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传播大讲堂第245期 | 传播学研究的路径和存在的陷阱

10月29日下午，由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的浙大传播大讲堂第245期“传播学研究的路径和存在的陷阱”在浙大紫金港校区西教学楼举办。

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邵国松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传播法和政治传播。邵国松致力于将中国问题放在国际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为解决本土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可供借鉴、可以信赖的经验。同时，又试图以中国问题来检验国际上经典及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国际学术界的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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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伊始

邵国松以媒介消费、情绪管理理论、认知不协调、传递兴奋原理等引入话题，并与学生们积极互动，不仅带动学生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还营造了良好的讲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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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邵国松认为，真正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地追寻问题答案和理解现象的过程。他提出，研究是整个学科的关键，而善于发现问题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学生要学会提问题，如果不会提问题、不能发现问题，就无法创新。因此对于学生而言，研究就是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
在如何做研究方面，邵国松延伸了重复研究的意义。他谈到任何科学研究一定是可以复制的，特别是对于实证研究来说。在报告分析中，应尽可能提供研究细节，让读者能以复算的方式，独立而完全地复制整个研究。
在对定量、定性的问题上，邵国松讲到，定量研究是为了无情境的概括和预测，是客观、价值中立、变量可测的，研究者在其中扮演客观观察员的角色，常用途径有内容分析、问卷调查、实验法等；而定性研究运用于情境解释，是主观、有价值偏向、可演绎推导的，研究者扮演参与者和共情理解的角色，常用方法有焦点小组、深入访谈、田野调查等。两种方法无高下之分，但各有利弊，需结合参考，择优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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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传播学研究的比较

邵国松还从自己的求学经历出发，讲到早期中国学者在理解西方传播学研究时存在一些障碍。在研究思路方面，西方更倾向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中国倾向于“先立论，再论证”，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在理论背景上，还未引入议程设置、第三人影响、使用与满足理论之前，中国学者很难读懂西方传播学研究论著；在研究方法上，对于内容分析、抽样、实验等研究方法的不熟悉，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国学者的理解难度。但邵国松也欣慰地表示，随着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这些理解障碍正逐渐消除。
邵国松着重强调了研究方法中的网络大数据分析，认为这一方法固然效益更好，但不能被太过依赖。他结合以美国大选时的媒体报道为例，指出媒体的意向不等于现实的意向，纯粹的依赖大数据分析看似客观，有时却会得出使决策者产生误判的结论。所以，我们应当在了解媒介体系、了解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研究方法分析问题。
接着，邵国松也提到了西方传播学一些“不好的方面”。例如，传播行为本质上是主观而复杂的，但西方学者们却试图用数据测量各种各样的传播行为；更糟糕的是，数据很可能会被“操纵”，进而损坏研究的客观性。同时，由于科学的累积性，西方学者们很难在重大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这些差异与问题，恰恰给了中国传播学研究启发。邵国松认为，作为传播学界的后来者，中国还有很多待开发的问题型研究。而中国在定性研究方面偏向宏观，常预设立场，缺乏有力论证；在定量研究方面，描述性偏多，有创造力的关联性较少，数据质量存疑，缺少撰写报告的标准研究方法与标准结构。学者们应在中国和西方的传播学间找一个平衡，聚焦最重要的中国或国际相关议题，采用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回答。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同学们深受启发，纷纷踊跃提问，邵教授也就如何更好地实现质、量化结合、如何处理西方经典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场景中不适用的问题等进行了细致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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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扎娅

图片｜源自于网络
排版｜王一然

责任编辑｜施慧慧 雷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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