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向玲、戴伟华：唐代广州之“通海夷道”与文化记忆

唐代广州之“通海夷道”与文化记忆

向玲、戴伟华：《唐代广州之“通海夷道”与文化记忆》，《中国名城》，2011年3月

摘要:唐代广州，伴随着在岭南政治中心地位的稳固，海内外交通条件的改善，海外贸易得到极大发展。同时，在封建农业文化本位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海外商业经济活动频繁，这极大冲击了唐代世人尤其是文人的视野。他们或是对当时贸易盛况作客观反映，对异国珍奇作积极赞美，抑或对商业经济繁盛背后的腐化现象作批判指责，这些都成为他们心中关于广州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关键词: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商业贸易;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8-31(5)

广州，一座极富斑斓色彩的城市，因“五羊传说”，被命名为“羊城”、“穗城”和“仙城”;又因它那四季如春、花香充溢的烂漫而被誉为“花城”。它拥有多重身份，洋溢着激情活力，释放着别样的魅力，成为当下中国重要的商业经济中心之一。这种耀眼的繁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积淀。尤其是在唐代，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海外商业贸易活动繁盛，广州最终发展成为唐朝对外最重要的南方门户。那么当时商业活动繁盛的有利条件有哪些呢，那一世的繁华又在世人心中留下怎样的记忆呢，本文试作分析。

一、唐代“广州”地域版图

广州，自古以来属岭南重镇，而它作为岭南政治中心的地位直到唐代才得以稳固，这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春秋时期，岭南已开始与楚国往来，大致现在的广州当时被称为“楚庭”，故在今天广州市越秀公园还有“古之楚庭”的碑刻。到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并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派遣任嚣为南海尉管理百越，任嚣和其后继者赵佗先后建“番禺城”，这就是早期“广州”城市的雏形，其旧址大致在今广州市番禺区，故“番禺”又是今之广州的别称。到汉魏六朝时期，“广州”之名开始确定。孙权黄武五年，分交州置广州。“以交州土壤太远，乃分交州后置广州。于是徙交州治龙编，而以交州之故治番禺为广州治……领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1】后来又分出六郡，故此时广州治十郡。六朝时，“晋、宋、齐因之。梁、陈并置都督府。”【2】后隋唐时期，隋朝改广州为番州，置总管府。但短暂的隋朝消亡之后，唐政府重新划分全国的地理版图，将全国分为十道，又将番州改回广州。

任嚣

“唐改为广州，或为南海郡。属岭南道。武德四年，分新会、义宁二县置冈州。后以广、桂、容、邕、安南五府皆隶广州，以广州为岭南五府节度、五管经略使治所。后为清海军节度。领县十三(南海、番禺、增城、四会、化蒙、怀集、涛水、东莞、清远、晁洭、浈阳、新会、义宁)。”【3】这样将广州设为岭南道治所，总管岭南五府节度使，故广州作为岭南地区政治中心地位得以强化，同时，其管辖范围比今天广阔许多，包括了今天的东莞等周边城市。但后来因五府经略使制度管理上的缺陷，“居常之时，同资御捍，有事之际，要别改张”【4】，故在懿宗三年五月，唐政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分派官员来管理，这样今天广州的地位大致已确立。

广州在岭南地区政治地位的巩固，为其以后各个方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特别是为即将到来的商业活动的繁盛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二、岭南道路交通的改善

岭南，北屏五岭，因其地理位置的阻隔，唐代之前与中原地区的交流甚少。而自唐王朝建立以后，朝廷不仅开始加强对岭南地区的行政管理力度，而且还大力拓展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渠道，客观上为推动岭南商业经济活动向前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广州，地处河网密布的珠江三角洲的北端，东、北、西三江在这里汇流，形成密集的河运交通网。唐代，广州的水路陆路交通都比较顺畅，北可到达长安、洛阳;向西可至岭西、川、黔等地，东行可通江浙，远及日本，向南更是远达东南亚、西亚、北非沿海一带，而这条线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而对广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当属南北交通和海外交通要道。

2.1沟通南北的主要通道

从广州出发，经过岭南重镇韶州，再越过大庚岭，进入江西境内，再辗转到达当时运河中心——扬州，在经由运河到达东都洛阳，这是沟通广州与中原的重要交通要道。而此道的必经之地——大庚岭，因其地势险要、环境恶劣，一度成为两地间交通的障碍，张九龄在他的《大庚岭路序》中曾描绘到“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故开元十七年，张九龄奉命将大庚岭开通后，“坦坦而方五轨，闻闻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5】，这样南北交通条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打通了中原与岭南交通的咽喉，为日后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另外一比较重要的通道是广州通骑田岭路【6】。依旧从广州出条发，经韶州，到达今湖南境内的郴州、衡阳、荆州，走襄邓道到达长安，此道是广州通往长安比较快捷的道路，故而那些岭南的官宦以及商旅往来于此较多。

2.2“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

上文提及广州处于河网密布地带，这样为水路海路交通的拓展提供了天然地理优势，故唐时广州主要分布着两条海外交通要道。由广州东行，出珠江口，经东江，再下韩江至潮州，可到达日本;向西，出珠江口，到达恩州，走南道海岸至安南，再往西可到达今马来西亚、印度、阿拉伯等地区，这样就极大拓展了汉代所开创的“通海夷道”。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至师子国……至婆罗门西境……至大食国。”天宝年间，因“安史之乱”，有  “北方门户”之称的陆路“丝绸之路”被迫阻隔，这样就切断了朝廷与中西亚诸国之间的联系，也无法满足封建统治者对外文化扩张以及对异域奢侈品的需求，而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就解决了这一难题。据《新唐书》记载:“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鹃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7】这说明以广州为起点的“通海夷道”已日益发展成为唐朝对外联络的中心通道，海外诸国大量珍奇源源不断地涌入广州，“货贝押至。岭表奇货，道途不绝。”【8】“通海夷道”的兴起，将大唐盛世文化源源不断传到异域，也催生了广州这一商业城市。

故此，伴随水路、陆路交通的大力改善，中原与岭南的联系日益紧密。而岭南广州这片神秘土地也渐渐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它不可磨灭的印记。

三、“通海夷道”的商业活动

广州地处岭南政治中心，当然也就成为海外诸国来唐的首选目的地，他们带来了奇珍异物，也促进了广州商业经济活动的发展。

3.1相伴“朝贡”而来的海外贸易

 “朝贡”，是指我国古代四夷藩属国向中原宗主国表示臣服的一种政治制度和礼仪形式【9】。藩属国朝贡时一般都会向宗主国皇帝进献本国的珍品，宗主国也会回馈大量的珠宝财富，所以到后来，“朝贡”这一词又被指为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形式。到了唐朝，统治者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海外诸国，并且伴随海外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朝贡”更是一片繁盛。唐代诗人韦应物有诗云，“百国共臻秦，珍奇献京师。”(《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另外，在“朝贡”制度之下，使臣只有把最好的贡品进献给皇帝以后，才能将剩下的物品在市场上自由贸易，“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缺……于是人人自为，家给足户”【1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向朝廷进贡以及民间市场上的自由交易，不仅仅四方夷国获得巨大利润，还能让当地百姓过上“家给自足”的生活。当时，唐人李翱在给岭南节度使徐申的“行状”中亦有同类的反映:“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琅唱、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11】异国珍奇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原，此时的商品交易活动也正如陆康在《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中所描绘的那样，“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由此可见，“朝贡”这一具备商业贸易实质的政治仪式，在其影响之下，不仅仅是外商、本土岭南人，甚至是中原人士亦从中获取巨额财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12】足见其商业活动之盛。

3.2商品贸易中流通手段的革新

在唐代，岭南市场以金银为主要交换手段，这从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是具有先锋意义的。以金银为商品贸易的主要流通方式，带有很强的本土区域色彩。唐宋之前“上下通行之货，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并且统治者禁止钱出五岭，这样就客观上为金银在岭南市场上的流通营造出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再者，“粤之山旧有银穴银沙”，岭南盛产金银，故“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13】。另外一方面，这是符合当时海外贸易的经济发展趋势。“番有吕宋者，在闽海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转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贾吕宋银至广州” (《新唐书·地理志》)。这里的“中国”即指中原地区，海外诸国带来大量黄金白银以作交易之用，再加上岭南广州本土盛产金银的自然优势，这就推动了金银在岭南市场上的普及运用。故韩愈奏状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棋奏状言，“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岭以外，以篮帛为交易。”【14】可见，以金银作为岭南市场上的流通手段已成为事实。后因交通条件的改善，南北交往日益紧密，岭南商贾开始把金银带入到中原市场，但却遭遇到中原统治者的压制，如政府开列众多关税，强令遏制金银在岭南地区的流通等等，这都使得北上的商贾往往利微折本。但即便如此，仍不能完全阻挡社会的进步，“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场，而不用钱，至于今日。”【15】

3.3商业活动制度化

在市舶使设立之前，广州的海外贸易是由岭南节度使掌管。但随着海外贸易不断扩大，一些节度使利用职权从中谋取大量私利的恶劣现象不断涌现;为保证海外贸易的顺利进行，唐政府设市舶使，由宦官担任，专职负责海外贸易各项事务。据《唐国史补·卷下》载，“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闻。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16】“番长”即掌管番坊的首领，由这些番长带领各国商人在市舶使那里登记他们的物品数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管理对外贸易，检查出入海船，征收商税，管理外商等等。市舶使的设立，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为避免因官吏贪污而损坏贸易顺利，但事实上市舶使也有贪财胡来的，如代宗二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体，纵下大掠广州。”【17】故朝廷为强化管理，设“监舶使”，来监察市舶使，使这两者相互制衡，这样客观上促使广州海外商品贸易更加有序的进行。另外，伴随海外贸易活动日益繁荣，外来人口亦大量涌入，朝廷为便于管理，在广州设“番坊”，供外国侨民居住，其范围大体是在今广州市光塔街一带。这样既有效地管理外来商人，又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为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提供了便利。

结合前文所述，唐代广州的商业活动，尤其是海外贸易活动，交易次数的频繁、金银流通手段的划时代革新，以及商业活动的制度化，这在唐代历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义。虽受时代的局限，广州商业经济不可能获得外部环境的支撑，但其内部的各项积极因素都在潜移默化地成长，并逐渐渗透到广州这座城市的灵魂之中，一旦外部束缚解脱，便会迅速壮大。

四、文人对唐代广州“通海夷道”之印象

唐代之前，因地理环境的恶劣，交通条件的不便，或是出于政治统治的疏忽，岭南与中原一直处于较为疏远的状态，成为世人心中所陌生的地方。但后来由于唐朝统治者的开明决策，以及外部环境的大力改善，岭南与中原开始频繁联系，于是作为“通海夷道”的广州，便在世人心中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4.1唐代文人对岭南广州自然环境的印象——落后蛮荒

五岭屏隔，岭南一直远远落后于中原农业文化的发展，再加上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一直成为北方士大夫眼中的禁地。他们视这里为蛮荒之地，即使是岭南本地的文人也是这样。如张九龄曾说道，“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送广州周判官》)，一个“蛮”字，就体现了作者对岭南广州的记忆。诗人张九龄由岭南入京，位及宰相，从中深刻体验到中原先进文化与家乡岭南之间的巨大差异。岭南籍的诗人尚且如此认为，那更何况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文人呢。面对即将远赴蛮荒之地的朋友，他们流露的是从此天各一方、晋信难通的伤感，如贾至“闻道衡阳外，由来雁不飞。送君从此去，书信定应稀。”(《送夏侯参军赴广州》)也有对朋友的真切嘱托与祝福，如杜甫的“南海春天外，功曹几月程。峡云笼树小，湖日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幸君因旅客，时寄锦官城。”(《送段功曹归广州》)再看韩翃的诗，“征南官属似君稀，才子当今刘孝威。蛮府参军趋传舍，交州刺史拜行衣。前临瘴海无人过，却望衡阳少雁飞。为报苍梧云影道，明年早送客帆归。”(《送刘评事赴广州使幕》)这些诗歌不仅仅只是传达了诗人对朋友的祝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们对千里之外的岭南广州一种文化印象—落后野蛮。那么那些入岭南做官的北方文人，他们心中的岭南广州又会是怎样的一番风景呢，诗人王建有诗云，“草馆门临广州路，夜闻蛮语小江边。”(《江馆对雨》)刘言史云，“曲池煎畏景，高阁绝微飙。竹簟移先洒，蒲葵破复摇。地偏毛瘴近，山毒火威饶。裛汗絺如濯，亲床枕并烧。”(《广州王园寺伏日即事寄北中亲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文人对广州的印象一一野蛮落后。但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这种记忆又带有很明显的狭隘性。这种狭隘体现在他们只是在以静态的视野去审视这片土地，而忽略了伴随历史的发展，岭南也在悄然前进，不断接受中原先进文化的洗礼。像那些被贬滴或被流放的中原士大夫的到来，对岭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玄宗朝名相宋曝曾做过广州都督，五府经略使，在当地改进建筑方式，以避免长期困扰的火灾问题，故被后世人所敬仰。当然还有一些为我们所熟知的文人如韩愈、柳宗元等等，他们在广州，都曾为这片土地贡献出了自己一份力量，推动了岭南广州的向前发展。

4.2文人之于广州的商业印象:繁荣与贪欲并存

在迅速发展的海外商业活动中，文人看到了商业的繁华。陆赞在《论岭南请龄安南置市舶中使状》中说到:“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18】韩愈在《送郑尚书赴南海》中说:“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韦应物在《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中云，“百国共臻秦，珍奇献京师”等等。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岭南籍的诗人，他们生长在那里，面对这一巨大变化，内心的感受更深，他们的作品大多存见于《全唐诗》。如张九龄的《开大庚岭记》、莫宣卿的《赋得水怀珠》，陈陶的《海昌望月》、《番禺道中作》等。张九龄直接表达了海外商业贸易活动给广州带来的有利影响，“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厦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19】在另外两位诗人的作品中，有反映“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躯”的商人执迷，亦有描绘“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的充满异域色彩的物质繁华，这些都是当时广州的商业发展在文人心中的投影，为我们后人去解读特定时代下这个特定地域的商业文化提供了重要文本。

    从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广州商业活动的盛况。另外，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即此时商业正式成为文人笔下描绘的对象，这相较于传统“轻商”的思想，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纵观唐代文人关于广州商业的作品，更多的倾向于表现商业繁盛所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如，在《旧唐书·列传·王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坍。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贷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锷在岭南做官期间，利用职权捞取巨额钱财，运回京城再向朝廷大官行贿，这是一则有关贪官的记录。广州繁盛的商业活动为这些贪财之徒提供了机会，也使得广州逐渐成为“贪欲”的代名词。如唐代诗人钱起在《送李大夫赴广州》中说到，“厥俗多豪侈，古来难致礼。唯君饮冰心，可酌贪泉水。”据《晋书·良吏传》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默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来到离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乱清澄明澈的泉水，行人远道而来，正可在此饮水小憩。可是，这泉水竟名之曰  “贪泉”。即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从此便会贪得无厌。诗人钱起通过诗歌告诫自己的朋友要洁身自好，加强自身修养，不要沽上贪的恶习，诗中的“难致礼”透露的是传统农业文化遭受商业文化腐蚀后的无奈，反映的是文人士大夫对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消极面的排斥。

五、小结

伴随政治地位的巩固、道路交通的扩展完善，特别是海外商品贸易极大程度的发展，唐代广州开始成为世人心中的焦点。这个焦点既体现在它的海外商业贸易活动之盛况，也表现在各样珍奇异品及文化现象对人们视野的极大冲击。当然另外一方面，商业活动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诱导着一部分人在物质财富的追逐中深陷泥潭，致使人们对广州这个焦点含了太多复杂的情绪。在历史的纷扰进程中，唐代广州在不断接受中原传统农业文化的同时，其商业文化也在悄然萌芽发展，并且表现出一种先锋意识，具有敢为天下先的胆量，这些都诊释着广州商业文化的精粹意义，也必然成为我们解读广州的路径。

广州

注释:

    【1】王锺麒注，王云五、朱经晨主编，《三国志》下册，商务印书局

1947年，p43

    【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P254}.

    【3】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州郡十四》，中华书局，1988年，P4913.

    【4】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75年，P652.

    【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张九龄》卷二百九十一，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P1756.

    【6】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P74—75.

    【7】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卷四十三下，中华书局，1975年，P1146.

    【8】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P4260.

【9】昌庆志，《唐代商业文明与文学》，黄山书社，2010.

【10】】【11】清董诰等编，《全唐文》(6)卷五百一十五，中华书局，1983年，P5235, P6459.

    【12】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中华书局，1975年，P4591.

   【13】【14】【15】 周伟民、唐玲玲集幕点校，《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年，P281.

    【16】唐李肇等撰，《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P63.

    【17】后晋刘晌等撰，《旧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P274.

    【18】王索，《陆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329.

    【19】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张九龄》卷二百九十一之，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P1756.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2]刘晌.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董语.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彭定求.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6]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1996.

    [7]昌庆志.唐代商业文明与文学[M].合肥:黄山书社，

2010.

    [8屈大均.广东新语(下)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王索.陆赞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川张鸿雁.城市空间价值的“城市文化资本”意义——中外城市空间文化价值理论的比较研究(上)川.中国名城，2010(10).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邓媛

往期精彩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e-mail]。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太极】  第1176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