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月14日,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91岁生日。这些年人们已经比较少看到茅先生的文章了,借此茅老生日之际,我们刊发茅先生80岁生日时发表的《八十自述》节选,以飨读者。并在此祝茅老生日快乐!
先上几张今天的现场照片:
恭祝茅老91岁生日快乐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6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了我们4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著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每天要我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就给我一个铜板。我直到今天仍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应该说,祖母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她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后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又去了加拿大实习,再从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1950年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竭力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学生的背景,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的,且崇信科学。我上的头一所学校是杭州狮虎桥小学。那时候我只有5岁多,只记得有一次我犯了错误被校长叫上讲台受训,我不服气,用小脚踩校长的鞋子以解气。校长倒也没有认真,哈哈一笑了之。后来父亲的工作调动,就去了苏州、南京、衡阳等地上学,最后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是46级的校友。总的来看,这12年的小学中学一共上了13个学校。我在学校的成绩很一般,都是勉强及格。但是我对课外读物有兴趣,在小学四年级时就看科学杂志。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对天文学产生了兴趣,经常和几个同学谈天文学的问题,因为频繁转学,学习很受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四年教育。这四年的特点是老师好,听得懂,而且专业课全部用英文,做习题、考试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这四年培养起来的。在交大学的力学、数学、热学、机构学(现在叫机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影响到我的人生观。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十分重视学习,天文地理无所不学。1955年,我调到了铁道科学研究院,需要更多的知识,从那以后我坚持自学,至今不断。我看的书中以数学方面的书最多,另外还学了空气动力学、计算机和数值计算(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用计算机了,用于给试验数据加工分析)、燃气轮机,还学了俄文,都是很难啃的学问。近来看的书都跟经济学有关,另外感觉自己历史方面的知识太缺乏,因而看了不少历史书。铁道科学研究院有很好的学习环境,给研究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我听数学课至少有四年,但是因为没有人指导,有些课费了很大的劲。我的数学基础对后来推导择优分配原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有机会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我听了三四门课,但没学到新东西,只有一门讲税务的课,觉得颇有收获。那时候国内还没有“税”的观念。在国外,我的主要收获是了解国际上的学术动态,结交了不少大学者,特别是明白了如何将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别喜欢看的书,至今未断。1990年,我应聘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作客座高级讲师。这是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我能够获得这个职位跟我认识他们经济系的主任有关。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在加拿大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相识,他知道我的经济学水平,所以请我去。我在那儿讲三门课:经济学专题、经济计划、环境经济学,都是研究生的预科课程。我的月薪按当时的汇率合3000美元,交掉1000美元的税,还剩下2000美元。一个中国人,没有学过正统的经济学教育,没有博士学位,却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教主流经济学,这不但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恐怕至今也是凤毛麟角。我的爱人赵燕玲出生于大户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开织造厂生产绸缎的,改革开放以后还有人问他家要过去织出的样本。她家和我家不一样,日寇侵华时我们茅家全都跟着国民党撤退到了内地,因为不想做亡国奴。但是他们赵家全都留在了沦陷区,因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当局的是什么政权,能够有生意可做就好。1937年抗战爆发,那时候她父亲正在张家口开蛋厂,因为战争,于是卖掉了厂回苏州。她是家里头一个孩子,长得漂亮,又体弱多病,所以是家里最娇的娇小姐。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宠爱于一身。她是我的远房亲戚,是我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的舅妈的女儿。我称之为舅妈的女儿的三次方,反过来,我是她姑妈的儿子的三次方。我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妈的儿子偷来给我的。以后又弄来一张,比较胖了一点,我见到之后当然羡慕不已。她的出身对她一生有很大影响。虽然她没有念大学,是中专毕业,但是人们都说她是大家闺秀,说她气质非凡。她从天真无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贤妻良母,又到孙儿绕膝的古稀之年,一贯保持着秀丽端正、雍容华贵的风度。她的恋爱故事可以写一本书。在无锡助产学校时同时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包括她的老师和医院里的医生等。她毕业之后之所以来到齐齐哈尔,也是因为追她的人太多,不好摆平,索性远走他乡。那时候我只跟她见过3次面,她敢于去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能说是缘分。当然,也许跟我的表现有关。她爸爸看见我写给她的信,称赞我的字写得好。之前的一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对郑锡坤作业法“动能闯坡”的研究》的文章(此文我得了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稿费)或许也有关系。1954年她到了齐齐哈尔,成为齐齐哈尔最吸引人的明星。管理局周末的舞会总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长会告诉医院院长给她调换班次。到了北京以后她同样惊动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馆,在橱窗里都挂她的照片(不论她在苏州,在上海,照相馆无例外地都挂她的照片),有人说她是倾国倾城,并不为过。
光说她的美貌远不是她的全部,她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达,善于沟通,而且非常能干。她为全家人织毛衣,为全家做各式各样的衣服,从衬衫衬裤到中山装。她是助产士,接生过1000多个孩子,没有出过任何事故,护士们都愿意跟她的班,她被评为铁路局的先进工作者。“文革”后她主持家务,更是一显身手,全家的伙食极大地提高;她给我理发,自那以后我从来没上过理发馆,只除了在国外的两年她不在身边。我原来是学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训练是在理工方面。我对所学的力学、电学、热力学、数学都认真地下过工夫,可以说是达到了融会贯通的程度。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基础很差。许多经典著作我都没看过,像《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论》都没有认真读过,更不用说洛克、康德、罗素、弗洛伊德、韦伯、柏拉图、培根、黑格尔的著作。我的国学基础也只限于《论语》、《古文观止》中的十几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记》、《孟子》等。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所以我在写文章时极少引经据典。反过来说,正因为如此,我的知识不是抄袭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贩卖外国的原著,这些恶名都安不到我的头上。我之所以能取得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结交的朋友有关。我们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国乡、杨小凯、宋国青、张维迎、盛洪等人。我的学术成就大体上可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人权、道德、制度方面。当“文 革”接近尾声时,工厂领导照顾我回铁道研究院作助勤,我等于就回了家。回到北京后,我在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所做助勤,从事铁道经济研究。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时我正好50岁。我领导运输所经济室的学术工作,很有声色。我还给研究生开数理经济学的课(宋国青、张维迎、王国乡都来听过我的课),给室内同事开概率论的课,去北京经济学院开数理经济学的课,我完全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超出运输经济。我常讲,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发现的。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经济学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一书就是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摘自《八十回望》岑科、傅小永、周克成 等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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