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于昊：中国故事的跨媒介改写——以《赵氏孤儿》为例

中国故事的跨媒介改写  

 ——以《赵氏孤儿》为例

于昊，《中国故事的跨媒介改写——以＜赵氏孤儿＞为例》，《电影新作》2018年10月5号

【摘 要】在中国传统戏曲剧目中，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作为经久不衰的经典剧目，其文本生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勾连，有着依托传统的别样生命力。由田沁鑫和林兆华执导的当代话剧《赵氏孤儿》对传统戏曲文本进行了改写。2010年陈凯歌执导的《赵氏孤儿》以戏曲故事为原始文本，运用电影独特的影像叙事方式，将传统戏曲所蕴含的宏大叙事消解在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中。这种跨越戏曲、话剧、电影三重呈现方式的同源性文本改写，无疑对不同时代下的文本差异性表达及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内涵进行了相应的磨合与深入剖析。

【关键词】文化改写  孤儿形象  传统文化

文本改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扭转当下传统文化难以被广大受众接受的尴尬境遇；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检验故事自身作为缓解受众现实焦虑的“答案”，能否真正贴合当前社会主流话语环境下对叙事文本的及物性要求。《赵氏孤儿》经历了戏曲、话剧、电影三重文本叙事的历时性改写，可以被看做是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典型案例。《赵氏孤儿》所蕴藏的伦理道德诉求和潜存情感，使其能够跨越古今、跨越不同的文本叙事形式，才得以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绎。“文本类别的演变和故事的增删变化，传达着不同的时代对于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见解，这种时代回响推动了种种不同的文学作品的诞生”。【1】

一、经典改编：经典文本的现代化呈现

纪君祥元杂剧版本的《赵氏孤儿》一楔五折，讲述的是我国春秋五霸时期由程婴、屠岸贾、赵氏孤儿赵武演绎的以“救孤”“复仇”为主要叙事线索和戏剧冲突的故事。相较于《左传》《史记·赵世家》中对于“赵氏孤儿”的讲述，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已经是带有创作者主观化虚构和带有特定历史背景下想象性表达的作品。元代纪君祥的版本，是典型的元杂剧的五折样式。【2】故事发生在春秋五霸时期的晋国，在当时的统治者晋灵公麾下大将屠岸贾和宰相赵盾积怨已久，而后屠岸贾出于对于赵盾报复将其全家上下男女老少三百余口灭门。作为遗腹子的赵氏孤儿赵武也成为整部故事叙事进一步发展的核心人物。第二折中庄姬临死托孤程婴，与第三折中程婴为保全赵氏遗孤，舍弃自己的亲生儿子与公孙杵臼的自我牺牲，完成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 “义”的诠释，而程婴与屠岸贾之间也因此产生勾连。程婴临危受命救赵家遗孤于危难之际的行为选择，是带有个体牺牲特质的义举。此时由文本所建构的戏剧冲突是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规约下的个体，与封建强权实力之间的冲突。纪君祥在这一折中，将程婴的亲生儿子与赵氏遗孤进行了人物角色上的置换，让亲生骨肉替赵氏孤儿受死。最后，在第五折中，随着赵氏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将其身世以图画故事的方式告知，赵氏孤儿最后在魏绛的帮助下刺死了仇人屠岸贾，报了赵家满门被杀的血海深仇。由此可见，作为传统戏曲经典剧目《赵氏孤儿》的内涵核心在于赵氏孤儿的复仇，这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个人裹挟在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规约下的个体行为选择。

图1

电影《赵氏孤儿》

事实上，中国古典历史剧往往以宏大叙事的话语策略进行建构。这与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拥有主导话语地位的儒家传统伦理纲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其规约下的封建宗法社会中，个体价值往往是屈服于群体价值之下的。在儒家伦理道德的自我规训下，中国古典历史剧中对于个体生存经验的书写由此变得不值一提。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古典戏曲放置在了宏大历史话语叙事中，直接决定了历史主体在话语建构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人艺版还是国话版的《赵氏孤儿》，在对于文本叙事和改编策略上，都将之前纪本《赵氏孤儿》中宏大的历史话语叙事从文本中剔除，摒弃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伦理道德价值的诉求，将之前被刻意隐匿于文本背后的个体精神价值放置于历史前景中赤裸呈现，让原始文本中所蕴含的善恶忠奸的价值评判与人作为复杂个体的复杂人性相勾连。纪本《赵氏孤儿》中，主人公在二十年的成人过程中，由于程婴与屠岸贾的提携与督促，成长为一位文武兼修的谦谦君子。但是，当他从程婴处得知自己与屠岸贾之间的血海深仇时，他说：“我我我也还他九族戮”，“今日尤存赵孤氏，再休想咱容恕，我将他轻轻掷下，慢慢开除”。【3】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封建宗法社会制度下，根据其当时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规约，孤儿赵氏在得知其灭门家仇后手刃仇人的做法合理合法。

《赵氏孤儿》人物关系图

200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下文简称“人艺”）与中国国家话剧院（下文简称“国话”）分别请新时期以来成绩卓著的话剧导演林兆华和因改编萧红小说《生死场》而声名鹊起的田沁鑫排演《赵氏孤儿》。鉴于两位导演在性别、年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差异，针对同一文本进行排演则势必会带来颇多导演的个人色彩。所以，同源性文本的差异性改编往往会带有创作者的个人化印记。基于以上种种差异性，笔者在针对《赵氏孤儿》的当代呈现时，更多地选择将分析基点立足于两部作品在文本意义以及舞台的呈现上，这样更能够剖析出在时代影响下的文本差异性表达及其背后的文化、社会内涵。“在人艺版和国话版的《赵氏孤儿》中，对纪君祥的版本作了较大幅度的改编，人艺版对历史呈现新的理解的基础上解构了悲剧；相比之下，国话版更接近历史，而且保留了悲剧的特色。”【4】

人艺版的《赵氏孤儿》将焦点聚于现代所理解的深藏于两家血海深仇背后的社会原因，将纪本《赵氏孤儿》中的复仇主题进行了消解。在林兆华导演、金海曙编剧的人艺版《赵氏孤儿》中，从剧本对屠岸贾和赵盾两人的人物简介中可以发现，赵盾自身所带有的儒雅气质与其政治上的优越地位相关联；屠岸贾作为曾被发配西域大漠的人，编剧在描述他的性格时使用了“坚定”“下手快狠”“不留余地”“阴鸷”等词。二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人物性格在最初的设定时已经内含矛盾冲突，这种人物设定也为后续两人间的尖锐矛盾埋下伏笔。从公孙杵臼所言“二十年前你逼得屠岸贾家破人亡，远走西域，这一回京，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5】中，不难发现赵盾与屠岸贾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赵盾不义在前，由此为屠岸贾将赵家上下三百人灭门的残忍行径提供了合理化解释。在这部剧中，屠岸贾是作为“复仇者”形象首先出现在话剧舞台中的。屠岸贾身上承载了个体家庭破碎的“受难者”与“复仇者”的双重人物命运。相较于纪本中善恶忠奸的二元对立，人艺版中将这种对立置换为玩弄政治权术、铲除异己的政治斗争，这种建构使原本内含崇高使命的悲剧感被解构，这种解构也为后来孤儿放弃复仇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合理化铺垫。而整部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却由之前元杂剧中的赵氏孤儿转变为“义仆”程婴，他面对亲生儿子与孤儿间的生死抉择时，选择“舍子救孤”，他背负着天下骂名忍辱负重将赵家遗孤抚养成人，不料却等来了孤儿对于家族仇恨的逃避。林兆华将传统宏大的悲剧叙事放置于程婴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卑微个体命运中进行展示，消解了元杂剧中宏大的叙事话语，进而将焦点聚于个体的命运浮沉之中。人艺版《赵氏孤儿》所呈现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绝望。历史的厚重、现实生存境遇中的紧张和焦虑使得编导处于一种渴望摆脱却又深陷其中的桎梏中。林兆华对于传统叙事的解构之处在于，既没有解决历史问题，又将关乎个体存在价值与意义的问题抛入虚无中悬置起来。由田沁鑫执导的国话版《赵氏孤儿》则选择将矛盾冲突点聚焦于由宫围乱伦的任性斗气导致的人伦悲剧。赵朔因发现公主庄姬与叔父赵缨通奸将叔父刺死，庄姬因愤怒诬陷赵家谋反，赵朔也因愤怒选择起兵造反试图刺杀庄姬之父晋灵公，却因兵败而惨遭灭门之灾。此时，庄姬不仅是赵氏孤儿的母亲，也是造成孤儿悲剧性命运的始作俑者。对孤儿来说，悲剧在于情与仇的尖锐对立，建立在在恩人养父与仇人义父之间难以选择的情感上，“面对困境，我要选择；我不想选择，可是，我面对困境”【6】，这种困境成为孤儿成长中无法逃避的问题。孤儿在这部戏中成为真正的主角，他如何肩负着人生困境与复仇焦虑继续成长，进而完成对于父辈的超越，成为整部剧的内核所在。

图2

电影《刺客聂隐娘》

二、影像重构：个体书写与人性困境

田沁鑫版的《赵氏孤儿》将孤儿放置于哈姆雷特式的悲剧命运之中，这里的赵氏孤儿没有纪本《赵氏孤儿大报仇》中那种义无反顾为家族报仇的决绝，也没有林兆华版《赵氏孤儿》中将个体命运选择与家族破碎的血海深仇彻底剥离，他在面临抉择时，身处一种迷茫且不知所措的尴尬境遇。最后，当程婴与屠岸贾躺在血泊中时，孤儿身份在此刻真正的降临。显然，此时的赵氏孤儿在面对两个“父亲”死亡的悲惨局面时，肩负起了对于“孤儿”一词所带有的人物形象深层内核进行反思的重任。田沁鑫以个体的生存境遇来书写这一传统剧目，将微弱个体的生存境遇放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位置，以个体命运的悲剧化呈现来对宏大历史话语叙事进行消解。这种聚焦于个体化书写的文本呈现方式，成为新世纪以来以《赵氏孤儿》为代表的经典文本找寻全新话语叙述方式的群体化创作趋向。如取材于唐代短篇传奇小说《聂隐娘》的《刺客聂隐娘》；改编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的电影《赤壁》，以及改编自吴承恩《西游记》的《西游·降魔篇》等。

电影《赤壁》

2010年陈凯歌选择将《赵氏孤儿》这一经典文本重新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于银幕之上。电影中，陈凯歌将之前厚重的历史背景下，位高权重的大人物间的悲剧故事置换为以程婴为代表的小人物身处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的命运悲剧。电影将原本肩负大“义”舍子救孤的程婴从神坛上拉了下来，“矮化”为因意外卷入赵家灭门惨案并无奈牺牲自己亲生骨肉的平凡个体。电影中，程婴被塑造为一介草民，其人物身份上的设定并未对其不惜一切救出赵门遗孤这一行为提供合理化的解释。与此同时，程婴在面对庄姬与韩厥对峙的紧张局面时，并没有将藏有婴儿的药箱抱走的强烈渴望，进一步证明了“舍子救孤”并非出于其本意。程婴在面对一百个婴儿的生命时，无奈选择承认自己将赵氏孤儿藏匿于公孙忤臼家中，当屠岸贾前往搜寻孤儿时，一出戏剧般的真假孤儿换位，进一步将程婴在面临道义与亲情两难选择时的决断，以一种充斥着人生无力感的情绪呈现给观众。当程婴在说出那句“是我的儿子，这就是命”时，导演将本应被塑造为有情有义甚至为就救孤而不惜牺牲自己亲生骨肉的“圣人”程婴彻底解构为一个普通个体。相较于之前程婴主动献出自己的亲生骨肉，导演将救孤设计成程婴的偶然行为，这种偶发性的情节设置更符合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也更符合当下观众对于行为选择的预设。程婴由原来人们心中“忠义之士”的精神载体和文化符号，成为银幕上一个阴差阳错肩负起“救孤”承诺和复仇大业的“凡人”，【7】一个被后现代文化解构过的的真实“凡人”。

在当今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宏大概念被解构得支离破碎。电影中对于人物形象的评判颠覆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将人物角色赋予了更多客观真实的人性特质。在电影后半部分中，导演将遗孤程勃与屠岸贾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呈现给观众，首先使观众对这种人物间感情的设置产生疑问，即当程勃得知与屠岸贾之间的血海深仇时是否会忘却这一切而选择报仇雪恨，以及屠岸贾得知程勃的真实身份时能否大义灭亲痛下杀手。然而我们看到，屠岸贾最终得知了程勃的真实身份，但当程勃说出那一句“干爹救我”时，他一反故事伊始对孤儿的血腥残忍，对身处危难之际的程勃出手相救。屠岸贾转身的那一刻，仿佛程勃到底是谁、两人之间是否处于仇恨建构下的对立面已不再重要。十几年以来的朝夕相处成为那一刻屠岸贾所看重的唯一。无论是因为一连串意外而偶然献子的程婴，还是面对两位处于利益对立面的“父亲”时采取回避态度的赵门遗孤，他们在面临命运抉择上的两难境遇，进一步将人物形象从脱离现实生活逻辑的“空中楼阁”中剥离出来。当公孙忤臼在得知程婴妻子将赵孤交给官兵时，说出那句“换了我，我也不会交出自己的孩子”，导演借公孙忤臼之口向观众传递出自身对于封建宗法社会规约下对于人性禁锢的反抗精神，正如他拒绝赋予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沉重的复仇使命。无论是对这个孩子的未来命运，还是人性而言，都显得过于残忍。

图3

电影《西游降魔篇》

程婴为了报仇，忍辱负重在屠岸贾门下苟活了十五年，而程勃在这十五年间与屠岸贾建立了如同亲生父子般的情谊。程婴所谓的“我要好好把这孩子养大，让他替我死去的儿子报仇”，也在他真正面临复仇的瞬间产生了摇摆。一方面，在他明知程勃无法杀死屠岸贾为其报仇时，他逐渐放弃了复仇的决定；另一方面，程勃与屠岸贾之间十五年来所培养的“父子亲情”使他无法释怀。最后，当屠岸贾与程勃刀剑相见时，程婴反而处于两人中间对屠岸贾讲出那句“你该杀的人是我”，他死在了屠岸贾的利剑下，程勃也在此时将剑刺入了屠岸贾心中。导演仿佛在向观众诉说着仇恨的本质，即一把可以手刃仇人，同时也戕害自身的双刃剑。

结      语

跨越时代语境的历史改编，鉴于时代背景与文本类型的不同会呈现出人物命运、情感表达甚至是文本内涵的差异性。一直处于流变状态中的时代观念与主创者的个体化差异，往往导致针对某一同源性文本的差异化阐释。陈凯歌选择将这则悲剧放置于后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关照下，通过对于既定历史事件的改编将蕴含自身个体性倾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呈现给观众。他否定了宏大历史叙事规训下对于个体价值、尊严、人生选择的消解；他否定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脱离客观现实的正面英雄人物的虚假呈现。即使这种带有强烈主观化的意识形态的具象化表达往往有悖于经典叙事逻辑。对于个体生存境遇及人生选择的现实化表达同样也是导演尊重现实社会中受众依据自身生活阅历所建构的观影期待、伦理诉求的现实化改良策略。

陈凯歌导演

不同社会历史阶段中，依据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同，受众对于叙事文本中的伦理价值导向的建构有着不同的诉求，即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势必也会带来不同的现实问题。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困境，不论处于文明史的哪一个阶段，人们均渴望有一个参照摹本和富有启发性的人生经验，能够给出有效的可资借鉴的答案或解决途径。【8】多样化的情感表现与其背后所深藏的复杂的伦理道德诉求，恰恰揭示出“人类的情感确实在变化，最低限度也有它自己的惯例和习俗”。【9】当人艺版《赵氏孤儿》在结尾时，遗孤赵武陷入哈姆雷特悲剧般的两难选择时，他撕心裂肺地喊出那句“我死去的家人我见都没有见过，到底与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无辜的我要承担如此重任？”时，个体面对生活的无助绝望的呐喊呼唤着一种解决现实生存焦虑的救世之道的回归，一种对于自身行为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总而言之，针对同源性文本进行跨时代、跨媒介的文本改编，一方面，迎合不同时代语境下观众对于故事的伦理诉求，展现具有普泛性的人性伦理；另一方面，当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所建构的精神价值信仰被平民草根立场消解后，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建构起一种与时代语境和个体伦理诉求更为契合的价值体系，成为当下叩问世道人心的关键问题。

图4

电影《赤壁》

作者简介：于昊，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胡适.《水浒传》考证.胡适全集1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516.

【2】胡志毅.置换变形、复仇母题与象征意象——《赵氏孤儿》的神话原型阐释[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7.

【3】臧晋叔.元曲选(第四册) [M]，北京：中华书局:1495.

【4】胡志毅.置换变形、复仇母题与象征意象——《赵氏孤儿》的神话原型阐释[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77.

【5】林兆华版的《赵氏孤儿》的剧本.https://wenku. baidu.com/view/598a775dcc175527072208c8.html，林兆华版的《赵氏孤儿》的剧本.

【6】吴保和.《赵氏孤儿》：古典悲剧的当代改写[J].当代电影，2011(1):47.

【7】陈旭光.叙事与哲理的龃龉或“因意害辞” [J].当代电影，2011(1):50.

【8】曲春景.观众的伦理诉求与故事的人文价值[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

【9】[美]勒内·韦勒克、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124.

总编辑：凌逾

图1~4来源于原文

责编、推荐人：谢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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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太极】  第1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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