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王坤宇：当代动物园的意义

当代动物园的意义

作者简介

       王坤宇，男，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美国佛蒙特大学博士后，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电影、人工智能电影。

[摘要]《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具有三个层次的生态含蕴：在动物园生活中，主人公探讨了人之于动物的积极意义；在海难后的危机中，派通过和理查德·帕克的日夜共处，进一步建构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同时因离开人类社会，只身直面自然和动物，主人公的心灵发生了转化，自然成为了他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不仅是一个传奇故事，还是人类与动物及自然关系的巧妙寓言。

[关键词]寓言；动物；主体间性；自然 ；信仰

        如果以蕾切尔·卡森发表《寂静的春天》作为开始，当代欧美生态文学已经走过了70年的道路。生态文学诞生了阿特·伍德、艾特玛托夫、勒克莱奇奥、普拉特、莫厄特等著名作家和一批较为出色的作品。君特·格拉斯、多丽丝·莱辛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参与了生态文学的创作。[1]虽然对“生态文学”这个概念本身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是生态批评家往往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外延具有较高的包容度。[2]

       生态文学是一种介入现实的文本，力图参与人类心灵的转化和社会、生态的变革。加拿大作家扬·马特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自问世以来，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发行超过千万册，并因同名电影的上映而为亿万观众所知。但这部有深度的“流行文本”很有可能被误读为一个只注重奇幻效果的当代鲁滨逊故事——这只是它第一层次的价值罢了；事实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还具有很强的生态意蕴——这是它的深层价值所在。它对动物与人类关系的反思和再认识以及对自然信仰复归的探讨使其具有了一定生态价值。作者的哲学背景和主人公派的教育经历都向我们启示着这一点。同时，作者马特尔所宣扬的人类的动物“管理者”的角色和复魅自然的倾向在生态整体主义意义上仍然有一定的不足。

一、第一个层次的认识——做理智与仁慈的管理者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首先是一个生态寓言故事。作者把故事的起点设置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印度本地治理的一家动物园。齐姆楚姆号邮轮、公海、救生艇等都可视作故事的道具。派在动物园长大的经历隐喻着人类与动物朝夕共处，其乐融融的蒙昧时代。齐姆楚姆号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象征，但是它的不明原因的沉没，隐喻着人力之于自然的地位。公海是大自然的象征，救生艇则是一艘当代方舟。与圣经里的故事不同的是，这一次，诺亚不是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来做众多动物的救世主的，而是在与动物们的相处中发生了心灵的转化。

        少年派对于动物的认识始自他父亲的动物园。动物园是一种属人的存在，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当成是公益教育场所或者一种新兴的商业机构。但是派的父亲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动物园之于人类、动物和生态的意义。拥有动物学学位的派在回望自己在动物园里度过的岁月时认为，自然界中的动物生活的并不好，它们的自由是一种我们人类想象的虚假自由：“野生环境中的动物生活在一个由很多恐惧却只有很少食物，需要不断保卫地盘，只能永远忍受寄生虫的环境中。在一个无情的等级严格的群体中。”[3]因此，事实上野生环境中的动物只能“在自己本性的范围内，靠自己有的凑合着过。”[4]而本地治理动物园精心地为它们安排的起居生活，使它们能够享受自然世界的快乐而减少自然世界的不自由。小说在开头部分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动物园里的美好秩序，这一点在电影中更是被生动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派认为，保持着善意的人类所组织起来的动物的生活高过自然世界的动物生活。

人与自然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工业文明的极大发展，地球已经被人类的柏油马路、工业设施、高楼森林所分割。当代的生态系统事实上一定程度上是被人类的活动建构的，地球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属人”的存在，而动植物们则生存在一块块的类似于动物园的保留地中。一定程度上讲，这些“动物园”的命运，这些动植物的“自由”都在人类的掌控之中。虽然大多数人对于这一点还没有自觉的认识，这却是一种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本地治理动物园内的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可以扩展到我们对于当前地球生态系统的认识。

       这一思考启示我们要正确认识生态系统中人本身的意义。人类对于自然的改变从农耕文明的时代就已开始，只是比较缓慢；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思维在世界范围内的播撒彻底改变了自然、生物和人类的命运。今天的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消费主义的时代，人们的消费远远超过了其基本的物质需求。这使得动植物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动植物相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了绝对的“弱势群体”。这个世纪，是人类开始认真悲悯动植物处境的世纪了。

       长期以来，自然具有自己统御万物的规则，各个小生境在这种规则中有序的发展和循环。而人类因为其智力活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秩序。但同时，人是唯一一种有自觉的本体意识的动物，也是唯一一种一定程度上能超越自身欲望和局限的动物，因此要改变只有通过人类本身。

       派的父亲依靠人类的理性、仁慈和智慧很好地管理着动物园；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理性、仁慈和智慧不该是被批评的对象，关键是要如何去应用它。这很像基督教圣经对人和动物关系的设定。创世纪2:15中说：“耶和华神将那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理看守”。而在早前的创世纪1：24中，动物在人类之前就已经被上帝创造了出来，并被赋予了善的价值：“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美国浸礼会认为：“管家的字面解释就是家庭管理者。[5]”而福音派路德会教友则表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赋有一种代表全体的职责……其他生物……拥有一种我们赋予其价值之外的价值……”。来自基督教不同教派的14名神学家1988年在报送世界基督教协会的报告中达成共识：“上帝的形象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统治，不是为了去剥削动物，而是为了赋有责任的照管。”[6]

       基督教关于管理和统治的教义虽然为一些生态批评家所诟病，但是同时也有人发觉了基督教的生态友善的因素。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基督教式的管家或者管理者的隐喻是不适宜的。管家的态度对于他的管理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像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对于自然和动物所做的那样的粗暴、压制，这显然就是反生态的，如果像本地治理动物园一样，保持着理智和仁慈之心地管理，虽然未必能称为是生态的，但是至少是有益于修复生态环境的行为。因此，派对于这种早年的动物园里人与动物的和谐共处是赞美的。动物园的隐喻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人类的活动破坏了一种由自然创造的秩序，现在当人认真的面对自身的所作所为时，动用他的智慧和勤劳，就有可能重建一种新的秩序。派对现代动物园的思考隐喻了这一点。但人不会主动地放弃自身的欲望和过分的享受，要实现这一想法，就需要一次心灵的转化。

二、第二个层次的认识——建构中的生态主体间性

       西方世界因为技术的进步率先步入了工业文明，并将这种文明和现代主义的观念播撒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走的道路是一条不断地人性和欲望解放的道路，最后将终结于消费主义的奢侈狂欢中。[7]经过三百年的发展，人类的自我打败了上帝，欲望战胜了信仰。科学技术使得人性驱逐了神性，这在尼采的超人哲学中有着非常充分的表现，人已经取代上帝成为了世界之主，万物则被贬抑为其客体。人类的技术生产出远洋巨轮来征服原本浩淼无边的大洋。但在本书中巨轮沉没了，只剩下一只原始的“方舟”，这正隐喻着人类当前的危机——生态的危机。

       危机中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派，理查德·帕克和大海。派是人类的代表，理查德·帕克是动物力量的代表，而大海则既是前二者危机的场域，又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源泉。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关注派和理查德·帕克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

       如前所述，在救生艇上人与动物的相处，颇像一个当代方舟故事。只是这一故事更为细腻，也更为残酷。方舟的第一批居民有斑马、鬣狗、红毛猩猩、孟加拉虎和派，但是经过一番争斗之后，只剩下了力量最强大的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和最富有智慧的生物——人类，也就是派。接下来的两百多天，就是二者在这一逼隙空间里“朝夕相处”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里，二者逐渐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主体间性的概念始自胡塞尔，逐渐发展为对中心——边缘、主体——客体思维模式的一种反拨。这一点被很多生态思想家借用来描述人类与地球物种之间的关系。王诺在总结了包括罗尔斯顿等国外生态思想家和国内生态美学家杨春时等人的论述之后认识到了生态主体间性论证的困难，但是同时也认为：“人类与自然物的关系应当平等、友好、和谐这一论断是能够成立的。因为这符合生态哲学和生态学的基本精神，即多样性原则、共生性原则、任何物种相对生态系统来说都是平等的之平等原则、平衡性原则等”。[8]可见，生态主体间性本身仍然是一个建构中的概念，有赖于生态科学、生态思想和生态文本来充实和丰满。但可以肯定的是，生态主体间性并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互为主体的对等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交流中相互完善和发展的关系。

       派在15岁的时候就曾经产生过一定地生态主体间性的感受，他在一次回家的路上因为道路，大海，树木，空气，太阳之美而产生美的巅峰体验：“树木注意到了道路，道路意识到了空气，空气留意着大海，大海与太阳分享一切。自然环境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与其他的元素和谐共处，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小圆的中心，和一个大得多的大圆的中心相重合……”[9]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派的巅峰体验是一种参与性而非对象性的体验。同为加拿大人的环境美学家卡尔松对这种审美模式做过深入地考察。我国生态美学学者李庆本在对卡尔松的评述中认为：“对于我们而言，具有代表性且具有讨论价值的则要算是艺术模式、环境模式和生态模式三大类。”[10]有的学者则直接将以卡尔松为代表的这种对自然的审美方式称为“参与美学”。[11]这种美学看重的是人与自然的交融。而这正是生态主体间性得以诞生的基础。

       故事的另一主角——理查德·帕克原来是本地治理动物园的一只孟加拉虎。它从小就生活在动物园这一人为的“自然环境”中。因此，在它的身上既有自然的野性，也难免沾染一些对人的依赖。并非全然的野性也是它能够和派共处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独特的孟加拉虎和独特的少年派是二者能在未来逐渐发展出互为主体性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派和孟加拉虎的关系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敌人——老大和小弟——主体间。

       海难后不久，孟加拉虎从远处游了过来并阴错阳差地上了救生艇。派对于它是恐惧的，在躲避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想方设法要除掉它。在这个阶段，老虎是派的敌人，他甚至制定了六个除掉它的计划。但是敌强我弱的现实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些想法。于是，他决定建立第七条方案，让它活下来。

       在与孟加拉虎共处的初期，派除了躲避之外，还认识到必须要供养理查德·帕克的饮水和食物，这样自己的生命才不会有危险。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谋求“驯化”孟加拉虎，以确立“老大和小弟”的关系。理查德·帕克一方面对于派的供养来者不拒，另一方面，也保持着自我的独立性，它始终也没有屈服于派，但是它也没有独霸救生艇，而是给派留出了油布上的空间。他对于派的妥协可以从一个反例看出来，即在他们和另一艘小艇相遇后，它跑上去吃掉了那艘小艇里的幸存者。

       二者的主体间性在相处中逐渐得到了发展。当派决定离开食人岛的时候，他储备了二者的食物，而且耐心地等待孟加拉虎的归来，而孟加拉虎也配合派所做的一切。至此，二者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默契关系。二者主体间性形成的高潮是在墨西哥上岸的时刻，理查德·帕克没有任何告别就离少年派而去，而它却在派的心头留下了永远的涟漪：

       “我哭是因为理查德·帕克如此随便地离开了我……我们活了下来，你能相信吗？我对你的感谢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没有你，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要正式地对你说，理查德·帕克，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命。现在到你要去的地方去吧。这大半辈子你已经了解了什么是动物园里有限的自由；现在你将会了解什么是丛林里有限的自由。我祝你好运。”[12]

       这一段内心独白完全摒弃了人之于动物的骄傲和自大，也不再有管理者的心态，派对于和自己一起度过了海上危机的孟加拉虎由衷地感谢。这是一种心灵的转化，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主体间性的转化。

三、第三个层次的认识——自然，全球本土化时代的普世信仰

       信仰之于人的重要意义是无论怎么渲染都不过分的。人类对于信仰的探寻伴随着文明的始终，在正面意义上，它能带给人类超越自身局限的力量，成为一种独立于一己私利之外的存在。单以西方世界而论，从中世纪的宗教信仰，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的理性信仰，到人本主义信仰，直到当下的资本主义拜物教对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行为都发挥着指针的作用。西方文明将现代主义的资本、理性和科技信仰向世界播撒，在一定时期甚至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但是，虽着后现代主义多元思维的播撒和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时代的到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这种信仰的普世意义，进而发掘本土的文化价值。因此从文化角度讲，世界也许正在走向分疏，而非一体。全球本土化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把人类的关注点聚焦在一起，这就像大海把大陆连在一起一样。于是，在新的时代，自然应该成为全球的普世信仰。而少年派的心路历程正隐喻了这一点。

       少年派迥异于其他的孩子，专注于自我心灵的探寻。理性和宗教信仰是他的两个主要的规定性。在本地治理度过的少年时代的两位同名的导师[13]分别赋予了他这两种倾向性。而宗教是他更为钟爱的天分，他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信仰了三种宗教，分别是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说明，作为人，他需要理性，也需要信仰。[14]而各种宗教作为心灵导引者的功用也是相通的：

       “就他们爱的能力而言，印度教徒的确是不留须发的基督教徒，正如就他们认为神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观点而言，穆斯林就是留胡须的印度教徒，而就我们对上帝的忠诚而言，基督教徒就是戴帽子的穆斯林。”[15]

       有评论者认为文本之于动物园和宗教部分的描写过于冗长。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这一是因为中国的读者往往缺少宗教的背景，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是信教的；二是因为他们过于关注后面的海上历险的部分，因此认为前面的部分只是一个引入和从属，无需这么冗长。笔者认为，这个部分是少年派后来心灵转化的基础，非常重要。在文章的开头作者通过玛玛吉的口已经说明：“我有一个故事，能让你相信上帝。”[16]所以，信仰在这个故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少年派在信仰上帝的同时，感受到了自然中的秩序和和谐，这一点在第二部分论述生态主体间性时已经有所论及。但相对于少年派的其他信仰，仍然是隐形的存在，而在海上遇险后，自然信仰则逐渐成为了一种显性的存在，在文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敬畏生命，二是自然的复魅。

       史怀泽博士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人不可能不杀生，但是应该把这种杀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即使是必要的杀生也应该认识到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应该有羞愧之心。对比麦尔维尔《白鲸》中对动物的仇恨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对动物的征服，少年派虽然为了生存下来不可避免地杀了飞鱼、鲯鳅、鲨鱼、鲣鸟、海龟和沼狸，但是他有一种由衷的羞愧，他不止一次地认识到自己的“堕落”。 对于一个素食的少年来说，在海上的各种杀戮和自己的杀生是一种最好的心灵教育。因为在自然界中，杀生是不可避免的规律，自然生育众多，却不管他们的死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17]但建立在奢侈需求和消费主义基础上的无谓的杀生是应该被谴责的。（少年派对于帮助遇难人类的鲸鱼所遭遇的日本和挪威捕鲸船的屠杀充满了谴责和讽刺。这一环节在电影中没有体现。）

       杀生是为了不杀生，因为它引发了思考和心灵的转化。如前所述，持有现代科技的人类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对生物生杀予夺的大权，在生态系统之中，人类的自我选择非常关键：是要做一个乱杀无辜的暴君还是做万物灵长，保育万物，使它们更好地生活？少年派给出的答案是后者。对于貌似强大实则离开人就无法存活的孟加拉虎，他选择了第七号方案：“让它活着。”作为自己在茫茫大海上的伙伴。

       高山大海，风雨雷电长期以来都是人类发展的巨大障碍，人类对于自然的恐惧和敬畏延伸了数千年。科学技术延伸了人类的力量，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恐惧一变为对自然的轻视和征服。自然成为了人的对象物，不经过人的改造就是不完美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在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得到了确立。随着人类社会逐渐为货币和商品生产所包裹以及城市文明的突飞猛进，个人接触自然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因此个人之于自然的感悟和体验变得日益微薄。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具有很高的数学和艺术能力，却未必能把小麦和韭菜分清，更不用说对原始自然的认识。人的社会性得到了极大地丰富，而自然性则行将退化。有了社会这一钢筋水泥的防护层，自然的美好、崇高、恐惧对于人来说都不再重要，人已经变成了专为快餐店提供的白羽鸡一样的存在，从生到死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笼舍”，也没有见过一次真正的阳光。而派这一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年轻人，不仅幼年生活在动物园里，在接近成年的时候又有机会直面大海，直面自然的崇高和恐惧，他不仅一次次地去求助于人类创造的上帝——毗湿奴、耶稣和安拉，而且最终在海上的暴风雨中，看到了人类先祖的心灵，匍匐在了自然的脚下，对自然皈依并臣服。[18]这是一种直面自然的施与和威力之后对自然的复魅。

       敬畏生命和复魅自然在生态整体主义的意义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人类已经不可能摒弃现代文明回到原始的状态。即便回到了，那对自然也未必真的是好事。如果大家都像梭罗一样去隐居，像Into the Wild 中的克里斯一样去走进荒野，对于自然的破坏会更大。而且，原始的敬畏生命和敬畏自然的理论出自于人类的因怕而起的敬，它很可能会在恐惧消失后走向破坏的反面，这一点王诺在《生态思想与生态批评》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西雅图宣言》[19]的价值，就应该可以承认敬畏生命和自然复魅的价值。其意义主要就在于：促使人的心灵的转化，从而一定程度上完成生态启蒙的任务。《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书以传奇的故事、惊险的场景和幻美的意象完成了这一任务，虽然这一转化和理想的生态整体主义[20]价值观显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开放性的结尾常常被人讨论，观众们乐于去探讨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故事。但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依赖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很可能会和两位日本调查员具有一样的认识：认为第二个故事才是真实的版本，（第二个故事没有动物，而是漂流在海上的人之间为了生存的残酷斗争和杀戮。）因为人是残忍的动物，这样惨烈的事情虽然不可思议，却在人类社会的情理之中。但是故事的讲述者派和作者都相信第一个故事，那是因为，通过这个故事他们认清了万物与人的关系，认识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真实位置，看到了人类的爱和崇高的一面，实现了心灵的转化，并最终重拾了自然信仰。而这，也正是作者要带给读者的一个深层的生态隐喻。

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题名《生态视域下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注  ·  释
[1].例如君特·格拉斯的《母老鼠》、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等。 [2].对于“生态文学”这一概念存在不同的认识，笔者认同格罗特菲尔蒂等人的观点，认为凡是有弱化人类中心主义、强化动植物和自然、具有人类与自然交融倾向的作品都可以算作生态文学作品。 [3].[加拿大] 扬·马特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姚媛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52页 [4].[加拿大] 扬·马特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姚媛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19页 [5].这与“生态（ecology）”一词的本来之意相近。 [6].[美] 彼得·S·温茨：《现代环境伦理》， 宋玉波 、周丹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354页 [7].参见 [德] 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页 [9].[加拿大] 扬·马特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姚媛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 第64页 [10].李庆本 《卡尔松与欣赏自然的三种模式》 山东社会科学， 2014年第1期，第86页 [11].李晓明 《参与美学：当代生态美学的重要审美观》 山东社会科学 2013年第5期，第44页 [12].[加拿大] 扬·马特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姚媛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287页  [13].一位是他的生物老师库马尔，代表着理性；一位是虔诚的穆斯林面包师库马尔，代表宗教信仰。 [14].信仰和宗教是相关又不同的两个概念。宗教必然是信仰，信仰不一定是宗教。 [15].[加拿大] 扬·马特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姚媛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51页 [16].[加拿大] 扬·马特尔：《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姚媛译，译林出版社 2012年版，第4页 [17].老子：《道德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 第10页 [18].在电影中，暴风雨的严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而在暴风雨中派面对狂暴的自然的独白充满了震撼力：“我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一切……我臣服……” [19].《西雅图宣言》是1851年印第安索瓜米西族酋长写给白人占领者的信，被称为人与自然的永恒启示录，具有敬畏自然的典型特征。 [20].有别于其他的生态思想，生态整体主义的主要内涵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生态批评家王诺是此思想在中国的主要推动者。

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肖小娟

---

往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