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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 跨越坚冰，最后的三大陆主义者的苦难与挣扎
跨越坚冰，
最后的三大陆主义者的
苦难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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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litant
三大陆主义：即主张亚洲，美洲，非洲革命社会主义者们团结起来暴力斗争打破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禁锢在第三世界的枷锁的意识形态主张，起源于古巴革命后召开的自由哈瓦那论坛，由非洲革命家弗朗茨·法农，拉丁美洲革命家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革命家马尔科姆·X共同起草的纲领。 可以说，三大陆主义是一个生来就伴随着革命者逝去的运动。弗朗茨·法农在起草完纲领之后，便带着从未实现的非洲革命理想死去了；马尔科姆X紧随其后，他将自己的姓氏改为X，以期待对于新时代关于解放和希望的无尽信心，却被曾经的同志和白人种族主义者们先是屠杀了他全家，后在他身上留下了二十一个弹孔，不甘地死在了诗歌联盟的演讲现场；而切格瓦拉在两年后的玻利维亚也被玻利维亚政府执行了枪决，此时仅仅离切格瓦拉悼念完法农和马尔科姆X的死，正式成立三大陆组织过去了一年。 而今天要讲的三大陆主义者，并非是法农抑或切格瓦拉那样的人物，但是这些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三大陆主义者们同样经历了不亚于他们的苦难，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命已经结束在五十三年前，三大陆组织成立的同一年，而这个故事，是关于1966年之后，他们死后的余生的故事。 流亡者
乌马尔·赛义德在晚年回忆自己人生的时候，总是笑着说自己是“天生的革命者”，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同盟会1928年秘密进行的青年盟誓的两天前，这场秘密誓约最后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声，也是决定了乌马尔往后一生的事件。
在二战日本人的占领统治之下，乌马尔接触了印度尼西亚的国民抵抗运动，并从此开始接触印尼革命民族主义理论。在二战结束之后，便是乌马尔革命生涯的开始，他和自己的同学听闻了泗水诞生了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消息之后，便马上离开了高中，参加了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军队，并且在泗水打了他一生的第一场战争。这场即将为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带来自由和解放的革命彻底的点燃了乌马尔的灵魂，据他在回忆录《我的人生之旅》中说道，在泗水战役之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军队被反扑的英荷军队击退，他们这些高中生也想和大部队一起撤退到农村去继续斗争，但是筹措不出路费，他们便准备了一个锡盒，把自己能够变卖的东西变卖后将钱放在里面，并最后靠着这些钱去到了南苏门答腊岛，重新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组织。 在革命胜利之后，乌马尔成为了一名记者，一名供职于《印尼拉雅报》，一份左翼亲共产党的报纸，并随之得到机会参加了苏加诺对东印尼的远征。他在这次远征之中跨越的数以十几的岛屿，在岛屿上遇上了各色各样的人，在帝汶岛上和苏加诺总统以及当地群众的接触，让他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参与的这场革命的意义，并且这场革命即将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
“我在印尼东方各岛的旅行之中，才真正理解了革命民族主义的意义，在横跨数百公里的海面上，是革命和对于解放的愿望把我们这些孤立的岛民们联合在了一起，造就了我们印度尼西亚民族，我们之间如此的与众不同，而又如此的相似，而这种革命和解放的火焰，也会最终成为链接，将我们和整一个被孤立的第三世界联系在一起，造就出一个全新的第三世界民族出来....现在想来，那可能就是我成为三大陆主义者最早的契机吧。”
————《我的人生之旅》，乌马尔·赛义德
在远征结束之后，赛义德便开始了他的旅行，他开始不仅仅关注印度尼西亚新生的革命共和国，而继续前往欧洲、东南亚各国，以及更为重要的，同样在革命之中试图打破枷锁重塑民族的中国和印度。他日后因为他的国际旅行和调查经历，成为了第三世界的万隆会议的邀请出席的嘉宾之一，关于万隆会议，乌马尔一直以来认为那是他人生之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尽管随着事件消逝，他对万隆会议的具体细节已经开始磨灭，但是在回忆录中，他说出了万隆会议始终是他人生的最重要的情景，也会是他死前走马灯的最后一幕。
关于万隆会议，我一直记得，那天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上去讲话，他是当时会议的焦点之一....台下是来自中国的周恩来，他也是总理，而坐在我旁边的是埃及的纳赛尔总统，他在演讲开始前和我握了手，并和我亲切的问候了，还和我说了埃及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和印度尼西亚的斗争是链接的，被第三世界的革命解放所连接...
并且是在这次会议之中，乌马尔看到了在大洋彼岸的非洲。革命社会主义者们也在为了他们的独立和解放而斗争，这深刻的感染了这位保有三大陆情怀的国际主义者，他在随后便加入了亚洲非洲革命斗争记者协会，并频繁的往来于革命中的阿尔及利亚，为了独立而斗争的坦桑尼亚，苏丹，索马里，以及试图打破中东的殖民主义枷锁的埃及，日后他还主导成立了位于万邦的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以他精通非洲各国的语言为印度尼西亚带来了来自非洲的革命链接。这段时期的乌马尔，是一个精力几乎用不完的革命者，他看到了世界的殖民大厦在自己眼前分崩离析，并且，更重要的，他看到了整一个原本犹如东印尼的孤岛群一般分散割裂的第三世界，在革命和解放之中诞生了新的链接：从古巴到肯尼亚，从阿尔及利亚到埃及，从越南到印尼，一个完全崭新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已经慢慢的在他眼前展现出来。他在1963到1965年期间频繁往返于处于战争之中的越南，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等各国，并且在1965年河内开展的国际斗争大会之中，胡志敏和他同列与演讲席之中报告三大陆主义在全世界的斗争。
但是，正如三大陆主义的发展史一样，乌马尔·赛义德的人生在那之后就开始变得流离破碎，苏哈托将军凭借着隐晦的共产主义阴谋的借口，接管了雅加达，实行了“新秩序”，在新秩序下，无数的共产主义者，带有华人血统的印尼人以及政治异见分子们大规模的未经审判的处决，监禁以及强迫劳动。乌马尔·赛义德的家庭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他和国民经济报的座椅同伴们一起试图庇护即将遭到屠杀的华人和左翼分子，但是没过多久，他的战友，也是国民经济报的主编，桥索夫·伊萨克被苏哈托的军队流亡到了海岛上去，当时还滞留在国外的乌马尔·赛义德也就此断绝了和印尼方面的联系。这场政变是血腥且有条不紊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工会分子，妇女运动者，华人，甚至是苏加诺主义的民族主义者都被秘密的“被失踪”了，他们之中有的人已经在大街上被草草枪决，而有些人则被流放到各个孤岛之上，被宣告只能在强迫饥饿和强迫劳动之中度过余生，而和乌马尔同属三大陆主义组织PWAA（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留在印尼万邦总部的同志们，也在一夜之间渺无音讯。乌马尔一瞬之间成为了印尼最后的一批三大陆主义者，曾经三百万人的共产主义运动，更大规模的三大陆主义运动，这些第三世界和印尼以及他自己的联系，似乎就在这一夜之间全部绷断，三十八岁的乌马尔·赛义德成为了一位流亡者，而他未来余生的四十五年，都将会在流亡中度过。从古巴，到中国，再到法国，最后也将会抱着三大陆主义的残骸，死在异国他乡，这位“天生的革命者”，也将会是一名“余生的流亡者”。 乌马尔·赛义德在从古巴潜逃到中国时，伪装了自己的假死，但是在回忆录中，他承认，1966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远比假死更严重。往后的余生之中，乌马尔也没有放弃三大陆主义的某种理想，他在法国创办了第一家左翼中文报刊《中国快报》，为法国华人提供革命中的中国最新信息；在70年代创办了越南委员会，秘密资助胡志明的民族统一战争，并且联合各个社会资源为印尼、柬埔寨难民安置在法国做出努力，甚至后来萌生出一个开饭店的想法，因为法国并没有真正家乡味道的饭店，便联合起了印尼难民协会和几个法国朋友，四方筹资，几经亏损的情况下在法国开设了第一家印尼菜的工人合作社性质的饭店“博爱合作社”。 经过了二十几年的颠沛流离，乌马尔等到了苏哈托政权的结束，但是却没有等到被苏哈托掩盖的一切都重新复活的那一天，他的曾经的战友们，乔瑟夫·伊萨克在多年的虐待和监禁之中挺了过来，但是却仍要屡屡被软禁。苏哈托留下来的新秩序思想成为了印尼的官方指导，共产党员们，三大陆主义者们，仍然被禁锢在地下最深处的火狱之中，永世无法超生，甚至包含着苏加诺，革命民族主义带来的印尼人们于整个第三世界的联系也早已分崩离析，可以说是直到“解禁”的那一天，乌马尔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已经是最后的三大陆主义者了。真正被断绝联系的不是苏哈托的印尼，而是自己。法农，切格瓦拉，苏加诺，马尔科姆X，这些标记了他生活的时代的人们，已经被草草的掩埋在某处的沙漠，某处的乱葬岗，某处冰冷的泥土下了，再过几年，他们最后的遗产OSPAA也会随着世界的剧变而接体，历经了四十余年的第三世界链接解放的理想，看上去也走到了尽头。 乌马尔在自己的回忆录网站G30/S中说道，自己的人生始终分为两段。1966年以前是真正的活着，1966年以后陷入假死，而成立这个网站的时候（2002），才是他死后的余生。来自乌马尔心中的理想的一部分确实死去了，他为了三大陆主义而成立的运动和组织，都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变化失去意义了，他现在的身份与其说还是那个革命者乌马尔·赛义德，更多时候已经是经营着合作社饭店的帕克（印尼语老大）·赛义德了。但是他仍然保有着也许是来自三大陆主义的最后的坚强与挣扎，他在解禁之后并没有回归印尼的家乡，而是在2002年成立了为了仍是非法状态的印尼共产党和人民民族党的平反和宣传工作的G30/S。在这个平台上，乌马尔·赛义德仍然在坚持以印尼语写作，告诉青年人们曾经的苏加诺和三大陆主义的理想，呼吁青年人们继续为了自由而斗争，并且坚持着以三大陆主义的视角观察着非洲和中东的革命和变化，尽管OSPAA也好，PWAA也好，那些曾经和自己一同斗争的跨越大陆的三大陆主义同志已经不在了，或长眠地底，或暴尸荒野，或单纯的放弃了已成残骸的三大陆主义。 乌马尔·赛义德死于2011年的十月，而他的G30/S直到2011年的九月仍然在继续更新着文章。根据乌马尔本人的访谈，他在2010年的中东革命浪潮之中看到了当年自由哈瓦那论坛的影子，这极大的激励了他，并让他能够以非同龄人的精力继续在电脑前写作，并且在博爱合作社餐厅向人们利用三大陆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这场革命，去辩论，去理解这个世界的革命潮流，仿佛1966年的乌马尔·赛义德一般。
这里摘自乌马尔·赛义德死前最后的两篇文章之一，《青年人必须继续进行尚未完成的革命》一文的最后几句话，同样是这位最后的三大陆主义者一生的苦难与挣扎的动力和目标的概括。在这里，他承认了三大陆主义并未能真正改变世界，三大陆主义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们放弃了改变世界的理想，但是更为年轻的青年人们必将会重新走上他们当初的道路，为无法安息的三大陆主义的冤魂恶灵们，带来真正的安息。...青年人们确实是革命的中坚力量，苏加诺带领的青年盟誓的年轻人们和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解放了印度尼西亚，并带来了邦卡诺（旧秩序，对应苏哈托的新秩序），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群青年人们，也就是我这一代的人们，最终要么最终背叛了当初的理想，要么无可奈何的臣服于苏哈托的新秩序之下。这不是个例，这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革命的一代最终成为了独裁，贪腐，重新进入殖民秩序的一代人...但是新秩序带来的恶果仍然荼毒着印度尼西亚，为他自己制造了反抗的青年一代，而依照邦卡诺主义的分析，这群在新秩序下成长出来的反抗的青年人们，必将走回到革命的道路中去，砸碎我们这一代的苦难与遗产，完成我们的理想。
写在最后，我写这篇文章既不是想分析，也不是传记文章，也许更类似于讣告。但是，假如这是为了乌马尔的讣告，那么这篇文章则迟到了八年。但我看到印尼在十月一日开始，由于议会通过的法律，全国爆发了青年人骚乱，这才让我想起我曾看过这位最后的三大陆主义者的文章和呼吁。这场青年人针对保守传统势力的全国大暴动，是近年来少有的，是乌马尔所预言、所期待但最终没有看到的。
所以，这篇文章还是讣告，为了已成为过去的三大陆主义和他最后的守墓人，也为了印尼的未来和新的革命的一代，正如乌马尔所说的，希望他们可以砸碎上一代的苦难和遗产，迎来自己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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