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注定失败？

不能不知道A 2021-04-2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循迹晓讲 Author 瑞鹤

来源：循迹晓讲刊发经授权

2020年的年终岁尾，财新周刊的编辑高昱写下了一段颇为伤感的话——“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地说一句，过去三十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

此话一出，网络上各种评论是炸了锅，一种压倒性的舆论是幸灾乐祸的态度，“这是公知的失败，却是人民的胜利”。鉴于国内对公知的态度，这样的舆论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网上的狂欢，正如高昱接下来写的那样，“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键盘侠们举着放大镜，在微博上围剿着一切敢揭伤疤的人”。

当然，此言一出，知乎上和一些网络上就会有“如何看待‘启蒙失败了’的言论”，类似这样的问题。只不过，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之前，把“启蒙”的历史回顾一下，还是颇有必要的。

当然，还是那句老话，文章太短，写的很仓促，诸位有什么想说的，留言区见就好。

历史上欧美的启蒙

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启蒙运动又称启蒙时代与理性时代，指一场在17世纪及18世纪于欧洲发生的哲学及文化运动，该运动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

人类历史从此展开在思潮、知识及媒体上的“启蒙”，开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德意志哲学家康德以“求知”的启蒙精神来阐述人类的理性担当。他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的最终解放时代，将人类意识从不成熟的无知和错误状态中解放。

维基百科未必精准，但对整个启蒙运动的脉络概括得很精准。按照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启蒙运动的核心在于“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在启蒙之前，人类得有足够发达的理性，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解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

何谓理性呢，简单点说，就是“做一件事要考虑到它的后果”，在认可因果规律的前提下，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这事儿看上去不难理解，但直到现在，真正理解这个的人并不多，许多人还是觉得“人这辈子是上天注定的”，或者说“做一些祈祷感动上天，自己或许就能转运了”——今天的人们已然如此，在17世纪的欧洲，基督教和封建等级制的影响非常巨大，能够意识到人类理性的力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人类理性力量觉醒，往远了说，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非常有关系，往近了说，17世纪以来，一些科学规律被总结出来，并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很广泛的应用，诸如工业革命的成就，大抵都是建立在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的基础上的。

当然，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谈“工业革命的成就”为时尚早，但牛顿力学在天文学上的应用让人类第一次意识到“人类的理性可以为自然立法”，在整个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科学指导着人们认识自然，看上去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具体参见本人的两篇：正本清源：到底什么是「逻辑，私货，辩证法」？| 循迹晓讲，正本清源：当我们在谈论科学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么？| 循迹晓讲）。

于是当时的很多欧洲知识分子也觉得“科学是万灵药”。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分析学家、概率论学家和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图源于网络

19世纪初，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声称，“如果能掌握全宇宙中每一个粒子的瞬时位置和速度，根据牛顿力学定律，就可以预测出未来任意时刻粒子的状态，同时也能推算出过去任意时刻粒子的状态。”且不讨论这个言论是否在违背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言论背后，能看得出来当时的人们对科学的无限期许和雄心壮志，直到现在，很多人写作文开头也会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这句话背后的心理，跟拉普拉斯的那个预言其实是一致的。

总之，科学在探索自然方面的成就给了当时的人们莫大的自信，于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能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设计出一套新的社会制度”，来解决人们实存的基本问题呢？

当时欧洲的人们也的确有“实存的基本问题”。迫切一点的，比如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新兴的市民商人阶级有财产但政治权利并不足够，赋税制度并不合理，等等等等。

不那么迫切，但一些很本质的问题也是有的，比如“人如果不是上帝的奴仆，又该是什么”，比如“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根源是什么，是否合理”，等等等等。

倘若这些问题得不到满意的解答，那些更迫切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满意的解决。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一种新的伦理学，对社会的改变是无从谈起的。

所以，到了18世纪，一些西方的思想家开始用逻辑的方式去“构建”一种新的伦理学，这便是启蒙运动的本质了。

｜伏尔泰图源于网络

在这样的新伦理学中，人不再是上帝的奴仆，人人生而平等，关于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专著，这里并不展开去讲（没个几万字讲不完），关于这样的新伦理学，一个很直接的反映是美国独立宣言里的几句非常著名的话。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其赖以奠基的原则，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但是，当追逐同一目标的一连串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独立宣言》和美国的诞生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先有启蒙运动的思想，后有美国的诞生，美国的独立战争的确受到启蒙运动的很多影响，美国也的确成为了一个和旧有的国家很不一样的“新型国家”，看上去启蒙运动的思想将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后来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路易十六走上断头台图源于网络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这次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直接源于启蒙运动。

在当时激进的革命派看来，腐朽的波旁王朝既不自由，也不平等，更不博爱。既然如此，这样的旧制度必须推翻，“国王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那既然国王都上了断头台，一切不够“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人，即使过去曾经是革命战友，那也必须去死。

于是乎，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席卷了几乎所有人，到了最后，来自科西嘉岛的异乡人拿破仑靠着军队的支持上台，给这次大革命画下了一个非常不完美的句点——如何看待拿破仑的霸业，自然是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的统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更不博爱。大革命的理想，到最后是以无比讽刺的形式收场的。

｜《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书影图源于网络

在法国大革命的当时，就有人对它提出了非常猛烈的抨击，比如英国人伯克写过《法国大革命反思录》，法国人托克维尔写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大革命进行了批判和思考。

但他们的观点很不讨喜，大革命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启蒙运动的一切对当时的各阶层人们都有着深刻的吸引力，往后的许多激进的社会运动，都能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根源，大革命怎么可能是错的呢？启蒙怎么可能是错的呢？革命者的本意都是好的，只不过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了而已。

时间进入到19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大革命的参与者纷纷作古，与此同时，技术革新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一日千里，很多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力量”更加深信不疑（这其实违反了科学精神的本质），并总想着“提出一些理论去解释一切历史和社会现象，并知道人类未来的发展”，这其中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是德国犹太人马克思。

他的社会学经济学理论，都是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去进行论证，当然，这些理论应用到现实中的后果是什么样，看看20世纪一些国家的历史，读者诸君不难知道答案。

说起来，迷信科学的力量，力图对人性，社会和历史进行概括总结，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一意孤行，更是非常危险。

｜上世纪30年代的乌克兰饥荒图源于网络

19世纪的知识分子没办法预知20世纪会发生什么，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历历在目，他们本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但很遗憾，他们并没有——尽管他们在很多时候被看作神灵一样的存在，但他们毕竟是人，是人就一定会有人性的弱点，即使号称全知全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导师，亦不能免俗。

欧洲的启蒙运动，即使用非常概括的话去讲，也得扯这么多。关于这样的启蒙，能总结出点什么呢，大约是这些吧。

1，首先，启蒙运动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科学本身是基于事实的逻辑推演，这和“解决现实问题”是无关的。但是，没有这样形而上学，启蒙运动就无从谈起，“用某种思想去解决现实问题”更无从谈起。

2，不可否认，启蒙运动对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美国建国之后之所以走上（相对而言）比较成功的道路，除了启蒙运动的贡献，产权私有，保守渐进的政治经济思路也同样不可忽视。换句话说，近代以来的社会改革，启蒙运动是很重要的思想源泉，但光有启蒙运动，是肯定不行的。

3，启蒙运动的副作用在于“迷信科学的力量”，试图用一套“防止四海皆准”的理论去解释人类的历史和社会，这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的妄想，说的再深一层，这算是人性中的贪婪和懒惰。当“科学至上”的口号压倒一切，伴随而来的往往就是巨大且持久的灾难。

只有理解这些，才能看到当“中国”和“启蒙”放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中国启蒙往事：“救亡压倒启蒙”是真的么？

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有过一段百家争鸣的时期，大清覆亡之后，各种西方的思想接踵而至，而中国似乎有亡国灭种的祸患。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很多知识分子试图唤醒民众，但最终，这样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且国家民族也等不起，所谓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到最后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救中国”。

｜五四运动图源于网络

到了五四运动之后，“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成了大势，中国知识界也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激进，直到最后让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也在后来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这就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叙事，这种历史叙事有别于官方对那段历史的看法，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样的叙事没有问题。

首先，启蒙的前提是科学。在这方面，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科学素养是基本匮乏的，这种匮乏指的并非“学术知识的匮乏”，而是“科学精神的匮乏”。即使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或许能把一些专业的知识学的非常精通，但对于“以事实衡量权威，批判权威”这种态度，则是浑然不知。

也因此，这个时代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一切，要么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要么是看到一点点不好，就不假思索地全盘否定。

当然，认真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没有，但在公开场合发声的知识分子，其言论并不能看出多少“科学”的谦逊和踏实，一会儿说“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一会儿又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言论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凭什么这么说，这可就语焉不详了。

科学精神的匮乏，并不是说“崇尚科学”就可以掩盖的，没有了基本的科学精神，所谓的“启蒙”，也不过是一场春秋大梦罢了。

其次，欧洲的启蒙运动是要解决一些很现实，很具体的问题，前面已经说了，“新兴的市民商人阶级有财产但政治权利并不足够，赋税制度并不合理”，这些都算，请注意这些问题的边界都是“个人的权益问题”，既然是个人的权益，那就会很自然地去思考“人是什么”，当然也会谈到社会，但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人”为主体去谈论社会的，这不仅是胡适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主义”的态度，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态度，但很可惜，在“家国情怀”过于旺盛的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这样的人本主义还是太少了。

｜人一旦痴迷于宏大叙事，最终会走入歧途图源于网络

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并非是近现代才有的东西，从古到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生们孜孜以求的梦想。

在这样的语境中，所谓的“苍生百姓”是一个个模糊的客体，他们的感受并不重要，最终只要国家好了，庶民自然是欢欣鼓舞的，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当近代来临，儒生转型为知识分子之后，这样的惯性也还是保留着，直到现在。

所以，指望着这样的知识分子“从个人的立场上去想问题”，的确是太难太难了。

这样一来，所谓的“启蒙”，也会偏向于一些宏观抽象的大词，这些词汇（譬如民主，科学，独立，民族）或许听起来非常动人，但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并没有什么助益。

这样看来，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所谓“启蒙”，之所以失败了，并非完全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缘故。

没有严谨的科学和逻辑做基底，又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更何况还急于求成，这样的启蒙比之于西方，最好也就只能做到“徒有其表”，它在短时间内没达到目的，也是注定的事情。

当然，这样的失败原因为何，并不是这样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固然，按照冯克利教授的说法，“我们学习西方的时机很不幸”，但这不代表那一代知识分子毫无问题。

现在的启蒙失败了么？谁说了算？

历史并非总是直线向前。在一些人眼里“曲折探索”时期也不算什么，但是“时代的沙子，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致命的大山”。

且不说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全面倒退，单就只说许多对未来怀有憧憬的知识分子，在“曲折探索”中，有的把命送了，有的虽然活着，但跟死掉也没什么区别。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的，倘若想要谋生路，大约只有“体制内”的道路可以走。互联网的兴起给了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发声的机会。

于是，在21世纪初，摆脱了体制束缚的知识分子开始在网上发声。

起初，这样的声音还是给了人们很大的震撼，但随着网络环境不断地收紧，一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被污名化，于是就出现了高昱说的话，“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比那些欺压他们的人更恨我们”，“键盘侠们举着放大镜，在微博上围剿着一切敢揭伤疤的人”。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曾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毫无瑕疵的么？并不是。

我不否认一些中国的学人在做一些很了不起的研究（比如经济学的杨小凯教授），但“公共知识分子”的门槛似乎过低，有一阵子似乎只要对一些社会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看法都算是所谓的“公知”，互联网的特点在于很容易传递的是情绪，而不是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逻辑有缺陷但情绪表达激烈的言论很容易被当作整个“公知”群体的画像。

除了这些，很多知识分子也还是有家国情怀，并且无比真诚地认为，“崇尚科学”的精神可以让整个社会慢慢变好——如你所知，这其实都是很不切实际的幻想。

｜鲁迅应该算民国时期公知代表

饶是如此，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值得同情且敬佩的一群人。他们被剥夺发言的机会，和他们对立的利维坦可以便捷地掌握一切媒体资源，并且利用“爱国无罪”这种语焉不详，毫无逻辑但很能调动情绪的语言，发动民众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都发钱等于不发钱”这类的话语，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一整个国家机器都在开动起来对抗“公知”，还能继续留在“公知”圈子里的人，至少没有丧失起码的良心，这可比某位“铁骨铮铮”的郭姓文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言及此，我也很理解高昱老师说这番话的苦衷。

但我觉得，一则，启蒙失败与否，只有后人才可以去说点啥。二则，启蒙本身就算成功了，也是有很大副作用的，启蒙失败了又能怎样呢？就算成功了，考虑到那些副作用，难道启蒙就没有代价么？谁愿意去做那些代价呢？

所以，我对未来的判断可能比高昱老师还悲观一些，人生在世，尽力活着，看到一些事，想明白一些道理，也就好了，至于“启蒙”，影响别人，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再远一步，启蒙不启蒙，国家民族怎么样，那就更不敢想了。

一则讲过的故事

这个小故事我之前提到过，在我写关于左派和右派的文章之时。我说过，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这个社会会好么”，我也是不厌其烦，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虽然也就是一个流水账。

“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其实绝大多数时期是没什么可说，正经的，能让古生物学家研究的历史是从所谓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开始，那是5亿多年前的事情了——虽然生命诞生的蛮早，30多亿年前就有了，但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这些生命都只是单细胞的形态，并没有什么进化的突跃。

原因大约也是蛮简单的，没有氧气。有许多证据表明，早期地球的含氧量是严重不足的，这种情况下能活下来的大约只有厌氧生物——当然啦，厌氧生物是颇为喜欢这样的环境，大约也是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繁荣昌盛，统治了地球，于是，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地球就这么过了几十亿年。

有证据显示，最早的蓝藻是20多亿年前出现的，说是“藻”，其实更像是细菌一类的东西。这样的生物连细胞核都没有，但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结构（都不是叶绿体），于是在阳光下的蓝藻就可以释放出氧气。这样的过程相比于厌氧生物们热衷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大约实在是不算什么。

再后来，有证据显示地球上的氧气含量有了明显的跃升。含铁的沉积岩，过去是黑漆漆的颜色，现在是红彤彤的了。大气中氧气的含量如此之多，已经可以把铁元素氧化了。这些氧气是怎么来的，自然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地球在前寒武纪经历了几次超级冰期，这几次超级冰期会极大地改变大气结构。当然，更多的人相信，这大约是蓝藻的功劳。凭借它们每个细胞微不足道地，一分子一分子通过光合作用释放的氧气，大气成分在几亿年之内变成了类似现在的样子。

有了氧气，才会有生命进化的多种可能，才会有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才会有石炭纪的巨型蜻蜓，才会有各种恐龙，才会有在这里敲字的我——想想这一切的一切，可能来自于微不足道的蓝藻，每念至此，就会对这种小生命充满敬畏。蓝藻还在，它到处都是，我今天给鱼缸换水洗滤材的时候还有看到过它们。

当然那些岁月静好的厌氧生物依然也还是在的，对它们而言，岁月依旧静好，只不过它们要非常小心地躲着氧气的存在罢了，这种气体对于它们是致命的毒气，所以现在倘若去找这样的生物，大约只有那种一般生物活不下来的火山口之类的地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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