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殷乐：媒介融合环境下欧美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
媒介融合环境下
欧美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
殷乐.媒介融合环境下欧美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20(06):70-78+112.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媒介研究室主任，博士，硕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访谈法，以身份建构与媒介文化为两条主要脉络，梳理分析近10年来的在欧美传播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媒介及受众研究理论、范式，追踪其理论发展与研究现状，着重关注景观/表演范式、社会实践范式及另类媒介的受众研究范式等，探讨不同研究范式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国本土受众研究的思考和建议。
自20世纪末以来，在技术、资本和意识形态的多重作用下，与真实世界并行的媒介世界渗透性越来越强，真实生活与媒介生活渐次融会，编码解码的边界逐渐消融，融合成为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概念:从媒介内容的真实与虚构交织，媒体平台的一体化到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融合不仅是技术融合，媒介转型更是文化融合，融合代表了一个范式转换[1]，面对这一快速变迁中的媒体环境和社会环境，受众研究领域的范式转换不可避免，这一转型也是“范式”概念从出现之初到在社会科学的应用中的题中之义。托马斯·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在该书的序言中声称，“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指出范式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 surability)，也即新旧范式之间没有共同性，他认为科学革命源于范式转换，不同的范式“不仅在逻辑上不相容，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3]。库恩的“范式”及“不可通约性”概念在科学哲学领域产生了卓著影响，但也引发了多方争论和质疑，其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很少使用这个词，并曾提出“专业母体”(disciplinary matrix)来加以替换，但“范式”这一概念已超越出其当初提出的常规科学语境并流转应用于多个学科。在“范式”这一概念的扩展性运用中，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的使用中，实则已经脱离库恩当年研究的语境和意义，而被简化理解为库恩在序言中对范式的简单概括，也即某一学科中某一公认理论或方法，而当该学科或领域的经验事实发生变化，不能为既有规范所论证解释之时，也是范式转换之日。
托马斯·库恩
从电子媒介为主导的视像媒介环境到数字媒介为主导的融合媒介环境，媒介环境的加速变化不断更新受众实践，也催化了受众研究在近年来的多面向延伸，整体来看，欧美媒介、受众研究在20世纪末出现了数十年来的一次集中爆发，并进而引发了至今10年间的小规模振荡。本文在考察当代传播研究的相关文献及相关学术会议的基础上，以身份建构与媒介文化为两条主要脉络，梳理分析近10年来的在欧美传播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媒介及受众研究理论、范式，追踪其理论发展与研究现状，着重关注景观/表演范式、社会实践范式及另类媒介的受众研究范式，探讨不同研究范式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中国本土媒介及受众研究的思考和建议，希冀通过对不同媒介及受众研究范式、路径的考察，获取当代媒介环境下受众研究的新思路、新视角，为中国媒介及受众研究提供参考。
一、身份建构脉络下的景观/表演范式与抵抗表演范式
媒介及受众研究范式转型集中爆发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这一世纪之交的受众研究范式再思考大潮中，最具系统性与代表性的是英国社会学学者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Abercrombie＆Longhurst)1998年在其专著《受众》中提出的景观∕表演范式(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SPP)[4]，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媒介景观建构日常生活，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消费进行的认同建构与再建构。需要提及的是，关于“spectacle”一词的译法国内各有版本，在由陶东风等主编的“先锋学术论丛”《文化研究》的第三辑“视觉文化专辑”中，将其译为“景象”[5]。在周宪等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2000年至今)中收录的一些论著中则采用了“景观”和“景象”的译法，在张红军主编的《电影与新方法》中，则被译为“奇观”。在台湾学者的论著中，有学者认为“spectacle”具有“看∕被看”与“观看凝视∕公开展示”的双重内涵，即包括“作为主体的观看”，也包括“作为被展示观看的客体”，因此将其译为“观展”[6]。本文赞同此释义，但采用“景观”的译法。
景观/表演范式的主体内容
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的受众研究围绕景观、自恋、媒介景象、表演等几个关键概念展开，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受众研究的三个范式
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论证了过去五十年来受众研究经历的三个范式变迁，分别是行为范式(Behavioural Paradigm，BP)、合作/抗拒范式(Incorporation/Resistance Paradigm，IRP)及景观/表演范式，并结合大量文献从受众、媒介、社会价值、代表研究及路径等几个方面详细比较分析了三个范式的特征(见表1)。
表1:三个受众研究范式的特征及研究取向比较[7]
行为范式（BP） | 合作/抗拒范式（IRP) | 景观/表演范式（SPP） | |
受众 | 社会情境中的个人 | 社会化建构的人(如:不同阶层、性别、种族) | 尤其是为景观和自恋所社会化建构与再建构的人 |
媒介 | 刺激(信息) | 文本 | 媒介景象 |
社会价值 | 功能/反功能、宣传、影响、使用、效果 | 意识形态的合作与抗拒 | 日常生活中的认同建构与再建构 |
代表研究及路径 | 效果论、使用与满足 | 编码/解码;莫利(1980)，瑞德威(1987)迷研究 | 费瑟斯通(1994)的电视与日常生活研究;赫莫斯(1995)的女性杂志研究 |
始于20世纪20、30年代的行为范式的效果研究将受众视为社会情境中的个体，是媒介刺激的反应体，认为传播者可以通过媒介把信息意义传输给受众，认为意义是清晰明确的，忽略媒介信息的意义经常是处于多层次和复合指向中的;出现于70、80年代的合作/抗拒范式重视受众的主动参与性，受众是由社会建构的人，注重从文本角度研究媒体，意义是文本与受众协商对话的结果，其代表理论是英国文化学者霍尔在1973年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式，也即缘于葛兰西霸权理论的“主导-霸权”解码模式、合作协商模式及对抗模式，认为传播不是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行为，强调具有批判意识的受众可以进行对抗式解码，进行意义的再度整合。戴维·莫利的《全国》文本研究，瑞德威的迷研究都应用了这一范式。简言之，从20世纪20、30年代到70、80年代，对受众的理解从单纯的接受方转为具有一定主动性的解码者，受众研究也经历了从行为效果向合作/抗拒的第一次范式转换，从关注传播效果转向分析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二位学者提出90年代以来媒介景象(media scape)和受众的变化，尤其是扩散受众的出现导致了这一研究范式转换(paradigmatic shift)，人们与事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借用了印度籍美国人类学家阿帕度拉(Appadurai)“媒介景象”观[8]，以此形容当代无处不在的媒介。对于置身于其中的受众，其媒介消费与身份认同为景观和表演所建构。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从几个维度论证了这一范式，维度之一是景观与自恋的循环(the circuit of spectacle-narcissism-spectacle)，指出景观导致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人们视自己为他人注视的表演者，自恋则是将自己视为景观的对象，景观和自恋结合在一起，通过媒介形象及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来形成循环[9]。所有的人都被看作是表演者，所有的人也都把自己看成是表演者。扩散受众在景观与自恋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形成;维度之二为社区建构中的想像，人们通过使用媒介，根据自己的需求从弥散的媒介景象中选取材料来建构想像，世界也因此被展示。人们以不同的角度表演自己、展示自己并想象他人的反应，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无时无刻不是受众，这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本质所在，媒介景象弥漫的世界持续以景观呈现，置身于其中的人们既是表演者又是受众，人们通过媒介景观建构日常生活，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消费进行认同建构与再建构。
英国文化学者霍尔
2)三种类型的受众分析
“较之于合作/抗拒范式，景观/表演范式的精粹在于对于受众是什么及其做什么的界定”[10]，在景观/表演范式中，两位学者将受众视为对应于表演而存在的群体，并依据表演形式的不同，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简单受众(simple audience)，其特征是在公开场合直接参与演讲、庆典、戏剧等表演过程，也可以亲眼看到对方表演，沟通是直接面对面进行的，受众可感受到现场庆典感;大众受众(mass audience)，指的是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进行表演、接受的受众，表演并无空间限制，可以在私人的空间，且观赏并不需要集中注意力，使得表演者与受众会产生一种距离感，由此也降低了庆典感;媒介融合后产生的扩散受众(diffused audience)，在弥漫的媒介景象中，即便没有直接接触媒介，却不可避免和媒介相关的话题，终究会间接接触到媒介形象，受众被包裹在各种直接或辗转的媒介形象中，具有四个特征:1.在形态类似的媒介间花费大量时间;2.媒介由日常生活构成;3.人们身处一个表演的社会，很多活动都具有表演的性质;4.世界是由自恋[11]的个体所组成的舞台景观。每个人在生活中都直接或间接成为媒介受众。当代社会中三种类型的受众同时存在。
表2：3种受众经验[12]
简单受众 | 大众受众 | 扩散受众 | |
沟通方式 | 直接 | 借助媒介 | 直接/通过媒介 |
本土/全球 | 本土 | 全球 | 全球 |
庆典感 | 高 | 中等 | 弱 |
公开/私密 | 公开 | 私密 | 兼顾公开与私密 |
距离感 | 高 | 很高 | 弱 |
注意力 | 高度集中 | 不稳定 | 有礼貌的不注意 (civilinattention) |
3)迷(fan)与狂热者(enthusiast)的认同视角
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在论及受众特性的变化时，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也即将“迷”和“狂热者”视为有技巧的受众的一种形式，认为迷行为有助于人们建构特定身份认同，同时以“认同”作为指标，将受众分为:消费者(consumer)、迷、信徒(cultist)、狂热者和次生产者(petty producer)等，分析不同的技巧及生产实践能力与不同的身份认同建构。
02
景观/表演范式的价值与不足
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的受众研究代表了融合媒介环境下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无论是就对近50年来的受众范式转换的界定还是对当下受众研究的新范式分析而言，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一，该范式转换研究较为完整系统，对景观/表演范式也形成了一个基本框架，同期乃至后期出现的受众研究范式大多没有具体论证结构，仅对受众研究范式转换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如后文将论及的阿拉苏特瑞的第三代接收分析、寇德瑞的实践范式等，虽不乏闪光论点，但缺乏完整理论支持;其二，契合当代社会的媒介融合、资本全球化流动、消费文化发展等特征，景观/表演范式转换了受众研究的媒介视野:将对媒介的关注从文本转向媒介景象，实现了对媒介与社会交互历程的有效把握;其三，对受众的关注从单纯被动-主动以及固定社会建构转向至多层次受众在与社会的互动中自我建构。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认为对表演的观赏和作为主体的表演是受众的行为特征，而自恋则是受众的心理特征。“生活是一种不断的表演;我们既是受众又是表演者”[13]，开创性地提出受众在文化系统中借助与外界的互动，尤其是看与被看而反复建构身份认同的受众研究观点，这一表演和观赏的双重角色界定，以及从消费者到此生产者的不同层次生产建设分析，不仅是关于受众身份建构，更是理解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途径;其四，该范式实现了对景观这一社会特征的多层次解读。在二战后法国的高速发展和消费社会的种种现象在上世纪50、60年代发达国家的日趋明显化的背景下，法国境遇主义学者德波(Guy Debord)提出景观社会一说，认为景观的含义十分复杂，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里，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14]。景观不是形象的聚合，而是经由形象所中介的社会关系。当代社会的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乃至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均由形象作为中介。换言之，消费社会的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已经呈现为对景观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我呈现出什么”(appearing)是景观社会的关注点所在[15]。在德波的理论中，景观具有单一性和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再现取代真实，人活在被中介的真实中且完全被物化，而实则景观也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孤立的。景观/表演范式对景观的分析在商品性、消费性、人的物化等面向借鉴德波理论的同时，紧扣后现代社会美学过程，着重作为观看客体的景，也即被看之景与观看融于一体，强调其对私人空间的看与被看、及公共空间的展示与表演交融错杂以及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的强调，这一对景观的拓展与当代社会的媒介叙事相匹配，为当代社会的快感文化研究提供了新路径。
法国境遇主义学者德波
总体而言，该范式对现代性和媒介及受众本体、日常生活中的认同建构与再建构的把握，使其成为继霍尔于1980年提出编码∕解码模式后最重要的受众研究范式，对新世纪以来的受众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该范式也有其局限性一面，主要是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较少论及景观/表演之中的政治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及权力分配，使其有沉溺于个人心理如自恋、想像等之嫌，这一对权力、意识形态的疏离也引发了相当的学术争论。虽则这一疏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后现代语境中去中心化，权力分散，集体自恋的媒介和受众特征所在，作者在书中即言“景观∕表演并非与权力无涉，只是非中心议题”[16]，但社会及媒介权力结构对媒介景象、受众的心理、身份建构及认同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同时这也使得该点成为该范式的主要缺陷之所在，导致其在传播方的权力结构及影响，及社会权力分配与特定媒介受众群体等方面均有所欠缺。
可以说，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的景观/表演范式开启了一个受众研究的新视野，尽管不乏局限之处，阿伯克龙比媒介学者的研究在今天的传媒环境中也堪称是经典理论范式，在进入21世纪后，受众研究、媒介研究的相关论著中均大量提及并从不同角度解读该范式。这也是本文用较大篇幅对其进行解读的原因所在。
03
另类媒介与拒绝表演范式
自阿伯克龙比和朗赫斯特之后，不断有学者在身份认同这一脉络上深入研究，试图弥补景观/表演范式中因权力、意识形态疏离导致其他研究视野缺失。其中较为突出的为美国传播学者艾肯森(Joshua Atkinson)和道格提(Debbie S Dougherty)，他们指出景观/表演范式在对主流受众与主流媒介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著贡献，但未涉及到主流视野之外受众，认为景观/表演范式不适用于那些主动使用媒介去拒绝消费者导向的景观和自恋的特定受众，并针对与主流媒介保持抗拒关系的特定受众，在2006年提出“抵抗表演范式” (Resistance Performance Paradigm，RPP)[17]。
所谓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英美传播学界对其定义很多[18]，综合来看，较之于大众传播媒介而言，其基本属性而言包括三点，就受众群体而言，针对特定群体，也即较之于“大众”的“小众”，而传播者也往往是普通人;就运作方式而言，具有非商业属性，自主运作自我管理;就关注视角而言，往往以批判性、先锋性乃至激进性而著称，约翰·唐宁(John Downing)即认为另类媒介表达了“想象的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19]。
艾肯森和道格提采用经验研究来论证这一范式，他们选取另类媒介及作为社会正义运动积极分子的受众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访谈和内容分析研究此类受众如何运用另类媒介进行社会正义运动。二位学者以抵抗表演范式解释了另类媒介受众的不同批判世界观和不同另类媒介产品的相互影响，认为另类媒介内容决定了纠结一体的表演场所，同时另类媒介内容与常规视野和目标协调一致又为另类媒介内容中的不同主题所区分。该范式提出的建设性意义有三，首先，该范式是对景观/表演的一个补充，为特定媒介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范式，也深化了当代社会的受众概念，在抵抗表演范式中，关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在受众表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抵抗视野从社会转型意义理解景观，堪称是对景观理解的一次转向，由此也深化了对社会正义受众和景观的认知;其次，抵抗表演范式对“抵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既往研究界定了不同研究谱系的抵抗，该研究通过考察社会正义活动积极分子的表演/表现和另类媒介内容扩展了对抵抗的理解，最后，此类研究聚焦于另类媒介的产品及另类媒介所提供的关于社会正义运动的议题，提出另类媒介是社会正义运动的表演/表现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该研究同样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抵抗受众概念，基于抵抗，参与受众成员表达了自己的批判世界观并产生了交互影响，如在反伊战游行中在街道游行和造成交通障碍等，类似表演体现了某种权力感，都成为在合作为主体的景观中发出声音的有效渠道。
不可否认，约书亚和戴比的研究有相当的局限性，如视角过于集中:限于社会正义运动另类媒介，未涉及其他领域的另类媒介，如同性恋等;样本较为狭窄:选取了27个社会正义活动积极分子;话题略显单一:由于研究进行之时正值伊拉克战争时期，访谈内容以反伊战游行为主体，等等，究竟该范式的价值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该范式在其他另类媒介中的适用性。但该范式的提出本身即为当代环境下受众研究范式的一个推进，如作者所言，“抵抗表演范式可能开创了另类媒介研究的新局面”[20]，拒绝表演范式为如何解释处于与当代商品景观之外的次文化系统中的受众提供了另一思路，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广泛视野的受众。
二、整体媒介文化脉络中的受众研究范式
与景观/表演范式在身份建构、认同脉络上的范式转换相异，同期出现并较有影响的受众研究大多可归于在社会实践和媒介文化脉络，比较有影响的有英国传播学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的媒介与日常生活研究研究，他提出受众研究应与媒介生产、文本相结合，被定位为媒介文化研究的一部分[21]，电视与受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切关联，受众研究应该进一步关注媒介消费与日常生活的关系[22];芬兰传播学者阿拉苏特瑞(Pertti Alasuutari)提出三代接受分析说，第一代接受分析是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第二代是民族志转向，聚焦日常生活中的解释性社会群体，而第三代接收分析则将媒介置于整体社会文化背景中，从研究受众的心理转向社会学视野，将媒介、节目和信息当作社会现实的结构成分，研究重点是重新以宏观社会学的角度来剖析媒介文化，讨论媒介在当代社会的文化位置，同时注重媒介研究的反思性，既包括研究者的反思性，也包括受众的反思性，强调研究者的反思性，提出任何社会研究都是各有意旨的公共话语，研究者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社会身份角色进行研究，研究者需要时时反省自己的角色[23]。同时，英国传播学者莫利(David Morley)认为接受分析需要的不是新范式，而是如何在既有模式中注入新观念，其研究焦点从电视节目解读延伸至电视节目与其消费所产生的道德问题，包括整体的市民责任、媒介消费行为的适当性，以及公共领域与民主议题上，关注媒介的日常消费实践[24]，提出研究媒介消费既需关注纵向的权力结构，如意识形态和节目内容等，也需关注横向的受众参与以及媒介的仪式实践。
进入本世纪以来，欧美受众研究进一步在社会学人类学脉络展开，实践范式(PracticeParadigm)、混沌范式(ChaosParadigm)等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几个取向。
实践范式
在社会学研究语境中，美国传播学者尼克·寇德瑞(Nick Couldry)在2004年提出媒介实践范式或曰实践理论，将媒介视为实践而非文本和生产过程[25]。寇德瑞区分了五种旧范式，一是实验社会科学传统下的美国大众传播效果范式，代表学者为拉扎斯菲尔德，凯兹，二是批判马克思主义范式，代表学者为本杰明和阿多诺，着重关注媒介、权力/媒介、意识形态，集中分析媒介文本和机构，强调商品化的过程;三是符号分析，将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关于文本分析的经典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媒介文本，强调文本意义的分歧;四是关于受众的批判性研究，如霍尔、莫利、安等，较之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研究，后者更注重经验研究，关注受众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五是对媒介的民族志研究，强调媒介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开放性实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实践作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认为媒介研究应超越文本或机构，而应在一个广阔视野和语境中以人们和媒介的实践为起点，关注与媒介有关的全部实践以及与媒介导向实践如何组织其它实践。这一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萌芽于社会学，实践范式关注的重点不在于事物的思想或意义而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实践自身，尤其是具有某种无意识的，自动的未经深思的特性的常规活动，强调将媒介作为生活、社会及世界范围的实践，以及媒介如何作为一种实践去掌控和组织其他人类实践活动和经验。
拉扎斯菲尔德
寇德瑞论证当受众发生变化并扩散于各类空间，受众研究也应超越家庭、客厅，将视野投至社会，探索一个全新的与媒介相关联的社会实践。媒介的实践理论试图回答如下问题:生活在媒介饱和文化中意味着什么?生活在由大型媒介机构控制的社会意味着什么?什么实践导向媒介以及媒介导向实践在社会世界中结构秩序化其他实践中的角色是什么等。欲回答这些问题，寇德瑞认为未来媒介研究、受众研究需要考虑所有实践活动，尤其是媒介导向实践(media-oriented practice)，关注人们在各种情境下与媒介相关的实践活动，人们做些什么与媒介相关的实践以及谈论什么与媒介相关的论述。值得关注的是寇德瑞提出了媒介导向的仪式(media-orientedrituals)，认为这种仪式化实践能够结构更大的社会价值，并可能是把握所有其他实践的关键所在。
寇德瑞认为从实践观点更能辨识媒介的社会位置，尤其是在当代媒介与社会交织一体的媒介饱和文化中，其近年的诸多研究均可归于对该范式的论证，寇德瑞认为这是比此前相关范式更为开放和涵盖性的媒介研究范式，同时也承认，当前的研究实则回归了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科学视角对媒介的研究[26]。
此外，寇德瑞对景观/表演“扩散受众”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扩散受众的长处在于界定媒介受众经验既是被广泛分享的又是高度区分的，如同人们日常生活的差异，而其不足在于受众-媒介关系中权力维度被分散或者减弱，并提出“延展受众”(extended audience)的概念[27]，延展受众关注来自或用于媒介的谈话、行动和思想，可以拓展我们对于媒介和媒介受众关系的理解，也即将媒介和媒介受众理解为当代媒介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与阿拉苏特瑞提出的“媒介文化”概念相应，意指人们在生活中与媒介的广泛关系，受众活动基于媒介文化展开，当代受众研究的实则需要研究整体媒介文化。
从阿拉苏特瑞的第三代接受分析范式的媒介文化的转向，到寇德瑞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实践，就这个广阔研究视野来看，实践范式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是对媒介研究、受众研究的未来取向之一。
02
其他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
此外较有影响力的还有英国传播学者迈克内尔的混沌范式(Chaos Paradigm)[28]，混沌说并非新事物，但迈克内尔将其延伸至受众研究领域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焕发出新意，迈克内尔的混沌范式聚焦于当代新闻和新闻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将始于70年代的格拉斯哥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媒介观称之为“控制范式”(Control Paradigm)，新媒介环境中媒介产业、内容和受众趋于多元化，迈克内尔及相当一批学者认为传统政治经济批判理论不再适用于新媒介和媒介场景，混沌范式是对当代控制范式的挑战，对当代媒介的意识形态的震荡，迈克内尔在对全球新闻文化和各类真实电视形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混沌理论的语境是媒介技术的变化和媒介融合，认为媒介频道和信息传播速度的爆炸性增长导致了一个更为碎片化、复杂化的场景，当代环境下，精英对媒介的成功控制日渐体现了一种异化，独立和自主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媒介应有之意，混沌范式的意义在于从权力结构形式的变化，其指向再次回到媒介文化，在其2006年出版的《文化混沌》中尤为关注21世纪以来，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理解电视媒介的常规活动对权威的颠覆，破坏稳定等影响，及其对于社会管理、政治竞争和文化进化产生的后果。
其他还有诸如从日常生活入手，关注超越受众身份的人之本质，如文化人类学学者贝德(Elizabeth Bird)关注生活于媒介世界的受众，以民族志方法考察日常生活中的受众如何与媒介互动，媒介与受众的共生关系，媒介、受众和文化的关系等，探讨媒介饱和文化中的受众，以相对独立的个别研究组合成受众的整体媒介经验，实现其民族志方式的观看[29]。
混沌范式、媒介仪式等理论并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但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当下媒介环境中媒介研究、受众研究的思路和方向转换，就受众研究而言，顺延了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视野。但在其中的一个共同基点，也即将受众置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社会体验、文化意蕴上探讨受众媒介体验，受众研究也即媒介文化研究。而这一社会特征、媒介文化与此前不同的是多元融合媒介环境，对此，寇德瑞和贝德等称其为“媒介饱和”文化或社会，而迈克内尔称之为混沌文化。
三、结语及对中国受众研究的思考
总体而言，虽则此次范式转换表现出一定的复杂多层性，但范式转换的一个整体思路和趋势就是跳出文本进入媒介研究视野并进而汇入广泛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脉络，关注景观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受众身份建构与实践。上述各类范式、理论都在某种层面切合当前的媒介环境和受众特征。在当代的受众研究体系中，由于各自面对的对象和范围并不一致，不同范式之间有着复杂的重叠关系，受众并非一个单一的集体，是复杂多元的文化组合，包括许多重叠的小团体与亚文化。在不同的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受众同时存在多种特征，占据主体地位的特征决定了占据主体地位的传受关系，因此也出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但转换并不意味着这一阶段仅有某一范式，并不妨碍各类范式在一个广泛的受众研究视野中的共存。纵向来看，如阿伯克龙比与朗赫斯特即称景观/表演与合作/抗拒范式有很多共通之处，利文斯通在强调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同时，也在本世纪初提出“文本-读者”(text-reader)概念，以强调受众研究需要从文本和受众的一体化关系着手，融合媒介尤其是新媒介中受众的主体性是由与文本的互动或参与文本生产而实现[30]，横向来看，景观/表演范式在全球商品化景观和人类的看与被看、自恋与表演等自我建构与认同，寇德瑞的实践范式等对受众对媒介文化、日常生活的关注，都在不同的脉络把握了融合媒介环境下的受众研究本质。对于融合媒介环境而言，针对不同层级的媒介-受众体系，上述研究范式各有其适用之处，既有的媒介研究范式并未发生断裂，诚如寇德瑞所言，没有任何一个“新”范式是“全新”的范式[31]，同时也呈现出一个开放的研究框架。此外，受众研究不能拘泥于范式，尤其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而恰恰是对范式科学应用及质疑态度才能推进研究的深化并进而带来范式的转换。
对10年来欧美受众研究范式转换的解读，对中国当前的受众研究也不乏参考价值，尤其在全球媒介环境变化的频率、广度、强度日渐趋同的背景下，这一范式转换为中国受众研究提供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深化方向:
关注融合媒介中受众基础理论研究
媒介融合作为当代政治经济、文化、媒介环境中的关键概念，引发了媒介及受众的革命性变革，同时近年来媒介融合的研究在欧美进一步深化，不仅局限于科技、产业、新闻研究，而是拓展到更多领域，如文化领域，有学者提出新旧媒介之间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会产生一种复杂的融合文化[32];有学者(建构了融合媒介的理论框架和案例分析，对融合媒介的未来进行了预测[33]，同时还从女性主义、组织文化、管理理论等融合视角研究媒介融合，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体现了基于这一媒介环境的基础理论研究。对于中国受众理论研究而言，中国受众研究近年虽一度成果卓著但仍较为滞后，理论突破有所欠缺，目前内地相关研究多围绕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相关媒介及受众研究范式，对融合媒介环境下及社会变迁中媒介、受众心理、行为的变化并无相匹配的研究范式与思路，与媒介传播的现实发展有所脱节。有部分学者注意到这一受众范式转换，尤其是景观/表演范式，并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中有所介绍[34]和应用。中国受众研究亟待关注融合媒介环境中的受众基础理论，如融合媒介消费与受众行为研究、心理研究，媒介与社会权力、阶层的再结构研究，融合媒介经济与文化、伦理的思考等。
02
关注受众研究全球趋势的同时，将中国受众研究置于本土社会实践脉络考察
当前全球受众研究面临着几方面的挑战，一是传播内容和文化的同质化与碎片化并存，未来受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一共生趋势，超越国家民族文化边界的新同盟将会成为未来受众及媒介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二是传播形态的流动性和交互性，手机媒介、参与媒介等改变了媒介制作者和接受者之间权力结构，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及较量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改变传播格局;三是全球文化媒介-受众体系的多层化结构(multilayer)，多层次的媒介文化及亚文化体系和生活实践都将对受众研究提出挑战。就中国而言，当前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多元语境的交互、多类型多层次媒介消费体验的交织、娱乐传播的发展、迷及迷文化等的扩张，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媒介场景，也成为重要的社会实践脉络所在，中国受众研究欲求突破，须得在关注全球趋势的同时，将中国受众研究置于本土社会实践脉络中，如寇德瑞等所提出的实践范式，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多重参与媒介受众进行细化考察。
03
以景观作为核心概念结构加强娱乐文化、娱乐传播研究
娱乐文化及不同层次的迷群迷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社会现象，也是受众研究中的一个薄弱领域。而景观/表演范式为当代中国的娱乐传播及迷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取向。可以说，结合景观/表演范式来分析数字时代传受关系及受众的特征、不同层次的迷文化、名人文化等现象之下的社会心理，将可能使中国受众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的受众研究范式转换还只是个开端。当前媒介环境处于加速裂变中，受众的角色和概念已经并将会持续变化，受众与媒介、社会的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受众研究也持续面临着新的挑战，有学者即认为对于当前参与式媒介领域的受众发展鲜见相关研究[35]。如何看待新媒介受众，如何看待媒介环境的新变化，如何看待受众在社交媒介中的角色?是什么推进了以技术为中介的社会参与?如何认知新集体知识协作系统中的受众角色?如何看待“集体的智慧”?如何理解这一传播技术、媒介产业、文本内容、传播体系等的倍速变化与复杂关系所引发的全球媒介及文化的诸多格局变化，等等，都有待在未来各类开放式的受众研究框架中进一步探讨、研究。
[1]JenkinsHenry.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2006，P.243.
[2]〔美〕库恩，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页。
[3]〔美〕库恩，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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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三辑《视觉文化专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6]张玉佩:《从媒体影像观照自己:观展∕表演典范之初探》，《新闻学研究》2005年第82期，41-85页。
[7]Abercrombie，N.＆Longhurst，B.Audiences:ASociologicalTheoryofPerformanceandImagination.London:Sage，1998，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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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bercrombie，N.＆Longhurst，B.Audiences:ASociologicalTheoryofPerformanceandImagination.London:Sag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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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Ibid.P.16.
[16]Abercrombie，N.＆Longhurst，B.Audiences:ASociologicalTheoryofPerformanceandImagination.London:Sage，1998，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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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DowningJohn.RadicalMedia:RebelliousCommunicationandSocialMovements.London:Sage2001， P.71.
[20]AtkinsonJoshuaandDoughertyDebbieS.AlternativeMediaandSocialJusticeMovements:TheDevelopmentofaResistancePerformanceParadigmofAudienceAnalysis'WesternJournalofCommunication，70:1，2006， PP.64-88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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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CouldryN.TheorisingMediaAsPractice.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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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JenkinsHenry.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NewMediaCollide.NewYork: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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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CarpentierNico.ParticipationIsNotEnough:TheConditionsofPossibilityofMediated.EuropeanJournalofCommunication，24，2009，PP.40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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