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杂谈▏院士和科研圈子文化（三则）
壹
院士和圈子文化
文/博士花匠
两院院士，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荣誉，荣誉本身，自然是高洁无暇，当荣誉成为了万千科研工作者、单位追逐的耀眼头衔后，院士其名，焉在？
院士评选，似乎成为了学术界两年一次的“武林大会”，各个学科专业、高校和相关协会争先恐后的推选出自己的头号高手，上台比武。文人们的较量，刀光剑影只在一堆几十上百页的评选材料，和那错综复杂的交际圈。
院士评选制度由来已久，195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233人，这便是新中国第一批院士。这其中，无一不是各行各业响当当的人物，华罗庚、苏步青、钱学森、竺可桢、茅以升等都在其中。
中国工程院的出现则是晚了近四十年，1994年，第一批工程院院士当选，其中包括了当时已经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30人，共计96人。
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姓氏笔画为序）
老一辈的院士们，多是各个学科的开山鼻祖，他们从艰难岁月中一路筚路蓝缕而来，跟随国家发展走进新时代，无一不可谓功勋卓越。那时候的院士，对得起荣誉本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院士的狂热追逐开始逐渐蔓延，院士的荣誉成了主管单位的荣誉，成了学校的无形资本，成了资源分配、学科评比和发展的依仗。培养院士候选人，成为了科研系统的潜规则，资源大幅倾斜，大奖项统统挂第一，身兼无数重要国内国际学术组织的主要职位，从杰青到长江，一点点开始积累，一点点去造神。
其次，近亲繁殖，院士候选人嫡系传承的现象尤为明显，且不说院士弟子是否真的出类拔萃扛得起大旗，国内的圈子文化也很难让非嫡系科研工作者有施展拳脚的天地。这样的圈子文化早已渗透到了科研项目申请、立项、评审和结题的各个环节。
问题更突出的是，如今院士评选提名的途径被锁定在了学会推选和院士提名两条途径，其中院士提名的含金量更是尤其之高，能有多个院士给自己背书的前提下，当选院士融入圈子自然更加便捷。这样的圈子文化，使得拉帮结派之风尤其严重，院士评选早已不再那么的纯粹。
这样被造出来的院士，有很多都没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014年，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王宇澄举报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抄袭、院士申报材料造假；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宁，2014年涉嫌将承担的一个转基因项目的经费转移至自己控股的公司，被依法批捕；原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国泰，曾任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副部长，2015年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原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2017年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2017年院士增选候选人廖朝华涉嫌学术造假，被实名举报；2019年7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被举报剽窃他人硕士论文；2019年6月底，工程院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的关键时刻，河北企业家孙大午公开举报老熟人、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杨宁“技术剽窃”。
这一系列的角色反转，或许只是被揭露的少部分的极端案例。但是从圈子文化中，通过搞社交挤上去的院士，本心何在？还能保持科研人的纯粹质朴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当然，这其中也有另类，2011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在他题为“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客中写到“从2011年8月17日后将不再成为候选人。”博文中，饶毅还历数了中国科研界的浮躁和追名逐利，这算得上是他对院士荣誉背后掺杂的名利导向的不苟和宣战。
饶 毅
2019年院士评选工作，已经进入了第二轮公示阶段，大半的候选人没能进入二轮，留下的，很多都是有过多次评选经验的“熟面孔”了，也许经过几次波折，他们已经开始融入那个圈子了。因为不止他们自己，他们的单位在期待着，他们的学生在期待着，所有一切利益关切的人都在期待着。
贰
“院士”在向“爵士”进化？
文/孙锡良
近十多年来，有关院士评选的是非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特别多的争论，人们都希望科学的殿堂不要一步步被污染，人们希望一年一度的院士大会不要变成爵士大会。然而，令人有些遗憾的是，院士真的正变得越来越象爵士，贵族化倾向十分明显。
要探讨院士评选，可谓千头万绪，因为它早已经脱离纯科学的性质，如果要简单化抽取一些要点，我很想从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管理工程真的有必要列入工程院院士评选吗?二是中国两院院士的待遇贵族化方向是否完全合理?三是中国两院院士评选真的找不到更科学更透明的方案?
首先，谈一下第一个问题，中国工程院为何要增设管理学部？
追溯源头，中国最早只有中国科学院，直到1992年才考虑分设中国工程院，1994年正式批准成立。成立之初，并没有设工程管理学部。后来，为什么要增设呢？2000年，有不少人士高呼企业家和官员也应该有机会进入工程院当院士，每年名额大致限定在7人以下。这是中国学术行政化的重要表现和里程碑。现在，我很难了解清楚当时改革的逻辑和改革的动机，只是感觉到，这个改革给中国院士制度带来了一次比较不好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评选对象是在自然科学理论领域有重要创新和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评选对象是在自然科学工程领域有重要创新和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管理学，不能说完全脱离科学技术，但从学术侧重点而言，它应该属于社会科学院涵盖的领域，不应该划入到自然科学大殿。有人会讲，很多企业家既懂管理，又懂科学，为何就不能当选院士?可以当选，但必须有侧重点，如果企业家本人确有自然科学工程领域的重大创新，评选当之无愧，如果他的工作成绩主要集中在管理领域，那他去参选中国社科院院士才对，不要将两大领域混为一谈。管理部列入工程院是一次不理性的改革，应该尽快改回去。
管理学的“软”性太强，社会性太强，再说直白一点，虚的东西太多，特别是套取西方管理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太多，原创性极其有限。用民间更好理解的话来讲，就是管理工程部的院士很水，它严重影响了院士的含金量和评选院士的严肃性，越早剥离掉，对中国院士的形象越有利，长此下去，中国工程院的形象也将大受影响。
再退一万步讲，就算让管理部留在工程院，老板富人也不宜参评院士。就水平而言，欧美日韩，成功的大老板很多很多，按李彦宏和王传福的标准对照，全世界至少有五百至一千人可当选各国院士，中国至少有一百人可当选院士。世界各国有这么操作吗？中国这样操作合适吗？富人名人硬要戴这个帽子也行，就给他们个名誉院士。
其次，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中国院士的待遇问题。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中国，好象任何质疑院士待遇的行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当大家都在骂明星们的待遇过高时，你再质疑院士待遇就显得更加不得人心。
有人认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次性能得到几百万元，跟这相比，中国院士的待遇不算什么。实际上并非如此，诺奖得主也就是一次性待遇，有很多奖项还是多位科学家分享奖金，它更侧重于名誉和精神。中国院士的待遇是终身待遇，其覆盖的范围和深度几乎让一般人难以理解，北京上海院士太多，可能不太能看得出来，其它地方的院士，几乎是“神”一样的存在，中国院士在中国的学术权威性会比美国诺奖获得者在美国的学术权威性更高，至于金钱、政治和社会地位，那就更是不可比了。
如果说院士们真的名副其实，拿世界最高的待遇倒也无可厚非，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分摊下来的担子也不算太重。然而，不断新增的批量院士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呢？他们的“成果”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呢？有多少院士是靠硬绑绑的科研成果祼评成功的？祼评之外的因素与英国加封爵士的参考因素是否有相通性？
最后，很想再来讨论一下两院院士的增选制度。
为什么要评那么多院士？中国科学院每次评选不超过60人，中国工程院不设限，但一般也差不多。表面看起来，两院院士新增人数每次都不固定，且并非要求满额。实际操作上，每届都是满额或接近满额。也就是讲，不管中国科学与科技进步如何，每隔两年，就会产生一百多位两院院士。对科学院院士的要求，不是对教授和博士的要求，是必须有科学或科技领域的重大原始创新，对工程院院士而言，是要求其成果在工程领域有重大突破性创新，不是一般性追赶或跟踪性学习。名额大致定下来了，成果创新并非都能跟得上，这就不排除有部分甚至是很大一部分人名不副实。
为什么不可以用“倒推制”评选院士？现在，评选院士，采取的是“推荐制”，从各个口径进行推荐。看起来很公平，实际上避免不了人情，国家科技大奖的评选跟两院院士的评选本质上都是那么一波人，都是旧学术权威来培植新学术权威，门户帮派风气在圈内盛行，很难真实表现科学真理。如果换成成果“倒推制”，可能形式与效果都会不大一样。比如说，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不完全看参选人的科学奖项(因为有水分)，也不直接看论文级别(因为工程更着重应用)，直接从工程创新的实践应用环节进行考察，如果你的成果直接促成了中国在某一关键领域跟上国际领先水平或超越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又能证明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的真实性，文本材料和获奖等级就根本不重要了。“推荐制”推出来的成果局限性在哪里?在材料与实践的脱节。有很多院士参评成果，最后都躺在了论文里、柜子里和证书里，明说是工程应用的重大创新，实际工程领域中，连影子也找不到。评选工程院院士的参评专家不能只坐在办公室讨论，不能只靠阅读材料评审，应该都下到工程实践环节中去核实，让造假者无处藏身。
评选材料能否只允许匿名显示核心成果？现在，参评人提供的材料大而全，行政的，科研的，获奖的，论文的，堆积得越丰富越好。既然是评院士，就不应该看细节，因为有细节的人太多，应该就只提供最简单的核心成果，一项或多项，其它材料全省略。参选材料也不允许署名，不允许署获奖等级，不允许署单位，评审专家只能看到科技成果材料，等评审完以后，再回溯找申报人。核心成果参评人必须注明本人参评成果的原创成分、应用支撑和应用效果，让所有人对该成果的真实性能实现验证。
院士评选材料可否全部设置挂网公评的环节？目前，中国的院士评选，虽然也有一个内部公示期，但其实只是个形式上的公示，并没有把院士最重要的参选支撑材料公示，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看到。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今天，在中国科技人才覆盖面还比较广的现实背景下，完全可以把所有参评人的核心参评成果挂到专门网站(在中国工程院网站设立一个公开的“遴选院士成果公开评议专栏”)。光设专栏还不行，还要允许公众完全自由地发表学术评论和公开质疑，挂了网，却又对公众公开质疑设限，那就毫无意义。
院士评委能否否实现“内外五五制”？据说，目前的评审专家中也有极少部分外籍专家，以示评审客观公正。但这远远不够，内外五五制可能更好。前些时候，看到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的一篇讲话文章，他说自己在哈佛带了一个中国博士，有剽窃论文的爱好，他很不喜欢这个学生，最后这个学生就回国了，回国后，居然还当上了科学院院士，名气在国内大得很。也许是个案，但却很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的“院士级成就”在国际上到底是个什么水平?老百姓很少知道，就连大学里的教授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如果要让中国顶级科学家具有世界级水准，评选院士的评委应该邀请一半左右的外籍科学家评委，并且也是匿名材料评审。国内专家圈子思维太重，甚至还有相当强的师徒裙带关系，即便匿名，还是会有人能按图索骥找到具体人。外籍专家这大概就不会干这种事，会更为客观公正一些。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是真心尊重知识和人才，应该是尊重真的科技人才，而不应该是尊重权力型人才，不应该是尊重财富型人才，绝不应该尊重学棍型人才。真的科学家，真的科技精英，国家给予多高的待遇，老百姓都会鼓掌通过。科学的殿堂一旦沦为权力和财富的角斗场，“院士”迟早都会变成“爵士”，老百姓迟早会放弃对院士们的崇敬。院士爵士化是对科学与技术的最大不尊重。
叁
如何看待“科研圈子文化”
文/刘庆生
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旗帜鲜明地提到“反对科研领域‘圈子’文化”，并列出若干“科研圈子文化”表现。
“科研圈子文化”是一个老话题。其实，在国际同行之间也存在科研或学术圈子，当然通常没有演变成为一种“圈子文化”。因为作为相对比较纯粹的学术同行圈子，来自不同国度，文化背景差异大，尤其是强调“个性色彩”的欧美国家，难以形成具有共同认知的“文化”。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社会公众依据各自需求形成各种规模的特色圈子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应该盲目谴责。因为虽然以各自利益和诉求形成了圈子，但不一定能形成文化。而“圈子文化”应当属于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圈子，例如以学者组成的“科研圈子”。
当然，这类圈子，尤其是“科研圈子文化”的社会表现极其复杂，良莠不齐。鉴于此，国家相关部门发文要求学术同仁纯洁各自的“科研圈子文化”，规范圈子成员的道德行为，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做贡献。
我们反对“科研圈子文化”，自然是指那些缺乏道德底线的、丑陋的“科研圈子文化”。由于这类“圈子”具有文化色彩，它对社会发展带来的破坏不可小觑。
这种“科研圈子文化”主要体现在：
⑴为国家科技部门“出谋划策”时带有明显个人圈子私利。这种“圈子私利”一方面不能为国家管理部门决策提供正确的谋略，另一方面也打击和践踏了学术共同体的正气。
⑵这类“科研圈子文化”严重干扰各级“人才项目”“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的评审，明目张胆或暗中操作关照自己所在圈子的利益，人为制造科技领域的社会不公平，严重干扰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良性发展。
⑶“科研圈子文化”造成了学术论文评审过程乱象丛生。
学术论文是科技知识的载体和重要表现形式，是广大科技人员学习同行先进思想和技术的重要途径。如果由于“科研圈子文化”干扰产生一些劣质论文，将误导学术同行，尤其是那些正处在学术成长过程的年轻学子。
其实，评价和判断那些是否受到不良“科研圈子文化”影响的成果不难。
尤其是那些圈子的“圈主们”，他们把持了很多项目评审过程的发言权，出现了一些明显低劣的项目竟然顺利通过的现象。虽然我们科技管理部门一直推行回避和黑名单制度，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例如，当某些评审结果公布时，一些明显不符合条件的人和成果获得通过，这时人们自然会责问为什么。如果是学生的科研成果，社会公众一定会将其归结于他导师的圈子，这就是公示的力量。
记得有一次学校学术委员会中期考核学校“特聘教授”时，我断然否决了我所在学院一位“特聘教授”，导致他提前结束聘期。因为这位“特聘教授”在岗期间没有任何显著成果。他也许怀着侥幸心理，以为中期考核会走过场。为此，一位副院长对我还有一点意见，但是他知道我是为学院发展着想也没有过多责备。
“科研圈子文化”并不具有中国特色，它属于学术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向世界先进国家学术机构那些具有较好自律行为的同行们学习。
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授在课题组成员提交论文评审结果出来后，就告诫课题组那些被拒论文的成员：“不要责怪评审人，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的论文为什么被拒？”
10多年前，我曾给湖北省相关部门领导写信建议，大学校级领导不要担任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不要主持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项目。因为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投入大学管理服务。后来，有位领导很重视，委托湖北省相关部门负责人专程前来我的办公室听取意见。记得当时他们和我说过一个有趣和无奈的事情：有一年他们邀请一所大学的一位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出任省级科技奖励评委，而恰巧当年这位教授所在学院院长申报了一项科技奖，并叮嘱这位教授一定要在评审会上“做工作”，确保院长奖励能顺利“拿下”。
但事与愿违，院长的项目落选，院长责怪教授没有“做工作”，后来这位教授干脆向省科技奖励管理单位提出，以后不参加省里的科技奖励评审了。我认为，政府治理“科研圈子文化”应该下猛药，就像治理大气雾霾那样要打持久战。
当下“科研圈子文化”治理既需要进一步规范科技管理部门成员的道德与职业行为，也需要净化“科研圈子文化”的主体——广大科研从业人员。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所说，不要花时间去拉关系，而是尽全力做研究，以实力取胜。
其实，一个人的尊严、学术地位以及别人发自内心的尊敬，永远不可能靠拉关系获得，只能源于自己真正的学术修养和贡献。那些天天热衷于拉关系的浮躁科学家，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即使表面风光，事实上也会被同行从心里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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