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陈一：新媒体、媒介镜像与“后亚文化”——美国学界近年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述评与思考

新媒体、媒介镜像与“后亚文化”

——美国学界近年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述评与思考

陈一，《新媒体、媒介镜像与“后亚文化”——美国学界近年来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述评与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4期

内容提要：本文从“青年亚文化的媒介镜像”、“新媒体催生的亚文化形态”、“青年亚文化的历史与社会脉络”三个维度，综述了美国学界近年来关于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了西方“后亚文化”概念的生成语境，探讨了东西方亚文化研究的可沟通性，并对中国的亚文化研究给出了几点参考意见。本文认为，亚文化与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互动，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亚文化的最重要的路径，要厘清各种理论的背景和脉络，借鉴西方用亚文化“反观”主流文化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美国媒介青年亚文化

美国的亚文化研究始于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也深受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在很长时间里，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倾向于用“阶级、抵抗、仪式、风格”这些关键词来描述亚文化现象，而美国的研究者更习惯于从“种族、越轨、矫正、融合”等概念出发。随着西方学界的不断交流互动，亚文化研究早已突破了地域的区隔。本文梳理了美国近年来关于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结合笔者的阅读【1】，整理了一份研究述评。

和西方其他国家一样，在美国亚文化研究也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个领域。美国从事亚文化研究的人士学科背景非常宽泛，音乐、文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学科，都有相关论著产出，这使得美国的亚文化研究看起来非常驳杂，体现了“亚文化”这个概念及其研究的包容性。此外，正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有非常宽广的全球化视野，其亚文化研究也从未把目光局限在其本土，而是对全世界的亚文化现象加以解析。

一、美国学界相关研究的新进展

（一）青年亚文化的媒介镜像

媒介对其传播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传输，而是一种再现和表征。各种媒介如何呈现处于社会边缘或者存在于小范围内的亚文化形态？在新媒体环境下，各种媒介平台对亚文化的征用、挪用、误用，背后有着哪些策略考量？近年来有多篇论文研究了不同青年亚文化形态的媒介镜像。

道格拉斯·德尚克(M.Douglas Daschuk)的文章检视了北美朋克亚文化中的 “emo kid” (emotional kid)这个流派的发展，【2】认为2001年以来，媒体的“过度消费”，使得emo kid群体被妖魔化了。emo kid源于1980年代的硬核音乐和朋克摇滚，强调情感的真实和精神的独立，互联网的兴起为这些乐迷提供了互动交流的平台年轻人创建了属于他们的网络媒介，不同地域的年轻人在网上集合起来组成新的团体，交流属于自己的文化；但是互联网的介人，同样方便了主流媒体对朋克音乐的内涵进行重新调配(redeployed)，并改变了它的公众形象。作者引用了亚文化研究者桑顿(Sarah Thornton)的理论，指出在亚文化构建过程中，媒体的作用比成员本身更大，造成亚文化的媒介镜像更加复杂：1、微媒体(micro-media)，可以视为亚文化团体内部交流的工具；2、大众媒体(mass-media)，主要将亚文化作为新的开发市场，同时带来亚文化被污染的隐患；3、商业性的细分媒体(niche media)因为诉之于特定的受众群体（如青年学生），需要将朋克的形象与风格“极化” (polarize)。作者由此提出，虽然朋克群体不断在自己的网站上以微媒体的方式反驳，但是大众媒体定义的偏差，细分媒体的利用都导致了emo kid的刻板印象，它们在定义这类朋克时简单地将其与暴力、叛逆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朋克奇特的服饰和外表。

帕特里克·加布里思(Patrick Galbraith)研究了日本“御宅族”（Otaku)的公共形象问题，指出日本几十年来主流文化与御宅文化之间爱恨交织的关系演变。【3】作者将自己的研究区域定在日本著名的电器市场秋叶原，结合该地区从“电器黑市” 到“家电一条街”再到“日本硅谷”的转变，分析了御宅文化在日本的形成原因以及御宅族媒介形象的变化轨迹。尽管御宅文化给秋叶原带来繁荣，但在出现之初它的媒体形象完全是负面的，然而渐渐地，它又成了日本文化产业的救星，也使秋叶原避免了本世纪初的经济衰退。该文最有意思之处是分析了日本官方和媒体对御宅族的态度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NHK等媒体将Otaku视为一个贬义词并禁止使用，但这无法阻止Otaku在国内外的迅速崛起，并且成为日本流行文化的标志之一。随着御宅族在欧美的流行，甚至进人了威尼斯双年展，日本开始把御宅文化当成了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将它拉回了主流文化的怀抱。2005年日本富士电视台推出了电视剧《电车男》(densha otoko），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个热心而有生活趣味的人，改变了御宅族不爱社交的形象。同时，otaku被产业化，成为日本官方 “Cool Japan”（酷日本）战略的重要内容。

《电车男》(densha otoko）剧照

蔡伊娃(Eva Tsai)和申玄俊(Hyunjoon Shin)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三地的影视作品中的流行摇滚(POP-ROCK)[4，通过对大量样本进行叙事分析和比较分析，作者认为这些影视作品创造了福柯所说的“异托邦”(Heterotopia)而非 “乌托邦” ( Utopia) ,即摇滚影视剧让人暂时忘记了身处何处，只能给人即时的愉悦。作者进而指出，影视剧中的流行摇滚是对亚文化的跨界消费，是流行文化所促成的。韩国流行摇滚影视剧的叙事模式是“失败男人的重生”：主角为摇滚英雄，有支配力量，但他们的悲惨生活又像是对男权的解构。日本流行摇滚影视剧的叙事模式是“性感忧郁男孩和神秘女孩”：日本生产了很多以女性为中心的流行文化作品，对女性摇滚者的地位和未来充满争议。台湾流行摇滚影视剧的模式是“边缘女孩用电吉他记录下她的故事”：将摇滚明星放到虚构故事中。

福柯

关于亚文化的媒介镜像的论文还有研究Hip-hop中的女性形象的《“视频女孩”：女性嘻哈族的性别表达新模式》（Gold Digger or Video Girl：the salience of an emerging hip-hop sexual script)【5】,研究流行歌手如何采用亚文化特质塑造自己形象的论文《超越国界的明星：全球化、认同与亚洲流行音乐》(Stars to the state and Beyond： Globalization，Identity，and Asian Popular Music）【6】等。

（二）新媒体催生的亚文化形态

有一批论文研究了新媒体催生的亚文化形态。新媒体时代出现的亚文化形态带来了新的课题，这些新的亚文化与新媒体如何共生？与原来的亚文化形态有哪些关系？业已存在的解释系统能否覆盖这些亚文化形态？

科恩·勒斯（Koen Leurs)和桑德拉·波赞尼斯(Sandra Ponzanesi)的文章研究了移民青年如何使用1M (instant message,网络即时通讯工具）网络交流工具，认为它形成了IM表达文化(expressive culture)，移民青年以此抵御学校规训和家庭约束的“微观政治” (micro politics) 。【7】论文采用了抽样调查和民族志访谈的方法。首先，问卷调查了1000多名12到20岁的从摩洛哥移民到荷兰的年轻人。然后，研究者提供了两个案例分析。前一个是从信息内容方面人手，考察年轻人在“后台” （即戈夫曼说的backstage)收发信息时如何协商和自我表达，信息内容对个人自我身份认同有什么影响。后一个案例是关注“前台” (onstage) ,主要是网络签名和头像（display names & pictures)的设置，这是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移民青年往往习惯于结合自己原有的文化背景，用一些与众不同的图标，也喜欢在签名档中表达一段经历或感悟、信仰等。论文的结论是：移民青年尽管受到来自家庭背景、宗教、种族，父母亲友等多方面的压力，但是他（她）们通过IM适应了外部世界，其中的女青年更是通过IM与外部世界进行协商，实现了自我肯定和自我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微观政治。

匹兹堡大学

匹兹堡大学的加布里埃拉·卢卡斯(Gabriella Lukacs)研究了日本的手机小说以及这类小说的写手，发现这种写作与传统写作存在很大的差异。【8】当前日本手机小说充斥着爱情、怀孕、流产、暴力、吸毒、社会不公、恃强凌弱等内容，手机小说网站通过让写手建立自己的页面，来吸引写手在上面发布自己的小说，网站通过登载广告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只有极少数写手的小说能印刷出版一这是写手唯一获得盈利的方式。作者通过对写手的访谈，指出写手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另一种面对生活。这源于当代日本年轻人对工作的不确定，对集体劳动的疏离，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低迷（这使得年轻人往往成为公司裁员的对象）。因此，年轻人将写小说视为通往上流社会，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作者将小说写手在网上创作小说的活动视为affective labor（情感劳动，指作者投人了自己强烈的情感），这有别于现实社会工作中的emotional labor（情绪劳动，指雇主不断调动雇员的情绪，使其保持“积极”的状态）。情感劳动虽然很多时候没有金钱上的报酬，但是让写手找到了自己的尊严，而不像在普通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关系那么赤裸裸。

另外，谈日本“用户创新”文化的论文《日本文化产业中的“用户创新型”消费》（User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consump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industries：the case of akihabara, Tokyo)【9】，谈埃及政局动荡中青年人的抵抗的论文《后世俗化的抵抗、身体与2011年的埃及革命》（Postsecular resistance，the body，and the 2011 Egyptian Revolution）【10】等 ，也涉及了“新媒体催生的青年亚文化”这个话题。

（三）青年亚文化的历史与社会脉络

和国内相比，西方亚文化研究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美国非重视对相关亚文化形态演变史或某个地区亚文化发展史的整理，发掘其背后的社会脉络，近年来亦有很多论文和专著都聚焦于此。

有研究对“1950年代美国青年电影的音乐被摇滚主宰"的说法提出质疑，并通过分析电影内容、音乐内容，认为当时电影采用了多种音乐风格，如蓝调、民俗、拉丁、乡村摇滚、爵士乐等，不仅是青年人的口味塑造了电影，电影也塑造和迎合了青年人的口味。【11】作者指出，摇滚流行只是表象，其实当时很多电影音乐作品和摇滚无关，爵士乐仍占有主导地位。而且一些标榜摇滚的也是假摇滚，实质是通过时尚风格吸引年轻人的注意。电影音乐引领了年轻人自己的消费方式和话语风格，是流行文化对亚文化的一次征用。

有研究回溯了德国光头党(skinhead)的历史发展。【12】该文主要讲述光头党如何从青年人的亚文化团体演变为全国性政治运动组织，同时分析了光头党兴起的社会根源：二战后德国被强行划分，东德民族成分多样，社会矛盾也相当复杂，当时的政治环境人们没有宣泄的机会，更不可能形成反对势力。因此，反对势力主要以亚文化团体（时尚先锋、乐队、球迷等）的形式存在，光头党就是首要代表。柏林墙倒塌后，西方商品、组织大量人侵，带来了与右翼势力沟通的机会，也为光头党和各种右翼势力的壮大提供了机会。

历史学者尤利亚妮·福斯特(Juliane Fürst)在其《斯大林的最后一代：苏联战后青年文化》（Stalin's Inst Generation: Soviet Post-War Youth and the Emergence of Mature Socialism）一书中【13】，分析了二战后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青年文化的形成。作者认为人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是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研究青年的日常行为可以发现其背后的深刻意义。二战以后,苏联整合青年的政策 (mechanisms of integration)不再奏效,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日常仪式,如集合、徽章、选举等,它们不再有特殊含义,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和归属感。战后国家的统一法制的完善、权力的集中使战争时期习惯了不守规矩的年轻人备受拘束,转而通过一种“不违法”的方式来对抗:如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时尚、行为、音乐风格等。矛盾的是,这种对抗一方面显得特立独行,一方面又需要被苏联主流观念认可,与其兼容。

此类论文还有研究上世纪70年代纽约朋克历史的《起源、领悟与空白一代:纽约下东区的朋克史》( Genesis : Grasp, and the Blank Generation: From Poetry to Punk New York's Lower East Side)【14】，研究芝加哥街头青年帮派及其亚文化的专著《穷街陋巷:芝加哥街头帮派与多种族城市中的赋权之争( 1908—1969 )》(Mean Streets: Chicago and the Everyday Struggle for Empowerment the Multiracial City:1908—1969)【15】,研究俄罗斯光头党的专著《俄罗斯光头党:亚文化生活的研究与反思》 (Russia's Skinheads: Exploring and Rethinking Subcultural Lives)【16】，研究日本上世纪70 年代部分青年亚文化受到法国元素影响的论文《法国风格与日本亚文化转型, 1972—2004》( Frenchness and Transformation in Japanese Subculture , 1972一2004 )【17】等。

二、亚文化,后亚文化?现代,后现代?

从形态上看,今天的亚文化已经和几十年前大不一样了,同样的当年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相关研究也离我们很远了。但是问题在于:当年那些先驱者提出的理论,在今天是否还有效?他们使用的方法, 在今天是否依然适用? 2003年,马格顿(D. Muggleton)和韦恩泽R. Weinzier编辑出版了《后亚文化读本》(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 2004年,本内特(Bennett)和哈里斯(Kahn-Harris)又编辑出版了《亚文化之后:当代青年亚文化的批判研究》( After Subculture : Critical Studies Contemporary Youth Culture) ,这两个关于“后亚文化”的读本,在西方学界的影响比较大,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国內也有学者提出亚文化研究进人“后亚文化研究”的观点。然而,需要思考的是:当下所有的亚文化研究都带有“后亚文化”的色彩吗? “后亚文化”与先前的亚文化能否截然分开?

通过对上述几十篇论文的细读,笔者体会到,从后现代角度提出的“后亚文化” 理论,对今天某些亚文化形态确实比较贴切,但是“后现代”与“后亚文化”的概念存在內涵界定不明确的问题,而且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的差异,也在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亚文化研究的复杂性, “后亚文化”的概念是“后现代社会”概念在亚文化领域的派生。后现代思潮强调“历史的终结”、“去政治化” ,然而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后现代的观念无法解释相关亚文化现象。

正如有学者研究了巴勒斯坦青年对嘻哈音乐(Hip-Hop)的使用，发现1948年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巴勒斯坦青年用特殊的音乐证明了自己“在场的缺席者” (present absentee)的尴尬身份【18】。在巴勒斯坦，嘻哈音乐的功能与在美国差别极大，巴勒斯坦青年通过音乐讲述悲惨经历，表达被压抑的情感，表达对以色列政府的抗议。他们用这样的曲风对抗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塑造巴勒斯坦的国家文化形象，原来作为亚文化的嘻哈音乐，却成了一种联合和动员民族的方式和教育巴勒斯坦下一代的工具。还有论文研究爵士乐(Jazz)在希腊雅典的发展史。雅典的爵士乐兴起于1970年代，当时爵士乐被视为美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非艺术形式。因此，在20世纪后半期，已经在西方世界进人主流音乐的爵士乐，在雅典依然以亚文化的形式存在。作者的结论是，雅典爵士乐是文化融合的结果而非文化单纯人侵的产物，因为它被当地音乐家演变为当地亚文化，而非全球共享的文化。【19】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无法否认脱胎于后现代理论的“后亚文化理论” 与当下语境是颇为契合的，因为上世纪年代的亚文化非常具有反抗的色彩，而到了今天，这一色彩已经褪去。受19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总体影响，原来以社会、经济、阶层、群体化的分野的那种分析模式，让位于新的分析框架：年轻人以某种特定的形式来自我娱乐、自我满足，并以此确认自己的身份。他们通过消费各种物品，尤其是消费各种时尚，来在同龄人圈子里确认自己的存在或者地位，集体的风格差异和反叛消失了。“认同”一词本来是和社会、经济因素一例如阶级、性别、种族、社群、工作等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20世纪晚期，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sation)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从生产为中心的文化转换为以消费为中心的文化（comsumer-centred culture）、媒介化社会（mediatisation of society），认同被转化为个体对自己的认同。以朋克音乐为例，它本是新左派运动的文化象征，而到了今天，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摇滚的风格。今天的朋克音乐人不一定知道当年的历史，这也正如道森·巴雷特(Dawson Barrett)所说的：“（上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者把朋克看成是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谓的‘弱者的武器’，但是在今天坚持这种观念的人已经不多了……不过很多研究者没有分清楚‘真正的朋克’和‘看上去像朋克的朋克’。”【20】换言之，即使在朋克中，研究者也应该注意分清潮流的主导者与追随者、玩票者与普通爱好者，这将直接影响到研究的过程与结论——从普泛意义上看，各种性质的朋克参加者构成了朋克亚文化中的“小群落”，但是一旦我们深人到朋克的某些核心成员中，就会发现“抵抗”依然存在。

另外，“后亚文化”的观念有可能带来研究上的空洞与虚无。在上文提及的 “御宅族的公共形象”一文发表的同时，该文的作者帕特里克在同一期刊物参与了一次学术对话。文中提到，目前学术界对御宅族的研究缺乏深人接触和调研，基于偏见、贴标签和感觉论，没有将它放人更广阔的范畴（如心理学、行为学）来研究。御宅族是社会的产物，其内涵是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变迁的，因此要不断收集新的数据，研究中考虑到社会发展和社会互动因素。御宅族是对人力资本的扩展和深化，它以弹性工作和无形劳动为基础，很多人认为御宅族之类的游戏活动(play activity) 是对社会的逃避而非参与，但作者认为这也是一种面对社会的方式，并且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结成统一，达成共识，它的未来政治潜力值得研究。同时，作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就将日本otaku亚文化与欧美亚文化混为一谈，它不同于美国的移民文化，也不同于英式的反叛对抗，它代表的是公共权力的分散和潮流的先锋。因此，Otaku 在对外输出时，由于各接收国的语境和文化不同，导致Otaku境内外的形象是不同的，也影响了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该文最后指出，当新历史主义、激进的历史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把各自的理论引人到研究中之后，很多研究者迫不及待地跳上了这些时髦的“花车”。【21】

所有的这些分析，都提醒我们，亚文化与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互动，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亚文化的最重要的路径。任何一种学派都会把自己的理论和解释推向某种极致，我们既不能抱住以往的各种理论不放，也不能对于新的理论抱着“拾到篮子里都是菜”的态度。

三、美国学界亚文化研究的启示

（一）要厘清各种理论的背景和脉络

近年来国内对西方亚文化的关注度明显增高，因为中国也出现了某些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亚文化现象，但是在对西方亚文化热点进行考察时，我们往往把具体的理论概念、论点和命题抽离出来，不太注意这些观点和说法所产生的背景和语境，不太注意这些观点和说法的背后更隐蔽的动机和所指，因而有意无意地将本来是有特定所指的概念当作了某种普遍性的命题。

研究亚文化，不在于简单用什么理论，而在于弄清楚为什么用这种理论，理论背后的原因在哪里。正如克里斯·詹克斯(Chris Jenks)在《亚文化：社会的碎片》（Subculture：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ocial）一书结论中指出的，亚文化研究的几个理论来源之间是有差异和悖论的。帕森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把亚文化定义为 “越轨行为” (deviance)，是主流文化的“失范”带来的后果，把亚文化与犯罪和种族歧视联系在一起，亚文化群体通过特定文化的认同产生互相支持。帕森斯认为这样的亚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威胁。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里的少数族裔聚居区、犯罪团伙、流浪汉，但是考虑的是如何把他们重新融人社会。CCCS的研究则试图把亚文化平常化，对某些特定亚文化形式的研究，认为这是英国二战后的青年人的抵抗行为。【22】

亚文化这个词的内涵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克里斯·詹克斯也承认，当下的亚文化制造了新的符号与新的认同，与政治和道德脱钩，我们无法把那些淘气的个人越轨行为圈定在以往的理论框架里，也无法用“个人责任”之类的词来解释。【23】因此，笔者认为，可以把“后亚文化”作为一个切人口，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进行从里到外的考察和审视。

在英美(Anglo-America)文化中，亚文化带有边缘、反常、抵抗等色彩，而在亚洲文化中，亚文化往往倾向于形容小众的、部落化的业余爱好。因此，东西方的差异提醒我们理论的语境问题。近年来随着欧美学术期刊中对亚洲亚文化（尤其是日本）介绍的增加，西方学术界也认识到subculture这个词在东西文化中不同的意涵。但是，仍然有很多英美学者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亚文化不太在意，201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哥特族、游戏族与暴女》（Goths, Gamers and Grrrls)【24】的书中，更关注欧美的亚文化现象，对全球亚文化的跨国传播趋势几乎没有提及，实际上“游戏族” 与日本关系很大，在东方也很普遍。可见，西方研究者在亚文化研究中也存在其视野和视角的局限，他们同样习惯于从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出发进行研究和论述。因此，我们对西方研究的借鉴不应该只顾结论，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怎样做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东西方亚文化研究之间的对话，而且这样的对话应该在理论层面和经验层面并行。

（二）要注意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美国的亚文化研究大多采取人类学的方法，即强调参与观察、访谈等近距离研究的方法，将亚文化形态放进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讨论，找出当下的亚文化实践者与他们的前辈的异同。国内的亚文化研究在方法上比较局限于文本分析与文本阐释，常常通过重新叙述亚文化文本内容来评价其风格，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意义的缺失与转变。正如亚文化研究中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田野调查、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文化研究学派深人运动之中，对研究对象进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都可供我们借鉴。

从国内研究的情况看，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在研究中采用了这些方法，但是并不是研究中有一些数据就能算定量研究，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就算做深度访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我们也需要不断学习提高。上面提到的《“视频女孩”：女性嘻哈族的性别表达新模式》一文中，作者采用了连接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Q方法”(Q   methodology），提高了对亚文化参与者访谈的针对性和问题的系统性，这样的方法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研究中采用。

中国亚文化现象也引起了美国学界的一定注意，原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六代电影导演、地下电影等方面，近年来对中国音乐亚文化的研究也开始增多。2010年，杰伦·德·克罗特(Jeroen de Kloet)出版了《打口的中国：全球化、城市青年与流行音乐》（China with a Cut: 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一书【25】， 2009年马克· L.默斯科维茨(Marc L. Moskowitz)出版了《欢笑与惆怅：中国流行音乐及其文化意涵》（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 Chinese Pop Music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一书【26】前者探讨了上世纪80年代西方摇滚以“打口碟”的形式进人中国后产生的影响，“摇滚神话"促进了地下音乐、重金属、朋克等音乐形式的创作，被赋予了更复杂的社会意义。后者研究了大陆和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的互相影响，指出港台音乐打人大陆市场时，民族风格被运用，成为一种市场策略，同时台湾华语音乐自身重塑了性别特征，如强调了男性的温柔和女性对传统保守主义的反抗，这有助于年轻人应对来自家庭、教育、政治、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力。总之这些研究都将中国的亚文化与民族、性别、政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无论其结论是否有偏向，这样的研究路径值得参考，也有助于我们与西方学界的对话。

（三）要用亚文化“反观”主流文化

除了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亚文化，近年来美国亚文化研究涉及较多的是美籍非洲裔、美籍墨西哥裔、美籍日本裔等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研究这些族群如何调整自己的文化策略。美国向来关注其多元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少数族裔或外来族裔文化的作用，这些研究往往非常细致地区分出不同的次级族群的文化特征（例如在加州的墨西哥裔和在其他州的墨西哥裔的不同点，第一代非洲裔与其子女在学习上的区别等等）。这些亚文化研究显示了美国社会的自我调适能力：主流文化不断地调整、修正社会文化内部结构性的矛盾。事实上，二战后美国文化的发展，一直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多元的族裔文化与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文化，非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的对峙和对话中展开。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文化不断吸纳和改造亚文化，使之与美式的多元民主社会共生共融。

有研究归纳出了韩国摇滚“从颠覆者到爱国者”的变化轨迹，颇有启发作用。上世纪60到70年代，一些与驻韩美军有联系的韩国青年组织了自己的摇滚乐队，当时摇滚与长发、吉他、贝斯、夜店、大麻等元素关联，公众认为摇滚是一种嬉皮文化，政府认为摇滚是一种不稳定因素。经过几十年的演变，2002年韩国足球队进人世界杯半决赛，球迷选取的歌曲正是摇滚性质的，摇滚成为爱国表现形式之一韩国摇滚从被压制的形象转变为爱国者的形象，本身就反映了亚文化形态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对话，然而到底是主流文化改造了韩国的摇滚，还是韩国的摇滚改造了主流文化，这篇论文并没有提及。韩国青年在世界杯上，通过摇滚展示了自己的形象，这与前述的御宅族形象在日本的变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主流文化发现亚文化能为其带来新的动力时，必然要采用某种形式进行驾驭和改造。因此，研究亚文化可以发现主流文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的亚文化研究，其基本立场往往是描述亚文化现象，分析其产生发展的原因，大多着眼于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或是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刻意回避。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既然当下的亚文化呈现出“后亚文化”告别抵抗、远离政治的特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沟通、了解等方面做些工作呢？

从用亚文化“反抗”主流文化,到用亚文化“反观”主流文化,一字之差恰恰可以改变我们研究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当下的主流文化显得高高在上不易接近,对草根文化的包容性也不够,因此,从亚文化研究者的视角出发,探国内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通约性,我们的研究可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作者: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访问学者

注释：

【1】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选取的书和论文有些不是美国学者写的,但绝大多数是在美国出 (包括电子版)的,在全球化时代其实没有纯粹的“美国亚文化研究”。本文选取的亚文化研究的书籍,大多出版于2010年前后,相关论文则是2013年12月底,在JSTOR数据库中以“ subculture”为关键词搜索到了2010年以来的文章约400篇。经过浏览、比对和选择,笔者重点阅读了其中约40篇,囿于笔者的知识范围和中国亚文化

【2】M. Douglas Daschuk, “Messageboard Confessional: Online Discour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Emo Kid’,”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4,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Expertise , 2010, pp. 84 - 107.

【3】Patrick W. Galbraith, “Akihabara: Conditioning a Public ‘Otaku’ Image, ” Mechademia , Vol. 5 , Fanthropologies, 2010, pp. 209 —230.

【4】Eva Tsai & Hyunjoon Shin, “Strumming a place of one's own: gender, independence and the East Asian pop-rock screen,” Popular Music, Vol. 32, No. 1 , 2013 , pp. 7 —22.

【5】Jasmine N. Ross & Nicole M. Coleman, “Gold Digger or Video Girl: the salience of an emerging hip-hop sexual script,”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Vol. 13, No. 2, 2011, pp. 157 — 171.

 【6】Jennifer Milioto Matsue, “Stars to the State and Beyond: Globalization, Identity, and Asian Popular Music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2, No. 1 , 2013 , pp. 5 —20.

【7】Koen Leurs & Sandra Ponzanesi , communicative spaces of their own : migrant girls performing selves using instant messaging software, ”Feminist Review, Issue 99, Media Transformations , 2011 , pp. 55 -78.

【8】Gabriella Lukacs, “Dreamwork, Cell Phone Novelists, Labor,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Japan, ”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28 , Issue 1 , pp. 44 —64.

【9】Jakob Nobuoka, “User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consump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industries: the case of Akihabara , Tokyo,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 Human Geography, Vol. 92 , No. 3 , 2010, pp. 205 -218.

【10】Luca Mavelli,“Postsecular resistance, the body, and the 2011 Egyptian Revolu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5 , 2012, pp. 1057 - 1078.

【11】Peter Stanfield, “Crossover: Sam Katzman's Switchblade Calypso Bop Reefer Madness Swamp Girl or ‘ Bad Jazz, ' calypso, beatniks and rock'n' roll in 1950s teenpix, ”Popular Music , vol. 29, No. 3 , 2010, pp. 437 -455.

【12】Gideon Botsch, “From Skinhead-Subculture to Radical Right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a‘National Opposition’ in East Germany,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Vol. 21 , No. 4 ,  2012, pp. 553 -573.

【13】 Juliane Furst, Stalin's Inst Generation: Soviet Post-War Youth and the Emergence of Mature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 Richard Hell, “Genesis: Grasp, and the Blank Generation: From Poetry to Punk in New York's Lower East Sid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52, No. 2, 2011 , pp. 330 — 369.

【15】Andrew J. Diamond, Mean Streets : Chicago Youths and the Everyday Struggle for Empowerment in the Multiracial City: —196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16】 Hilary Pilkington, Elena Omel'chenko, Al'binaGarifzianova, Russia's Skinheads: Exploring and Rethinking Subcultural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7】 Anne Mcknight, “Frenchness and Transformation in Japanese Subculture, 1972 — 2004 , ” Mechademia, Vol. 5 , Fanthropologies, 2010 , pp. 117 — 137.

【18】 Sunaina Maira & Magid Shihade, “ Hip Hop from 48 Palestine Youth, Music, and the Present/Absent, ” Social Text, Vol. 30, No. 3 , 2012, pp. 1 —26.

【19】 Ioannis Tsioulakis, “Jazz in Athens: Frustrated Cosmopolitans in a Music Subculture , ”Ethnomusicology Forum, Vol. 20, No. 2, 2011 , pp. 175 — 199.

【20】 Dawson Barrett, “DIY Democracy: The Direct Action Politics of U. S. Punk Collectives , ”American Studies, Vol. 52, No. 2, 2013 , pp. 23 —42.

【21】 Patrick W. Galbraith & Thomas Lamarre, “Otakuology: A Dialogue, ” Mechademia, Vol. 5 , Fanthropologies, 2010, pp. 360 — 374.

【22】Chris Jenks, Subcultur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ocial, Sage, 2005 , pp. 130 — 131.

【23】 Chris Jenks, Subcultur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Social, Sage, 2005 , p. 145.

【24】 Ross Haenfler, Goths, Gamers, and Grrrls: Deviance and Youth Subculture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Jeroen de Kloet, China with a Cut: Globalisation, Urban Youth and Popular Music ,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26】Marc L. Moskowitz, Cries of Joy, Songs of Sorrow: Chinese Pop Music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谢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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