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惟变所适的不易——序李礼《求变者》

Original: 余世存汉尊2 2019-06-24

李礼先生《求变者》一书中的诸多篇什，此前在一些书刊中拜读，印象很深。这次集中重读，更增富意义。李礼先生史家渊源，加之参与主持“东方历史评论”诸多事务，学问、眼界与实务经验通融，为一般人求而不得。《求变者》因此极为可观，它是历史，亦是现实；它是学问，亦是才思；它是常识，更是问题⋯⋯

《求变者》浓墨重彩写了张之洞、徐继畲、王韬、谭嗣同、严复、张謇、晏阳初、沈家本、梁启超、林觉民等十来个历史人物，更多的近代史人物串连其中，通篇读来，也让我们重温了中国近代史。本书跟史学著作不同，它是一次由思想问题来注解的历史和现实巡礼；跟作家的文字不同，它不是文人之笔，它是史家之笔。它不是专业论述，不是历史散文，而是立足于文献常识和现实之上的“历史游记”。历史脉络、历史人物及其情境、历史人物家乡的当代情境等等构成了丰富的言路思路景观，我个人饶有兴味地跟着作者巡游近代和当代。

在我的阅读感受里，《求变者》比作家的抒情或史家的专著更让我想起了传统中国那些“怀古”名篇。“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一怀古可用于徐继畲身上。“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这一怀古可用在张之洞身上。“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这一怀古可用于梁启超身上。“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怀古可以移用到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身上。“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一怀古大概可以移用到张謇身上。“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这当然可以移用到现实的诸多场面。“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可以移用来感慨林觉民们⋯⋯

作者的怀古不同于古人，《求变者》有太多可圈点的段落，但那些言思已经不同于古典时代心智头脑们的言思。比如古典时代具有的“文化自信”在张之洞的“体用说”里已经变得犹疑甚至退却；比如怀古是古典时代的责任，但在当代的山寨氛围里，已经极为稀罕了，用作者的话，“今天，互联网和手机时代的人们像缅怀逝者一样回忆新闻纸，不觉恍如隔世。一切正在逝去，历史如疾驰而过的列车，快得让人来不及纪念。”

但正是这样变化剧烈的情境，让我们再三考量作者选择的书名：求变者。跟此前的近代史写作多缅怀不同，本书把当代众生相也纳入了历史考察的视野。书中固然有先贤孤独、先贤雄健豪强、先贤伟大的笔墨，有子孙不肖、子孙庸陋的细节；书中固然有历史剧变而惊心动魄、现世安稳而岁月静好的情境，但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结果，我们是历史人物选择的结果。我们再如何安稳或静好，我们仍在近代历史大的命题之下，作者暗示了这一命题，变易。我们当代人仍是“求变者”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确实有诸多误解、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启蒙与救亡”，比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如“体用论”“本位论”，比如“毕其功于一役”⋯⋯事过境迁，我们才知道，国民从未毕其功，我们一直在同一役里；我们才知道，本位或殖民、体或用，其实是“将无同”；我们才知道，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启蒙，它和此前此后的革命一样都只是面对外来挑战而应急的表现。

李礼先生的《求变者》提出了问题，接近了历史大变革的实质。那就是，近代史的众多人物，从徐继畲以下，到张之洞、梁启超、林觉民们，都只是囿于时势的应变者、求变者，而非对华夏古典文艺的“再发现”，也非以华夏观念为工具对世界进行总体性的说明，因此，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不曾在近代中国发生。无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当代的80年代的文化启蒙，都仍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一部分。

因此，念兹在兹自信、静好或安稳者，如把本位意识立足于当代，以为1979年甚至1992年以来是新时代；或立足于半个世纪，以为1949年以来是开天辟地；或立足于五四新文化，以为1919年以来是改天换地；可以说，这些人完全没能在现实和历史面前具有超越性。因此，并不仅仅只有张之洞、梁启超、胡适们昧于历史，他们处于求变的时代、处于“流质善变”的时代，尽管殚心竭虑，仍只是历史转折期不自觉的工具；昧于历史的还有当代的站在历史巨人肩上的我们，如李泽厚、唐德刚、黄仁宇等提供过历史范式的知识人或思想家们，而这个历史转型本应该是全体国民更不用说是知识人的“常识”。

但是就连孙中山也幻想过“毕其功于一役”，就连张謇也给袁世凯诉说过幻想，“毋为立宪共和留第次革命之种子”，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从古典状态走出，至今少有人勾勒出它的未来可能。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似乎从未想过，从自身文化变革的西方也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沉淀积累，如法国要经过多次共和革命，直到第五共和才算相对安定；那么，在很少从自家家底中汲取资源的中国转型，岂能一次变革就能“开辟”或“开悟”。那些置身于当时情境，如洋务运动、康梁革命、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冷战和政治文革、改开和经济文革，如果个中人不能理解当是时在历史中的位置，个中人的思考就属于无知者的思考，只具有提供材料的意义。

甚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个说法基本把中国文化的经验放在孔子的天花板下面了，但即使这个天花板下面，我们仍有春秋战国的经验。那个时代仍有几百年、一代人或数代人的弥兵和平，那个时代的历史或文化发动机也不曾惟华夏中原中心是瞻，那个时代有过百家争鸣、齐魏楚秦等多个政治文化发动机的创新。

当代的纵横家基辛格最近预言国际关系进入新时代，那是因为他自己基本上活在一极中心里，活在希腊罗马以降至今“第四罗马”的影响中。“罗马”确实是文明的发动机，直到最近的历史发展和国际关系也是如此，世界其他地区多是“罗马”下面的“行省”或化外之地。这也是基辛格们的局限，他尚不具备苏秦张仪们的视野。他不知道，历史可以同时并存两个以上的发动机，历史有过多个中心地区共处并相互竞争或取法的经验。单一的西方文明的发展、单一的中国文明的发展，其历史都走到了尽头。

儒学的“文化普遍主义”一再想服务世界，但到目前为止，儒学还没有激活成为世界性的；希腊罗马和希伯来等开创的文化到目前为止确实引领了世界，但它们的边缘化外、对立者、仇恨者在今天也日益明见自性并有望再度自信。两极、多极的文明发动机，有可能从冷战的硝烟中响起声音，成为真正激发人类安顿人类的力量。

在孔子这个天花板下面，我们也还有唐宋数百年的文化汇通经验。我们把另一文明发动机、印度文化的果实拿来，化合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国宗教，禅宗，使佛家文化跟儒家道家一起成为中国人安顿自身最有效的工具或思想资源。

在孔子这个天花板之外，我们还有三四千年的上古经验，在那样创世纪里，炎黄、东夷、苗蛮等数个发动机参与，集成了华夏文明。我们可以想见，作为人类的大智慧者，可以悉知悉见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统一景观；但作为凡夫俗子者，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变革时代粗完性命或职尽人生而已。而要获得安顿，当然是应该像近代史以来的仁者、志者、作者们那样站在历史或巨人们的肩头，而非在一次革命中自诩成功，在碎片或山寨里不学而思、无知而行。

这样的不学或无知其实是近代革命反复并不断发生的原因之一。本书作者注意到近代变革中不变的一面，他在书中多次介绍历史的细节。如说徐继畲死后，“又过了近30年，躲在使馆区逃避义和团追杀的丁韪良忽然惊惧地意识到，与新世界打交道已经几十年的中国人，可能并不了解‘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纸上文明对很多人来说也只是停留纸上，如果这种“文明”来自西方则更加可疑可憎。在1900年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他和为大清海关服务多年的赫德在北京东躲西藏，都不能不为我们毕生的工作所取得如此之小的价值深感羞愧。丁韪良沮丧地说：‘我讲了三十年的国际公法，但他们学到的竟然是公使的生命并非不可侵犯。’”

作者也注意到百年来困扰中外一流头脑的体用问题，他写道，“体用之说虽流行一时，经久不衰，却从一开始就如列文森说得那样，是个进退两难的智力难题和难以完成的任务。张之洞无法破解的难题，几场革命也无法破解。”这个“体用”问题今天仍在为我们众多的知识人学舌。

当代人之所以对近代史感兴趣，是因为近代史的问题仍是今天的问题。如作者引证李提摩太的感受：“看到民众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遭受痛苦，而那些正在改善现状的人被政府视为叛乱者，我们感到，地球上这个黑暗的角落，确实充满了冷酷和残忍。”

自信说说容易，但在历史变革的镜子下显得可笑，即使说者是圣贤是领袖。作者写道：“‘中国今后的希望，不在城市，而在乡村’，1931年，晏阳初这样判断说。这样的信心如今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历史情绪。”

也许正是有这些对变革的历史眼光，《求变者》对伟大的辛亥革命吝惜笔墨，因为在他眼里，“1911年只是拉开了一场更大变革的序幕，而非终结。一幕幕缺少脚本的历史，此后惊心动魄地不断上演。”破除辛亥革命等等的迷思或迷梦确实应该是当代人的责任。我至今记得有一个年轻朋友因为职业原因不得不到图书馆里翻旧报纸，当他看到辛亥革命的枪声“武昌起义”在当时的报纸上只是“小豆腐块”消息时，惊讶得在图书馆里尖叫起来，意犹未尽，又给我打电话诉说。

是的是的，辛亥革命只是此前此后的大变革的一部分。这个大变革也是西方文明变革的产物，我们终于有意无意地告别了自家的古典时代或传统时代，进入到一个全球性共命运的新时代，用作者的话，这是“没有脚本的历史”。

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学养为我们示范导游了历史和现实，在徒剩历史灰烬的现实大地上，我们还可以寻找到众多的世俗景观。随着历史推手们的远去，历史车轮的滚动在今天似乎只是一场“迷梦”，无数人匍匐在有限的生存里，如同作者笔下的许多现实场景，拿着名人纪念馆大门钥匙的人，在定县抄金刚经的人、远离市中心的黑车司机，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到了我们当代人这里，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如何安顿它们呢？如何安顿自己呢？作者的笔法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张力。在历史叙述和当代叙事中，本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按照一些人的史观说法，每一代人无论如何变异求新，仍将归属于传统，仍只是增富了传统。但真正的历史事实是，经常会有一代或数代人消失了，或永远沉入历史的黑暗之渊，难以在历史秩序里立足了。在最近几百年人类将“求变”或不得不变的时代，个人如何立足显然是一大问题。

向经典归队，或守着传统经典文化，是今人应变的一大方法。但这种做法如无历史和世界的背景，不过仍是山寨里的表现。对人类的大变，现代知识人各在自己的领域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结论，物理学的测不准、数学中的哥德尔定理、社会学的韦伯悖论、政治学的选举悖论、经济学的不可能定理等等，都确定地把我们人类生活推进到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经典（人物、文本等等）和变易的关系都将遇到挑战，幸而古典文明仍有对变易的观察和思考。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在任何时代都可见其轮廓，在本书涉及的历史和现实中也能见其不同的比重。“《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只是遗憾的是，我们现代人对这样的思考不以为然。在一份公务员考试里，主考官要求考生对这段话进行判断，它是二元论的观点、相对主义的观点？还是辩证法的观点、形而上学的观点？

如果我们把《易》当作历史或经典来理解，那么坐经史而望人生才是立足或安顿的要义。如古人所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应变者、求变者等等亦如是。感谢作者，让我们跟他一道巡礼变动不居的中国，开卷有益，道不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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