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话语进入家庭，会让亲密关系变成冰冷的战场吗？

编者按：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以来，“权利”已是世界各地讨论“公共善好”的主导话语。随着女权主义者提出“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权利革命也深入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离婚变成一种可选项，家庭中儿童更少承受体罚的恐惧，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家务是一种无偿的劳动与“不平等的牺牲”，这些都是权利革命的结果。但这一过程中，也有人提出，权利的话语是否让家庭内部充满计算？它是否会威胁亲密关系的持久性？它是否会让人走向放纵，让我们越来越背弃家庭的价值？我们是不是讨论了太多亲密生活中的权利，却没有充分地讨论责任？本文即对上述问题逐一作出检讨，认为：“自由不是唯一的道德美德，不是唯一的道德优先考量，但它恰好是所有其他美德的先决条件。……权利革命一直服务于自由，我们必须有勇气继续下去，直到我们能够真正说每个人都分享到了它的好处，而不仅仅是承担了它的代价。”

文章来源：公众号“三辉图书”；《权利革命》一书

作者简介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1947—）, 加拿大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权利革命》作者。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权利革命已经深入私人生活中最亲密的领域。随着权利话语从公共领域转移到家庭餐桌，进而进入卧室，它颠覆了性别角色、家庭劳动分工乃至性别身份本身。权利革命已经成为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我们所有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还有异性恋和同性恋。

所有自由民主国家都经历了同样的社会变革。加拿大模式唯一特别的地方，在于法院和立法机关对于各种权利主张的反应速度，其中包括儿童权利、离婚便利性、堕胎权、婚姻和同居的平权以及性别差异权利的充分确立。不过，这些权利迅速得到承认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中没有经历过斗争，也不是说斗争已经结束。女性依然没有获得同工同酬的待遇，而照顾子女的无报酬重负依然不成比例地落在她们身上。同性恋者依然未能享有同等的结婚、收养的权利，或者从他们的伴侣那里继承养老金与其他资产的权利。然而，即使权利革命在私人生活中仍未完成，我们相信它将最终走完整个过程。原因很简单：权利革命诉诸的是平等的理念，而如果抛开这一理念，再无其他可以申诉之地。

在亲密生活中对权利平等的要求也是一种对认同的要求。关于权利我已经说得太多，但认同则说得太少。是时候来定义这个词了。认同是一个非常加拿大化的概念，因为它是由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首先提出，并使其成为政治哲学的常用术语。在日常用语中，认出某个人，是在某一张脸上贴上姓名，是将他或她从人群中挑出来。得到认同，是从匿名状态浮现，被人看到，被承认你的身份。当你得到认同的时候，你不再是一个无名之辈，你成了其他人眼中的某个人。群体为了类似的认同而斗争。他们想让大多数人认同自己，重新看待自己，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也在道德意义上承认他们是平等的。权利平等是认同的前提，但它还不足以确保认同。当个体和群体寻求认同的时候，他们想要让自己的平等得到认可，也想要自己的差异得到承认。在法律平等之外，群体寻求对他们的文化价值、传统和独特观点的承认。为认同进行的斗争通常要求一群人首先认同自身，克服他们的自我羞耻和自尊缺乏，然后按照他们希望被外部世界所看到的样子规划自己的形象。一旦这个过程开始，斗争就变成要求外部世界改变对群体的观点，采纳群体自身或定式或刻板的观点，把其内部的成员既当作平等的主体，也当成与主流的差异已经得到承认和欢迎的人。

关于认同的全部困难显然在于，它是否意味着默许、接受或赞同。当多数群体给予少数群体权利时，它是在要求默示地接受，还是要积极地赞同这个群体的行为？比如说，同性恋群体想要的当然不仅仅是容忍，还要得到赞同。而赞同似乎来自平等的理念。但权利的平等是否必然要求赞同的平等？多数人已经认可了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他们赞同，而不过是不情愿的容忍。

在权利革命的时代，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也变成了对赞同的要求。实际上，甚至可以说，任何没有取得完全赞同的事物都是在否定被排斥的个体（或群体）的平等主体地位。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通俗而言，它被叫做政治正确。对权利革命的一个根本批判是，它导致了一种程式化的、虚伪的强迫性赞同文化。当每一个被排斥的群体既要求平等权利又要求认同的时候，多数群体会感到是被迫对那些做法给予道德的赞同，而他们原本最多只是容忍。结果政治正确成了一种新形式道德暴政的代名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你不能在同性恋人群中谈论性滥交，以免看上去是在一般意义上贬低同性恋。你不可以反对照顾女性的平权行动，以免显得是拒绝完全认同和尊重女性。诸如此类。

另一个问题，这些公共言论的限制是否实际上是一种暴政形式？任何有点记忆的人都知道，近年来的男权文化中普遍存在对女性和同性恋粗野的、攻击性和鄙视的评论。创造一种令各群体免受这些评论的阴霾影响的文化，不应当看作严重限制那些顽固坚持成见者的言论自由。所以综合权衡，权利革命最终导致强制性政治正确的观点很显然是一种误解。不过，终结一种随意的、欠考虑的贬损文化，显然不同于推动一种文化转向衷心赞成同性恋行为和偏向女性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权利的平等改变道德文化，是因为群体要求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它们迫使性多数群体超越容忍，而走向接受和赞同。只要这个过程是协商产生的，只要它不表现为要求单方面无条件的接受，权利平等就能成功地走向完全认同。但如果主流群体觉得表达赞同而非仅仅容忍是被迫达成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当权利和道德变化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漫长艰难的跨文化协商过程，就会清楚地看到，权利是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即使获得了权利上的平等，同性伴侣也许还会期待他们的同胞公民也认同他们道德上的平等。这个过程会花一些时间，并且应当以合适的方式开展。不过，似乎也很难相信这种尊重最终无法实现。

在这一讲中，我将检视一个纠缠往复的过程，即权利革命如何在平等认同要求的驱使下，一变成为性革命，再变而发展为道德革命。但这甚至还没开始描述20世纪60年代我成年以来所发生的改变的重要性。权利革命弄潮于更为宏大的波涛之巅，这一波涛带来的改变包括：改善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已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避孕药的使用，以及通过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减轻家庭的瓦解带来的冲击。

美国社会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将这一系列道德、技术、人口和法律的变化称为“大断裂”（the great disruption）。所有发达社会都受到它的影响，但正如福山所说，西方社会比其他国家断裂得更为厉害。在日本这样的社会，大断裂没有将传统婚姻扫荡一空，没有增加离婚率。这一事实使我们看到，西方的权利话语不仅仅将已经发生的社会变化写入法律，它实际上推动了变化的出现。西方的离婚率升高，但日本的离婚率没有升高，这是因为西方推崇个人自主价值观，进而侵蚀了以女性的自我牺牲机制为基础的家庭结构。

在这些变化发生四十年后，我们仍然在试图记录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记录簿上多的是双重影响。我们有了更多的性自由，也出现更多的离婚。我们有了许多种性别身份，也对我们实际的性别归属有了更多困惑。堕胎权扩大了女性的自由，但同时终止未出世生命的权利也引发了尖锐而激烈的争论。我们有了更多类型的家庭：同性、单身母亲、单身父亲，然而对家庭的亲密和稳定能否长久持续也有了更多的焦虑。

在这一讲中，我想讲的故事是权利和性的双重革命，并提出这样的问题：权利话语是在弱化，还是在加强我们维系亲密生活的能力？我们都需要亲密，尤其是孩子，但亲密需要持久。权利革命对持久性构成威胁吗？我们是不是讨论了太多亲密生活中的权利，却没有充分地讨论责任？

……

权利革命——以及与其相伴随的性革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强烈反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保守派政治家和社会分析家一直在攻击6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谴责这些改革造成的后果。这种反应改变逆转了一般保守派关于权利的立场。保守派过去是个人权利的强烈支持者，因为权利为国家干预设定限制，而保守派迫切地想要限制战后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过去自由派对个人权利的话语抱有更多敌意，因为保守派援引某些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和私人权利来抵制自由派的重要目标，比如建立递进所得税制和福利国家。家庭生活革命将这一阵营的分布颠倒过来。现在保守派说权利走得太远，而自由派力图将权利议程继续下去。

保守派认为，自由派权利话语的问题在于它将人们个体化。一旦开始谈论权利，人们就开始算计与其他人之间涉及付出与牺牲的关系中的成本。而家庭生活以付出与牺牲为基础：父母年复一年地奉献，抚养孩子，而他们原本可以用这些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丈夫和妻子彼此奉献，牺牲其他追求和可能性。

这个观点有点道理，但不算很有道理。保守派说权利话语使牺牲本身失去了意义，他们错了。即使冷酷无情的自由派也需要亲密，而我们明白没有牺牲就没有亲密。当伴侣双方彼此付出、共同承受重负，当平等的牺牲带来情感的历久弥新，这些道德和物质的牺牲都值得承担。对家庭生活的抱怨大多不是集中在牺牲本身，而是集中在牺牲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并非出自想象，而是千真万确的。在加拿大，统计表明，即使现在，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女权运动之后，照顾儿童、老人、残疾人和病人的重担，有70%仍旧落在女性身上，其中大多数人没有从这些重要工作中获得报酬。这些长期以来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清楚看到，20世纪60年代反抗家庭生活的革命并非反对牺牲，而是反对不平等的牺牲。而且从这些统计数字判断，革命仍未成功。

但女权主义远不只是反对不平等牺牲的革命，它还反对某些特定的牺牲形式，尤其是女性身份的牺牲。20世纪60年代长大成人的年轻女性追溯她们的母亲——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成年的一代女性——经历的人生，觉得她们为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她们所作出的牺牲正是她们的自我。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必须加以纠正。但当女儿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带来的常常是痛苦。女儿们尖锐地指责那是牺牲，而有些母亲不无辛酸地觉得那是成就，至少是某种形式的成就。但有时候，两代人之间的对立最终使双方都感觉到同样的不公正。

作为一名在20世纪60年代成年的男性，我深深地被女权主义权利话语和这种母女之间的计算所影响。跟很多男人一样，我很快经历了自己的《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时刻。我当时接受的核心观念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我们必须为将这一权利扩展到所有人而奋斗。这个观念主要（如果不是唯一地）来自女权主义。这可以称为本真性的理想（the ideal of authenticity）。在这个理想的旗帜下，我们都致力于寻找自我。这意味着摆脱家庭、事业和社会，去追寻自我的本真冲动。带来的结果有时候非常可笑：20世纪60年代的本真性崇拜很快就导致无趣的顺从。我们都一窝蜂地寻找自我，最后都进了研究生院。甚至那些退学的人也趋向于顺从一种不顺从的生活方式。

对我们许多人而言，甚至对那些把60年代只看作一段插曲或一份记忆的人而言，本真性的理想给我们对人生和事业究竟为何的想法植入了强有力的影响。本真性告诉我们，我们不仅对他人有一份责任，对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在面临这两份责任的冲突时，我们有时候必须选择自己，而放弃我们的孩子、家人、爱人和朋友。

所以，总结到目前为止的观点，有两个道德理念是私人生活中权利革命的核心：首先，如果家庭付出不是平等的，那么就是不公正的；其次，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一份对自己的责任，而且它与我们对其他人所负的责任是平等的。我们必须立刻承认，这二者是高度对立的价值观。保守的社会批评家会认为，这些理念只不过是一种为自私正名的精致方式。我称为权利革命的东西，保守派贬之为放纵革命。放纵的根本罪恶是只要权利，不承担责任：想要无爱的性，想要无需承诺的亲密，而最坏的是想要孩子却不愿意照顾他们。这种观点继续说，自由主义是与放纵做了一笔魔鬼交易。权利话语打着本真性伦理的名义，实际上恰恰破坏了道德行为的可能，因为它显然会将每一种自私的冲动都本真化：在婚姻受阻的时候结束婚姻，在工作召唤的时候放弃孩子，在快感来临的时候无视责任。保守派批评还说，令事情更加糟糕的是，国家还与这种自私同流合污，给未婚的妈妈提供福利待遇，从而不负责任的代价不是由犯下错误的人承担，而是由被过度压榨的纳税人支付。

保守派认为，当离婚变得司空见惯，孩子们就是在一个所有信任都有条件的道德世界中成长，因为背叛随时可能发生。按照保守派的批评，我们冒着制造出对他人几无信任，也不想组织自己家庭的一代人这样巨大的风险。

而且，保守派提出，即使家庭在放纵革命中幸存下来，它们也受到了伤害。错误在于，相信家庭可以像一个享有权利的平等个体组成的社会那样去运作。孩子不是与他们的父母平等的个体，他们需要限制和规矩。这种观点认为，以权利-平等模型为基础的放纵型培养，制造了在20世纪90年代成年的一代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明白自律的意义。

让我们尽可能承认保守派的反击。让我们承认自由不是允许你为所欲为。让我们坚持父亲和母亲必须知道如何说“不”；孩子的道德生活必须从理解限制开始；任何准备进入婚姻之旅的人不能只看快乐与否，而是必须依据其他更艰难的标准来作出决定，比如坚持。所有这些并不是不适合自由派的气质，它们与男女之间权利平等的承诺也不冲突。事实上，除非伴侣双方都朝着平等方向努力，否则不可能设想婚姻最终能持续。

保守派对放纵的批评有它的道理，但在严格的字面意义上，它是一种反动。它想通过强制性的立法——例如让离婚变得更难，或者令单身父母付出代价——将时光倒转，但这将违背保守主义自身对个体自由的承诺。自由派的立场只不过更符合这一承诺而已。而且，自由派的权利文化并不是要抹除责任，相反，它预设了责任。做孩子的父亲就要肩负抚养孩子的责任。如果一个父亲抛弃家庭，不付抚养费，应当要求他承担责任，如果还是拒绝支付，那么就惩罚他。如果怀孕的准妈妈滥用毒品或酗酒，以致伤害到胎儿，应该让她们领教法律的威严。如果一个国家的儿童保护机构未能将责任归咎于失职的父母，其福利机构却默默介入、处理其后果，那么便破坏了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联，而正是这种关联使权利文化和公共秩序保持一致。在这个问题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看法是相同的。

但在其他问题上，分歧无法弥合。保守派认为家庭崩塌，自由派则视之为进入新形态的突变。当今世界，存在许多种好父母，许多种好家庭：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单亲家庭、同性家庭。存在许多种家庭的事实并不是说，对于什么样的家庭是好家庭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标准。对“好”的检验虽然松散，但很清楚：好的家庭是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每一成员都认同并展现对其他所有成员福祉的道德关怀，终身不渝。其中的关键不一定是爱，不一定是拥抱，也不是催泪的迪士尼家庭片式的情节，而是一种持久的道德承诺。一个孩子需要感受到她的成长对于另一个人极为重要，而这个人将一直陪伴着她，保证她尽其可能地发展。自由派坚持的是这样的理念：一种对家庭生活中关爱与责任之绝对标准的承诺，和一种认定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可能的家庭形式来满足的信念，两者之间是可能调和起来的。

所谓的家庭价值，像北美的流行娱乐、登坛布道和政治说教中所传播的那些东西，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压迫。它们让人们感到自己不够好，觉得羞耻或是内疚，因为他们无力遵守那些所谓的家庭生活准则，而这准则实际上是很晚近的、到“二战”后才确立的郊区式家庭生活的标准。

我们完全需要家庭价值，但我们真正需要的价值必须是多元的。我们应当明白，任何孩子的基本道德需要，都能从各种家庭安排中得到满足，范围横跨从包办婚姻到同性父母的所有家庭模式。天性和自然本能对于这些事务只有部分指引作用。如果称职的养育仅仅与本能有关，家庭就不会如此经常地变成破坏性的机制。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通过领养成为更优秀的父母，或者继父继母比亲生父母更亲，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当然，也有继父继母虐待的案例说明，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如此。

要点在于，不能把某一类父母全都一棍子打死。相反，坚持这种成见在这里对我们没什么帮助：如果坚持认为某一类型的父母总是做得比其他人好，我们肯定会犯错。同性父母已经告诉我们，异性恋和好的抚育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问的不是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也不是问父母与孩子之间是血缘关系还是领养关系，而是要问他们是不是好的父母。在这里，“好”的检验标准在于持久的道德关怀以及愿意为了孩子的利益作出合理的牺牲。家庭不是一座公交车站，如果没有持续的照顾和关爱，孩子们不会健康成长。持续性意味着牺牲，但合理的牺牲并不一定要将孩子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家庭生活建基于不平等和无限制的牺牲，那么没有一种模式可以管用。作为一座道德训练场，家庭应当教育孩子：任何人的利益都不应当自动排在第一位，孩子的利益当然也不例外。

做好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容易。我们没有人能总是给予他人无条件的道德关怀，但有些让我们吃惊的人常常比我们做得更好。睁开我们的眼睛，看看其他家庭采取的不同方式，要比嘲讽那些行事与我们不同的人有用得多。多元主义并不等于相对主义。它意味着谦卑。

本文责编 ✎ 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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