ⅪNⅦ | 球状闪电——列宁和俄国革命的狂风骤雨
本文不是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状况的系统介绍，反而是一种反讽——巴黎公社之后的欧洲，已经持续四十年没有爆发大规模革命，革命也因此成为爱尔威或者索雷尔那样的崇高神话，但是在俄国的革命却达成了保守派哀叹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不过咱们并不是将其视为悲剧，而是喜剧——这是一场不需要意义，突然爆发的革命，而那些躲在安全治理之下的人们无法理解这里面的民主和专政，集中和割据，还有混乱多元的悖论。
这个喜剧性就在于这场混乱中的血婴：在极端状况之下产生的新的社会结构。布尔什维克的原有体制被打碎，所有的改良和正常国家构想者（自由主义者，各政党右派和保皇派）也无法在风起云涌的群众组织和运动（地方苏维埃和各地红军）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整个国家分崩离析，产生大量的政治空白，这种混乱之下反而实现了多元化的专政权力。在内战过后，列宁的新政权设想破灭，以及苏联反对派运动消失之后，革命结束过后的正常化才正式走向悲剧。关于央地平行机构、多元专政机关和地方苏维埃，下星期的推送会再介绍。
先说结论，俄国革命的“必然性”意义并不取决于列宁，也不取决于“先知”的托洛茨基或者“现实主义者”的斯大林亦或者是“移民沙皇”普列汉诺夫还是在日内瓦挣扎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等等，用某人或者某个主体来指代事件性的革命契机是篡越且反动神话论的。俄国革命的“必然性”或者说他的事件性完全取决于俄国革命本身，俄国革命颠覆性的爆发决定了俄国革命必将会成为他自己的唯一合法性和历史解释的来源————革命对且只对自己负责。
探讨俄国革命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到底是在探讨什么？是某种悲剧性的衔尾蛇暗示（革命自己在恐怖中变成“某人”的极权），还是某种水浒梁山泊一样的组织性神话（神话般的革命者和神话般的革命圣战）？
其实这些问题只要回到1917年混乱之中的俄罗斯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俄国革命最大的表征就是他不可避免地混乱和强烈的混乱对秩序的颠覆最终对俄国社会正常生产秩序的毁灭性的颠覆，以至于从二月革命到俄国内战尘埃落定的1922年，革命的常态化法律一直被紧急条例所取代，而正常的中央机构在广泛且分裂的地方性苏维埃政权之下几乎无法存续（对于布尔什维克和其他一切内战的势力而言），而悲剧性的思考至始至终都笼罩在革命者的政策和政权之上，列宁作为革命者之中最显赫的代表更是如此。
但是恰恰是如此，俄国革命才作为了颠覆近代欧洲对于一切“革命”概念的元事件彻底的改变了整个世界，俄国革命这种对于秩序和产生秩序的一切土壤的彻底的颠覆性的，甚至夸张的说末日废土式的泥盆挣扎反而展示了新生产条件下的巨大群众力量的集体爆发，它所形成的巨大破坏力量以及这股近乎恐怖的战争机器力量，对“正常”秩序价值观社会进行了宛如末日降临般的打击，作为与一切意义上的生产秩序相冲突的“混沌”价值的俄国革命的爆发从一开始，就让俄国革命铭刻在新时代一切要素的最大表达之上了。
1.
神话之外的
列宁与俄国革命
在俄国革命之前，革命在欧洲的主流社会主义者之中被普遍的认为是一种崇高的神话，比如当年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要么停留于对巴黎公社“有限度”的民主政权和“合法”的暴力革命形式的悲春伤秋之中（这种的发展就是第二国际反对恐怖主义的最高纲领），要么就是对于1911年葡萄牙革命的皮靴锃亮，队列整齐的军事革命者的狂热纪律崇拜之中（爱尔威）或者神话般的想象无产阶级不可言状的道德力量（索雷尔）。在这之中考茨基与伯恩斯坦的辩论恰恰是最为经典的对于这个时代欧洲主流社会主义者的概括，他们在表面的冲突之中找到了深层次的共鸣，即考茨基认为要坚持SPD现有的“革命”路线，而伯恩斯坦则要坚持一个更温和的慢慢远离“现有革命路线”的路线，尽管展开了表面的讨论，但是谁也没有质疑过SPD在贱民社会的苟安是“不革命”的，而“革命”除了上述的神话形式之外还有任何意义上的表现形式。
而在这里作为被革命卷入的个体的列宁出现了，刨开所有的“列宁神话”来说，列宁在1917年确确实实的被卷入彻底的混乱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并没有理论化的“预知”一般的推翻第二国际的主流路线，甚至对于这方面的讨论都是欠缺的（1905革命的思考仍然是短促的）。讽刺性的是，真正促使他们（第二国际激进派）被迫和第二国际这种缺乏想象力的主流派系分离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索和发言，而是更直接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和出身，在东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们因为他们对恐怖行动的热情和来自东欧本身这一原因，在德国派系里深受排挤，不仅仅是列宁，来自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党的罗莎.卢森堡甚至被称作俄国人的移民沙皇的普列汉诺夫都是如此。对于行动的热情，在母国土地上的非法性行军的长期底层作业以及在主流社会主义国际里面的低劣地位构筑了作为原处激进主义者的第二国际激进派，其中也包括列宁，如果我们回到当时主流的观点上能看到的是这些海外的激进派成员恰恰不是第二国际的理论精华，而是边缘的糟粕的集结，无法融入大踏步走向合法空间的先进社会民主潮流的废弃物们。
而俄国革命颠覆了几乎所有人对于革命的一切认知，当然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发生的很多征兆性的预兆，比如俄国资本主义机器在战争中的逐渐崩垮，在战争中军队的频繁失利和国内甚嚣尘上的政治弹压和生活压力。但始终革命绝非是由征兆堆砌而成的神秘物体，而革命的爆发更是无法征兆性的预言，列宁这里运用了模糊的革命高潮概念，但很明显这是对革命的一个分析性的结论，而绝非预告性的结论。而更近一步，革命迅速发展的局势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作为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成员的托洛茨基还在联合列宁和加米涅夫争论可能的选举阵营的时候，谁也想象不到几个月之后地方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发展之迅速成长为了一个核心的权力专制机关。在这个时刻革命反而对于认识到群众形势发展的人来说是一件无法避免的必然形式，而反革命（阻止革命的爆发）则变成了一件困难无比的钢丝弦上的艺术————布尔什维克的加米涅夫，社会革命党中央政府，孟什维克部分派阀还有坚定的世界革命战争派的左翼社革派阀都在拼尽全力的阻止革命的爆发以及维护现有的社会改良模式，但是在这种革命混乱的多元专制权力交叉和群众革命的发展之中他们甚至连正常的常态法律都没能实现。他们的改良、压迫抑或是行动都被迸发出来的巨大无比的群众战争机器所吞没，一声未响。
在这里提出过《四月纲领》的列宁并非是最聪明的人，但他在最后的时刻里忠实于了混乱时刻———俄国革命的必然性（但绝非列宁制造了混乱和权力交叉），同意了军事委员会的冒险并决定率先发起进攻，并将本来隐藏在岌岌可危的正常国家皮下社会内战公然地暴露出来，自此俄国进入了混乱的革命时刻主导的内战年代。
2.
神话、末日
与
乌托邦
白军和发誓要重建正常改良秩序的不同派别的革命者们还有俄国革命的评论家们，被俄国革命的血腥和混乱所震惊，并下意识地想要推进保守有力的秩序再重建，希望在混战过后的腐尸之上重新恢复那个民主宪政正常生产的国家。但无论他们的想要强力推行的价值馆多么有力保守或者试图进行改良版本的正常重建，他们都恰恰忽视了这场混乱的社会意义的彻底变更，正常价值观的的社会基础在革命之中已经被平面化的革命带来的地方性的分裂和广袤的各色革命恐怖彻底摧毁了。多元的专制权力成为了新的政治模式，保守主义者理解不了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对于原有社会的根基性的破坏，而改良主义者则无法接受专制权力在革命战争机器下的大行其道。日后最终形成的正常化秩序也并非是沙俄保守社会基础的延续，而是一种特殊的新时代模式的官僚专政社会。
革命彻底结束之后的斯大林评论家们则开始试图构筑一种“党-先锋队”的无上神话来重建一种英雄主义的叙事，坚毅的道德主义革命者，强而有力的先锋队党政机关和比革命敌人的秩序更加秩序的正常化史观试图为这场持续了多年的末日混乱勾下结尾。但是这些叙事恰恰在革命之中是严重缺席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之中反而不可避免地平面严重松散化了，因为地方党员要去控制作为多元专制机构的苏维埃和地方性权力组织而彻底破坏了原有的中央-附属的党务构成，甚至逼迫斯维尔德洛夫进行切实的地方性民主同盟对话才能勉强保持布尔什维克及其地方势力的统一协调。而革命后这种多元专制权力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则是遍布全国，遍布各个行业的各个权力单位的地方性临时专务委员会的独立统治（地方燃油苏维埃委员会，地方电气苏维埃委员会）以及在这之上建立的暂时性的调配性恢复计划经济委员会，而“现实主义者”斯大林则是通过消灭了这些现实的多元权力分化才完成了正常国家权力等级制的统一（政治局取代人民委员会的多地方委员会模式）。
“新政权”则是列宁晚年的夙愿的结晶，列宁政权晚期对于复杂的地方性多元权力委员会的保持和保护，还有对于民族主义问题和俄国再划分问题的探讨恰恰反应了列宁的一种对于新时代要素的信赖和努力，只有经历过这么一场革新时代化的混乱革命才能诞生组织结晶，从而寻找到因为内战和恐怖政策变得伤痕累累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出路。列宁并不像托洛茨基或者斯大林一样拥有彻底敌对的党内敌人和权力结构的冲突，相反他对于多元专制权力这一内战以来的权力机制是有着坚定信心的，他所界定的敌人是希望在苏维埃国家上重构（或者一部分的）正常国家叙事的派系。这里形成的悖论则是他希望在内战机制的无产阶级自主上建立一个新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多元权力政权，而晚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STO问题的探讨则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多元专务委员会的政治方向。但是作为他所认识的无产阶级力量却早已在内战中崩塌，一部分是因为血腥内战的洗礼，而另一部分，必须要承认的是，被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惯性机制所摧毁，所以列宁政权的多元权力体制则开始在自身内部孕育可能的官僚等级制度因素，列宁希望通过更多元的权力平面方式（监察机构）分散布尔什维克的专制，而托洛茨基则寄希望于仍没有被摧毁的无产阶级力量的组织来抵挡正常化。但是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新政权多元权力模式的官僚化形成的则是列宁死后多元权力角逐不同的等级制度的最后的热月斗争，而放弃了权力（放弃人民委员会权力，拒绝党内改良）的托洛茨基也早早出局，成为了没有武装的流放者。
最终的最终末日，神话与乌托邦最终都在必然性的俄国革命叙事之中破产了。
俄国革命的必然性之处恰恰是相反的，他摒弃了一切神话叙事的”伟大“，而回到了彻底地唯物主义的事件性之中，叙事的革命主体（反革命/热月党/”列宁“）都没法绑架自为的革命本身，俄国革命的一切合法性和他的一切历程的必然性早在他革命之中就已经完成了。
这场颠覆一切的革命的真正的伟大，在于这场革命逻辑下巨大混乱的革命性的生成，也就是群众力量的组织和广泛爆发，在这个方面的爆发超越了对于“恐怖”和“战争”的一切道德性的定义表达了一系列广泛的自我解放的社会战争核心。革命-革命主体和广泛的革命性生成的关系是联系影响但绝非互相控制且互相操纵的，一切的革命神话史观在革命之中的破碎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必然。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神圣家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
3.
未完成的补充：
平行和平台
俄国旧社会随同着俄国旧社会的生产组织和生产模式随着内战的烈火被燃烧殆尽了，同时崛起的是广大的平行多元的苏维埃权力机构。这些平行的权力机构政治方法多种多样，而随着布尔什维克联盟获得内战的最终胜利，这些广大的多元的专制的平行苏维埃组织（生产意义上的和行政意义上的）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始形式。
而布尔什维克恰恰在这个时候建立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的等级制正常国家，而是恰恰相反的是一个松散的了，没有办法通过中央-地方的等级方法来进行行政指令的革命联盟式的政权。这个时候的布尔什维克需要通过一方面是人民委员会和地方权力自治的苏维埃协调（全俄中执委来为这种协调增加砝码和保障通过），而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的松散自己的党政机器，通过鼓励自己的地方党委在地方苏维埃的选举竞争中获胜，从而来更进一步组成亲布尔什维克中央政府的地方权力组织，但这样也带来了不可预料的一些后果。
其中之一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机器的彻底松散甚至溃散，从而需要进一步转化成一种更适合激烈革命内战后的“平台”民主方法来协调全党，即派系活动的兴起—地方党组织进入地方权力苏维埃之后代表不同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反过来要求中央政府进行进一步的革命协调或者改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来自布尔什维克中层组织的民主集中派集团和来自工会苏维埃为主的工人反对派，此外还有很多别的更小的派系。
“中央和地方的党组织都处在混乱之中，这对谁都不是个秘密，而且地方党组织认为他们的职责不仅是阻碍中央的工作，而且还包括不履行中央机关的指示。”
———斯威尔德洛夫，布尔什维克党全俄中执委主席，于1918年三月的报告中写道
作者：militant
相关阅读：
革命的西西弗斯（德国革命工长创始人和工人革命的历史）
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或，动荡的1920年中的绝望与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