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周宪：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

周宪

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

周宪：《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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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崛起，一个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历史转变正在发生。在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文学理论界，人们有一种深感某种理论原创力不足的焦虑。当中国经济对全球产生重要影响时，当中国的科技论文产量走在世界前列时，我们的文学理论却还靠着东渐之西学度日，如此鲜明的反差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文学理论工作者的警醒与反思。

       从近代以来的长时段看，我以为本土文学理论仍处于某种“过渡期”，具有一系列“过渡性特征"。首先，本土文学理论谱系多元混杂。经百余年演变，中西学术碰撞形成了一个高度压缩型的古今中外理论资源和谱系高度混杂的状态。其次，系统成熟的本土理论学派还不凸显，可以“走出去"并影响世界的“中国气派"理论尚不成气候。再次，本土文学理论如何发展的主张形形色色、莫衷一是，传统论、反传统论、本土论、西化论、中体西用论、传统现代转型论、失语症论、中西融合论、自主创新论等，不一而足。最后，理论原创性的焦虑在强化并蔓延，文学理论界深陷某种“认同危机”之中。模仿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中的说法，可表述为：“一个幽灵，理论原创的幽灵，在中国大地游荡。”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焦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一、专业化中的“业余性”

       近代以降，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其中，一个日益显著的发展趋势是，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越来越学科化、专门化和技术化。

       毫无疑问，任何一门知识的发展都必然会趋向专业化，这是知识进步的表征，是学科完善的标志。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每个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学科性和专业化。就文学理论而言，诸如论文格式、论证方法、文献注释等，都形成了严格的形式规范。从专业杂志对论文的形式规范要求，到高等院校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写作、评审和答辩，再到各种学术会议和工作坊的论文征稿、发表等，三十多年间学术著述的形式规范取得了巨大进步。如果说形式规范只是冰山一角的话，那么，学科方面的深刻转变更是彰明显著。现今，中国人文学科的系统层级分明，从学科门类到一级学科再到二级学科，界限分明。文学理论（文艺学）是分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学科归属圈定了文学理论的所有相关学术活动，诸如教材体系、教学体系、研究生培养体系，学科建设、学科评比、专业杂志、著作出版、研究生论文、学术会议、专业学会、科研项目申报和管理、教授分级“ “ “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传播、消费相关的体制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前有这样一种说法：“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 今天，每位文学理论工作者都感到，自己就是文学理论的庞大知识学科机器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

       我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个庞大机器的运转是否有利于文学理论的创新呢？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是部分否定的。我们知道，学科这个词在西语中有诸多复杂的涵义，discipline既指学科，又有“规训"的意思。进人一个学科和从事研究工作就意味着接受其学科的严格规训。学科和专业被发明出来，原本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事实上却是，高度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却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萨义德在分析奥尔巴赫的典范之作《摹仿论》时发现，这本书是奥尔巴赫二战期间流亡土耳其时完成的，是在逆境和缺乏足够文献的情况下写成的。【2】为此，萨义德提供了别一种解释，正是流放的特殊境况使得该书的写作有了可能，因为“放逐是怎样由一种挑战或者冒险，甚或是由一种对于他（指奥尔巴赫一一一笔者注）的欧洲自我个性(selfhood)的主动侵害，转化成了一种积极的使命，而这种使命的成功又必将是意义重大的文化活动的呢”。【3】这里，我想做继续延伸的解读，奥尔巴赫恰好由于战争和其犹太人身份的原因，远离了奥地利那个刻板的文学研究体制，在一个文献匮乏但约束更少的环境里，完成了《摹仿论》的写作。诚如他自己所言，如在原有体制里，他是无法写出这部书的。奥尔巴赫的个案似乎在提醒我们：刻板严密的学科和专业体制具有复杂功能，它既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规则、范式、资源和制度，同时又有可能遏制理论工作者的自由探索和原创力。这一点，从近几十年本土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现状中，可以得出较为肯定的经验观察或印象。中国人文学科知识生产的论文产量、刊物与出版物数量，显然是名列全球前列。但却不敢说，高质量、原创性的学术成果也在全球前列。太多低水平重复或学术质量不高的科研成果，充斥在各类杂志、出版物、评奖、项目评审等环节中，很难说我们的人文学科正处于真正的大繁荣中。

       据我观察，高度专业化和学科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着如下潜在后果。

       首先，高度专业化和学科化的文学理论研究，往往会限制研究者的关注和视野。文学理论所关注的从来不只是文学，古往今来，文学理论总是会触及许多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大问题。但在学院化和制度化的文学理论知识场内，学科分界和壁垒却造成研究对象、方法的聚焦效应，学科共同体形成了不言自明的学科共识，由此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专业无意识”。这种无意识有其看不见的功能，那就是约束、限制和窄化了人们的兴趣，排斥那些不合学科共同体之共识的研究。这一暗中发生的排斥很像福柯所描述的“求知意志”宰制的“话语形成”过程，权力和知识在学科知识专业化过程中结盟，界划出种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肯定某些体制所认可的研究，进而排斥另一些存有异议的研究。文学理论的学科共同体就成了福柯所说的“话语圈”，而“专业无意识”也就是文学理论研究的“认知型”，知识与权力在学科专业化的过程中主宰了研究的兴趣、选题、方向和主旨，形成了复杂的话语机制和规则。只要对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稍加调研，便会发现这些现象正悄悄出现在我们身边，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学术体制正在消磨异端理论的锋芒，捆束自由思想的个性，逐渐将文学探究转化为越来越技术化的操作。在当下许多文学理论研究中，技术的考量压倒了思想的张扬，太多选题狭小而意义不大，大量引文和索引淹没了犀利的观点，形式规范的完美却掩盖了缺乏反田批判性的短处。在历史上，文学理论常常担负着创造新观念、传播新思想的功能，它关注人类生存的意义，提倡普遍价值，其批判性功能远胜于刻板的技术操作。近代以降，文学理论的本土实践作用显著，从思想启蒙到社会批判，从国民性反思到改革开放的观念解放，文学理论都曾是重要的推手。反观当下的文学理论，不得不遗憾地指出，一方面是研究愈发学科化和专业化，另一方面是文学理论的批判功能正在衰微。

       其次，专业化和学科化助长了研究者对专业体制的依赖和趋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主体习性，而文学理论学科化和专业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主体研究习性的规训或塑造。人与文化的关系从来都是互动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的研究体制对研究者的降服，不可避免地限定他们的思考空间和路径，这又反过来强化了研究者对体制的依赖，使之努力维护体制的合法性，因为体制给研究者带来了所期待的文化资本。其实，文学史一再向人们昭示：文学理论家和作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是透过文学而高度关注普天下之大事，所以他们乐于扮演公共利益、普遍价值和生存意义守护者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决不是一种单纯的学问，而是理论家介人社会和文化之“公器"。但学科化和专业化却在削弱他们的角色扮演，把理论家收编到学院派工作的狭小空间里，就必然割断理论家与公众及其社会实践的复杂关联。于是，文学理论研究越来越缺乏思想性和批判力，理论家操着相似的语言，写着大同小异的文章，言说着无甚区别的话题，分有那些彼此认同的观念，最终，文学理论研究沦为一小群专业人士的喃喃自语。恰如利奥塔尔所分析的那样，当代学科的专业分化导致可通约性的普遍丧失，不再有统一各个学科的原理和观念，只有各个具体学科的各自语言和游戏规则。每一学科的学者都“知道合法化只可能来自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和交流互动"。【4】更有趣的是，在当代社会，“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5】这话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情形确乎如此。文学理论在高度学科化和专业化的体制中成为一种自体循环的知识生产与消费，它与社会文化的复杂关联被搁置了。

       再次，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文学理论的描述性研究压倒了规范性研究，价值中立削弱了理论的批判性。我们看到，晚近文学理论的研究热衷于学科规范和客观描述，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却助长了价值中立倾向的流行。诚然，自然科学的研究须恪守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但对人文学科来说则另当别论。其实，文学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事实和经验的描述性研究，存在着与价值判断的规范性研究之间的张力。前者关心的是“什么"，后者关注的是“怎么样"。本来两者应统一于研究中，但学科化和专业化进程助推了科学方法和理念在文学研究中的扩张，避免价值评判的描述性研究大行其道。以下做法我们经常见到：诸如堆积文献，大量注释，反复引证，丰富的材料淹没了鲜明的观点，细致人微的分析遮蔽了价值判断，甚至消解了研究者所持的立场。我们不禁要问：纯描述而无价值评判的研究是文学理论正确的发展方向吗？在我看来，文学理论的人文学科特性迥异于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它总是在凸显价值关怀和意义阐释，研究者的取向也是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描述性研究尽管重要但充其量只是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深入到规范性的价值评判中去。至此，我们不妨引人韦伯的“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 概念来进一步分析。在韦伯看来，“目的理性"是以目标、手段和后果的权衡为取向，而 价值理性”则关注无条件的固有价值之纯粹信仰，因而不计结果，两者的本性是相互抵牾的。【5】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目的理性”更倾向于现存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知识生产，它专注于符合体制要求的描述性研究，期待着体制中得到所期待的回报；但从“价值理性”出发，则趋向于把文学的深广价值当作“纯粹信仰”，更加关切文学对社会、文化和人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并努力阐明这些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性。今天的文学研究，“目的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学界甚至出现种种学风问题，这些不啻是“目的理性”畸形膨胀的恶果，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价值理性”的失落。

       萨义德说得好，远离文学研究的刻板体制使奥尔巴赫获得了理论原创的某种契机。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文学理论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虽还在继续，但清醒认识到这一体制的问题和局限，并有意识与之保持距离，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至关重要。不妨再引萨义德的一个精彩说法，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是“业余的”，即用“业余性”来对抗专业化的压力。在他看来，专业化就意味着把职业当成稻粱谋，对专业规则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热衷于推销自己，使其研究成为“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行为。【6】与此相反，“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7】我想补充说，对于当下文学理论创新来说，这种“业余性"并非全然不懂专业知识的外行，而是在掌握了专业知识后自觉地超越它，深知其局限而不为其束缚，因此我用“专业化中的业余性”来概括这种特性。如果文学理论家能自觉实践这种“专业化中的业余性"，那么，文学理论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最具生产性的思想园地，就不是一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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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涵养批判理性

       文学理论工作者完全脱离其学科化和专业化，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专业化中的业余性”概念，意在强调身在体制内，心却自觉与体制保持距离。因此，如何改变而不只是一味迁就体制也是本文题中之义。于是，“业余性”便与另一问题联系起来，那就是在本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如何培养我们的批判理性。

       在西文中，理论这个词(theory)的语源学意义耐人寻味，据考证它来源于希腊语动词“看” (theatai)，而希腊语动词“看”又是名词“剧场” (theatre)的词根。在此，我做一些引申：从词源学看，理论这个概念的起源一方面说明它和观察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所观察的戏剧舞台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和激烈争辩的场所，观众和舞台的关系是既介人又保持距离。借助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概念也许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我要表述的意思，即观众必须以一种批判、理性和有距离的方式来看戏，而不是未经思考地形成狂热的情感共鸣。如果这么看理论的特性，可以说理论包含了某种理性的观察和有距离的介人。换言之，真正的理论研究需要一种内在的批判理性。我以为，这种批判理性在本土文学理论创新中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对此有以下两方面的工作值得关注。

       第一，批判理性的培育和论辩规则的确立。当下的大学人文教育，已被很多技能（术）型的教育所宰制，如何培育学子的批判理性精神完全被忽略了，拘泥于 “技”便免不了忽略“道”。虽说中国早有“百家争鸣”之传统，“群居相切磋”之风气，但是对现代学术场内该遵守何种游戏规则却不甚了了，理论工作者大多是凭着朴素的感情和认知来处理各自的学术情境。所以，批判理性变得尤为重要，它的确立将教会人们如何在学术场中进行理性论辩，依循何种学术论辩规则相互批评，进而形成学术共同体的游戏规则的约定。

       在此，我们看看西方有哪些做法可资借鉴。西方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从宗教神学到世俗大学的变革，尤其是启蒙运动及其公共领域的建构。我以为西方现代学术发展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公共领域的形成，即17一18世纪在西方主要都市里，出现了一些诸如沙龙、咖啡馆、俱乐部等公共论辩场所，在那里贵族或精英雅集一堂，讨论文学或社会问题，由此形成了理性争论的传统。哈贝马斯甚至认为，文学俱乐部或沙龙的理性辩论，成为西方社会现代公共领域的雏形。二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如何理性论辩的游戏规则被逐步确立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学术共同体共享的批判理性。用古德纳的话说，这就是一种独特的“批判的话语文化" (CCD' 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它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只关心论证理论主张的合理性而非其他；其二，论证不求助于任何权威；其三，在论辩的基础上达成自愿的赞同。【8】这三条原则看似很简单，但却包含了学术研究中复杂的民主理念。第一条说的是学术论辩的目标，即论辩只关注理论本身的合理性而无关其他，这就把理论论证引向了理论观点的阐释和论说；第二条说的是论辩的方法，理论争辩的力量来自论辩者以理服人的说服力，而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权威，换言之，任何人的权力、声望和地位等因素，对论辩都不起作用，这就保证了理性讨论的平等权益；第三条说的是论辩的结果，最终是一种在自愿基础上产生的赞同或认可，是参与者发自内心的接受或理解，甚至由此达成共识。我以为，用这三条原则来界说批判理性是很恰当的。这种批判理性对一个健康、多元和活跃的学术场域的营造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二，批判理性的原则要真正有效运作，还必须有相应的学术生态环境，需要有特定的载体、形式和机制。前面我们分析了文学理论学科化和专业化对理论创新的限制，但这里提到的体制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前者遏制机能的反作用抵制，是以体制之力来抵抗体制的压抑。在这方面，西方文学理论界的一些做法颇有启示作用。我注意到，西方学术界除了学术会议和工作坊等面对面的学术批评和交流外，在学术杂志这样的阵地，有许多相当发达的学术论争空间。很多顶尖的学术期刊都设有专门的“讨论”栏目和“书评”栏目，对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和论著进行深人争论和探讨，并发表不同观点。一些杂志常常是论文、讨论和书评三分天下，有的杂志甚至在论文和书评上各占一半。这样的学术期刊在内容板块的设计上，充分彰显了学术批评和论辩的重要性，为批判理性的生长提供了有效的土壤。反观本土学术杂志，且不说有些杂志根本没有讨论栏目，即使设有书评栏目，至多发表一两篇书评，且多是一些友情赞助式的溢美之词，尚缺乏深人、动其筋骨的批评论争。换言之，本土文学理论尚未形成很好的批评论争的氛围，这显然是一个“短板”。

       中国自古以来有许多优良的学术论辩传统，新文化运动开启了西学东渐的进程，但这个进程一方面导致了与传统的断裂，另一方面在引进西学时却没有对批判理性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再加之中国传统中的“文人相轻”、“老死不相往来”及“和为贵”等文化，文学理论知识场中尚未形成一个很好的理性论辩的学术生态，这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学理靠论争深化，观点是越辩越明，论辩中不合理的理论自然被淘汰，而合理的理论彰显出自己的魅力和有效性。我们看到，大凡在文学理论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没有一个不是经过长期的批评、论辩、修正才得以完善的，缺少这一环节，要催生“中国气派”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晚近国内有些杂志“敢为天下先”，辟出醒目的书评栏目，专门刊发具有尖锐批判性和思想锋芒的书评或讨论（如《文艺研究》杂志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和讨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实在是风毛麟角。审视三十多年来的本土文学理论，可以说尚缺乏良好的批评论争传统和生态，这意味着批判理性的培育任重道远。

       在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在观念上有所改变，又要在制度上有所保障。具体说来，一个任务是建构人文学术共同体的理性论辩规则，并把这样的规则内化为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学术取向；另一个任务是在各种学术圈内大力提倡讨论、辩论、对话和书评写作，在学术会议、学术杂志、学术出版物等阵地，辟出更多的空间用于理论争辩，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批评对话氛围，让不同声音的论争成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常态，从根本上改变了“老死不相往来”和自说自话式的知识生产模式。最后，我愿用巴赫金关于思想的最低条件的理论来说明，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话特性时指出，思想形成的最低条件是两个声音之间的对话。他写道：“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这他人的另一个思想，体现在他人的声音中，就是体现在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他人意识中。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互相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 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9】此一说法道出了思想创新的基本条件，而要形成真正的对话，批判理性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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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构“大叙事”

       假如说以上两个方面可以有所推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发展本土原创性的文学理论，需要朝哪个方向用力？当然，可以用力的方向着实不少，但我关心的是如何创造出有国际影响力和“中国气派”的理论。

       在我看来，任何理论都可以设想成一个结构，其中包含了不同的层级或要素。比如，文学理论就可以区分为总体性和局部性的理论，宏观的和微观的理论，或是用中国传统术语来说，文学理论亦有“道”和“技”的不同层面。就理论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言，显然是前者更具影响力。20世纪文学理论的演变表明，产生广泛影响的重大理论派别无不是在总体性理论上有所创新。因为道理很简单，理论的总体性层面关乎文学基本问题和普遍原则，关乎到一些重大、甚至超越了文学的人类普遍价值、意义和伦理问题，所以它决定了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总体方向；而理论的局部性层面则涉及文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并不会对整体甚至文学之外产生广泛影响。

       近代以来，本土文学理论研究在局部性理论层面有许多创新。比如，王国维对中国古典诗学和《红楼梦》的叙事体研究，有不少是极具创意的。尤其是他一面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一面又引人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资源，经过一些创造性的转化和融合，形成了许多别具一格的概念和命题，诸如“古雅说”、“境界说”、 “游戏说"、戏曲史论等。在近代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理论史上，这样的局部性理论创新并不鲜见。但就文学理论建构的全局来看，总体性的理论创新则不那么显著，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集中发力，有所突破。我甚至相信，终结百余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过渡期”，总体性理论的创新乃是关键。

       如前所述，文学理论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迥异于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对价值、意义和伦理问题的高度关注，因而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它强调理解、阐释和论证。就文学理论而言，基础性的文学观支配着整个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决定了如何理解、阐释文学。进而言之，基础性的文学观又深受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价值、意义和伦理的观念支配。从局部性理论进到总体性理论，也就是从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深人到对社会、历史和文化之价值、意义、伦理的考量。一种文学理论的建构，其影响力和解释有效性的大小，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基本考量。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是，那些产生重大影响和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流派，无不是在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价值、意义和伦理方面提出原创性的理念，批判理论、精神分析、符号学、解构主义等理论，都蕴含了各自对价值、意义和伦理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假设。这些假设作为方法论，对人们关于文学乃至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人文学科中许多关于价值、意义和伦理的“大叙事”（利奥塔语）已日渐衰微，而不可通约的种种“小叙事”则颇为流行。所谓“大叙事”，亦即这里所说的总体性理论，而“小叙事”则是关涉各种具体问题的局部性理论。“小叙事”的流行与总体性的衰落密切相关，与多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错综纠结， “怎么都行”取代了对普遍性价值、意义和伦理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理论发展一个令人忧患的趋向。今天，全球正遭遇深刻的现代性危机，许多过去曾被认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意义和伦理受到了严峻挑战，西方中心论霸权遭到质疑，全球性的普遍价值、意义和伦理的虚位引发了各种思想资源的重新排列组合。与此同时，中国同样也面临深刻的现代性转型，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曾一度是本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但随着这一转型的日益深人，中国本土传统思想资源的本根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换言之，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在重构全球社会的普遍价值、意义和伦理方面，将发挥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而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知识生产领域，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全球贡献提供了一个卓有成效的通道。在这方面，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工作者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有着丰厚的资源，它们在重构人类文明的“大叙事"方面将有望成为重要的资源库。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许多观念、原则和命题，诸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诗可以兴观群怨”等，有待本土理论工作者的创造性转化，并用之于重构文学理论的“大叙事"。

       当然，这些传统思想资源并不能未经改造而直接进人现代语境，必须经过某种转化、融合和提升。如果我们要向世界提供中国式的思想智慧，那么它们就必须超越地方性和偏狭的局限，应该具有广泛的普遍性。我们应直面本土文学理论的现实，此乃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真实基础。不少西方思想在中国历经译介、研习和阐释，已转化为本土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积淀在本土的外来资源已多多少少发生变形和转化，特别是经由一些理论家的创造性工作，使得外来和本土资源已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通。因此，对文学理论“大叙事”或总体性理论的重构，既不是重返历史原点的“文化原教旨主义”，也不是拒斥本土传统的“新洋务运动”，而是基于现实语境的对传统资源的重组与提升。换言之，中国思想对人类普遍性价值、意义和伦理方面的贡献，一定是基于本土资源并吸纳他者智慧后升华的东西。因此，以我为主的中西汇通融合应是一个有希望的理路。历史上许多外来文化的基因经过积淀和转化，慢慢融人中国本土文化，并丰富和发展了本土文化，佛教的本土化即是一例。今天，面对全球化格局和中国崛起，一面我们需要更强烈的本土文化自信，另一面也需要全球化视野和融合创新。因而合理的结论应是，面对重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伟大使命，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土后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2】奥尔巴赫写道：“本书之所以能够存在，也正是由于缺少一个具有丰富的专门藏书的图书馆的缘故。倘若我自己当初有可能熟悉在如此众多学科中所做过的一切研究，恐怕就永远不会有达到著书立说的地步了。”（参见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9页）

 【3】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第10页

【4】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86页。

【5】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3页。

【6】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65页。

【7】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67页。

【8】Alvin W. Gouldner, The F aIl“ s and the Rise 0丆the New Cla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9】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132一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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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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