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学术太极 丨 乐黛云：比较诗学研究需要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

比较诗学研究

需要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1】

乐黛云

文艺争鸣,1998(06):53-55

毫无疑问，在东方大陆学术界比较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我认为正因为比较文学是年青的，所以它在80年代的崛起后便毫不掩饰地亮现出自己独特的学术品格，可以说，比较文学是一门对人类智力及心态极富挑战性的学问。比较文学存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它为当下大陆的文学研究拓开了一方崭新的空间。当文学研究被封闭在某一个别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时，它就不可能在多元文化交汇的景观下来充分地识别自己、鉴照自己，从而发掘自身的民族审美特色，也更不可能通过与其它民族及国家文学的相互交往，来实现在孤独状态下无法实现的潜在可能。在新世纪的来临之时，在东西方文化频繁对话的当下，最为令人恐惧的莫过于学术视野的自守孤独了。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以来，历史证明比较文学正是由于它在学术视野上的多元性及学术心态的敞开性，吸附着众多有功底、 有思想的青年学者云集于这方领域中耕耘着， 我相信他们必将以自己的勤奋和思考迎来收获的季节。乃乔的博士后研究成果 《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 语言论比较》 的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应了历史。

反思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到我国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的建设，再到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置，稚气的比较文学可谓是在历史的瞬间艰难地初步完善了自己的学科体制建设。可以说，老一辈学者及我们大家都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我想只要是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本质投入过思考的学者都会认定，比较文学使自身命中注定必须颐养一种大度和宽容的学术心态，必须在一种坦然的敞开中拓展自己，必须拒斥出自任何目的的封闭。这才是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多年来，我们的心愿就是想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办成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及对话的窗口，可以说，做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也是很不容易的。说到“ 重要”，当下中国已打破了封闭的经济模式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了，那么学术意识也应该与此同步，我们不应该苟活在现代高科技文明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夹缝中 来承诺自己的学术良心，我们应该秉有一种勇气敞开自己的视界去看视一下西方的学者 正在做什么？正在思考什么？同时也应该让西方的学者了解东方大陆的学术传统，促成东西方学者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上展开广泛与平等的对话。说到“不容易”，这种国际性的学术行动，不仅需要我们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还需要以我们自身的学术实力及学术真诚赢得西方学者的尊重。可以说，我们所投入的一切努力并不是为了奏效于我们这一辈人自身的学术利益，而是为了当下那些学术生命力旺盛的青年学者构筑一个与西方学术界对话的平台，让他们在国内学术界崛起，让他们的学术在当下或未来走向国际学术界，而获得西方学者的尊重。一言以蔽之，能够在“比较所”培养一批从事比较文学方向研究的专业青年学者是我们多年的宿愿，并且这一宿愿已远远超越了我个人在学术上成功的欲望。我说乃乔到“比较所”来做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对于我和他来说都是一个幸运的机会，其深层的内涵正是隐喻在这样一种学术愿望及学术背景之下的。

图为杨乃乔

多年来，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性倾向日益增强，比较诗学的跃起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脉主潮，比较诗学对于那些具有思辨性与体验性青年学者有着极强的诱惑力。乃乔到“比较所”来做比较诗学的课题研究具有很好的学术条件，他攻读硕士学位时，钻研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时钻研的是文艺学专业，那么，到北京大学“比较所”来汇通、整合他在硕士与博士期间积累下的东西方文学知识，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必然了。在两年的博士后研习期间，乃乔的刻苦用功、博学深思是众所周知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一书就是他这两年研究的结晶，我想，这部厚厚的专著应是国内第一部出版的文学方向的博士后论文。在东方汉语语境下，究竟应该怎样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和“比较所”的研究生及青年学者一起来进行学术上的尝试，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东方汉语语境下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当然要解决本土诗学与本土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要回答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界所提出的或正在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一学科要求研究者应该秉有扎实的国学功底。但它又执著于以一种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在敞开中来反思、观审自身的文论与文学现象，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比较文学正是提供了一种用别人的眼光来审查文学自我的可能”【2】。当然要“用别人的眼光来审查文学自我”，这也要求从事比较诗学的研究者非常熟悉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即从古典的到现代的，再到后现代的各种理论思潮。可见，从事比较诗学研究者，其在学术的知识结构上要求是比较苛刻的。关于在东方汉语语境下的比较诗学研究到底应该怎样做，我不想多谈，我们的许多构想及尝试均呈现于乃乔的博士后论文中，究竟是成功还是平庸，请学人们在阅读中反思自己的知识背景再去评判。

90 年代以来，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方法论的讨论很多，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扎扎实实地投入到具体的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中去，以自己的勤奋及优异来获取切实的成果。在这两年中，乃乔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穷尽性思考和相当深入的阅读。特别是对于东方的儒家诗学、道家诗学和西方的形而上学诗学、 后现代解构主义诗学，在广阔的时空语境中展开了广泛联系的创造性思索，发现了其中冲突与互补、悖立与整合的逻辑结构，推出了许多前人未曾提出的看法和问题。当然，这些看法和对问题的回答要得到学术界普泛的认同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或更多的时间，但这些论点和问题的提出无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性，为促进其他学人的思考，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空间。我想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从本体论和语言论的原初意义上对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进行了古今中外、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其涉及问题之复杂，引用材料之丰富，论点展开与结论导出之难度都不仅需要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学术功底，而且需要顽强的学术勇气和毅力。当今比较诗学的本义就在于将存在于一种文化的诗学置于其他多种文化诗学的脉络中，加以考虑和鉴别，借“异质”的反照以识其本相，并彰显其独特之处，以为解决世界诗学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独特贡献，而促进其发展。乃乔的博士后论文正是沿着这一路径，作出了极有价值的开拓。

儒、道文化

事实上，东西方诗学都是建立在各自的哲学体系上的。其各自不同的文学观必然受到其本体论的制约和规范。中国儒家以具体阐释和实践伦理道德为特征，较少谈到抽象的“本体”问题，前期儒家更是如此。关于什么是儒家的本体论至今讨论得还很不够。乃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认为儒家诗学皈依于“经”。“经”既是一个本体范畴，又是一种以语言文学凝固成的文本形式。他从“经，元一以统治”(刘歆《三统历》)，“经者，道之常也” (《朱子语类》)，“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王阳明《尊经阁记》)等多方面论证了“经”正是儒家哲学安身立命的本体，足以和作为道家哲学本体的“道”，作为西方哲学本体的“逻各斯”相提并论。在语言论方面，本书通过儒家诗学的“立言”，追求不朽；道家诗学的“立意”，追求“言外之意”和“得意忘言”，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和互补，论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并在与西方诗学语言论的比较中，得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发人深省的结论，显示了作者高强的思辨能力和学术水平。东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需要一种大文化意识，乃乔在讨论儒家诗学与道家诗学的悖立与整合时，始终是把自己的思考置放在经学、玄学、理学与心学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在讨论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诗学时又始终是把自己的思考置放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诗学体系下展开的。这部厚重的比较诗学论文绝对不是把东西方诗学发展历程上的某一个别范畴及概念拿过来，进行你有什么我也有什么的孤立比较研究，而是把东西方诗学共同置放在跨文化的学术思考平台上进行整体的、也即体系上的比较研究；因此论文不仅着重于跨文化的东西方诗学体系的外部比较，同时又给出了中国古典诗学体系的内部比较，当然这种内部比较也是鉴照于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之下完成的。

逻各斯说

比较诗学在东方汉语语境下不仅要介绍西方诗学的各种文化思潮及理论内涵，也更需要在一种跨文化的反观下有效地解决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为中国古典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寻找新的思考途径及新的方法论，并最终以相当的说服力把这种新的方法论转换为学术研究的本体论。

注释

【1】本文系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一书序，有删节。

【2】《比较文学原理》，乐黛云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余嘉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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