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专辑 | 袁勇麟：千古文章未尽才

千古文章未尽才

袁勇麟

（ 本文刊于《香港文学》2019年4月号“悼念陶然先生”专号）

一

陶然是文坛的常青树，他主攻小说，兼顾散文和散文诗，著作等身。我对陶然的认识，先是读其作品，其后才见本尊。2017年5月24日他在赠书《旺角岁月》扉页题签：“这本散文集里有你的影子，感谢你在那寂寞的文学路上同行，更牢记你的一路同行。”

我们两人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间，我已记不清楚了，但肯定是通过华文文学会议结识。我原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1990年代中期才正式介入华文文学研究，一是在1994年到苏州大学跟随范伯群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杂文史论》，内容涉及台港地区的杂文；二是1997年到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合作导师潘旭澜教授建议我以“汉语散文”为研究对象，我的出站报告是《当代汉语散文整体观》，内容涵盖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以及海外等四大板块的汉语散文创作；三是参与刘登翰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史》的编写，并于1997年4月第一次出席华文文学的会议——“世纪之交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青年学者座谈会”。因此，虽然很早就读过陶然的著作，却始终无缘相识。

陶然在一篇写我的文章中说：“已经几乎不记得是怎么认识袁勇麟了。隐约似乎是二十世纪初在汕头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吧，会议已经曲终人散了，在酒店等候出发前，我走过北师大师弟李安东的房间，他那时开会一向和袁勇麟同房，被他叫住了，于是便进去闲聊。其实之前，应该早就相识了，只是较少接触。而他跟李安东是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的同门师兄弟，自然感情颇佳了。那回，预定的汕头—香港直通巴士，有点阻滞，临时要改票，勇麟和安东当机立断，陪我去换票。我还记得，巴士站在另一头，我须乘上小车驳巴士去，他们送我上车的情景。”说实在，这个细节我已忘记，难得他记得如此清晰。

陶然

我印象中两人的认识可能更早些，是在1999年10月泉州华侨大学主办的“第十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介绍人应该也是李安东师兄。此后在各类世界华文文学的会议上经常见面，并陆续收到他寄赠的作品，也曾指导学生写作有关陶然研究的论文，还发表过多篇，如林志聪的《形态与意蕴的对应图式——陶然散文文体实验浅析》，刊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黄旭升的《彼岸诗情的守望——陶然小说的爱情图式及其成因的探讨》，刊发香港《香江文坛》2003年8月号；卢小惠的《论陶然散文诗的时空意象与生命意识》，刊发香港《香江文坛》2004年10月号。2007年更是指导硕士研究生钟钛申以《陶然小说中“南来身份”与“香港身份”的双重变奏》为题，获得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我本人除了选编出版《陶然研究资料》，也抽空撰写过几篇与他和《香港文学》有关的论文，在一些学术研讨会或刊物上发表。如《捕捉都市灵魂的悸动——评“香港陶然新概念小说”》，发表于2005年1月17日《福建日报》；2007年12月20—22日，出席香港岭南大学主办的“香港文学的定位、论题及发展”研讨会，发表论文《散文的多元化与开放性——以2000年至2007年〈香港文学〉为考察对象》；2011年12月3—4日，出席在泉州师院举办的“流散华文与福建书写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漫游记忆的情怀书写——评陶然的散文新作〈街角咖啡馆〉》；2013年9月28—29日，出席江苏师范大学主办的“区域视角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发言《从〈陶然研究资料〉谈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2015年1月23—26日，赴香港出席《香港文学》创刊30周年两岸四地文学研讨会，大会发言《〈香港文学〉的史料建设》；《左手世情右手爱情——评陶然的小说自选集〈没有帆的船〉》，刊发于2015年11月号《香港作家》；2018年6月29日参加在《香港文学》深圳办事处举办的“陶然作品读书会”，发表《香港有陶然》的演讲。最后一次活动由周洁茹总编主持，我与秦岭雪、凌逾一起开讲，我在演讲中，介绍了自己对陶然身世的了解，并从《别离的故事》引出他的写作，凌逾教授的研究生霍超群参加了这场读书会，她写下了生动的观感：“陶老师还是像以前一样安静，话不多，独坐一隅，但有可能他正侧耳留心身外之物，捕捉新的文学灵感。从福建来的袁勇麟老师则非常通达健谈，与陶老师一热一冷，相映成趣。袁老师近些年在做华文文学的史料工作，目前已出版《陶然研究资料》和《朵拉研究资料》，看他的文字，会让人以为这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学者，没想到袁老师十分幽默，段子趣闻如数家珍，让整个空间充满快活的空气。”“袁老师首先总体勾勒香港的文学风貌，启示读者可透过香港文学这扇窗窥探港城都市生活和港人文化心理，再以知人论世的方法，通过陶然先生的成长经历，串联其与蔡其矫、艾青、杨绛等人事关系。袁老师思维发散，自由生发，对陶然先生其文其人信手拈来。”

《陶然研究资料》是在曹惠民教授主编的《阅读陶然：陶然创作研究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的基础上，选辑此后新发表的相关论文。选编出版《陶然研究资料》遭遇一波三折，原先国内某出版社向我组稿，我应约提交“世界华文文学史料丛书”策划案，第一本就是《陶然研究资料》，结果因出版社领导变更未获采纳，出版计划搁浅。不甘心的我另谋出路，2007年底经与陶然商量，两人决定用香港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都已经请诗人兼书法家秦岭雪先生题写好书名，当时陶然找《香港文学》美编帮助排版书稿，不料因计算机软件问题，可以开阅设计版面，而字体乱码，应该是内地的计算机没有该种字体，所以无法用简体字输出。我又联系福州一家印刷厂重新排版，在正式付印前得知境外出版社出书审批手续繁杂遂作罢。屋漏偏逢连夜雨，2008年1月，家母体检查出罹患癌症，我从此开始了两年多陪同母亲出入医院治疗的忙碌日子，直至2010年4月2日母亲辞世。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脱不开身，无法安心投入《陶然研究资料》最后的编辑工作并联系新的出版社，导致《陶然研究资料》一再延后出版。陶然知情后虽很失望，却仍频频安慰我照顾好母亲为先。鉴于2007年以来相关研究文章陆续刊发，为了编选较为完整的研究资料集，我和陶然商议尽量推迟截稿，最后在2013年7月正式出版，我在书的后记中写道：“今年9月27日是陶然先生七十寿辰，谨以此书作为小小贺礼，恭祝他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陶然研究资料》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我也颇感欣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凌逾教授在《2014年香港文学研究概况》中指出：“袁勇麟主编47万字《陶然研究资料》，深化陶然研究，是香港文学整体研究的重要收获，华文文学史料建设的模板，可资华文数据库建设借鉴。”她还在《近年香港文学年鉴系列》中认为：“《陶然研究资料》分四板块：第一部分陶然创作谈，透析其心路历程、人生经历、作品总体风貌、艺术特质；第二为访问与印象；第三部分为评论文章选辑，研究方法和观点新颖，此外附录‘陶然文学年表和评论资料索引’，袁教授整理的《陶然文学创作与活动年表》、《陶然作品评论资料目录索引》和撰写的《后记》。全书体例详备，资料齐全，选文新锐，将香港文学史研究推上层楼。”

陶然的小说，我认为出版于2015年6月的《没有帆的船》最集中体现了其四十年的社会思考与创作流变。从创作于1974年的《冬夜》到2014年的《芬兰浴》，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微型小说再到闪小说，内容丰富多彩，手法多有创新。陶然的关注面很广，从移民、九七回归到都市批判、怀旧等等，都纳入其思考的范畴，呈现出两个最主要的写作面向：冷酷的世情与隐喻的爱情。而随时代发展，陶然不断改变小说形式，经典改写、意识流等等手法的创新与应用，亦值得注意与讨论。纵观陶然四十年来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题材的开拓上，还是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都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热爱与不懈追求。自然，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这样的热爱与追求何等艰难，而陶然的坚持来自于“我依然相信，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文学的城市，经济再发达，也还是贫血的城市”。

陶然的散文，我认为他在用心灵的眼睛观察生活的表象，用灵魂的温度感受生命的本真的坚持中，逐渐成熟、圆融，最终达到淘洗浮华的境界。陶然散文集《街角咖啡馆》在付印前，他曾邀请我与董桥、郑明娳一同为这本散文集写推介语。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在厌倦了喧嚣璀璨的声色光华之后，当代人纷纷调转头来追逐澄净质朴的自在天然，但不知有多少人能像陶然那样，把自然当成一种人生态度和生命状态，不管辗转游历了多少变幻风景，亲身体会过几许世事沧桑，都不会被岁月冲刷纯真的向往，也不会被时光磨平感触的敏锐。他的散文删去了曲折离奇的情节、摈弃了惊心动魄的悲欢，在细碎琐屑的市井人生里分辨是非，在平凡拥扰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感动，这种成熟浑然、从容大气的意境也正是自然天成的真义。”

二

陶然不仅是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家。正如痖弦先生在2018年1月底写给陶然的信中所指出：“《香港文学》十七年，兄的建树甚大，将来文学发展史上，样样都会记下来，功不唐捐。且我发现你在烦劳的编辑生活中仍不断有新作，文章著作，质量都好，这非常不容易。十七年不算久，还可以再发挥，由于不影响你的创作，可以把编务和自己的创作视为车的双轮，鸟的双翼，并而行之，以竟全功。”

陶然早在1985年就参与了《香港文学》的创办，并担任过半年的执行编辑。2000年7月，他又继刘以鬯之后接任《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在8月20日所写的《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作为刊首语发表于《香港文学》9月号。他说：“《香港文学》改版了。”“改版，并非出自空中楼阁，《香港文学》自1985年1月创刊，已逾15年，在刘以鬯先生的坚持下，本刊已成为香港文学杂志的一个品牌；这个基础，成为我们承接的条件。继承之外，也还要跟着都市节拍发展，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别强调：“作为一本文学刊物，我们极端重视创作，与此同时，也不忽视评论。没有具创见的评论的推动，创作难免会有些寂寞，而且也难以总结经验、开创前路。”“对于有影响的作品不流于捧场，对于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当中的分寸如何掌握，难度颇高；但我们当会尽力而为，倘若多少有些参考作用，便于愿已足。”在刊物版面极其宝贵的情况下，他每年坚持推出文学评论专辑，他在2005年11月号的卷首语《更与谁人评说？》中，指出：“我们深知，有穿透力的文学批评，对于创作者何等重要，即使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家都不放弃。我们不敢轻言，展出的所有批评文章，都有耀眼的新意，但大体可以认为，那是具有亮点的一家之言，值得我们咀嚼。”在2014年12月号的卷首语《评议，为了更进一步》中，他更指出：“在香港，文学是属于小众，评论更是小众中的小众。也许这是由于很多评论写得沉闷，也许论点论据都缺乏理据；总之，即使爱好文学的人，也大都敬而远之。但是，不可否认，创作与批评是文学的双翼，缺一不可。香港报刊尤其缺乏文学评论园地，我们一向提供篇幅给有心人，期望提倡阅读风气。”

香港文学缺少评论，原因或如《香江文坛》主编汉闻先生所指出：“这一方面因为能提供发表文学评论的园地寥若晨星，另一方面写文学评论容易开罪人，业内人碍于情面，也就懒得动笔。这种现象导致……文学评论成了香港文学薄弱的一环。”正是出于对评论的重视而又在香港不容易找到作者，我和内地一些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便经常受邀撰写相关论文，渐渐成了《香港文学》的作者。我第一次在《香港文学》发文是《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再思考》，刊载于《香港文学》2002年第10期，从此开始与《香港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十几年间发表了三十余篇评论文章，多半都是应约为每年一度的文学评论专号或《香港文学》其他相关专辑撰稿。曾当过台湾《联合报》副刊编辑的诗人陈义芝，深知办好一本文学刊物的不易，他特别夸奖陶然：“重视文学批评。主编者再三表达批评有助于文学交流，‘批评与创作，是文学的双翼’，期望创作与评论良性互动，‘使各种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得到及时有效的评论’，引导初涉创作的人进窥文学经典的堂奥。陶然欣赏形式活泼、自有见解的品评，亦感慨有穿透力的批评可遇不可求，更点名散文评论薄弱，期望众声喧哗。”

由于我主要研究散文，因此陶然的约稿也偏重让我撰写散文评论。如《看烟花绽出月圆》，是评论陶然主编的《家具清单——〈香港文学〉散文选》。作为《香港文学》的总编辑，陶然不仅自己笔耕不缀地坚持创作小说、散文等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而且长期致力于搜寻录编优秀的老中青华文文学力作，涵盖小说、散文、戏剧、史料、诗、文学研究、报导、访问、专辑和座谈会、文学活动等文学活动记录，力求使《香港文学》呈现出种类广泛、题材丰富、内容充实的样貌，真正实现了“提高香港文学的水平，同时为了使各地华文作家有更多发表作品的园地”的办刊目的。更重要的是，他还会定期从收录文章中甄选出小说、散文、评论等优良精作编辑成册，至今已出版了多辑初具规模的文学选集系列，他自称是“希望把每个阶段发表在《香港文学》的佳作以选本的形式，保留下来，为香港文学做点文学积累的工作。”谦逊的言辞之间，扎扎实实地体现了陶然热爱文学的赤诚情怀。我为这个选本点赞：“我与散文选集编者陶然相识多年，对他的赞佩始终不曾减弱。要知道，在香港这个浮世繁华利益纠缠的商业化都市坚持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已属不易，何况还要在声色萦绕光影冲决的新媒介世代中执着于鼓励栽培文学新生力量的文学精神，更是一桩难事。没有对文学虔诚的尊重和淳朴的热爱是绝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每次拿到他编选的文学选集，我都会有一份特别的感动，尤其这次的这本散文选集，更是让我感受到了那种‘黑夜闪电’般在刹那间照亮一片天地的文学精神。”

《日光倾城》是评论两本沉甸甸的《香港当代作家作品合集选·散文卷》，这是陶然选编的又一套散文选集，它是对香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和散文作家的一个梳理和小结，通过这本文集，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香港当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也可以相对完整地了解香港当代散文的整体格局。更重要的是，正如透过一缕清透的日光可以看见更加清艳的花草一样，香港当代散文丰盛繁茂的景象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真切地了解当代香港的历史变迁、俗世风情和文化潮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在社团集结贫乏、作家流动性强、文史整合能力有限的香港文坛，做出这样跨越半个世纪的散文选集着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陶然选择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如果没有对香港文学的信心，没有对香港散文的热爱，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三

陶然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会埋头书斋写作的人。他喜欢旅游，经常利用参会时机饱览中外大好河山，真正践行了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这些年我与他结伴，走南闯北，国内除了福建各地居多，其他如文莱、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国也留下了我们共同的足迹。我们一起去过最多次的国家是马来西亚，大约有七八次，主要是应马华作家朵拉、拿督林庆金、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拿督许廷炎邀请，参加“拿督林庆金JP出版奖”评审和槟城文学采风活动，行程涉及槟城、马六甲、太平、怡保、金马仑、吉打等地。

陶然祖籍广东蕉岭，因为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香港内外》是1982年6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常被误认为是福建人。他在2014年9月9日所写的《时光老去》一文中还郑重申明过：“好些人老是误以为我是福建人，虽然我许多朋友是福建人，但其实我并不是。”不过，他确实跟福建有缘，像他的文学领路人蔡其矫就是福建籍诗人，而香港闽籍诗人兼书法家秦岭雪先生，出版家兼学者孙立川先生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其余如福建学者孙绍振、刘登翰教授，诗人舒婷等人，也是他的至交好友，孙绍振教授有篇评论甚至直呼《陶然，变“邪”点！》。

我陪他走过福建不少地方，如福州、漳州、泉州、莆田、宁德、南平等，陶然在许多散文随笔中写过福建的山山水水，记录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情谊，他或直书我的名字，更多时候常以我姓氏的第一个字母“Y”指代我。“航机降落在华灯初上的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外人群中，远远就见到Y在挥手，含笑，我却知道他等了许久，只因为航班迟飞”（《悠然走在山水之间》）；“临别那晚，Y在酒店西餐厅设宴，意大利餐，最后一道甜品是雪糕，我的最爱。S在旁边议论横生，纵横睥睨，但食欲普通，他笑说，晚饭不能太饱呀！饭后送他们上车，我们百步走，随意走到温泉公园，想要重温那歌舞之夜，但公园里静静，有几滴雨点飘下来，竟不见跳舞的人群，也没有歌声飞扬。有点失落，恰如即将离开的暗夜心情”（《有福之州》）；“那晚，Y的学生请晚饭，他们一个在电视台当主持，一个在电台当音乐节目主持，都是能说会道之士；但都对老师极其尊敬。……主人劝酒，但我们不胜酒力，早已有Y出面抵挡，总算过关。大家似乎有点醉意了，舌头开始打结，酒后吐真情？Y说了许多体己话”（《印象刺桐》）。

这样的场景在福建见面时经常出现，闽人不善酒，却极其好客，尤其招待远方的贵客，更是倾其所有，而陶然比我更不会喝酒，为了不拂主人盛情，我常常为他替酒而光荣醉卧沙场，其中一次是在漳州南靖云水谣。以致多年后他在写我的那篇“昨日纪”专栏里还念念不忘，可见印象之深。他写道：“我比较难于跟人一见如故，所以常给人以冷漠的感觉。其实我是多么期望有几个可以交心的知心朋友，比方勇麟，相交这么多年，应该是知根知底了，他常挂在嘴边的，是‘没关系’三个字。看来他越来越忙了，好几次会议他都来不了。但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一回在福建土楼‘云水谣’，他替我们挡酒，喝醉了，醉意朦胧，他手持酒杯，指着我和朵拉，说，我们三个，是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说完，上车，他在车子上呕吐。这话是他平时绝不会说出口的，但酒醉三分醒，我深信确是他心里话，随着醉意吐了出来，让我铭感五中，永志不忘。”

很奇怪，陶然到福建，好几次都碰上大雨，“那天下午，时近傍晚，Y的学生来宁德接我们，以为很近，不料翻了几座山，到达古田时，天已大暗。……而那古田的冬雨，依然下个不停，好像要一直下到地老天荒。”（《古田冬雨》）。2016年冬天在福州鼓岭，也邂逅一场漫无边际的大雨，幸好山区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雨停歇后，我陪陶然、朵拉、菲尔参观历史悠久的鼓岭老邮局，“在Y的鼓励下，提笔在邮局供客人留言的纪念簿上写下字迹，一面想着，将来会不会有人看到？或者是有哪一天重来，我自己会看到？自己根本无法预测，我又并非具预测的本领，将来的事情，有谁能够告诉我”（《鼓岭骤雨》）。我查看了当时拍的照片，他写道：“来到鼓岭，与勇麟、朵拉、菲尔同行，有雨。”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与你重游鼓岭了，陶然兄！

2016年7月，陶然来福州参加刘登翰教授学术志业六十年研讨会。会后我陪他到福州近郊永泰县嵩口镇参访，嵩口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张元干、闾山派道教宗师张圣君的故乡，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建筑群100余座，2008年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我们住在我学生经营的松口气客栈，客栈虽小，只有十间客房，但名气不小，演员姚晨入住过并在自媒体上广而告之，因此常常客满。陶然对客栈赞赏有加，“客房的设计充满心思，空间结构令人惊奇，进入房间，躺在宽大的床上，又觉得意外地好，干净、整洁，不亚于星级酒店”。由于台风来临，“要离去的前一夜，风雨来袭古镇，一夜滴滴哒哒打在窗边，响个不停，让人几乎不得安宁”。果然，第二天一早获悉永泰通往福州的高速和省道都因塌方或浸水而封路，经过多方电话咨询，“终于确认只有绕道的一条可以通畅。于是便由勇麟陪同，南下再拐上去，用了平时的两倍多时间”（《在嵩口客栈，松口气》），赶到福州长乐机场，搭机顺利返港。

至于国外十几次的同游经历中，印象深刻的有下面几次。

最任性洒脱的一次是2008年9月的韩国之行，我与陶然、也斯等人，应朴宰雨教授邀请，出席在韩国东国大学庆州校区举办的第十届韩中文化论坛。对于这次韩国之行，陶然说：“记忆深刻的是，安东和勇麟和我在酒店咖啡座太阳伞下喝咖啡。”朴宰雨先生在惊悉陶然去世消息后，在微信朋友群里写道：“2004年初识，一起爬泰山同房住。后来在香港见面好多次，跟也斯与金惠媛喝酒。2008年来韩国，跟香港也斯和金惠媛，瑞士洪安瑞，意大利达德，芬兰高歌，中国袁勇麟，韩国严英旭等一起爬顺天曹溪山仙岩寺。”当时我和也斯、陶然先生在旅途中经常因为内地和香港的特殊关系互相打趣，他们两人调侃我是“强国人”，我则摆出随时“统战”他们的姿态，一路欢歌笑语，甚至在朴宰雨先生的导演下，连平时斯文万分的陶然、也斯，也跟我们一起跳起来摆出腾飞的造型合影留念。在酒吧里，我们三人组成“中国队”，与东道主“韩国队”和远道而来的“欧洲队”比拼，我第一次领教了韩国“深水炸弹”的喝法，在一大杯啤酒里放置一小杯白酒或洋酒，端起来一口闷。

最浪漫难忘的一次是2013年8月9日在太平湖上尽情放歌的情景：我们泛舟在美丽的太平湖上，马来西亚当地的几个朋友哼起了曾经风靡一时的香港诗人许建吾作词的流行歌曲《追寻》：“你是晴空的流云，你是子夜的流星，一片深情紧紧封锁着我的心，一线光明时时照耀着我的心。我哪能忍得住哟，我哪能再等待哟，我要我要追寻，追寻那无尽的深情，追寻那永远的光明。”主人欢快的气氛感染了我们，不知不觉中宾主双方在太平湖上拉起歌来，游船上充满了欢歌笑语。当时同行的方忠属龙，我们又都是炎黄子孙，于是大家先合唱《龙的传人》。陶然和曹惠民在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当时流行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此情此景，正是开怀放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的好时光，没想到他们两位腼腆得很，“老夫不发少年狂”，任我们其他人怎么起哄总是不开金口。陶然不唱，我们还是有办法，唱起《东方之珠》，心想他总得跟着哼两句，却仍然守口如瓶，可能是我们选错了歌，应该要唱那首《狮子山下》才对，陶然曾经说过：“人在旅途，从我的成长地北京到我的出生地万隆，一路歌声如雨。我在北京听到女声二重唱唱出我在大学时期流行的《让我们荡起双浆》，到了万隆我又听到昂格隆（Angklung）乐队演奏奏出我少时常想的《哈囉，哈囉，万隆！》，时空穿梭、倒流、回旋，令我有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感觉。只有当我回到香港，听到《狮子山下》的歌声，我才顿时醒觉，即使我跑得再远，香港始终是我生活的落脚点。”

最尴尬无奈的一次是2015年3月，我与陶然、朵拉等人赴印尼棉兰，出席“从郁达夫看一带一路给印华文化与教育的动力”研讨会。他们从槟城直飞，我则由新加坡转机到棉兰，然而好事多磨，我在棉兰入关时被带进一间“黑屋”，正面临敲诈时，多亏当地朋友赶进来“捞人”救出了我。这短暂的不愉快经历，比起当地华侨文友的热情接待和令人陶醉的美丽风景，实在算不了什么。尤其是我们来到多峇湖，住在萨摩西岛，这里的一山一水都让陶然回想起少年时光，“但见稻田中央立着几个稻草人，还挂着铃铛，当风吹过，铃铛响起。噢，那是赶鸟用的，小时在万隆的稻田里我也见过”，“朦胧中我又好像回到那久违的热带地方生活了”（《梦幻多峇湖》）。不料，几天后离开棉兰时，在出入境处又遭遇类似入关的一幕，我们的护照全被收走，并要求我们到旁边的屋子等候审查。这次我比较坦然，心想陶然出生于印尼万隆，会说一口流利的印尼语，与出入境工作人员沟通应该没有问题。没想到真应了那首唐诗所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陶然的“乡音”一点也不管用，最后还是朵拉忍不住上前大声质问为什么不放行，出入境工作人员支支吾吾说不出具体原因，才勉强放行。

最惊险紧张的一次是2016年8月13日在泰国南部的勿洞府，用过晚餐，大家准备去看庆祝泰国皇后生辰的露天文艺表演，途经一座1937年建成的巨型红色邮筒——全世界最大的邮筒来到十字街头时，一群警察在封路，听说有辆电单车停在路边无人认领，引起警方怀疑，我急促地催大家“快走！快走”，一行人匆匆回到酒店。由于时间还早，大家便待在房间里神聊，正在说得兴高采烈时，突然远处传来一声爆炸声，大家顿时愣住了，因为刚听说前几天与芭堤雅隔岸相望的泰国最传统的海滨小镇华欣炸死了几个人，有人解释可能是庆祝活动的爆竹响声，大家才释然。后来闻知其实是警方引爆当晚在路边发现电单车上一枚可疑的定时炸弹，我们相顾有些骇然。陶然说：“以前，只道泰国是微笑之国，但现在，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恐怕还是要处处小心。都说，小心驶得万年船，想想，硬是有道理”（《勿洞惊魂》）。

四

陶然是一个善良且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国内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而我更有切身体会，几乎每次到香港开会，他有三件事必办：一是只要他身体许可，不管刮风下雨，一定会到机场来接我；二是知道我在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研究，常常利用会议闲暇时间陪我逛书店淘旧书；三是安排我与福建乡贤秦岭雪先生、孙立川先生见面餐叙，大家坐而论道，谈文说艺，其乐融融。

我曾在《书香墨影里的香港》一文中，记述了陶然陪我淘书的经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杂文史论》时，承蒙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教授帮我在旧书店里觅得《七好文集》、《三苏怪论》等在大陆无法见到的图书，获益匪浅。后来有机会到香港开会或途经香港时，我都要请陶然带我到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旧书店，它们往往散落于街边巷尾，在繁华都市，独守一片清闲。从中环摆花街的神州图书文玩有限公司到旺角洗衣街八十一号三楼的新亚图书中心 ，从北角渣华道二十四号建业大厦地下七号铺的精神书局到英皇道一百九十三号英皇中心地库十九号的森记图书公司 ，还有铜锣湾骆克道五百号三楼的正文书店等等 ，都是我搜罗旧书的好去处。

陶然也撰文记述陪我逛旧书店的情景：“由于他研究史料卓有成效，在被公认为文学评论家之外，人们也一致认可他为史料专家。的确，和他出游，他必定关心文史旧书籍，其钻研精神，非一般学者所能及。我曾陪他去北角一家旧书店，看到他非常认真地淘宝，也看到他淘到珍贵书籍的欣喜情状。不仅是在香港，在槟城，在每个地方，只要有一点空，他都会去寻找。当别人忙着去欣赏风土人情时，他却格外留意刻着的古迹字眼。”

最新一次他陪我淘书的经历是2018年7月8日，我应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邀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与陈智德教授、黄念欣教授一起主讲“文学的成长叙事”，我谈的是曹文轩《草房子》的成长书写。陶然特意前来旁听，并给我带来了所要的图书。会后陪我回到所住宾馆房间，因为我不会说粤语，又帮我一一打电话确认几家二手书店的地址和营业时间。他还迈着沉重的步履，陪同我走访森记书局、乐文书店、梅馨书舍、序言书室、田园书屋等书店，那次我购买了台湾《中副50年精选》、刘克襄《随鸟走天涯》初版本、焦桐选编的《八十六年短篇小说选》等。

不仅是我，连我的学生都感受到他的热情待人。在得知陶然不幸猝逝后，我的研究生吴海燕回忆道：“去年香港匆匆一见，陶先生与我们师兄弟几人相谈甚欢，我还留了一本北岛的书 请他帮忙签字，他爽快答应了我，说经常会见到北岛，只是那段时间北岛在云南度假，我还打趣说陶先生比较忙，可能会忘记。他笑着回复说，你以为我老了吗！”李薇曾评论过他的作品，他感念在心，一直给她寄杂志，李薇说：“陶先生仅与我数面之缘，甚感性情相投，坚持馈赠刊物，数年从未间断，乃至我挂职期间，同事都每月代收到刊物。温和从容，谦雅义性，如斯如此。泪送……”面对他的离去，李薇深感“突然与震惊无可言喻，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人生匆匆，一别竟是永远……先生走好，天堂仍有街角咖啡馆的温暖”。

与陶然一同参加过2016年槟城笔会，仅有数面之缘的青年画家李骍，旅居美国纽约，当她得知陶然逝世的噩耗，给我发来微信：“我今天知道了陶老师的事情，整个人都不好了。因为陶老师上个月还跟我通了几回电话，他一直对我特别好。我一下子接受不来。我不知道我还能做点什么，我在纽约地铁里哭都要哭傻了。”她说：“忘年交，逛街，看电影，逛书店，一起玩耍。感恩他对我这么好，我想这个世界上已经找不到一个对我这么好又不求回报的人了。”

五

陶然是一个外表严肃、内心幽默的人。陶然常给人严肃的印象，尤其是朋友聚会时，他常常静默少语，他自己也说：“我性格如此，而且自知并无高见，每遇有高明谈古论今，我总愿意做听众的角色，以增见识。其实朋友见面只是为了友情氛围，话多话少不是问题，所谓尽在不言中。”

他性格安静，但有时也会跟我们到KTV狂欢。2007年12月10日，在暨南大学出席“曾敏之与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当晚参加完曾敏之先生九十寿宴后，陶然、曹惠民、凌逾和我等几个朋友意犹未尽，到天河东路155号K歌王唱歌。虽然他只是轻唱一首，便静静地退到一旁听歌，却很仔细观察我们每个人的神态，并在事后撰写成文《广州夜色》：“那晚人们脱下了教授的光环，还原本色，大帅表演童真，动作狂放；OK也不甘示弱，与他构成互动画面；连C也手舞足蹈，狂歌当醉。只有L依然安静地唱，唱出了让举座惊叹的动人歌声，原来是真人不露相，一露相便把人们镇住了！有时人在不经意中才能露出真性情，这种毫不修饰的率性，有不设防的纯真，我们又回到了从前。”他对这场狂欢念念不忘，甚至在12月18日给我的电邮中写道：“这回广州相聚，是否也选一两张我们的相片放进研究集（指我当时正在编选的《陶然研究资料》）里？比方那晚卡拉OK等等。”

陶然幽默的一面在2002年11月11日发给我的电邮中更是可见一斑：“坏孩子勇麟博士后：望成了长颈鹿，以为如你会前在福州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衡山路见！哪里晓得坏分子只顾和美眉厮混，坏了哥们儿义气，不但咖啡喝不成，连人影都不见！下次狭路相逢，须吃洒家一刀，方解心头之恨！”他说的是2002年10月27—29日，出席复旦大学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期间，我们事先相约到衡山路喝咖啡未果一事。起因是那年5月17日，陶然先生来闽参加福建作家协会、《台港文学选刊》和福建画院合办的“秦岭雪诗集《明月无声》研讨会”，住在福州西湖宾馆1号楼204房间，我18日中午去看他，获悉他前晚钱包失窃，还好深夜被人“捡到”，只是里面的港币和人民币都不见了，证件和信用卡俱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不然回去乘飞机都成问题。为了表示东道主的歉意，我答应10月到上海开会时请他喝咖啡，不知为何两人没约成，留下一段遗憾的记忆。

其实所有与陶然深入接触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他“陶然”的一面。我的博士生陈焕仪（菲尔）称他是“外表严肃内心浪漫的陶然老师”：“他住香港几十年，见面总爱跟我说粤语。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各种话题，笑完又讲，讲完又笑。我有时调侃他，对他‘没大没小’，事实上他把我当作世侄女，对我特别容忍，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大咖作家！”马来西亚槟城留台同学会会长林岳桦回忆：“陶然老师说笔名陶然是希望自己是个快乐的人，其实他经常带给身边的人很多快乐，每次遇见有机会一起用餐，如果没有安排位子，最喜欢坐他身边，常常不经意的一句话，都让大家很开心。”

六

自古多情伤离别，3月9日晚从秦岭雪先生、周洁茹总编、赵稀方教授的微信，以及凌逾教授、戴瑶琴教授的电话中，相继得知陶然去世的消息，我如五雷轰顶，忍不住失声痛哭，几天来一直恍恍惚惚，不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千古文章未尽才，陶然有很多写作计划等待完成，还有好几本书尚未出版。

陶然去年二月跟我说过：“我想重新拾回在前几年福州世华会议上与花城社长谈好的长篇，拖了多年。詹秀敏叫她手下一个人，跟我联系，要看书稿。我才写近三万，须赶写。”这其实也是秦岭雪先生的意思，他多次跟我说陶然很聪明，要我劝他不要再浪费笔墨写那些信手拈来的散文，而要再创作些类似《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等的长篇小说。我也跟陶然提起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完全可以像施叔青写《香港三部曲》那样，以近百年来南洋、中国大陆、香港社会为背景创作长篇三部曲。

2月26日他在微信中告诉我：“林滨说，昨日纪下半年拟列入出书计划。这思想起，也是你的思路，希望写成万隆、北京、香港的文学回忆录性质的一本书。”这是去年在槟城参加文学采风活动时，我曾把他在《文汇报》的“昨日纪”专栏推荐给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滨副社长。“思想起”则是今年他新开在《大公报》上的专栏，开栏之前他告知我，专栏两千字左右，每周四刊出，并与我商量专栏名称和内容，我建议他写文学生涯的回忆录。他很看重这两个专栏的文章，常常一写好尚未发表，就发给我和许多朋友，让我们一睹为快。他在2月28日晚上还转发董桥先生看了他写的《你一定要读董桥》后的回复：“陶然：感谢感谢再感谢！读你此文，至感而恧。你的文字一向很真，我也就照单全部收下你的赏识了。香港只有大公文汇还看得到文艺副刊，希望你多写！我正在写一本《我读胡适》，关在书房里两个多月了，还要一段时日才写毕。你我退休，写作自娱，岁月静好，夫复何求！董桥。”

林滨知道陶然与蔡其矫先生交往多年，在蔡其矫的直接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陶然与蔡其矫的文学交往、人生交往，是蔡其矫文学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海峡文艺出版社正约请王炳根先生编辑《蔡其矫全集》，王先生告诉我：“陶然兄一直关心《蔡其矫全集》的出版，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林滨认为：“真实、全面地挖掘与记录他们交往的时代变迁和文坛风云，以及对文学理念的探讨、对艺术人生的追求，可以丰富蔡其矫的研究资料，增加读者对蔡其矫的认识、有助于研究者对蔡其矫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他特意约陶然写一本关于蔡其矫的书《我与诗人蔡其矫》，陶然书已交稿，也还来不及出版。

在天人永隔之后的几天里，我还陆续收到他生前从香港给我寄来的两箱图书，睹物思人，情何以堪！林岳桦女士安慰我：“老师，正面来思念陶然老师，其实他是有福之人，生前没有受苦，还可以天南地北到处去旅游，时间到了，他离开我们身边，但是相信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虽然不舍，还是要接受，大家互相勉励，好好照顾自己，珍惜当下。”这使我想起陶然在2015年1月17日所写的《痛别——悼曾敏之》中的最后一段话：“如今，曾公走了，据说是在睡梦中安然离去的，有些突然，但走的时候应该没有痛苦，这又值得安慰。回望曾公一生风雨，无愧人生，是凡人，是长是短，终有一天要离去，曾公离开我们，虽然痛心，但他留下的精神，却让我们永远缅怀在心间。”我想这一段话也可以借用来形容所有人对陶然突然离世后的感受。

陶然不幸辞世后，世界各地文友纷纷撰文表达哀悼和不舍之情。我谨引用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3月10日写的一首诗作为代表，他在诗前写道：“2019年3月9日，著名作家陶然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6岁。陶然先生原名涂乃贤，1943年出生于印尼万隆，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73年移居香港，同年开始小说创作，任《香港文学》总编辑，为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兢兢业业，其在文学创作方面著作等身。拟小诗深表哀悼。”诗曰：

春寒料峭传噩耗，陶然仙逝友嚎啕。

文苗长在万隆土，书生炼于京城窑。

岁月如歌回音壁，与你同行连环套。

谦谦君子第一人，著作等身永辉耀。

杨教授在诗后注明：“《岁月如歌》《回音壁》《与你同行》《连环套》都是陶然小说、散文集的书名。”

往事如烟，长歌当哭！

陶然兄，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是好兄弟！

2019年3月13日于福州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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