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邓铁涛治愈非典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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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完即止
2002年末，一种世界首次发现的烈性传染病突然袭击广东，这种疫病后来被定名为“非典型性肺炎”，英文简称SARS。当时87岁高龄的邓铁涛站出来勇敢而自信地说，SARS是温病的一种，而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用中医药可以治好SARS。之后，邓铁涛立马撰写学术文章，以便全国中医介入抗击“非典”时参考。
临危受命，“非典”期间邓铁涛被任命为中医专家组组长。在他的努力下，当时他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了73例SARS病人，取得“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的“三个零”的成绩。
中医不只是养生保健、治未病，中医并不是慢郎中，抗击传染病也毫不逊色。有人说，“非典”救了中医！从此，中医有了和西医平起平坐的对抗疾病机会。人们不会忘记为中医赢得声誉的邓铁涛。
行医御药80多年，邓铁涛一直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为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了新的见解。
向老前辈邓铁涛教授致敬！
2003年非典时期与吴又可著《瘟疫论》的大背景相同，所以当时广州中医药大学吴门医派传人——邓铁涛重用板蓝根，使抢救回来的病人无一例发生股骨头坏死，这就是中西医疗效的差别。
邓铁涛：“非典”是温病的一种，而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去年广州中医药大学两个附属医院以中医为主治疗“非典”，疗效显著。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收治的36例“非典”患者，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无一人被感染。绝大多数患者痊愈出院，没有任何后遗症。患者平均退热时间2.97天，平均住院天数8.86天(不计自动出院者)。
这些病例均用西医方法确诊为“非典”，用中医药治疗后，再用西医方法确认痊愈，均有严格的病案记录。
典型医案
患者邓某某，女性，33岁，广东省三水籍，医务人员，因“发热伴恶寒2天”于2003年1月25日入院。
两天前自觉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入院当天自觉症状加重，测体温38℃，微恶寒，神疲乏力，稍口干，纳差，面红，无头痛，无流涕，无咳嗽、咯痰，无咽痛，无汗，无鼻塞流涕，睡眠一般，二便调。查体：T38℃；P68次/分；R20次/分；BP90/60mmHg，神志清，全身皮肤、黏膜无出血点、亦无黄染，咽无充血，双侧扁桃体不大，气管居中，双肺呼吸音正常，未闻及干湿罗音，白细胞（WBC）5.0×１０9／Ｌ，中性粒细胞63.9%；红细胞4.31×１０12／Ｌ，血红蛋白131g/L，血小板95×１０9／Ｌ，行胸片检查示：右下肺少许模糊阴影。
诊见：发热，微恶寒，干咳，无痰，动则心慌气短，头痛，微感胸痛，口干口苦，纳差，神疲乏力，舌淡红，苔薄白，脉濡细。
西医诊断：右下肺炎(非典)。
中医诊断：春温伏湿。
治则：清凉解毒，透热达邪。
处方：青蒿15g(后下)、黄芩15g、柴胡12g、大青叶20g、板蓝根30g、法夏12g、枳壳10g、浙贝12g、紫苑12g、天竺黄12g、杏仁10g、炙甘草6g，每日1剂，水煎服，配合清开灵静滴加强清热，西药则投以泰能、稳可信。
2诊：1月27日，仍发热，热势上升，以夜间及午后为甚，T38.6℃，肢体困倦，纳食减少，舌脉未变，二便通畅；化验：白细胞2.9×１０9／L，中性粒细胞57.7%；血小板90×１０9／L；胸片与24日比较右下肺感染病灶明显扩大，大片灶；为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之表现，治宜清热解毒达邪，解表宣肺化湿。处方：炙麻黄8g、杏仁10g、石膏20g（先煎）、甘草10g、柴胡10g、黄芩10g、半夏10g、竹茹10g、白茅根15g、前胡15g、桑枝10g、苡仁20g、滑石18g、藿香6g、佩兰6g。
3诊：1月28日，热势仍未遏止，反有上升之势，T39.2℃，症状未减，疲倦加重，双肺呼吸音粗，肺底闻及少许湿罗音，舌淡红，苔薄白，脉濡细。化验：白细胞2.5×１０9／L，中性粒细胞50.96%；血小板67×１０9／L。邓老意见：湿热蕴毒，毒势盛，并易耗气挟瘀，毒瘀互结，且变证多端，有入营之势，治宜加重清热凉血解毒，化瘀软坚散结，少佐益气之品。原方继续服用，加服安宫牛黄丸，并加用仙方活命饮，西洋参10g另炖服。方药如下：金银花30g、浙贝15g、赤芍15g、白芷12g、陈皮3g、升麻6g、防风12g、当归6g、虎杖20g、皂角刺12g、穿山甲12g（先煎）、乳香6g、没药6g、连翘18g、五爪龙15g。根据西医观点，此时属于炎症渗出期，需要注意肺纤维化的问题，而运用仙方活命饮以化瘀软坚散结，甚为合拍。西药则停用泰能、稳可信，改用可乐必妥、复达欣。至1月30日，应用可乐必妥后出现头晕，故停用所有抗菌素，停用后头晕等症状大减，体温降至37.5℃。
4诊：1月31日，体温降至正常，但神疲，乏力，头晕，偶有咳嗽，白粘痰，无口干，舌淡，苔薄白腻，脉濡细，白细胞2.3×１０9／L，中性粒细胞50.2%；红细胞：3.12×１０12／L，血红蛋白97g/L，血小板90×１０9／L，胸片：病灶增多，密影；热势已退，胸片虽病灶增多，强弩之末也，未足为虑，此乃正虚邪恋，治当清热养阴，扶正透邪，此时舌苔呈现白腻，为伏湿外达之象，治疗上并重视化湿、活血。处方：炙麻黄8g、杏仁10g、甘草10g、黄芩10g、半夏10g、竹茹10g、白茅根15g、桑枝10g、苡仁20g、太子参20g、五味子20g、麦冬15g、藿香6g、佩兰6g，仍加服仙方活命饮，并加大补气而性温和之五爪龙至30g；热势既退，停用清开灵，改以参麦针益气生津。
5诊：2月4日，已无发热，乏力，偶咳嗽，未闻及干湿罗音，舌淡，苔厚微腻，脉濡细。胸片示：有所吸收；白细胞2.4×１０9／L，中性粒细胞47.8%；红细胞3.62×１０12／L，血红蛋白；131g/L，血小板：191×１０9／L；病势渐衰，但湿性缠绵，如油入面，且易伤气，又易挟瘀为患，治宜清热利湿，益气活血。处方：杏仁12g、甘草6g、青皮6g、桃仁12g、当归6g、苍术9g、五爪龙30g、太子参20g、橘红6g、升麻10g、白术10g、神曲12g、麦冬10g。加服：太子参15g、土茯苓30g、茯苓12g、枳壳6g、陈皮3g、威灵仙20g、杏仁10g、苡仁30g、苍术9g、大枣3个。
6诊：2月8日，自觉身轻体爽，舌苔腻转淡，脉细；白细胞6.5×１０9／L，中性粒细胞46.2%；红细胞3.62×１０12／L，血红蛋白131g/L，血小板161×１０9／L。
2月12日胸片示：右肺炎症全部吸收。守方略有加减，治愈出院。
总结：该病案有以下发病和病机特点：
（1）起病有接触同类病患者的病史，感受戾气，具有传染性，初期即有肢体酸痛等湿重的表现，为伏湿所致，较之普通的风温不同，故诊断为春温伏湿。
（2）起病后进展较快，2天右下肺即出现大片阴影，毒力强，出现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表现。
（3）患者神疲乏力、发热加重，为毒盛伤正的表现；患者初期之所以感邪受传染发病，是因为先有正气不足，邪乃干之，感受毒邪之后，热、毒、湿使正气更损，内因外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此外，患者神倦较重，与抗生素的使用，同样损人正气。根据上述病机，治疗应注重祛邪，所以初期透邪，给以清热解毒达邪，解表宣肺化湿之药。结合伏湿特点，自始至终应注意利湿渗湿使邪有去路。后期注重增强正气，益气养阴，因势利导，扶正驱邪。
本病有戾气、湿、瘀、毒、虚兼挟，故需随证治之。在治疗时注意“三早”，即早期应用安宫牛黄丸，可防邪毒内陷心包，阻止传变；早期应用人参扶助正气，及时停用抗菌素；早期应用活血软坚散结，防止肺纤维化，防止病灶扩散，以及加快病灶吸收。本病的治疗效果满意，其一，发热至退热仅用6天，比同类病患者退热快，此外如自1月27日T38.6℃时开始计算，至1月30日体温已降至37.5℃，历时仅4天；其二，症状改善快，整体调理后，较之同类病人，纳食始终正常，大便通畅，胃气未受影响；其三，多数病例最终会演变为双肺炎症，而本例未蔓延至双肺，且较低的白细胞、血小板迅速恢复正常，肺部病灶吸收快，应归功于扶正祛毒之法。
非典期间，一系列老方子在民间流传。就连当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公布了一帖抗SARS中药方。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博士在广东省中医院一附院考察时，对中医治疗非典给予了高度评价：“平均退烧时间缩短至7天、住院时间为18天左右……跟其他医院相比，这一经验值得研究与学习。”
钟南山的“老方子”故事
2010年钟南山出席广医荔湾医院新病区揭牌时谈对中医看法：“中医讲各个脏器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并强调应将人当成一个整体来治疗，这是我看重的一个理念。”
2003年的非典期间，钟南山的女儿不幸也感染上了非典，就将女儿托给著名老中医邓铁涛用中医进行治疗。不是钟院士不相信西医，他本身就是西医，但他也担心西医疗治后的后遗症。
当时，邓铁涛率领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另一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
京城“儿科王”刘弼臣作为中医专家曾参与治疗“非典”，提及这段经历指出：“股骨头坏死主要是因为缺钙，为什么缺钙？使用了大量激素！用来控制急性症状每天也不过40～60克，‘非典’的时候一次都用到了120克！”
“治急性病、重病是西医的特长，比如细菌感染发热，用西药退热快。但热退了之后，用中医药对免疫功能进行调节能起到好作用，一些慢性病的防治也是如此。”
钟南山列举中西医对肿瘤的治疗理念解释说，以前西医是简单地把肿瘤给杀灭了，最后发现瘤没了，人也死了；中医不是直接把瘤消灭，而是提出“以正攻邪”、“人瘤共存”，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他称，现在整个世界对肿瘤的治疗理念也向这方面转变，跟中医是有关的。
“李时珍早就提过，发疟疾寒热时‘用青蒿一把，加水二升，捣汁服’。青蒿素现在已走向世界，其功效也已被反复证明。”
钟南山认为，中药两千多年的经验积累了不少好东西，但到底有多大用途，必须迈过循证医学这道“门槛”。“方舟子说中医不科学，只有中药还可验证，他可能讲得太绝对了。我认为中医整体治疗和‘治未病’的理念是科学的。”
非典期间，一系列老方子在民间流传。就连当时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公布了一帖抗SARS中药方。
中医视角中的传染病
用西医来解释SARS比较单纯，“非典型性肺炎”，源于冠状病毒感染。但中医名家关庆维说，用中医的视角看，SARS在广州表证是“风瘟夹湿”，到了北京，是“风瘟夹寒”，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和地域有关。“中医讲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时。所以，中医药介入‘非典’后，治愈率很高，并发症也少了，愈后非常好。” “‘非典’的时候，最开始都是西医治疗，后来吴仪专门召集老中医开会研究中医如何参与治疗，中医才能进入医院。中医上手后，高热的患者3天退烧，发展成急症的没了。而经过西医治疗的很多患者虽然活了下来，但基本上都留有后遗症由于激素大量使用导致的股骨头坏死。”
“张仲景时代，以非发疹性传染病为主，特别是流感为多。所以他用温法治伤寒。到了唐宋时期，发疹性传染病为多，一开始就高热，再用温药不合适，开始用凉药。”之所以有这种变化，《中国疫病史鉴》主编梁峻指出，综观整个古代疫病流行资料，疫病高峰期第一是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战乱时期，政治及战争因素对疫病流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第二个高峰期是南宋、元及明代前期，这一时期南方地区人口增加，城市繁荣；第三个高峰期便是公元16世纪以后，相当于明代后期至清代，海内外交通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鼎盛期，因而对疫病流行的影响作用也都达到了高峰。
而张仲景、刘完素，包括吴又可、吴鞠通等医史留名的中医就分别出现在这些年代，他们都属于根据个人所在行医地区环境，自出机杼、灵活变通的名医。
对于甲型H1N1流感，无论是关庆维还是孟庆云都觉得并不可怕。“按照中医的观点，这就是一种外感性传染病，一种自限性疾病。这种病与气候有关，就像SARS，最后的消亡是因为季节，天气热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中医专家都持有这一观点。
即使是中医，同样认为防治传染病，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是切断传染源。“鼠疫的时候，意大利人发明了隔离；霍乱的时候，大家讲求切断水源。对于甲型流感这种输入型传染病，最关键的是切断传染源。所以，像国家目前加强对交通关口的检疫，对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都是古已有之的科学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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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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