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题▏郭群长：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地理观点
试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地理观点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六周年
毛泽东在延安（来自互联网）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同时，自人民军队创建之日起，人民军队就开展军事地理研究和兵要地志调查工作，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以及关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作战方针的文电中，对革命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军队建设以及战争、战役行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等，都作出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形成了一系列军事地理观点。这些军事地理观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制定军事战略、创建革命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决定作战形式、开展革命斗争等提供了决策依据，并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值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六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作纪念。
一、地理环境是军事战略决策的客观依据
自古至今，任何军事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进行的，都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要了解和分析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就必须首先知道战场的位置、范围、交通、地形起伏等自然地理环境信息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环境信息，这是确定战略方向、战略目标和制定军事战略的客观依据。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朱德等十分重视地理环境研究及其在军事决策中的运用。
中国共产党在决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开始，就把地理环境作为军事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地理形势后，认为广东受大革命的影响较深，工农运动基础较好，地理位置上有利于取得国际的援助，因而作出将党所掌握的部队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求发展的战略决策。1928年7月，刘伯承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首先使用了“军事地理”一词，对南昌起义后部队之所以南下广东的地理优势做了全面阐述。只是由于起义部队仓促南下，未能及时整顿和稳定部队，逃亡现象不断发生，在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情况下损失惨重，未能实现预定目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毛泽东等深刻认识到地理环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先后作出过大量的论述。如1933年6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红军学校的《红色战场》刊物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指出“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强调“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 1936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重要论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1938年初，朱德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指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1948年1月，彭德怀在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上，总结了陕北9个月作战的经验，强调“敌情、我情、地形是下决心的根据”。毛泽东等所说的军事、政治、经济、人民（员）、地形、交通等，都是重要的军事地理环境要素。
毛泽东等善于适应地理环境和战争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或调整军事战略方针。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双方所处的地理环境，认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掌握强大的武装力量，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控制着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在地理环境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虽然弱小，但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革命有可能在农村区域首先取得胜利，这就使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必要的地理条件。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3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创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并提出了一系列作战原则。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研究和对比分析中日之间国家地理环境的基本情况后，得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进而作出进行持久战的战略决策，对全国抗战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民党准备全国性的内战和人民军队空前壮大的新形势，以及我军在地理环境优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千米，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向全军提出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思想，并根据战争形势发展适时作出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战略部署，为人民解放军在较短时间内全面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指导。
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来自互联网）
二、地理环境是创建根据地的基本条件
革命根据地是人民军队赖以保存和发展自己、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因此，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开展人民战争的需要，也是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十分重要，是创建革命根据地最基本而又重要的条件。
群众基础是最重要的人文地理环境要素。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为此，革命根据地最初建立的地区，一般选择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工农运动比较发达的地方，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这些地方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建立过工会和农民协会，党的工作基础和人民条件较好，在人文地理环境方面占有优势。因此，根据地首先就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如井冈山、湘赣边界、赣东北、鄂豫边、湘鄂西等根据地。后来，其他省如福建、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省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已在全国10多个省的100多个县建立了大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自然地理环境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同样重要。1927年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充分考虑了井冈山有利的自然地理环境。1928年6月，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指出：“一是此间（指井冈山）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二是党在此间是无组织进而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弃之可惜；三是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 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再次分析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有利的地理环境，提出了巩固根据地的办法：修筑完备的工事，储备充足的粮食，建立较好的红军医院。据此，最初的革命根据地，主要建立在敌人力量薄弱而地形险要的农村山区，特别是在两省或三省交界地带，这既有利于作战的地理环境，又有一定给养和经济力。有了这样的战略基地，红军面对优势的敌人，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连续取得作战的胜利，发展了红军队伍。
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就必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等创造性地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根据地建设理论运用于实践，形成了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理论。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在江河湖汊更不待多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地区，建立了十几块抗日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人民武装力量，不仅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地理环境。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独占东北。为打破国民党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从山海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已有部队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并于1945年9月9日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为此，中央军委迅速抽调10余万大军进军东北，利用东北辽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发达的工业和便利的交通，将其建设成为强大的战略基地。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路途遥远、风吹雨打、道路泥泞、风大浪高、供给不足等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发展壮大人民军队以及粉碎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演讲（来自互联网）
三、地理环境决定着作战形式
地理环境是战争的载体，制约和影响着战争的准备、组织和实施，这种作用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因此，战争中运用什么样的作战形式，除取决于于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外，还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毛泽东指出：“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这三种作战形式，相互密切配合，反映了人民战争的全部内容。毛泽东等在指导革命战争实践中，根据我国的地理环境、敌我力量对比、我军的作战能力和任务，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灵活地运用了三种作战形式，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发展壮大了人民军队，达到战争的目的。
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红军数量少，武器装备差，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农村山区，物资供给很困难，红军又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强大敌人的“围剿”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使红军不能采用正规战，而只能利用根据地的险要地形开展游击战。在党的领导下，红军经过三年（1927年南昌起义至1930年夏）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发展了红军队伍，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随着游击作战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各根据地红军总结出一套具有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其中以井冈山红军总结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最具代表性，毛泽东称之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对游击战争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特别是实行战略转移后，红军经常处于流动的地理环境中，则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在机动中寻找战机打击围追堵截之敌，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
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阐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1938年5月，毛泽东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对前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的认识进行了总结和升华，撰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全面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及战略指导的重大问题，标志着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全面形成。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处在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所攻击。这种情况导致了两种现象的发生：一是敌人占地甚广，二是战争的长期性。敌人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留下了很多空虚的地方（这就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环境），因而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大规模的外线单独作战。由于中国处在进步时代，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军队和日益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这就是有利的人文地理条件），因此抗日游击战争是大规模的。这种大规模的、在外线单独进行的游击战争，客观上就存在着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高层次战略指导问题。同时，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中，指出袭击是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方式，阐述了详细袭击的要领和方法，强调袭击必须依托良好的地形。
经过抗日战争，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268万人，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千米、人口1.25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具备以较大规模运动战歼灭国民党军的地理条件和作战能力。据此，抗日战争一结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我军以大规模运动战打击国民党军的进犯。运动战是实行歼灭战的主要作战形式，而运动战能在运动中创造和选择有利的战场地理环境，运动战便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中的若干原则与地理环境有关，如分散和孤立之敌往往在地理环境上不具优势，而集中和强大之敌则具地理环境优势，因而“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中小城市和乡村之敌往往孤立少援，在地理环境上较大城市优势弱，因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地理环境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指出：“人民赞成、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在战略决战阶段，为消灭坚守中心城市之敌，人民解放军主要采用阵地战。在战略追击阶段，针对特定的战场地理环境，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大踏步进退、往返机动、围城打援、远距离包围迂回等战术战法，消灭残余的国民党军。
1944年1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测量队全体人员在延安合影（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
四、测绘准备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
自古至今，作战离不开对战场环境的感知。除了现地勘察，感知战场就靠地图。1936年2月，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对学员这样说过：“没有地图，作战行动就没有方向。有了准确的地图，指挥员就有了眼睛。”可见，测绘和地图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回顾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每次战役胜利的取得都离不开测绘和地图的先行准备，而测绘和地图准备不充分往往是造成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军创建初期，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专职的测绘人员，地图资料十分缺乏，所需地图只能靠收集和缴获，所用地形略图或路线图大多靠指挥员自己绘。1928年10月，中央军事部设参谋科，主要任务包括搜集和制定军事地图。此后，地图保障和军事要图标绘成为各级司令部的一项重要任务。1930年4月15日，中央军委制定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把“全国军用地图的搜集与绘制，特别是大城市的街巷详细图”作为重要的军事任务。1932年后，根据红军队伍发展和作战规模扩大对地图需求急剧增加的形势，红军学校及一些部队陆续开办了测绘训练班，1933年5月红军总部设立地图科，多数红军部队相继设立了测绘机构或编配了测绘人员，以加强测绘和地图保障工作。在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朱德都在战前要求部队，派得力参谋调查行军路线、侦察地形、调查兵要地志和绘制地形略图。但是，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战略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出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红军到陌生地域行军作战，地图保障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湘江战役中，由于一些部队缺少当地地图，又找不到向导，导致指挥失灵，走错路线而贻误渡江有利时机，遭受重大损失。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一沉痛教训极为深刻，使得各级红军指挥员更加重视地图搜集和测绘保障工作。
长征途中，每次简易测绘或缴获的地图，都在关键时候发挥重要作用。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即电示各军团：“我野战军为与敌进行战斗，创立新根据地，对于现地区的地形道路应迅速侦察测绘并制图送军委”，并对测绘的办法和任务分工做了具体规定。根据任务分工，军委总部地图科突击测绘了遵义城的地形略图，还编绘了方圆数百里的路线图。2～3月，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利用所测地图，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4月下旬，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地区，准备北渡金沙江摆脱敌人尾追。但由于缺少该地区地图，不知渡口在哪里，部队上下万分焦急。紧急关口，红军部队缴获了国民党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请求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援的一批云南1∶10万地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兴地说：“我们应当‘感谢’龙云，是他解了燃眉之急。”红军利用缴获的地图，迅速找到渡口的位置，部队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取得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然而，张国焘公开反对北上方针，9月5日令左路军部队南下，9日又电令前敌总指挥部主要领导，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并于当晚要来不久前在包座战役中缴获的一套甘肃1∶10万地图，装作巡视部队的样子，连夜从左路军到了随中共中央行动的右路军。10日凌晨，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陕北。叶剑英带来的这套甘肃地图，是当时全军仅有的一份，叶剑英称这“可是要命的东西”。毛泽东利用这套甘肃地图选择行军路线，率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宁苏区西部的吴起镇，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10月下旬，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以5个师3万余兵力向陕甘宁苏区发起进攻，企图乘中共中央和红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毛泽东、彭德怀决定诱敌深入，在直罗镇待机歼敌。于是，电令红1、红15军团迅速调查绘制直罗镇地区的地形略图，还亲自率团以上干部实地察看地形，部署各部队伏击的位置。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在直罗镇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7军1个师又1个团，毙伤俘敌63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苏区的进犯。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直罗镇战役总结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如果“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这有力地说明了战前充分的测绘准备，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1937年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展开后，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发给了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国内已测地区的军用地图，改变了部队缺少地图的状况。但这些地图多为各省独立测绘，测绘基准和标准不统一，不仅成图质量差，图幅不全，而且发给数量少。特别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后，不再给八路军、新四军供应地图。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举办测绘训练班，培训测绘人员，扩大测绘队伍；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地形图补测、修测工作，并利用简陋的石印设备大量地翻印地图，以满足抗日游击战争用图需要。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5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成立后，为保证陕甘宁边区防卫作战的用图需要，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决定：成立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负责地图测绘、制印和部队测绘人员培训工作，开展陕甘宁边区1∶5万地形图测绘。联防军司令部测量队成立后，突击制印了陕甘宁边区350余幅1∶10万地形图，还先期展开了边区的1∶5万地形图测绘。陕甘宁边区测图，在各军分区临时测量队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两年多到1945年初结束，共测绘1∶5万地形图200余幅，面积近17万平方千米，覆盖边区的28个县，这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实测面积最大、较正规的一次测图。1947年3～6月，彭德怀利用这些地图指挥西北野战兵团，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蹯龙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到更加广阔的地域作战，地图需求量很大。为此，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坚持举办测绘训练班，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还成立了测绘学校，进一步扩大测绘队伍，以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发给的地图和作战中缴获的地图为底图，夜以继日地大量翻印地图，随印随送前线部队，保证了前线部队作战用图的急需。
毛泽东利用地图研究战场态势
（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历史资料》）
五、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2000多年前，《管子·地图篇》就强调：“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审知地图的目的，就是认知战场地理环境，为定下作战决心提供依据。孙子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可见，提高指挥员利用地图认知战场地理环境的能力，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至关重要。
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人民军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步提高，不断加强测绘和地理（形）知识的学习训练。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后，即把军事地形和地图知识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1933年10月，中革军委印发《改组军事学校的办法》，规定“地形学应放在最前一位的科目中”。为此，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各部队坚持利用作战间隙举办测绘训练班，加强作战测绘保障力量的同时，还把简易地形测绘、军事地理和军事地形列为各类军事学校重要的军事课程，提高各级指挥员利用地图认知战场地理环境的能力。
根据作战地域地理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等都及时对部队指挥员提出要求，加强地图知识的学习，提高战场地理环境的认知能力。1936年7月，红2、红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北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为保证北进计划的实现，8月1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等下达指示，要求“排级以上干部均学会看地图”，会利用地图选择行军路线。1937年7月，面对国家安危的严峻形势，中央军委下达《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指示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的同时，要求官兵学习东四省（指民国时期的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华北五省地理（指民国时期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了解地理国情，树立抗战必胜信心。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领导普遍要求一线指挥员学习地理（形）知识。1940年4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总指挥粟裕在主力部队指挥员集训讲话，指出：“侦察和熟悉地形，对于军事行动、作战胜负关系极大。我们一定要把我军活动地区的地形弄得很熟，要把地图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熟记山川、河流、湖泊、道路、桥梁情况，并明确这些地形对敌我双方的军事价值。这样，我们就能充分利用地形之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抽调大批主力进军东北。针对大批部队初到东北，官兵地理民情不熟的问题，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要求各部队必须注意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
解放战争展开后，人民解放军从解放区到广阔的陌生地域作战，指挥员熟悉地理环境就尤为重要。1947年6～7月，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30日，毛泽东即电示刘邓：给“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发每连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8月24日，毛泽东又电示策应刘邓大军作战的华东野战军：“令各级干部研究地理环境（营长以上每人发简明地图一张）及民情、敌情，以利作战。”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三大战役为主的战略决战，各野战军测绘人员突击翻印了大量地形图，还绘制了城防图、工事图等专用地图，供参战部队熟悉战场地理环境。平津战役期间，为使有重大价值的文物古迹、各大学校和工业设施免遭破坏，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电示部队：“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布1949年人民解放军将向全国进军，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追击阶段。1949年2月10日，根据人民解放军将到更加广阔地域作战的实际，毛泽东电示各野战军：“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印制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除发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这些指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都积极想办法落实，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地理观点，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军事地理学在中国的新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信息化战争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对军事测绘导航建设和战场地理环境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地理观点，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战场环境测绘导航建设，做好战场环境测绘导航准备，更好地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战场地理环境保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备注】1.本文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6周年而作，版权归作者及刊载媒体所有。2.本文撰写过程中参考引用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刘伯承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2年）、《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测绘史》（测绘出版社2002年）等文献。
--2019年12月25日，于北京
1
END
1
【作者简介】郭群长，是一名在军事测绘战线工作了40年的老战士，主要从事军事测绘历史和地理空间信息共享研究；先后有10项成果获军队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出版著作17部，发表论文70余篇，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表彰为“为新中国军事测绘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六十名先进个人”；曾被聘中国测绘学会大地测量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测绘学会副理事长及兰州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本文编发得到了作者的授权，在此，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与感谢！
相关阅读推荐
国庆专题▏军队测绘建设的回顾与思考杂谈▏军事测绘“八字”业务作风溯源
八一特刊▏致英雄的测绘兵，丈量祖国河山的人
军史回顾▏历时53年，测绘部队完成海洋国土基本测量
漫谈▏横竖撇捺折提钩－－中国近代军事测绘简史
公众号
溪流之海洋人生
微信号▏xiliu92899
用专业精神创造价值
用人文关怀引发共鸣
您的关注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投稿邮箱▏1216344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