章太炎: 《论今日切要之学》，收录于《精读章太炎》，第302页，鹭江出版社2007年版。

⑩参见钱锺书《谈艺录》第1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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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婉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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