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汉尊2 2019-06-10

布罗茨基的回忆是从他和他父母在列宁格勒分享的那一间半屋子开始的：父母一间，他自己半间，一道书架为他挡住了一切。而这个“小于一”（“less than one”）的所在，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成长的世界，甚至书架上摆放的威尼斯小船和奥登的肖像，都奇迹般地预示了他的未来。

而我们“这一代人”或我自己呢？命运却没有给予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没有那样的幸运，当然，我们或许也不具备那种惊人的才赋。我自己在成为一个诗人的路上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现在，当我回顾过去，也不得不付出更艰难的努力，以从事一种自我辨认。

在收到一个杂志的约稿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现在，既然约稿的主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的诗歌地理”，那我就从我来到北京谈起。1985年5月，我从湖北一个山区师专借调到北京诗刊工作（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被发配到那里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和我的大学女友已在北京成了家并有了孩子。在武汉上学期间，我也来过北京两次，我至今还留有那时在长城和圆明园废墟间的留影。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来北京必上长城（我记得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在那时都会背诵江河这样的诗：“我把长城放在北方的山峦/像晃动着几千年沉重的锁链……”），也必到圆明园的残墙断柱间去凭吊一番。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过于悲壮，但我们这一代人在那时的精神状况就是这样。

具体到在北京的生活，那时我每天从新街口马相胡同的家中骑车到虎坊桥诗刊社上班，虽然我对官方诗刊的那一套并不怎么认同，但这份工作可以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也使我有机会为诗歌做一些事情，这就行了。对于北京的市民文化尤其是那种拿腔拿调的“皇民文化”，我这个外地人也很难适应，常常有一种“被改造”之感，但北方在地理和气候上的广阔、贫瘠、寒冷、苍茫，却和我生命更深处的东西产生了呼应，也和我身体中的南方构成了一种张力。北方干燥，多风沙，而一旦下雨，胡同里那些老槐树焕发的清香，便成了我记忆中最美丽、动情的时刻。

更重要的是，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文革后期地下诗歌和今天派诗歌的发源地，我能“呼吸”到我渴望的东西。1979年早春，当我还是大二学生，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带回了北岛、芒克他们刚创办的蓝色封面的《今天》，且不说它发出的人性的呐喊是怎样震动人心，它在诗艺探索上的异端姿态和挑战性，也深深地搅动了我的血液。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氛围下，我们武汉大学和全国十多家高校的文学社团也创办了一份刊物《这一代》，我是它的诗歌编辑和文学评论编辑，也是它的最激进的一员。我们在办刊过程中和《今天》有了更多的联系，也准备在第二期上转载《今天》的诗歌。我们有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如张桦、张安东等，也在《今天》与《这一代》之间来回穿梭，一时间颇有一种“南北呼应”之势。

（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今天》杂志）

由于过于激进，《这一代》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不过，夭折也有着它的意义，使它获得了我们都没预料到的强烈而广泛的反响。回看我们办的这份刊物包括我那首发在上面的惹起很大麻烦的《桥》，我现在肯定会感到幼稚（其实，《桥》写出后不多久，我自己就不再提它了），但我依然感到庆幸，那就是我们正好赶上了文革结束后那个要奋力冲破重重禁锢的时代！正是那个年代赋予了我们那样一份诗歌冲动和和精神诉求。诗，被禁锢的诗，地火般涌现的诗，如雷霆般在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隆隆滚动的诗，它对我们的唤醒和激励，真如帕斯捷尔纳克一首著名的诗《二月》（荀红军译）所写的那样：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到北京后，这一切慢慢沉淀下来，我和今天派诗人们也有了更多的实际上的接触。在大学时代，我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等就有联系，记得有一次在顾城情绪低落期间我给他回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极力肯定他和其他今天派诗人对中国诗歌的意义，他在回信中这样说“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评价你的吗？他说你是中国的别林斯基！”顾城他爸即是老诗人顾工。不过当时我对此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我那时的兴趣已转向了现代主义，一册新出版的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尤其是那上面艾略特、叶芝、里尔克的诗，不知被我读了多少遍！

因此初到北京后的那些日子，我主要是和江河、顾城、杨炼、林莽、田晓青、雪迪、一平以及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老木等人交往。杨炼住在中央党校，我那时很喜欢他的诗，也和他一样相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那时我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在他家里，他爱给我们展示他当年一次次穿着长风衣从党校图书馆里“顺”来的“战利品”（书），还慷慨地借给了我他珍藏的台湾出版的叶维廉的译诗集《众树歌唱：欧洲、拉丁美洲现代诗选》的复印本，并嘱我几天后一定要还。顾城则爱给我们讲他童年的故事，有一次还诡秘地告诉我他的名诗《一代人》乃为梦中所得（这句话刚出口，他又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说那两句诗本来放在一首长诗中，后来他单挑出来，并加上了“一代人”这个题目。江河则住在西四白塔寺的一个胡同里，离我们家较近，我和沈睿每次去都要带上两个大苹果，有一点朝拜大师的感觉。在江河那里我的确学到了不少，不仅了解了他们那一拨人的经历，他对艺术的见解也使我颇受益。只不过江河人很精明，谈事论人也比较刻薄，这和他的诗风有很大反差。不过对此他也无所谓，那时他最爱对我们谈的就是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原则”！

在北京这拨诗人中，因为种种原因，北岛要难以接近一些。还在上大三时，我来北京，听北大的黄子平讲到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发表屡遭挫折的事情，我听说后，就把它带给湖北的《长江》丛刊，并极力给他们做工作，后来《波动》的未删节本包括马德升的配画全部在该刊上刊出。因此我来北京后，北岛在他位于前门西打磨厂胡同的家中请客，那晚他本来要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参加一个聚会，他让黄锐陪着去，他自己则亲自掌勺，并叫来杨炼、顾城作陪。我很感动。北岛在这方面没说的，可以说他总能给人一种“老大哥”的感觉。他在那些年也的确顶住了、承担了很多东西。只不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也时不时流露出一种“美学上级”的感觉。记得下一次见面，他骑车到新街口马相胡同我家，送我一本油印诗集，那时正好杨炼也在，北岛便谈到了他前不久同艾青在电话中“绝交”一事，艾青说“别忘了你在我家吃过饭”，北岛说“那我把粮票给你寄回去！”后来不知怎的又谈到了江河，那时杨炼还有点和稀泥的意思，“朋友嘛”，他嘻嘻一笑，没想到北岛这样回了一句：“这样的朋友，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冷冷的一句，听得我不寒而栗。

我要说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北岛“肩抗黑暗的闸门”、对中国诗歌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他们那一代人，作为诗人和叛逆者，也是历史上光辉的不复再现的一代。但是，这只是就诗和他们曾体现的“诗歌精神”而言。作为“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这里借用诗人柏桦的一个说法），权力和权力斗争，还有“唯我独革”那些东西，是不是也像毒素一样渗透到他们（或者说“我们”）的血液中了？人们与他们所反抗或厌恶的东西究竟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对于这些，当然不会有回答，有的是北岛自己在那时的一句诗：“大伙都是烂鱼”（见《青年诗人的肖像》）。他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

话再回到80年代中期，正当“朦胧诗”在与诗坛“保守势力”的角力中刚刚站稳脚跟时，“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烽火四起了。我在诗刊（那时我在作品组，具体分管华东片诗稿和外国诗），经常收到这类刊物或宣言，似乎空气中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那时“圆明园诗派”的大仙经常到我家来“侃诗”（我家那台十四吋牡丹牌黑白电视机就是通过他那北京青年报体育记者的身份才买到的），一次他刚参加完一个聚会到我家，一见面就兴奋地谈到北岛在上面讲话，下面有人突然喊“打倒北岛”，并说把北岛“吓了一跳”。我问是谁喊的，他说是刑天。刑天也是圆明园诗派的一员。这一次刑天舞干戟了。

接着，徐敬亚他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约稿也来了，虽然我支持这种倾向，但我本人没有参与。说实话，我对这种“集体兴奋”有点兴奋不起来。文革时期因为父母出身不好，我连红小兵也入不了，这倒也好，从此形成了我内向的性格。记得我从小还在小本子上抄有“小动物成群结队，狮子独往独来”这类“外国格言”，看来它对我毒害甚深。我虽然不是狮子，但我却渐渐认定了诗歌是孤独的果实，是一项个人的秘密的精神事业。在中国现代诗人中，我感到最亲近的是冯至，他翻译的里尔克的一句诗，多少年来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他们要开花，

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

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因此，一次黄翔带了六七个人闹哄哄地到了虎坊桥诗刊社，像红卫兵大串连似的，我给他们递上了水，但说实话，我和他们没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一次廖亦武和他的崇拜者一起到我家来，嚷嚷着要吃回锅肉，好，我带他们去买，但对于这路豪杰，我只是以礼相待罢了。我既不“结党”，更不想“入伙”。后来见到有些诗选或论述也把我的诗划入什么“第三代”，对不起，如果说起“代”，用欧阳江河的话来说，我也只能属于“二点五代”。更确切地讲，我什么“派”或“代”都不是。

80年代属于我的“练习期”或“成长期”，我知道我还有更远、更艰巨的路要走。因此我希望自己更沉潜一些。如果要做什么事，我也只是想为一些年轻而优秀的、不被更多的人认识或“认可”的诗人和诗歌做一些事情。凭心而论，80年代的诗刊是它办得最好、最开放的一个时期，担任过主编、副主编的邹狄帆、张志民、邵燕祥、刘湛秋以及王燕生、康志强（她是严文井的夫人，他们俩口子一直支持青年诗人的探索）、雷霆、李小雨、唐晓渡、宗鄂以及后来调入的邹静之等编辑，都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对一个“主旋律”的刊物来说，它受到的牵制太多，做很多事情都比较难，而且那时人们对诗的认识也在那个“份”上，比如我曾在诗刊送审过海子的诗无数次，我记得只通过了一首。还有一次诗刊作品组为1986年度“青春诗会”提名，我提了韩东、翟永明等，在场的另一位资深女编辑拿腔拿调地问：“这个翟永明是谁——呀——”。

但有眼光和勇气的人总是有的，1986年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邓荫柯来信，约我编选一个青年诗人诗选或先锋诗选，这正是我想做的事情，于是我约在诗刊评论组的晓渡一起来编。我们一起确定了名单和编选体例，并分了工，经过一两个月的工作，最后在我新搬入的家——前门西河沿街196号那座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楼里定了稿，并确定了“中国当代实验诗选”这个集名。记得在定稿时，我和晓渡对欧阳江河的《肖斯塔科维奇：等待枪杀》一诗还有些担心，担心它能否在出版社通过，但我们还是决定不抽下这首诗。因为晓渡主要从事批评，我提出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比较合适，他最后也就同意了。顺带说一下，在这本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诗选中，我们并没有编入自己的诗。

这里还有一件事是，这本诗选在1987年出版后，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当时的诗刊常务副主编刘湛秋特意把晓渡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要我们注意“倾向问题”。这个自由派副主编说得并不是那么认真，而我们依然是这个“倾向”。

这就是那个召唤我们、让我们为之献身的诗歌年代。难忘的是1987年夏在山海关举办的青春诗会。这不仅是历届青春诗会中比较有影响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切身感受到一种能够提升我们、激发我们的精神事物的存在。与会的诗人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简宁、力虹、杨克、程宝林、张子选等。不过，会前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们的邀请刚发出去几天，有关部门就找到诗刊社，说“不止一位不适合参加这样的活动”。刘湛秋急得从诗刊社的四楼上咚咚地跑下三楼来找我，要我马上提供一份与会者名单，并介绍每位的情况，我一边列名单，一边说“我保证他们会没事！”但他哪里在用心听，“上面”还在等着他呢。

（1986年《星星诗刊》中国十佳诗人在成都颁奖，顾城，舒婷，谢晔，北岛住进成都花园酒店。）

好在一切又“没事了”。诗会按原计划进行，我随同诗刊作品组组长王燕生一同前往山海关组织诗会。荒凉而开阔的山海关，以满山坡蓬勃的玉米和苹果树迎向整个大海的山海关。记得一次我们在山坡上散步时，有人随口就说出了一句“把玉米地一直种向大海边”！但我已记不清是谁说的了，是西川？也许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那个年代蓬勃的诗歌精神和诗歌想象力。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们在暴雨下冲向海里游泳的情景，一张张灌满雨水的嘴中发出“啊——”“啊——”的声音，欧阳江河还站在雨中的海滩上当即作诗：“满天都是墨水！”

正是在山海关，欧阳江河写下了他的名诗《玻璃工厂》。那一天我们在白天参观秦皇岛市玻璃厂，晚上我和他去彻夜看护一个生病住院的女诗人。夜已很晚，我们仍守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我已困得不行了，欧阳江河灵感来了，但是没有纸，我就把我的香烟盒掏空给了他，他就在那上面写下了诗的初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他的这首诗本来叫《在玻璃工厂》，我认为“在”字有点多余，他就把它去掉了。那时欧阳江河嘴快笔也快，最爱讲的玄学话题是“蛇的腰在哪里”（讲完就是他自己的一阵哈哈大笑），最爱谈论的是厐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因为不愿意听他“布道”，郭力家拒绝开会，整天穿着喇叭裤和尖头皮鞋在外面溜哒，我看他满脑子转悠的就是怎样和欧阳江河打一架，好在此事并没有发生。

（欧阳江河《玻璃工厂》手迹）

现在看来，山海关的相遇和相聚，的确预示了诗歌后来在90年代的某种发展。我想正是因为在那里的交流，陈东东后来有了创办《倾向》的想法。而“知识分子写作”或“知识分子精神”这种与“第三代诗歌”有所区别的说法，在这之后也在西川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

也正是在山海关期间，我抽空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取回了刚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样书，记得欧阳江河拿到这本书后就读里面张枣的诗，边读边赞叹“天才！天才！”在这本诗选中我们选了张枣的《何人斯》、《镜中》、《十月之水》等四首诗，在编选过程中我还写了篇读张枣诗的随感《朝向诗的纯粹》（后来收入我的第一本诗歌随笔集《人与世界的相遇》，1989），很可能，这是关于张枣诗的第一篇评论。张枣很高兴，到处给人看，包括给北岛看（这是北岛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张枣已出国，我时常收到他那有着一手绢秀字体的信，落款是“你的枣”。有一次他回国（应该是1987年冬），来到前门西河沿街二楼上我家昏暗的屋里，一进门，我放上了音乐磁带，他一听“啊，柴可夫斯基！”然后就坐在那里久久不说话了。我可以体会到他内心里的那种感情。说实话，我也真喜欢那时的面目清秀、裹着一条长围巾的张枣。但后来因为我回绝了在一件在我看来很严肃的、我的道德准则不允许我去做的事情上给他帮忙，我们的关系从此疏远了。

就在从山海关回来后，我还收到了骆一禾寄来的诗学自述《美神》，它一开始就抓住了我：“我在辽阔的中国燃烧，河流象两朵白花穿过我的耳朵，它们张开在宽敞的黑夜当中……”这种诗性想象力是多么动人啊。那个年代常提到的“诗歌精神”，我以为在一禾的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的确，这是一位立志“修远”、有着宏伟壮烈的诗歌抱负的诗人，虽然在我看来这种追求还需要相应的艺术限度意识，也还需要时间的磨练。第二年夏天在北京十里堡举办青春诗会，诗刊社安排我和新调入的编辑李英主持，我们请骆一禾、萧开愚、南野、林雪、海男、袁安、童蔚等人参加，一禾本来要到西藏远游（我想很可能是和海子等人一起），他慨然留下来了。记得在会上我对他讲“为什么你要写‘我伸出我亚洲的胳膊’呢?”不行，胳膊必得是亚洲的胳膊，我无法说服一禾。这正如谁在那时都无法说服写作《太阳·七部书》的海子。在今天看来，这种对“大诗”的狂热，这种要创建一个终极世界的抱负会多少显得有些虚妄，但这就是那个年代。那是一个燃烧的向着诗歌所有的尺度敞开的年代。欧阳江河在那时就宣称“除了伟大别无选择”！而“伟大的诗人”，在他看来就是那种“在百万个钻石中总结我们”的人！

谁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可以“总结我们”的诗人？是时间，是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把我们每个人都卷入其中的历史，是骤然“闯入”我们生活中的命运。“闯入”，这正是西川90年代后用过的一个词。西川在80年代也曾写下《远游》那样的长诗，但我记得在1990年秋的一天，在时隔数月不见之后，在那依然荒凉的时代氛围中，他来到西单白庙胡同我的家，并带来一首他新写的《夕光中的蝙蝠》。我一读，便深感喜悦。那时我还读到开愚、孙文波、孟浪、王寅、莫非、张曙光以及在北大上作家班的非默的一批作品。我不仅从中感到了历史的重创所留下的压力和裂痕，我想中国的诗人可以重新发出他们的声音了！

而这就是命运对一代人的造就。叶芝在他的后期诗中曾这样写到：“既然我的梯子移开了/我必须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在内心那破烂的杂货店里”。我想，这也正是90年代以后发生在许多中国诗人那里的“故事”。历史之手移开了他们在早年所借助的梯子，使他们不得不从自身的惨痛中重新开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高度”的放弃。

回想起来，结识诗人多多，不仅是80年代后期，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大概是在1987年冬才认识多多的。那时我家刚搬入西单白庙胡同一个有着三重院落的大杂院里，多多住在新街口柳巷胡同，他经常到苜蓿地看完他母亲后一个人骑车到我家来，而且往往是晚上九点半以后，我们一谈就谈到很晚，然后我推开门目送他推上停靠在院子里那棵大枣树下的自行车，像个地下党人似的离去。在那时北京的诗歌圈子里，虽然对多多的诗歌天才人们已有所认识，也不能不服，然而对于他的那种傲气、“不讲情理”和“偏激”，许多人都受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也因此离他而去。然而很怪，对于他的这种脾性，我却能理解。那时我和莫非来往也很多，一次我们去莫非位于双秀公园家的一个聚会，多多一来神就亮起了他的男高音歌喉，来了一段多明戈，然后还意犹未尽地念了一句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接着又对满屋子正要鼓掌的人说：“瞧瞧人家，这才叫诗人！哪里像咱们中国的这些土鳖！”

“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可以说这就是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虽然我亮不起他那样的歌喉。我们在一起时也只谈诗，不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对诗的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爱和动物般的敏锐直觉，也一次次使我受到触动。多多还有个习惯，那就是遇到好诗必抄在他的本子里，光看不行，他一定要把它抄下来。那时我和沈睿正在组织编译《当代欧美诗选》，许多诗未出版前就给他看了。他也一再催着我们多译诗（1991年秋冬我开始译策兰，我想就是为我自己和多多这样的读者译的，后来一到伦敦，我就把译稿寄给他看了）。当然，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的语言天赋，是他那神秘而强劲的创造力，1992年初到伦敦后我读到他的新作《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我惊叹我们的汉语诗歌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境界！可是有人却不，在伦敦时我对赵毅衡和虹影谈起这首诗怎么好时，赵博士说他“看不出来”（虽然他和多多也是朋友），他找来《今天》上发的这首诗要我一句一句对他解释。这样的诗能解释吗？算了吧。

话再回到1988年，那一年秋天北岛回国，他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设立“今天诗歌奖”，一是召开多多诗歌研讨会，其实这两件是同一件事情。多多诗歌研讨会在王府井的一个地方举行，去了很多人，屋子里满满的，许多都是“今天”同仁和文革时期的“过来人”，我去稍晚一点，坐在靠近门口的一个桌子边。过了一会，廖亦武、李亚伟也来了，因为已没有了座位，也无人理会，廖大侠就在那里要“闹出一点动静来”，于是北岛赶快从里面出来制止。会结束时北岛找到我，说我的发言不错，问我能否把这个发言和其他人的发言一起整理一下给他，我当即推掉了。我自己的可以，但别人的发言我整理不了。后来《天涯》杂志准备出一个多多专辑，多多本人请我写一篇，我则好好写了一篇，但这个专辑后来因故未出，我们的稿子也全被弄丢了。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吧，在岁末的阴郁天气下，在团结湖一带一个仓库一样的活动场所里，北岛主持了“首届今天诗歌奖”授奖仪式。授奖仪式庄重、肃穆，北岛亲自撰写了给多多的授奖辞。这个授奖辞今天看来仍很经典，我认为这是北岛本人写下的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文字之一，它不仅抓住了多多诗歌的特质，它对于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坚持和延续由“今天”所开创的独立的诗歌传统都十分重要。在宣读这篇授奖辞之前，北岛还明确声言设立“今天诗歌奖”就是为了和一切官方的文学奖“相抗衡”。我去参加了，去的人依然很多，有中国人，也有许多老外。我和人们一起站立着听着这声音（那里没有座椅），我又感到了那种能够召唤和激励我们上路的东西了！

然而，落实到具体人世的层面上，有些事情就超出了我的理解。在犹豫再三后，我在这里也不得不把它说出来——为了那历史的真实，也为了让后人看看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与时间达成的悲剧性协议”。就在这个授奖仪式举行后不久，应该是临近春节吧，我在已搬入农展馆南路文联大厦的诗刊办公室里上班，忽然过道里传来了说话声和走动声，我出来一看，北岛出现在那里，原来他是来“领奖”的！因为那一年中国作协设立了十部优秀诗集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也给了北岛。该奖由作协委托诗刊社具体办理，早在好几个月前已宣布了结果。北岛当然知道这个奖的性质，但他终于还是来了，在刘湛秋的带领下去诗刊社徐会计那里领那2000元的奖金。在过道里遇到我时北岛多少有点尴尬：“唉，快过年了，没钱花了”。我则回到我的办公室里，像挨了重重一击似地坐在那里发楞。北岛离去时，我也没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当然，我知道我无权指责任何人或要求任何人，我也知道我们这些人还不能和我们所读到的那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和诗人相比。然而，在我“亲爱的祖国”（这里借用舒婷当年的诗句），还有什么是可以指望的呢？一时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而接下来的一年，不用多说，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震撼，更是言辞难以形容的了。要回忆它，也远远超出了我们个人的能力。这里只说一个细节：那一年早春，一禾匆匆地来到我在西单白庙胡同的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问他喝什么，他答到“酒”，我拿出一瓶烈酒（汾酒），他倒满一大杯，一仰首就全下去了，壮烈啊。

接着不久，就是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消息！对此，我那时一点也不相信，甚至拒绝相信。那一年3月初，也就是在他自杀前的大半个月，他在安庆老家过完春节回来上班后还来过文联大楼找过老木和我，他一如既往地和我一起在办公室里谈诗，我们甚至还一起上楼去文联出版公司买书（因为是中午，那里没人上班，他顺手从过道的书柜里抽出两本书，其中一本塞林格的《九故事》，他给了我）。没有任何征兆！也许，唯一的迹象是他那篇诗学绝笔《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头年10月底，应《世界文学》编辑刘长缨之邀，我为他们的“中国诗人与外国诗”栏目组稿，我首先约了西川和海子，西川寄来了《庞德点滴》，海子也很快从昌平给我寄来了他这篇文章（写作时间是1988年11月16日），我一看，文中充满了语言破裂的迹象，如“这个活着的，抖动的，心脏的，人形的，流血的，琴”，如“诗，和，开花，风吹过来，火向上升起，一样”，等等。我当时就有些诧异，但我特意告诉刘长缨这不是语法错误，这是诗人有意这样写的，请一定照原文发。刘长缨听了我的话，该文后来一字不动发表于《世界文学》（双月刊）1989年第2期。在这之前，我也告诉了海子这个消息。但他没有再回信，很可能，那时他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他在他精神的黑夜里“流着泪迎接朝霞”，他要做的，是以他的身体本身来对他心目中的“伟大诗歌”进行最后一次冲刺！

这里还有一事，也就在海子自杀前不久，芒克等人开始筹划一个大型“幸存者”朗诵会活动。“幸存者”是1988年由芒克、唐晓渡、杨炼等人发起的一个北京诗人俱乐部，我是它的首批成员（“幸存者”是分期分批“发展”的）。我当然很尊重芒克，也知道他的诗歌贡献包括他在《今天》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不过，第一次在芒克位于劲松的家里开会时，我心里就有些打鼓，因为芒克宣布了“组织纪律”，如果三次缺席，就要被除名。会上，我对“幸存者”这个名字也提出异议，多多也接着插话，说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幸存者”，“嗨，你都这样了，怎么不是呢”，芒克赶快出来打断了我们的“异议”。纵然有所保留，后来我还是很认真地参加了“幸存者”的活动，也曾在我家举行过两周一次轮流的聚会（那次聚会的情况见我七、八年前写的《火车站，小姐姐……》一文），我和沈睿甚至冒着风险托人在一个印刷厂偷偷免费印了一期“幸存者”杂志。到了4月份，朗诵名单定下来了，我一看，有点惊讶，因为上面没有我，也没有西川、莫非、童蔚等（我想海子如活着，也肯定不会有），我在诗刊办公室找到晓渡，晓渡解释说“可能是因为你有口音，芒克没安排吧”，“那么西川呢，他也有口音？”我回到家后，一时性起，就给芒克去了一封信，以傲然的口气（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可笑）宣布从此退出“幸存者”。据说芒克接到信后，气得他老兄够呛，拿着信跑到同样住在劲松的晓渡家的二楼下，嚷嚷着喊他下来，要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想我没有必要再和这些事情搅和在一起了。那就让我们各自走自己的路吧。我只知道那次芒克组织的朗诵会很成功，据说多多在台上一度声音哽咽，说出了他对海子之死的自责和愧疚。我知道他会这样，每个活着的人也应该这样。到了五月初，我和西川等人则参加了另一场纪念五四的大型诗歌朗诵会，当时一位著名话剧演员朗诵了我的《诗歌——谨以此诗给海子》，这首诗本来是我在海子死前的前两天写下的，它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内心危机的产物，海子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忍着泪加上了这样一个副标题，把它献给了死去的诗歌亲人：“诗歌，我的地狱/我的贫困/我的远方的风声/我从来没有走近你/我的从山上滚下的巨石……”朗诵会上，当这声音传来，我已不能听，我一个人来到礼堂外面那昏暗的过道里。我自己已不能承担那声音……

而接下来的一切，都在一禾整理海子遗稿期间忍痛写下的这句诗里了：“今年的雷霆不会把我们放过”。写下这话的诗人果然没有被放过：他死于脑溢血。他定格于永远的28岁（“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而那雷火仍在高空驶过，仍在无情地、更无情地寻找着我们……

难忘的，还有那一年那些荒凉的冬日夜晚。朋友们都四散了。曾经磨得滚烫的钢轨已渐渐生锈。我也没有了工作。但还有“一张松木桌子”，桌子上还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各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安全通行证》、米沃什的诗及诗歌自传《诗的见证》，等等。在西单白庙胡同那座有着低矮屋顶的老房子里，一夜夜，妻子和六岁多的儿子已在里屋入睡，而我彻夜读着这些书。有时我不得不停顿下来，听着屋外那棵大枣树在寒风中呼啸的声音，有时读着读着又无言泪涌。我感到了那些不灭的诗魂在黑暗中对我的“目睹”了。我在深深的愧疚中意识到了我们那被赋予的生命。我写下了我那首《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但问题是，我们的那些苍白文字能否抹去这悲剧的乐音？我们能否绕过这其实永远也无法绕过去的一切？我们又能否忍受住我们那内在的绞疼而在中国继续去做一个所谓的诗人？

1992年元月初的一天，家人借来一辆车送我去首都国际机场。在几乎无望地折腾了一年半之久后，我终于拿到了护照和去英国的签证。车从西单白庙胡同（它现在已永远从北京市区地图上消失了）里出来，沿着冬日的长安街越过西单路口，越过高高的电报大楼，越过故宫的红墙……而我在心里和它们一一道别时也知道了，正如我在去伦敦后所写下的，无论我去了哪里，“静默下来，中国北方的那些树，高出于宫墙，仍在刻划着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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