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负典&木棉浪潮】为了我们的爱，我要背叛这段关系
我们所要的只能是广义的革命，革命从不遥远的当下开始。要求完美革命，那就只能沉醉在自己的幻想中。这也是为什么梦中情人只能在梦中——现实中的爱人远远比想象中的爱人可怕，正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因为爱人的缺陷而放弃ta，这肯定称不上爱——如果因为缺陷而放弃，那恐怕只能不断滑入到下一个更好的伪无穷大，绝对的好是可望不可及的，而爱的绝对性就是当下，别轻易放手。换言之，不管爱如何地脆弱和缺失，也应该完全地投入，这样才认识到这种爱的绝对性——它像蝴蝶煽动翅膀一般稍纵即逝（当下不就是不断流逝的吗？），唯有悉心呵护才能维持这易碎的绝对。
因此，现代的主体恰好是反个体的。这会被某些人非难为「反人类」，但是人类自己难道不是在反对自身吗？笛卡尔主体带来的最重要的是怀疑（否定性），但是这一存在却仍然是确定性的——要建设自身的纯粹的爱（我在），只是这不断向外延伸，即直达主体和他者的紧密互动（我不在此处思）——真爱是患难与共的，从一对一的关系（不只是恋爱）扩展开去。因此，现代主体是反个体，却又成全了所有人——绝对的爱就是一，但是它在每个人那里却成为了最普遍的多。因此，我们聚在一起的缘由不是强大，也不是向正常人看齐而接受「治疗」，这两者始终会导向精英主义，而是每个人都没法完成ta自身——正是不完整才需要互助。
这可以不断回溯到创造世界的那一刻。如果按照神创论，一个全能上帝创造出的世界却是诸多缺点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悖论——如果上帝是全能而完美的，那么祂可以创造出一个和自己一样乃至比自己更强的「人」吗？答案明显是不能的。祂虽然看起来是无所不能，但是却根本造不出和自己一样（或者更强）的东西，否则就是复制而不是创造。所以创世这一节点所开启的只能是不完美。但是，它创造的某样事物（不管称之为爱还是圣灵），在诞生那一刻就不断运动，一直去充盈世界——上帝创造的缺陷，也意味着未来的填充，所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上帝创世的不完整带来的反而是爱，爱也因为这种缺陷而具有创伤性。只是我们不采纳类似于上帝制造善恶二元对立的解释，因为爱中之恨就已经显示出这二元对立的破产——爱和恨是相生兼容的。
为什么一定要提到上帝？当然，上帝可以被视为一种隐喻性处理，回溯创世便是一种功能。但是，我们提到上帝，却不只是隐喻，而是突出其背反——假设上帝全能的话，反而世界的不完整性显得祂如此狼狈——这似乎是一个无能的人做出来的事。本雅明这里引伸出的神圣暴力，恰好就是说明纯粹生命的暴力——它虽然一无所有，但是它会理解自身的力量——它就是这种不完整性（或者说是世界的空洞），它不是失去什么，而是早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就是这一逆转的例子，缺陷的暴力是最可怕的。所以，创世的各种矛盾带来的只能是某种（自发的）革命——上帝把创世这事情搞砸了，但不是会有天神下凡来打救我们（祂甚至不堪重负），我们已经处在末世（末日不是未来，而是现在），所以并非全部所意味着的当然是象征秩序（及其关键的，即将来临的崩溃），扩充的爱既是填补的，但是不要假想它像原质（the thing）一样，它终究是不平衡的，一直在滑动的，想要爱的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爱只能是不断劳作的产物。
所以，在上帝的创造之后，恰好是被创造的生灵（creature）的再创造，但是这一再创造也不会让人满意。就像孩子接受了现实原则——在快乐原则中完全不察觉现实的时候，孩子反而处于极快乐也是极不安的紧张状态，因此现实原则并不是反映论，而是脱离了原初状态，构建了某个不完整的、又可以继续保持生命的空间。这不就是实在和象征的运动吗？象征界的构建不就像是世界的创造和运行吗？所以那些自然主义或者天主教所倡导的，并不是绝对的信仰和爱，而是一种对于自然的盲从——他们只是把自己当成被造物，把世界当成就是全部，而忽视了上帝——祂创造的是并非全部（not all），甚至祂不就是代表着那个缺口吗？天主教错把上帝当成了维护缺口的「修理员」，然而他们没法理解爱的不平衡和再创造——爱的不断劳作是因为不足，也是因为我们还相信爱——相信上帝的创造（我们和自然）仍然有效，祂的无能不是要我们背弃祂（虽则祂已经早就不在场），而是怜悯——这不只是上帝对人的怜悯，而是人会怜悯祂——不管是同情还是建立共同体（移情），我们也始终需要上帝——只是这不是犹太教的主体，而这里的怜悯也当然是伦理的，是政治的，不是那种强者对弱者的假惺惺的可怜，而是认识到汝即是他。耶稣的受难也代表了逾越——基督徒对上帝的态度是温柔的残忍。
因此，经过这样的推演，我们就应该明白，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反而会看到祂的崩溃（象征秩序同理）。不管是亚伯拉罕还是约伯都是极其忠诚的信徒，他们为了信仰几乎不惜一切，这摧毁了那些绝对相信诫令或者信上帝得享乐的庸俗福利主义，他们的这种信仰不止是神圣性（saint），也是一种狂信（in-saint），正是这种信仰迫使上帝发现它的罪，上帝在这时才成为人——祂明白了祂的残缺造物——人的精神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把犹太教主体，即暴躁的耶和华看作某种「幼稚发育」，就会发现祂确实沉浸在原初过程（primeval process），即尚未感到压抑，因此在尽情发泄——完全依照自己意愿来杀戮和惩戒，就像小孩子目无法则，随意丢弃处置自己的玩具。但是上帝在理解甚至成为人的过程中，也进入了祂的次级过程（second process），祂也有了自己的法（principle），这法当然不同于律法（law），这是一种责任，却比起完全无责任也无自觉性的原初过程（快乐-不快）要轻松得多——祂的自我否定就是种解脱。这带来的恰好不是负罪感或者内疚，而是否定之否定。第一次否定就是革命带来的血腥（耶和华血腥地清洗罪人），第二次的否定就是受难（耶稣），就如末日审判一样——这终极的审判清理罪恶，却不再定罪和处罚，罪就这样消亡了。
所以，革命中的主体仍然有着这血腥和受难的两面，而且是一分为二。这里隐藏着耶稣的奥秘——耶稣冠以基督（救世主）之名，同样不是因为他非常强大，而是它无能为力，却用人的身躯来表现出了神圣——即纯粹生命的暴力。他所带来的就是一种否定的神学：这不只是对于上帝无能为力的推演，而且是他的最后一次「行动」，用自己的死亡宣告了所有在地神灵的失败，却保全了上帝（即使祂孤悬海外）。因此，革命的主体到最后也只能是受难的主体——它用牺牲来成全了整个世界，当然这牺牲不只是死亡，而是复活——它就是那个断裂本身，而我们承认了世界的断裂，才有机会去挽救它（被压抑物的回归）。再进一步——其实是对于这一伦理-政治的升华，即创造出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结，也就是说，就算我们根本不认识，是完全的陌生人，但是也可以有某种关系。例如两个陌生人聊天，他们总是能够找到某个同样投契的话题，这一个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类似于上帝那样，可以使人们联合，但是祂从来不在场——祂成为了消失的中介。
3.
我说的问题非常现实。很多人以为「爱具体的人」或者坚持某种人际关系（乃至是熟人）就能避免类似文革那种群众斗群众的悲剧。但是文革恰好是政治和人际关系混乱了，他们所主张的很多「阶级斗争」和阶级也没什么关系，而是自己对看不过眼的别人的「斗争」——这其实是不斗争，也没有政治性。阶级斗争的爱恰好是非个人的——只是在同一工作场所却互不相识的劳动者的连结，爱的劳作在这里恰恰是最直接的劳动，以及阶级形成的团结氛围（爱的结晶）。
这就证明爱的普遍性是非人际关系的，它的扩充就意味着要超越个体，直至每个人都明白并相信，这也意味着「爱是永无止息」。所以，这种「具体邻人主义」恰恰是去政治化的，只有抛开熟人（乃至更为低劣的「好邻人」妄想）才能有政治寄居之地。当然，这里同样不意味着要拉开距离，相反，爱是近距离的。从保持一定距离的邻人，再到距离接近为零的爱人（lover），再到距离几乎无限远的爱他人（love other），这多少是有距离的，但是只有一种爱能够拯救我们——就像受难的耶稣一样，不管人们是否认识或者相信耶稣，也能够感受到他传达的信念，这种爱最后是把距离缩窄的。
所以，托洛茨基主义或者其他反对斯大林的努力都失败了，但是他们所体现的就是这种近距离的过火状态——托洛茨基仍然要求保卫官僚工人国家，因为苏联是工人阶级的结晶，而且即使斯大林和其他人试图集中权力，也还没走向完全的对立面。但是后面我们都知道了，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国际，试图用世界革命来挽救苏联，这是第二次革命的契机，也因此被不少人指责为「叛徒」。上述所说的是策略技术上的解释，而回到爱与信当中，则还是爱的坚忍——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放弃，而是因为深爱才不能放弃，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种成全，但重点在于：为了我们的爱，我要背叛这段关系（即使会颠覆苏联和我自己，也要继续下去）。这既是爱的疯狂，也是爱的冷静。
爱所带来的距离的缩窄，也可以体现在某种离经叛道——正义在神那里，而罪在人这里，这是非常古典的神学解释，我们承认这种观点，却不等于正义也像上帝一样和人分离，人就必然有罪。从对创世的演绎中就能看到善恶二元的失败——恶就藏在善之中，罪的诞生不是人不服从上帝意旨（善），而是上帝也是恶的化身——最后的救赎必然是人和上帝的相互赎罪——以前是人走向上帝，现在则是上帝走向人。
从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布洛赫所提出的「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一个好的无神论者」：正如上帝和人的关系不是某个体和很多个体在一起（牧羊人），而是上帝变成了人——耶稣般的具有神性的血肉之躯。是故，对抗忧郁和疏离的方法只能是「异化」：把他人当作自己，完全地进入他人，从保持距离的邻人他物直至几乎没有距离。这不等于消灭差异，恰恰相反，当「我」和「你」出现的时候，我们的间隙就已成定局，只是我们进入彼此是要舍弃自我，这舍弃只是象征式的，却已经难以令人接受，这恐怕也是为什么现在是严重缺爱（永远和他者保持安全距离）的时代。显而易见，基督徒恰好不是一个身份，不是因为信奉上帝或者加入教会才团结，而是克服自己的身份，即使不入教会，也向来没有什么神力救助（反过来，爱国者最适合信天主教），也要坚持下去，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真爱吗？保罗所说的「没有犹太人、没有希腊人、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早期基督教的遗产，实际上各个教会已经将这些优点弃之敝履了。
我们还要再颠倒一次，即「一个好的无神论者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唯有懂得资本主义是什么，才能明白社会主义是什么，同样，理解上帝是什么，才知道无神论是什么。现实社会主义之所以远离了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只是把社会主义当作合法性招牌罢了，勃列日涅夫发白日梦般自称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就足以看到他根本不懂社会主义，反而更懂得自己走在资本主义复辟的路上。所以，苏联解体（事实上已经灭亡）是好事——认清苏东体制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同一性，苏东崩溃后的共产党反而更适应后社会主义秩序，他们经常能在选战中获胜，和资本主义政党几乎无异。因此，现在只有第零条道路——过去的道路都失败了，剩下的确实只有精神，我们这里讲的也是信仰的问题。
4.
信仰已经被天主教弄成了一种类似符号债务的事情，圣经是有这种倾向的，但是，我们说的信仰不能是债务般的——其实没有什么债务，如果革命是债务性的，那就完了——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大他者的债务奴隶，拉康对六八学运的告诫可以改写为「只要你愿意，你总会找到一个债主。」因此，神话暴力和神圣暴力不一样，神话暴力要求的是接二连三的牺牲，但是神圣暴力所讬付的纯粹生命却不要求牺牲——它已经没什么能再牺牲掉了，所以主体的牺牲不是丢掉什么，而是它早已没有什么可以再丢掉——它没有包袱。所以，我们提到了革命的暴力及灭法，不是一种要求摧毁的律令，如果依靠律令来灭法（以法灭法），那就等于什么都不做。而我提倡的「什么都不做」，恰好是不要相信并遵从律法——现在的律法更接近于命令和禁忌，这只是一种限制罪恶，又不断制造罪恶的方式（其实律法主体是最大罪恶的根源）。
因此革命的暴力不是简单地毁掉法律（law），而是拒绝各种符号性委任（公民，人民等名义都应该去掉）。然而，我们相信的还是法（principle），直至律法逾越自身。之所以相信法，是因为它就在那里，我可以置之不理，或者完全地按照其规则行事——这就是神圣暴力的最大意义——它直接执行，没什么意义，更没有什么合法性，追求合法性就会回到天主教那种重复要求赎罪的强迫症，难怪天主教运作如此符合国家（主权法律）。
而法律不能像法一样，就是因为它控制人们（合法性和法即是法），或者制造一些如最高善的借口（最高善终究难以和罪恶脱离），所以人们敬畏它（恐惧是禁忌的基础）。神圣暴力只能属于真法——值得信仰的法是无内容的，无意义的，它自身是目的，更是手段：一个好的目的就是手段本身，它失去目的性才能一直延续下去。这种空无的真法带来的不就是真信（True Faith）吗？真正的信（爱亦如是）就是即使什么都没有，我也依然相信（深爱）。所以巴迪欧和齐泽克重复提到事件，这一概念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信（faith），只有相信事件的发生，才能看到真理，否则就会变成什么都不相信的蒙昧主体。
举一个最简单也最典型的例子，男女平等这一概念早就写在各国法律之上，但是就算是女领导人上台，也不会完全遵守——她不一定有能力推动，毕竟合法性已经框死很多可能。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实现男女平等，还有必要写在法律上吗？如果法律上的东西早已实现，为什么需要法律？而且那些确实以男女平等为圭臬的人，即使没有法条，他们也会自动去做。因此，真法的施行就是每个人的自觉性的顶点——法律没有存在的需要了。所以耶稣直言「我不是来毁掉律法，而是来成全它」。同理，苏联现在是一个失去肉身的幽灵，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才真正地成全了苏联——苏联能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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