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中国政策研究的重要成果 ——评“透视中国”丛书

文丨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丨《秘书工作》2016年08期

图｜网络

从我研究中国国情30 年的角度来看，研究当代中国如同要读懂一部“天书”，让人兴奋不已、回味无穷，但这部“天书”也让人很难真正读懂并深刻理解。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中国？我个人认为，这需要广泛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实地调查研究、综合运用多个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和深入分析，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当今的“中国大势”以至“世界大势”，拿出有深度、有分量、有说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的“透视中国”丛书，总计500 多万字，所收录的研究成果包括经济理论研究、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重要公共政策研究（以下简称“政策研究”）。看了这部丛书，我感觉它正体现了对中国政策研究的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的要求，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政策研究的榜样。

“透视中国”丛书

政策研究必须做到专业化。在中国政策研究领域中，这部丛书可以说是一套可读性强、信息量大、涵盖范围广的政策研究系列专著，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也对研究中国的经济史特别是改革史具有参考价值与历史价值。例如，作者对流通产业的研究构建了独特的社会化大流通理论，从经济运行先导性行业的视角，提出了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混沌化的大发展构想，无疑具有相当的创新性与前瞻性。

政策研究必须做到知识化。政策研究必须做到集成式的研究创新。当代中国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前复杂多变的历史画卷。当代中国的研究一定是在非常专业化的基础上，将各个领域、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进行集成、综合和凝练的结果。任何单一角度、单一学科都难免陷入“只见树叶、不见树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窠臼，这就需要一个从微观调查（树叶）到中观研究（树木）再到宏观分析（森林）的过程，这样才能够克服片面性，真正把握中国问题的全貌乃至细节。这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信息储备和能力储备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从研究专题上看，“透视中国”丛书包含《中国宏观经济报告》《中国现代流通报告》《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与文化报告》等11部著作，从多方面、多视角研究中国，既有对全球化视角下社会化大流通理论的构建，又有知识经济的独特阐释，还有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入剖析，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调控思路的研究更是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记录和研究，为认识当代中国发展提供了多视角、立体化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形式上看，丛书中所包含的研究成果，既有学术性的论文，也有行业性的研究报告、主流媒体的热点文章，还有供咨政决策的研究参考，为学者、业界、公众乃至决策部门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知识信息和研究资料。

政策研究必须研究“真问题”，观察“真世界”，形成“真知识”。这就要求中国学者必须选择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没有调查不仅没有发言权，更没有评论权和建言权。这套丛书的研究成果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色，就是围绕国家决策需求、社会发展需求、群众生活需求，进行了大范围、大规模的地区调研、部门调研、专题调研，形成了《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等一系列深入实践的调研成果。做好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原则的基本体现，更是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时确保主观符合客观，防止和减少判断失误、认识失误、决策失误的重要保障。因此，这也是该套丛书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具有较高研究可信度，又在实际部门具有较大知识影响力和政策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政策研究必须要做到职业化。这里，职业化是指在专业化、知识化基础上长期从事政策研究。中国发展的道路具有独特性，中国研究的国情更具有独特性，因此体制内的很多决策者、参政者和资政者，在信息和实际经验上具有特殊的优势，但往往在知识、理论上存在着一些“短板”。因此，很多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存在着知识与信息、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决策的不对称性、不平衡性和不完全性。也正因如此，在中国进行政策研究，不仅需要职业化的专家、学者来进行，更需要职业化的“学者型”官员、“专家型”官员来进行，并能够频繁交流、共同完成，这样才能形成真正具有原创性、前沿性、权威性的理论成果，能够产生真正“有用、好用、管用”的决策建议。

将政策研究转化为政策影响力。政策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决策者，为其提供及时有用的智力支持，将政策研究转化为政策设计、政策决策。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政策研究成果中大部分都直接转化为了决策生产力、政策影响力：有50%以上的报告得到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70%以上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领导重视。其中，对于中国医药体制改革的思路措施等政策建议，进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国务院的改革方案，形成了国家五年规划的一些提法。这既反映了中国的决策民主机制总是能够吸收并采用真知灼见，也反映了作者熟知并善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于国家决策。

让政策研究成果留下“白纸黑字”。令人高兴的是，作者作为一名国务院咨询部门的官员，又作为一名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并正式出版丛书，留下“白纸黑字”。正如毛泽东在1961年所讲到的，他个人最大的希望是“为人民留点文”，这是指要给后来人留下丰富的思想财富。为政之道本质还是为学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内行领导”，曾引用“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来加以强调。领导干部只有加强学习，做到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科学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既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对从事政策研究的人才队伍提出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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