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范明：论互联网群体叙事的意义流动

论互联网群体叙事的意义流动

范明

本文原刊于《现代传播》 2021 年第 4 期

【内容摘要】互联网媒介可以容纳各种叙事需求，打破了文本载体的限制，媒体、机构、组织、个体都能成为叙事主体，通过共同创作、参与、解读等主动行为实现互联网叙事。数字媒体的多模态表达可以在同一个叙事中并置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多种符号。与传统叙事相比，除文本物质性的变化外，跨媒介叙事的“互文性”还使媒体失去“把关人”角色下对内容的操控，多元传播主体共同构建一种更大范畴上的群体叙事。传播群体在参与角色、自身兴趣利益、获取信息渠道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产生信息接触和认知接受上的分化。传播主体多元化、文本接收多样化、多模态叙事和内容互文指涉等特征共同组成群体叙事的动态过程，叙事意义在交互式发展中呈现出高度流动性。

【关键词】群体叙事；互联网媒介；多元传播主体；意义流动

进入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信息呈高度碎片化、原子化、个体化特征。尤其是社交媒体掀起了“微”“短”潮流，如微博的140字数限制，快手57秒视频规定。尽管后来这些限制被取消，但人们发布的内容却更加简化。个体文本没有传统叙事的完整结构，没有主要人物、没有情节、没有悬念，人们甚至开始质疑社交媒体的叙事功能。曼诺维奇(Manovich)认为新媒体从叙事转向了数据库。[1]扎帕维尼亚(Zappavigna)认为话题标签是一种可搜索的对话，改变了传统叙事的线性和确定性内涵。[2]赫米达(Hermida)强调社交媒体的“泛在”报道形式，高度碎片化的信息充斥网络，不需要叙事的框架结构。[3]但也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叙事的独特性，尤其是故事的生产方式拉开了与传统叙事的距离，过去作者向明确的受众讲故事，如今人们一起讲故事。[4]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互联网叙事进入“小故事”形态，通过对日常交往的记录形成一种原初叙事，叙事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叙事主体向被动受众讲述的清晰和连贯的叙述，讲故事变成集体协作下的对话。[5]本文倾向后一种观点，认可互联网的叙事功能和作用，并通过叙事主体的变化，进一步挖掘群体传播对互联网叙事的影响。这种变化需要脱离单一叙事文本视角，整合全部叙事主体，从文本在不同主体间的意义生成和传播逻辑来理解互联网群体叙事。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第一，互联网叙事的主体是谁?他们如何创作并阅读叙事文本?第二，互联网叙事的文本特征是什么?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第三，群体传播为叙事意义带来怎样的变化?

一、多元主体下的互联网叙事

叙事或者说讲故事是人的基本能力，在费舍尔(Fisher)看来，人类(Homo Narrans)这个称呼本身就揭示出天生的叙事能力。[6]人们用故事来给周围的生活和世界赋予意义。[7]长久以来，叙事的社会功能始终未变，故事是反映和再现社会现实的手段，根据伯克(Burke)的五度理论[8]，人物、行为、对象、环境和工具构成叙事的五项核心要素。但数字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故事的讲述方式和传播环境。传统的叙事要素遭到瓦解，新的语言和叙事风格不断涌现。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的传播主体极端多元化的时代，即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9]在这场新媒介技术革命推动下，叙事主体的变化彻底打破了媒介叙事的传统范式。专业媒体与互联网的其他用户一道生产并传播信息。在互联网传播中，信息不再被媒介机构垄断和控制，官方媒体、商业媒体、自媒体、个人用户组成多元化的传播群体，同时以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身份参与到网络叙事中。

专业媒体不再享有垄断话语权，需要与其他传播主体竞争受众资源，因此媒体不仅维护自身的传播渠道，同时积极加强社交媒体渠道拓展。传统渠道、网站、“两微一端”、短视频、社交平台提供了丰富的跨媒体叙事环境。为适应不同平台广泛受众的兴趣点，媒体叙事话语不断吸纳个体叙事特征，专业媒体人也开设了个人社交账号，把工作内外的“生活化”故事讲给受众。尤其是社交平台上的媒体叙事更加注重人格化传播，从“微”入手，把连贯、宏大的叙事结构拆散，在个体明星的影响下拉进与受众的关系。

更为瞩目的传播主体——网民群体，也在媒体影响下参与互联网叙事。媒体的叙事风格向个人叙事下沉，互联网叙事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平台，无论媒体还是个体都在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消息发布实践。这些消息强调“此时此地”(here－and－now)[10]，一种类似即时新闻的叙事语言风格形成。传统叙事按照时间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社交媒体的叙事却努力把传受双方拉进同一空间场域，故事情节需要结合话题、对话、其他文本、语境等多种元素才能变得完整。同时，修辞手段在个体叙事中的重要性降低，用户更倾向于立场和观点的表达，用一种类似新闻播报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最新情况，并不断更新。强调时间和空间上的即时性和在场性成为绝大多数社交媒体文本的主要特征。

展示心理是个人叙事的重要动因。不同于日常生活叙事，在媒体中的展示是有意识的策划行为，这包括发什么(发帖前的仔细筛选过程)、如何发(选择什么样的编码语言和风格)以及与受众的互动过程。[11]戈夫曼(Goffman)把人们的自我呈现分为“台前”和“台后”两种“印象整饰”策略，表演是重要的社交手段。[12]媒体具有放大效应，把日常生活的片段放在网络媒介上，如同搬到戏剧舞台，加剧了网络用户的台前表演性质。看似“记录生活”的公开日记或者短视频创作，都是用户个体有意识的选择性行为。在媒体强大传播效果的推动下，个体能够快速获取社会资本并将其变现，进一步推动个体展示的欲望。

戈夫曼

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只能以“文本盗猎者”[13]角色，通过阅读中的创造性理解来融入自己的观念和意见。如今，作为信息参与主体的网民以生产者的思维和身份进入互联网叙事语境。点赞、转发、评论组成叙事文本，这些方式不仅是用户之间的互动行为，同时也是生产叙事文本的方式，这些交互行为影响着叙事情节的发展和走向。生产式阅读还体现在用户的认知参与、情感填补、识别和回忆各种碎片化信息，并在自我认识中重建完整的叙事场景。互联网叙事阅读者是叙事内容的关键要素，没有积极参与的网络用户，就没有互联网叙事的存在，这些用户以高度创造性和解释性的方式完成叙事实践。

2020年11月，江苏一名家长不满老师要求家长批改孩子作业，在社交媒体中发布了“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的短视频，迅速成为舆论热点。在这场网络叙事中，从个体、机构到媒体全部参与其中。家长群引发的教育问题引起多数父母的共鸣，社交媒体迅速开展相关话题讨论，“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压垮成年人只需一个家长群”“家长群有必要存在吗”等话题帖登上微博热搜，合计阅读量超过12亿，讨论数高达15万以上。[14]多数网民站在家长一边，认为“忙碌一天到家还得辅导功课”“现在老师跟以前相比差太远了”“教育部门该管管了”，也有部分网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们家长群比较正常”“有个家长群挺好，可以知道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大量碎片化的评论和回复汇入互联网叙事中。主流媒体未甘示弱，发掘事件背后掩盖的社会问题，多方面剖析和解读该事件。央视晚间新闻栏目点评“家长改作业是老师的缺位”，光明网从家长和学校的关系入手发表《“退出家长群”背后，是异化的家校关系》，北京晚报剑指教育导向的痛点并发表《应该退群的是“分数指挥棒”》，青岛新闻网重新审视家长在教育中的作用并发表《退出家长群，一时爽还是一直爽?》，这些专业媒体报道都获得了很高的阅读量和转载率。随后，多地教育管理部门推出约束学生作业管理的要求，“叫停”此类现象。在这场群体叙事中，多数人站在同情家长和约束学校教师行为的立场表达意见，但南风窗发表的《家长退群，你以为老师就不想退?》公众号文章也获得10万+阅读量，为该事件提供了不一样的叙事视角和内容。

在这场互联网叙事中，传播主体包括参与话题的江苏家长、专业媒体、网络用户乃至政府职能部门。参与主体不同，表达的立场和观点不同，每个主体都有各自独立的叙事文本，但彼此之间又通过同一个话题构建起一幅互联网叙事图景。微博话题流量离不开最初的视频导火索，但叙事内容又无关乎某个具体省份、具体个体乃至具体事件。网络用户以代入感的方式不断补充新的事例和情绪，专业媒体更关注教育方式中存在的问题，政府教育部门的管理规定并非全因此事而起，但也成为整个叙事情节的一环。

社交媒体被视作新兴的数字叙事平台，互联网用户在完全开放或部分公开的环境中通过文字、语言、图片、视频等媒体形式分享个人的生活故事。以多元传播主体为核心的互联网群体传播不仅给予普通用户前所未有的传播权，同时也改变了主流媒体的专业报道。在社交平台上，有普通用户的非虚构写作，也有专业的媒体和组织机构下的企业和自媒体的共同参与。社交媒体不仅是其网状用户的自发实践场域，同时也包含了广泛的专业化活动和生产内容。公司、设计师、艺术家和媒体从业者都在创造故事文本，把社交媒体作为叙事平台，把各种叙事再现形式和语言搬到社交媒体平台上。[15]互联网叙事可以容纳各式叙事需求，颠覆了文本载体对叙事的限制，媒体、个体、机构、组织都可以成为叙事主体，通过创作、参与、解读等主动行为建构叙事文本。

二、互联网叙事的文本特征

数字媒体真正实现了叙事的多模态表达，在同一个叙事文本中，可以同时并置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等多种符号。传统的叙事研究建立在符号学、语言学、文学、修辞学等基础之上，缺乏对语言和传播介质的物质性考量。物质只被视作言语表达的材料性工具，与意义并没有直接关系。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文学的物质特征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文学融合其他媒介和艺术所开启的多感官经验进一步丰富”[16]。互联网的出现使人们警觉并清晰地感受到媒介作为载体和介质带给信息传播的巨大变化，信息文本中的故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也随之改变。“互联网作为信息承载流转的媒介一经出现，人们就以极大的热情，为之投入专注的精力和尽量多的时间，去干预和参与它的信息叙事。”[17]强调符号物质性和身体感知的模态理论开始兴起。仅使用语言文字的单模态叙事不再流行，文字加配图的模式已经成为社交媒体叙事的标准格式，哪怕只言片语也需要表情符号的烘托。“每一种资源都建构了整体的想象体验中的一个面向:语言通过自身的逻辑以及对人类思维的模仿来展现叙事，图像通过沉浸的空间性和视觉性来叙事，活动通过动态的时间性来叙事，音乐通过营造氛围、张力和感染力来叙事。”[18]每当新媒介出现时，人们总是惊呼旧媒介的衰落。但从媒介物质性出发，新的媒介不断开发人多方位的感官体验，从口语、文字、图画到影像，互联网整合了所有的前媒介物质性上对感官功能的利用。在可预见的VＲ和5G等新技术大规模普及时，沉浸式体验将会进一步加剧叙事的多模态特征。多模态通过调动不同的感官模式反映出人类认知行为在数字环境下的复杂性，这已成为社交媒体叙事的基本属性[19]。

多模态从叙事的物质性入手，而跨媒介叙事还体现在文本内容上的“互文”。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用“跨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来揭示互联网开放平台下基于群体互动形成的媒介文化生产变革。从概念上看，跨媒介叙事指运用多种媒介讲述故事的全新叙事方式[20]。但不同于传统文艺理论中的意义，跨媒介叙事不仅仅是故事的多媒体呈现，更强调叙事与媒介的共同价值，“每种媒体都用其独特的优势为故事的叙述做出贡献，创造完整的叙事体验和更大的叙事体系”[21]。针对同样的故事对象，不同的创作者在不同的媒介平台上，“根据各自的特点生产出不同但却相呼应的文本，以此构建出丰富辽阔的故事世界”[22]。这是在同一主题和叙事要素上形成的“互文指涉”，每种媒介文本具有从形式到内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但彼此之间又相互关联和呼应。“每一个文本都处于其他文本的交汇处，都进行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换。”[23]正是跨媒介叙事的这种互文性，构建了文本自身的一个“网状结构”系统[24]。在互联网群体参与下，“互文”中的叙事构建了一种更大意义上的整体，通过集体的共同参与塑造整体叙事文本，并且这个文本不能由单一主体左右。传统媒体在“把关人”角色下对叙事的操控，在互联网时代已经转向网络结构的制约，由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参与形成一种自然呈现的叙事意义。社交媒体中，人们常通过使用主题词、转发或者参与同一话题形成文本之间的关联。互联网群体传播的多元传播主体特性，使得互联网叙事的叙事者发生变化，故事的接收者也参与到意义生产中，故事必须在多重意义生产的套叠下才能实现完整的叙事文本。

一则网络消息可以变成一首网红歌，变成媒体新闻，变成网络游戏，还可以拍成电影，这就是“每天回家都会看到我老婆在装死”话题帖在互联网跨媒体叙事中的真实写照。2010年7月，一名日本网民在雅虎网站上提问，说他每天回家都会看到老婆在地上装死，问大家该怎么办?如此无厘头的问题却迅速走红，引来网民各种出谋划策。6天后，该话题由网络作曲家制作成歌曲并配上MV，进一步增强了话题的热度，出现大量翻唱和二次创作，单曲播放量超过数百万，还登上日本产经新闻。此“梗”还被开发成同名游戏《每当我回家就看到老婆在装死》(后更名为《如果可以回家早一点》)，其中，每天妻子会用不同方式装死，给丈夫留下了各种蛛丝马迹，游戏玩家通过提示找到方法将妻子哄醒过来。2018年同名电影上映，结婚三年的丈夫每天疲惫回家后发现妻子的各种“装死”行为，以此为序曲，讲述处在婚姻情感倦怠期的夫妻所经历的种种困扰，并以情感需要用心呵护的暖人结局结束全片。

此案例中，叙事文本在各种媒介介质中以不同模态呈现，人们用文字、歌曲、漫画、游戏、电影等多种符号讲述同一个故事。而这些不同模态间的叙事符号形成文本意义上的“互文”，“老婆装死”成为每个故事的核心元素，人们以此为“梗”，形成文本在互联网中不断传播的原发动力。但对于阅读单一文本模态的用户来说，不一定熟知其他文本模态存在，不同模态作用于不同感官体验，在具体的叙事文本下，用户获得的文本体验不尽相同。游戏玩家感受到解密闯关的乐趣，电影观众以代入感的方式体会婚姻家庭生活，论坛互动则尽展搞怪、幽默、调侃的语言魅力。尽管人们可以轻易地从互联网获知不同模态文本的存在，但认可某种模态的受众，并不一定接受另一模态传递的意义和实现的感官体验。文本的伸缩性也体现在不同模态之间的意义差距，来自同一个话题梗，文本故事的剧情、人物、冲突、结局却保持相对独立和完整。借由同一个叙事主题不断进行再创作和多重解读是互联网叙事文本的重要特征。

三、群体叙事的意义流动

审视群体传播中的网络文本，传统叙事的完整结构遭到破坏，出现更多只含部分叙事要素的“零件”。“基于互联网的跨媒介叙事具有网络化、动态化特征，产业链从依次传递变为同步交互，交易对象从固化的文化产品变为‘半成品’状态的思想创意、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等。”[25]佩奇(Page)用叙事性(narrativity)来解释这些“零件”，叙事性能让读者或者观众识别出了文本中的叙事特征。[26]传统媒体是结构完整的宏大叙事的主推者，在互联网群体参与下，长篇大论式的宏大叙事不再被认可，可以主动生产叙事的互联网用户青睐于碎片式、直奔主题的文本。[27]当社交媒体的文本不再以小说、戏剧或电影为主要形式，捕捉其中的叙事性就变得尤为关键。传统叙事的基本元素，如情节、主题、人物、环境等，都可以被拆成碎片，成为新的叙事文本中的部分指涉。叙事不仅仅是提供信息，更是生产意义的过程，或者说是人们理解世界的主要认知机制。[28]

社交平台的叙事，需要把这些具体的、原子化的故事元素串联起来，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尤其是按照最新时间推送的信息，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线性时间逻辑，从当下进入的互联网叙事，看到的都是最新发布的消息和帖子，想要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需要从当前位置进行回溯，按照逆时间线的方式进行梳理。这种破坏叙事结构的表达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的阅读障碍。如果不了解相关文本，仅从单一文本入手，可能完全不知所云。这些故事元素被数字技术存储，人们可以随时浏览、保存、点赞、评论或分享，既作为个体叙事的组成部分，也在彼此的互相连接中形成更大的叙事整体。从语义角度看，这些故事元素本身具有独立性，有其单独的意义和指称，但在互联网媒介中，通过更广泛的连接形成更庞大的叙事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意义早已无法由叙事者掌控。沃尔夫(Wolf)认为故事世界是一个动态模型，根据创造性、完整性和一致性三个属性处在不断发展中。[29]具体来说，创造性指用户和受众把各个碎片结合起来，创造出意料之外的故事情节，然后通过增加新的细节来完善叙事的完整性，最后在这些碎片之间建立一致的因果关系。同样的叙事“零件”，在不同主体间流转，使叙事内容得以扩展，为叙事增加更多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群体的不断呼应使互联网叙事文本具有高度流动性。同时，从信息阅读者角度看，信息也在不断流动中实现意义。萨德勒(Sadler)认为社交媒体具有关键的叙事要素，但需要阅读者通过创造性的阅读过程把这些粗糙的叙事要素转变为连贯的、有意义的故事，正是阅读者的这种创造性阅读条件使社交媒体的叙事充满了流动性和动态性。[30]

2020年4月，一名女孩自述“被烟台上市公司高管性侵四年”的短片被媒体曝光。随后烟台公安局、当事人鲍毓明的任职公司和受聘高校就此事件作出回应。9月17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督导组通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鲍毓明构成性侵犯罪;但其行为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应受社会谴责;因其美国人身份，在华期间违反相关职业法规，对其采取驱逐出境措施。在这起“上市公司高管性侵养女”新闻事件引发的群体传播中，互联网叙事的流动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原初叙事由媒体报道引发，但后来的汹涌舆论来自大量网民的积极参与。在事件并未获得官方的准确调查结果前，网民基于媒体的报道，尤其在社会贫富差异、私生活道德争议、女性权利、未成年人权益等频繁出现的社会结构性冲突大背景下，对案件本身做出了舆论判断，“鲍毓明今天死了吗”“鲍毓明今天伏法了吗”“不要让鲍毓明掉出热搜”“请不要让鲍毓明逍遥法外”等微博话题不断登上热搜并获得用户极大的关注和参与。其次，群体叙事不仅围绕事件本身展开，由此延伸出的相关议题也构成群体叙事的文本内容。事件成为很多叙事的“引子”，由此事件挑起话头，但主述的内容却并非事件本身，甚至其他一些叙事文本与该事件并无直接关联，但因其话题的相关性，也被推上热点关注。“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等相关议题进入同一个叙事框架中。另外，由于事件本身的动态发展，群体叙事并不能立即获取故事全貌。该事件的时间跨度有半年之久，互联网叙事随着事件进展处于持续变化的动态，在叙事被密集关注区间的任一时间点进入，并不能掌握全面信息，故事只能提供一个切面。人们总是根据自己阅读到的内容作出判断，掌握的故事元素不尽相同，整合相关素材之后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多元传播群体在自身兴趣利益、获取信息渠道、算法信息分发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信息接触和认知接受上的分化，人们面对相同的故事却会接触到不同的叙事文本，形成更加多元的理解和接受情况。无论叙事文本是否完整，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的理解推理故事，使之形成完整闭环。正如里克尔(Ｒicoeur)所说，叙事过程在读者那里而非文本中实现了完整性。[31]最后，引发叙事的事件本身告一段落，并不意味着群体叙事的结束。即便在鲍毓明事件有了明确的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调查结论后，叙事也没有完全止步。在其他类似事件中，也会触发彼此的关联，以“互文”方式继续添加叙事文本。事件发展走向与群体最初判断有较大出入，带来剧情走向反转，但这种反转后的舆情并没如最初那般热烈，可以由于部分人无法接受故事的结局，也可能随着事件热度下降，部分网民并不掌握故事后来的走向。互联网叙事在不同网络群体会中有不一样的故事版本，意义随着事件流动，也随参与主体流动。故事在不断生成、流转、叠加和延异，没有一致的结局，如同溪流汇聚到整个互联网叙事长河中。

四、结语

叙事从故事中诞生，故事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持久的表达。伴随媒介发展，故事的载体和形式发生了多次转变，从口语传播的神话故事、文字记载的民间故事、机器印刷的小说文学、到大众媒体的“信息叙事”[32]，再到互联网的“群体叙事”，叙事离不开媒介的塑形，但叙事的主角却永远是作为主体的人类，在媒介的作用下借助各种语言和符号讲述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关于互联网叙事，目前的研究多以内容分析对特定叙事文本进行分析，过分强调单一主体的作用，本文则采用系统和语境视角考察了多元传播主体和文本之间网络结构带来的互联网叙事变化，从传播主体多元化、文本接收多样化、文本物质上的多模态叙事和内容上的互文指涉等方面梳理了群体叙事的动态过程。由于缺乏传统叙事的完整故事情节，群体传播下的社交媒体并不是“规范性”(canonical)[33]叙事场所，更多地提供了碎片化的“故事元素”，在大量用户间扩散传播，促进叙事文本的“互文”与叙事意义的流动。

注释

[1]Manovich，L．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Cambridge，MA＆London:The MIT Press．2002．p．194．

[2]Zappavigna，M．Searchable Talk:The Linguistic Functions of Hashtags．Social Semiotics，Taylor＆Francis，vol．25，no．3，2015．p．283．

[3]Hermida，A．Twittering the News:The Emergence of Ambient Journalism．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Oxon:Poutledge，2013．p．217．

[4]Papacharissi，Z．Affective Publics and Structures of Storytelling:Sentiment，Events and Mediality．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January)．2015．p．3．

[5]Sadler，N．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on Twitter:Ｒeading Tweets by Telling Stories．New Media＆Society，vol．20，no．9，2018．p．3266．

[6]Fisher，WalterＲ．Homo Narrans:The Narrative Paradigm:In the Beginn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35，no．4，1985．p．74．

[7]Bruner，Jerome．Life as Narrative．SocialＲesearch，vol．54，no．1，1987．p．11．

[8]参见Bruner，Jerome，S．Actual Minds，Possible World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9]隋岩:《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115页。

[10]Giaxoglou，Korina．Storying Leaks for Sharing:The Case of Leaking the“Moscovici Draft”on Twitter．Discourse，Context＆Media(Special Issue: The Digital Agora of Social Media edited by M．Johansson，S．Kleinke，and L．Lehti)，vol．19，no．S1，2017．p．23．

[11]Androutsopoulos，J．Moments of Sharing:Entextualization and LinguisticＲepertoires in Social Networking．Journal of Pragmatics(Special Issue Edited by P．Bou－Franch and P．Blitvitch: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edia)，2014，p．8．

[12]［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13]Jenkins，Henry．Star TrekＲeturn，Ｒeread，Ｒewritten:Fan Writing as Textural Poaching．in Fans，Blogger，and Gamers．New York:NYU Press，

2006．p．37．

[14]数据截止于2020年11月17日。

[15][19]Simona Venditti，Francesca Piredda＆Walter Mattana．Micronarratives as the Form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The Design Journal，2017，20:sup1，pp．S274－S275．

[16]张昊臣:《多模态》，《外国文学》，2020年第3期，第110－122页。

[17]陈斯华:《互联网媒介叙事特征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12期，第56页。

[18]Marie－LaureＲyan．Narration in Various Media，in Handbook of Narratology，Edited by Peter Hühn，Jan Christoph Meister，John Pier，Wolf Schmid，Walter de Gruyter，2014．p．483．

[20]Henry Jenkins．Transmedia Storytelling:Moving Characters From Books to Films to Video Games Can Make Them Stronger and More Compelling．

TechnologyＲeview，no．1，2003，pp．17－24．

[21]［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杜永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69页。

[22]Ｒobert Pratten．Getting Started in Transmedia Storytelling(2nd Edition)．Create Space Publishing．2014．p．2．

[23][24]李宁:《互联网时代艺术的跨媒介叙事》，《民族艺术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页、第18页。

[25]于文:《跨媒介叙事的兴起与出版业的应对》，《中国出版》，2016年第10期，第5页。

[26]Page，Ｒ．Ｒe－Examining Narrativity:Small Stories in Status Updates．Text＆Talk－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Language，Discourse＆Communication Studies，vol．30，no．4，2010．p．427．

[27]杨伯漵:《宏大叙事与碎片化:全球化进程中互联网传播及其意义》，《现代传播》，2019年第11期，第141页。

[28][30]Sadler，N．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on Twitter:Ｒeading Tweets by Telling Stories．New Media＆Society，2018，vol．20，no．9，pp．3266－3268．

[29]Wolf，M．Building Imaginary Worlds: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Subcreation．Ｒoutledge．2012．p．33．

[31]Ｒicoeur，P．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in Wood D(ed．)，On PaulＲicoeur: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Ｒoutledge．1991．p．26．

[32]［德］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86页。

[33]Thornborrow，J．The Discours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Media:From Talk Show to Twitter．Ｒoutledge．2014．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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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凌逾

责编：夏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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