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王坤宇：论后人类审美的三个维度

论后人类审美的三个维度

王坤宇

来源：《学术研究》2021年第3期

[摘 要]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等高科技的影响下，人类有可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性和审美化的生活会成为后人类存在和生成的常态。因此，探讨后人类美学的可能维度对于正在经历和即将到来的后人类生存及审美诸体验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后人类美学对人机交互这一前景的可能性维度做了较多推演，但对切近的后人类艺术体验、媒介—身体的后人类新主体，以及如何平衡后人类虚拟沉浸成瘾症候等现实问题还缺少研究。推演性的后人类影像审美是当前大众媒介播撒后人类话语和意象的抓手，后人类媒介—身体的虚拟体验兆示着审美主体和审美样态的重要变革，这两种审美是当前和未来后人类审美的主要样态，其虚拟现实成瘾问题需要通过某种实践性来平衡，而后人类生态审美正可以扮演这一角色。

[关键词] 后人类审美；推演性后人类影像；媒介—身体主体；生态后人类审美

后人类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概念，但后人类状态本身却仍然是一个迷思。我们习惯了在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或学术畅销书中推演后人类的各种可能性，却忘记了后人类就是当前人类正在经历着的生活审美实践的重要内容；抑或没有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后人类的旁观者，而且是后人类的在场者。事实上，正如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就是我们的本体”；[1]或者如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认识到的那样，我们就是后人类本身。[2]同时，后人类也是一个生成中的开放议题，其发展是多向度的，既可能预示着人类主体性的丧失，抑或某种末日危机（这是当前后人类话语讨论的焦点），也可能是人类走进理想社会和审美性存在或生成的奇点。审美性生存是后人类发展的一个可能向度，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出发，随着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工智能有可能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进入一种自在自为状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菲力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延续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解放了的人类应该是沉浸在创造和审美活动中的人类。[3]从另一个角度讲，后人类发生的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升了人类的视野和认识水平，同时艺术媒介的介入也将这些新的认识具身化、科普化了。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审美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在后人类生成过程中，审美范式的变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关于后人类审美，有学者认为：“后人类美学尽管还在生成中，但已经展示了超越传统感性学的特征：其一，它是一种涵括了人类、机器、自然存在的交互美学；其二，它是彰显人类—机器连续性的具身性美学；其三，它是涵括了机器主体的加强版的生态美学。”[4]指出了人工智能可能对后人类美学造成的影响这一维度，同时强调其作为加强版生态美学的特点。我们认为，进入后人类审美的维度是多元的、生成中的。其中，对后人类相关主题的科幻小说和影像审美已经成为重要的娱乐和审美潮流；人类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单一肉身的主体向着与各种新媒介和软件交互的媒介—身体的新主体发展；后人类生态审美是保证守住生态红线、改善生态环境，使得后人类的生活不至于滑向“高科技，低生活”的赛博朋克似后人类的重要内容。笔者拟从这三个维度对后人类审美现象进行探索和反思。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何为后人类以及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后人类审美这一术语。

一、如何认识后人类和后人类生活

“后人类”概念的产生根源于“人类”这一被人文主义奉行了数个世纪的“普世范式”成了问题之后。这首先来自于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其主要内核是解构，换言之，后人类的先导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的一个分支理论。[5]后人类研究学者往往祖述后现代哲学家福柯、德勒兹、伊哈布·哈桑，甚至推溯到尼采，正体现了这一层面的逻辑。这种后人类话语主要是对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的资产阶级白人男性中心）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消费社会、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我们可以化约地称之为批判性后人类，与近期兴起的新技术后人类状态存在着巨大的分野。[6]

（《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工智能、生化技术、纳米科技和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人的身体与媒介、人的后人类社会性与生物性未来等新问题。这是新技术倒逼而出的全社会响应的后人类状态，而批判性后人类则来自对机械、物理、化学等传统科学或技术对人的威迫。如果机械对于人类和人类伦理的威胁还只是少数如卢梭一样敏感人物的担忧，那么人工智能、纳米技术、新媒介所带来的变迁就是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这两种逻辑（解构人本主义思维和新技术、新媒介后人类）在后人类话语拼图的逐渐显影中得到了相互印证。这二者，特别是后者，还体现出强烈的物本性倾向，这一点又可以从很多后人类学者开始追溯哲学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Process and Reality：an Essay in Cosmology）一书中所阐发的宇宙哲学得到印证。怀特海认为，在运动中的事物都应被赋予主体性和活性，各自成为摄入（prehension）和被摄入的矢量织网上的一个点。在这个万维立体的网之中，每个点都是在交互生成和交互死亡中的生成物。这与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如出一辙。怀特海的当代诠释者之一史蒂芬·施瓦罗（Steven Shaviro）认为世界无非是“物的世界”，[7]而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则直接提出了客体导向(object-oriented)的概念。[8]这很像是庄子的“齐物论”。我们还注意到，后人类同时是一组仍然在变化和生成中的现实和概念的合集。因此，反思中的我们也成了生成中的后人类，或者后人类成了我们确认自己还是人类的背景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类是人在新技术语境中对自身的动态生成性的捕捉、反思和自认。

后人类概念在传播和大众文化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认知和发展趋向。第一种是通过虚拟现实艺术（特别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推演后人类世界的政治、伦理、性爱、人机关系等议题。我们可以称为“推演性后人类”(speculative posthuman)。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凯瑟琳·海尔斯认为后人类有四个主要特质：一是生命的本质不在身体，而在信息；二是意识对人类进化起次要作用；三是身体并非自然物；四是人工智能机器和科技装置与生物有机体无本质差异。[9] 这种后人类思维虽然在现实中也有一定的技术和物质基础，但是它更多地是一种推演和想象，是后人类（反）乌托邦。该书中文版封底直言此书是“一把开启科幻小说和电影世界的钥匙”，这也许无意中揭示了一个事实：科幻电影是想象后人类的媒介或抓手。然而，今天人类社会的边界和后人类状态的现实离海尔斯所指出的后人类特质相去甚远，或者说，这种认知也许根本上就是本末倒置。这种后人类想象充斥着缸中脑、薛定谔的猫、矩阵等似是而非的“高概念”，以及心理焦虑、身心分裂、反乌托邦、末日情结、废土叙事、技术—话语—想象的杂糅。即使是后人类理论的著名研究者似乎也无法弥合科幻小说与影像和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因此其理论内部体现出无法自洽的特点。这种“异想天开”的本质是新技术对于人本主义旧认知的解构的戏剧化。如果我们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将这些“后人”元素替换成各种玄幻、魔幻、奇幻影视中的巫师、道士、金刚狼、时空骑士、外星人，故事似乎也无特别的变化，可见其底色的一致性。这种后人类更倾向于是人类给自己的后人类未来所描画的戏剧性肖像。

第二种后人类认识主要是根植于技术、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相对于第一种后人类更加切近现实，也就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相关。科技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在她的新作《后人类知识》（Posthuman Knowledge，2019）中就试图从我们正在经历和生成中的新状态或语境（大数据、虚拟生存、媒介剧变等）中来思考后人类亦即正在变化中的人类自身。[10]有学者在总结了中外相关研究后认为：“所谓后人类，就是反身体、反生育、反环境、反自然、反神性存在的人类。或可说是技术化存在的人类……” [11]这种认知和思维方式是一种相对切近的认识，也是一种正向发掘后人类认知的尝试。但是，这种立足于现实的后人类仍然有很多不为人类所认识的理论内核，目前来看，与后人类审美最为相关的是媒介与身体关系的剧烈变革。

除了这两种相关又相异的后人类审美之外，另一种可能的后人类审美维度是后人类生态审美。有学者指出脱胎于后现代的生态文化（其核心为反人类中心主义）正有与后人类相向而行，并有媾和出后人类生态主义之势。[12]其基本的逻辑在于，随着后人类媒介和物本主义的发展，人类将会逐渐认清自己在茫茫太空和勃勃生物圈中的真实位置，从而实现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生态新认知和新感性。

二、维度之一：作为审美对象的后人类影像

后人类生活景象创造了未来和未知的奇观世界，也为身处当下同时又充满对后人类可能性的好奇和焦虑双重困境中的人们提供了审美和自反的空间。这种影像推演的未来人物和景象往往有一个现实中的技术作为点染的原点，但为了戏剧性而做极大的夸大处理。如果我们已然是后人类，那么他们（科幻后人类影像）就是我们对后—后人类的想象，这种想象被资本介入，具身化为类型化的虚拟影像并成为我们后人类审美的一部分。

首先要明确的是，虚拟世界是否可以被看做存在和生成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虚拟影像都被当成资本主义操控人民、培养消费欲望的工具，其潜台词是这种廉价的“复制品”是失真的、欺骗性的。让·博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都表达了精英知识分子对这一声—光—电媒介的批判。然而，在持续了数十年的批判之后，这种媒介不但没有消亡或减弱，反而日渐兴盛，甚至即使是批判它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争先恐后地通过各种新媒介来继续批判媒介，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正如美国哲学家阿德里安·伊瓦克耶夫（Adrian Ivakhiv）在《运动影像的生态学：电影、情动、自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所生活和运动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激荡着视听影像质料之流的漩涡。照片、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像和电脑游戏——这些以及其他的运动影像和来自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全球化工具生产出来的影像搅拌、混合。” [13]影像不仅成了组成我们生活的质料，事实上也建构了当代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是已然的后人类，虚拟影像就无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后人类影像世界作为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媒介，以“后视镜”和“前视镜”的方式将大量可能的后人类奇观、后人类形象、后人类伦理、后人类处境通过银屏展示给观众，成为后人类想象、反思和审美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影视审美分成相互纠缠和生成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奇观层，第二个层次是逻辑层或叙事层，第三个层次是外指层或意义层。[14]

在第一个层次，观众实现的是一种生理化的即时审美，特别是在3D、IMAX等技术的加持下，这种审美变得更具直接性和生理冲击力。这种奇观审美又可以被归纳为三个因素：一是地理形态审美，二是装置审美，三是人物形象审美。在地理形态审美中，比较突出的后人类奇观景象是赛博朋克的“高科技、低生活”场景的设定，例如《银翼杀手》中的立体都市和贫民窟相互映衬的地理景观，《瓦力·E》中的后人类垃圾星球，《疯狂麦克斯》中的废土景象，《流浪地球》中的地下城等。装置审美是后人类科幻电影的重要方面，比较典型的如《普罗米修斯》中的休眠仓、宇宙飞行器，《星球大战》中的激光剑，《第五元素》中的扫地机器人等。在人物审美层面，后人类影像的人物已经泛化为“人类形态物”，[15] 通过各种生化改造、机械与肉体的拼接、硅基和碳基的相连实现一种类人（这样才能为人理解）、非人（这样才能实现奇观）的形象创生，比较典型的有《战斗天使阿丽塔》中阿丽塔的头部以下身体的替换机制，《攻壳行动队》中的脑机接口，以及漫威系列电影中通过机械、生化和纳米等技术机能获得了大大加强的身体等。这种审美是表层的、皮相的，带给人的更多的是审美感觉意义上的快感。

奇观层之下是逻辑层或叙事层。在这个层次，后人类审美需要实现在逻辑和叙事上的自洽。这个层面是后人类影像非常重要的“推测圆环”或高概念推演，如果没有合理自洽的故事逻辑，即使创造了较好的奇观效果，也很难实现电影的深度审美。一般情况下，这种逻辑是线性和因果关系的，但也有不少影视剧试图通过交织的故事线形成网状结构从而实现陌生化、延异或开放性的效果。比较典型的案例是《西部世界》。故事的主线来自于一部好莱坞经典电影，被HBO演化出了多个线索交织的电影电视剧集。这部探讨人类的创生游戏、人性的杀戮本性、创生者与被创生者之间的对立等问题的影片，被开发出了西部世界公司内部、西部世界各个园区、人造人与人类世界的交错矛盾等多条线索，可以说逻辑极度巧妙和繁复。在这个层面，逻辑的自洽主要体现为“推演”。然而，有学者仍然指出其所谓的意义探寻不过是某种叙事套路，[16]换言之，由于科幻影视的类型化需求，这种叙事已经形成了某种既定的“轨迹”。大多数的影视作品具备奇观和逻辑叙事层已经完全可以称为合格的作品，而少量的高质量作品将会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层或外指层。

（《西部世界》）

当前的后人类影像往往诉诸奇观和高概念，故事难免套路化，多数为传统意义上“软科幻”，能够具有丰厚完整的深层意义的作品并不多见。但最好的作品往往能够开创一种哲学思维，为观众反思未来和未知的可能性提供艺术空间，其中较为典型的哲学思考包括身体与意识关系的反思、后人类性爱伦理、创生反思、存在反思等，典型的有《第六日》《人工智能》《黑客帝国》三部曲等。以《黑客帝国》为例，这部电影开创了一种新的存在反思：人的感觉和意识很可能是一种被机器和代码操控的虚幻感觉，被称为矩阵的虚幻世界是人类的操纵者为了让“人肉电池”保持稳定输出而设计的安慰剂。这个巨大的脑洞事实上借鉴于威廉·吉布森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最为核心的矩阵（也就是本片的英文名字）概念来自于控制论思维。“码成肉身”的具象化表达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审美和观众理解力的需要。[17]在影片中，“违法”的黑客成了人类觉醒者，而法则制定者是程序和机器，执法者史密斯是杀毒软件。到头来，先知和救世主尼欧都是程序在充分认识了人性的脆弱之后为了更好地安抚和统治他们而安插的双面人……这部电影重构了主客体关系，颠覆了所有实体的价值观，建构出一套“矩阵世界观”（Matrix）。

后人类显然是一种颠覆传统世界观、价值观的新认知，而这种认识体系需要通过感性方式在人群中得到播撒。在影像已经成为后人类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存在方式的时代，影像正是这种“理性的感性显现”的最佳手段。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推演性的后人类影像虽然构成了当前后人类想象的重要内容，却并不能等同于后人类状态或后人类生活的真实场景。这种由影像建构起来的后人类世界更多地扮演着一种当下的人类娱乐、消费和少许的哲理播撒的功能。

三、维度之二：媒介—身体作为

后人类审美的新主体

在后人类语境中，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传统审美认识中，人被当成主体，而审美的对象被当成客体。后人类的审美逐渐在向媒介—身体共同构成的感知场的方向转变。随着媒介技术的大发展，影像沉浸的时代正在来临。如何扬弃机械性的主客体对立关系，建构出后人类的审美观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在此尝试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理论作为基本框架来建构后人类审美的模型。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强调主体的生成性、体验性、主客体之间的交互摄入性。在他的哲学巨作《过程与实在》中，将实在实有（actual entity）、事件（event）和遭遇（encounter）作为宇宙存在的基本要素。首先是生成性，怀特海的贡献在于提出了超体（superject）概念，就是说，主体每时每刻都在摄入和被摄入，[18]从而由过去的状态进入到一种新的状态，而这种吐纳是持续发生的。过程哲学特别强调体验（实践）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变化都是在体验中被感知和发生的。实践和体验是所有审美活动得以发生的动力因素和实现场所。同时，正是在体验中，主体融入客体，客体也得以呈现在主体里，二者在此时此地合而为一，形成了一个主客体交互的场。这种交互并非是单向度的，也不仅是简单的双向的，而是在一个互为主客体的万维织网里：每一个客体都是一个主体，每一个主体又都是一个客体。审美活动正是在这种主客体交融的遭遇、碰撞、影响和分离中发生的一个个具体的事件。

后人类时代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长期以来作为客体的媒介和作为主体的身体都在发生着剧变。身体的媒介化和媒介的身体化这两股相向的力量正在将身体和媒介融合为一，主体的边界不再是皮肤，而是新的媒介—身体体验的主体场。虚拟现实（VR）和加强现实（AR）正在将身体的各种体验以电子和机械结合的方式复制成形。后人类正在从一种单纯的影像商品（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变成一种现实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的高级形态中，虚拟和现实已经融为一体、水乳交融。虚拟现实和加强现实技术在军事、考古和医疗等领域已经有了很多有益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推广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它同时也具有双面性，也可以使人在影视和游戏中日渐沉浸，忘记身体，使得《黑客帝国》中的“码成肉身”的比喻变成“肉身成码”。还可能让人类迷失在《盗梦空间》一样的虚拟空间中，甚至这并不只是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很多沉溺于仿真游戏的青年的常态。

交互游戏是重要的后人类媒介—身体审美的沉浸场域。游戏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日渐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学者将这种“身心分置”的存在状态视为后身体美学出场的征兆，因为后身体美学强调的是身体在赛博空间里的多重在场。[19]根据《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2018》：“2017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约2354.9亿元，同比增长31.6%，移动游戏用户规模约5.54亿人。” 加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在游戏和电影中广泛应用，使得虚拟现实和现实的边界日渐模糊。这说明，我们现在目力所及的后人类时代是一个影像沉浸（Image Immersion）的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代偿性或模拟性影像，这是虚拟现实的影像，而这种沉浸的来源在于资本主义对媒介的操控和对人们生活方式的诱导。由此可见，这一媒介—身体的后人类审美的样态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无限地延伸了人的身体，使人类的的想象力具有了视觉和实感的具身性，另一方面，这种具身性又很可能对人的身体和欲望进行绑架，使得人类脱离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生活，沉浸于虚拟现实中而不能自拔。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在科幻电影《虚拟革命》（Virtual Revolution，2016）所刻画的未来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类生活在游戏创造的逼真世界里，觉醒者们经过长时间的心理斗争自己下线，并通过暴力革命准备把游戏摧毁；然而此时，醒来的人们不是感谢这些“救世主”，而是将他们几乎全部杀死，又重回后人类虚拟世界之中。从当前青少年对游戏的依赖程度来看，即将到来的虚拟影像成瘾无疑会更加致命。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需要认识到后人类审美的这种精神成瘾症候的危害，用另一种后人类的审美来平衡这种倾向性，这就是后人类生态审美。

（《虚拟革命》）

四、维度之三：后人类生态审美

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后现代生态主义与后人类之间的交集和分歧：“后现代生态主义更多是观念上的说服，以克制技术发展的负面作用；而后人类则通过技术将人类发展重心从外部转向内部，改造人的身体，部分消解人类向外部扩张的能量，从而可能达成人与自然生态的新的平衡。” [20]人类不管以何种方式存在，都需要以一定的力量源泉为基础。作为有机物综合体的人类的力量源泉就是氧气、大地、森林、草原、海洋、冰川、环流，一言以蔽之，环绕我们的生态系统。在后人类虚拟身体即将成为重要的存在样态的趋势下，探寻后人类的生态审美维度就变得非常迫切了。否则，后人类就将会成为人类在虚拟世界的“自激反应”，直到有关自然的存量信息和能量消亡为止。

目前学界讨论最多的后人类负面前景来自于对技术的批判性哲学一脉。这种哲学认为，未来多数人类会沦为“过时的人” [21]或无用阶层：“‘我们能做何事’和‘我们有何事可做’将成为后人类进程所有危机中最现实也是最根本的危机。”[22] 这种认识因为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不断被各种科幻电影所展示，从而成为一种“想象后人类的方法”，或者说心理路径依赖。但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环境的极度恶化之后，我们更应该相信人类作为“万物灵长”的自我反思能力和再调试能力。人类要走向延续，就不得不扬弃既有的将自己特例于自然万物的世界观，不再任性而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逐步认清世界的本来面貌以及自身和万物的真实定位，从而有可能走向一个新的天人合一的生态化生存的状态之中，一种后人类的生态感性也将应运而生。这种新感性在过去数十年的生态运动中多有探讨。在哲学领域比较著名的案例包括“德里达的小母猫”、“哈拉维的牧羊犬”、德勒兹的“生成—动物”和“根茎”、哈曼的“客体本位”、史蒂芬·施瓦罗的“物的宇宙”等。究极而言，就是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建构自我与他者（动物、植物、自然、尘埃、粒子、能量）的新认识、新感知、新关系的过程。

以生化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主要特征的后人类状态是人类历程的奇点时刻，由于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大多数人都有可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阶级剥削中解放出来，广大的人类获得了足够的物质和闲暇时间，有望实现马克思、加塔利等理论家所论的创造和审美性生存。后人类生态审美在这样的语境中就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能力，一种后人类“可做的事”。这种自由是一种实现了的主体自由的实践，过去数千年来它只为少数人拥有，普通民众所拥有的一直都是一种代偿、抽象、拟像的自由，真实的生态主体的自由只有在实现了的后人类生态审美中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但是，我们除了展望这种生态自由的前景，还应该认识到为了获得这种前景的所做的付出。首先，后人类生态自由的前提条件是生态义务，[23]这一义务既是针对后人类他者的，也是针对自然和万物的责任。当代生活是以工业化生产、都市化生存和消费主义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根脉已经被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斩断了，多数人类已经丧失了在自然中生存以及和自然相处的能力。这就要求在生活日益虚拟化的后人类时代，人们在复归自然、走进荒野之前首先要做好对可能接触的环境和动植物负责的准备，当然，这更是对自己负责。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生态电影《走近荒野》《灰熊人》等悲剧反映了当代都市人重新走进荒野的破坏性和荒谬性，甚至是自毁性。这些文本都在警示着经工业化和城市化沾染后的人类的生态角色的重建问题。在后人类角色和管理游戏《动物森友会》中，游戏的玩家成为了一个白手起家的创造者，摄入和付出的管理者，最终成为动物以及森林（自然）的朋友。这一类文本可以成为虚拟生态与现实自然之间的桥梁，是对后人类完成生态教育和生态感性重建的很好案例。如有可能，我们也许应该进而开发一系列生态后人类游戏，作为后人类进入荒野前的先行练习，在获得了充分自然责任认知、自然生活技巧之后，再到自然中去进行实地的劳动、创造体验和审美。

（《走近荒野》）

其次，后人类生态审美以创造性为重要的特征。在后人类时代，真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自由，真的审美不是少数人的审美，真的创造也不是少数人的创造。创造将是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创造不用思考其实用性，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推演和具身化，从而形成创新的森林和完善的遴选、循环系统。这种创造是一种后人类的浪漫主义。为了实现这种创造性，我们应该转变一下思考的方式。传统的思考方式最大的忧虑是后人类的“工作问题”，而理查德·富勒指出，在生产力极度发达的时代，我们应该实行“思想补助金”制度，即由社会供养人类没有实际目的的创造，使人们成为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他指出：“每十万名研究人员中，只要有一个人有突破性发现，其成果收益就会大大超过其他99999人的补助金” [24]这种半个世纪前的奇思妙想直到今天看起来还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也许这正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真实路径。这种创造暗合了康德所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也就是审美性的创造。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要转变既有的劳动只是肉体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固化思维，而应认识到后人类的劳动即创造，创造即审美。

最后，后人类生态审美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其日常生活的审美性。身处农奴和工业转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是生活”，将生活当成了美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他指出：“美是生活。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25]在车氏所处的时代，并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美的。如果我们将这个命题倒置过来，即“生活是美”显然是不能被从事着繁重劳动、被各种“大山”压迫的阶层所接受的，也根本不可能实现。在今天的人工智能和后人类时代，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替代。后人更需要的并不是有关劳动和生产领域的进步，而是人类社会的认识、伦理、分配和审美的变革。如果这种变革可以实现，加塔利意义上的三种生态（自然、社会、精神生态）都有可能发展到一个和谐之境。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后）人在自然中的“诗意栖居”。换言之，后人类的生态审美，就是其生活本身。  

注释

[1]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Feminism and Visual Cultural Reader, Amelia Jones edited,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3, pp.475-497.

[2]凯瑟琳·海尔斯在其名著《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一书中，用“变成”过去式（became）来提醒我们的状态是业已实现的后人类。参见N·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3]Felix Guattari, The Three Ecologies, translated by Ian Pindar and Paul Sutton, the Athlone Press, London and New Jersey, 2000.

[4]王晓华：《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5]Ihab Hassan, 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 The Georgia review, 1977-12-01, Vol.31 (4), p.830-850.

[6][匈]佐尔坦·西蒙：《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与技术后人类：两种后人类未来的文化讨论》，张峻译，《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7]Shaviro Steven，The Universe of Things, Theory & Event, Baltimore, Vol. 14, Iss. 3, (2011): N_A.

[8]Graham Harma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 Pelican Books, 2018,3.

[9]林建光、李育霖: 《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台北：华艺学术出版社，2013 年版，第3-9页。

[10]Rosi Braidotti, Posthuman Knowledge, Polity Press, 2019, 8.

[11]唐代兴：《技术化存在的后人类社会取向》，《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

[12]王峰：《后人类生态主义：生态主义的新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3]Adrian Ivakhiv, Ecologies of the Moving Image: Cinema, Affect, Nature, 2013,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p.8.

[14]Ibid, p.10.

[15]Ibid, p.10.

[16]王峰：《后人类的超限人性——<西部世界>的叙事“套路”与价值系统》，《学术论坛》2018年第2期。

[17]参见王坤宇：《人工智能影像与后人类身体》，《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8]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corrected edition, London: The Free Press, 1979, pp.8-9.

[19]简圣宇：《后人类纪语境中的身体美学问题》，《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20]王峰：《后人类生态主义：生态主义的新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21]“过时的人”（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的提法来自德国思想家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认为现代科技会使人类被淘汰，成为过时的人。参见京特·安德斯：《过时的人》第1卷，范捷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22]唐代兴：《基因工程与人工智能：人类向后人类演进的不可逆风险与危机》，《江海学刊》2020年第3期。

[23]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9页。

[24][美]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设计革命：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陈霜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25][俄]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文章由作者授权发表，感谢王坤宇对“跨界经纬”的大力支持！

总编：凌逾

责编：陈柳慧

【往期精彩】

关于投稿：投稿邮箱[e-mail]。

要求：提供作者个人简介100字左右，照片1-2张。

关于赞赏：三分之一作者稿酬、三分之一编辑酬劳、三分之一公众号运营。

【跨界经纬】  第2124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