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计文库｜虚拟社群何以组织化?——以卡友驿站平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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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上涌现出的虚拟社群，往往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有研究发现，虚拟社群具有“广泛性易得，行动力难寻”和“自主性有余，合法性不足”两项特点，容易导致“围观现象”和“极化效应”。但是，通过对卡车司机虚拟社群——卡友驿站的研究发现，构建嵌入性关系、强化社会性激励能够推动其形成组织化的力量，从而跨越虚拟社群组织化的障碍。嵌入性关系的构建，使得驿站平台能够借助社会关系的连带性吸纳机制降低组织扩张成本，借助熟人道德提高施救动机，让卡友“行动不围观”。同时，采用社会性激励，能够有效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畅通多元制度化表达渠道，缓解自主性与代表性的两难困境，破解“极化效应”。

原文来源：

刘学,任奕飞,刘金龙.虚拟社群何以组织化?——以卡友驿站平台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S1):41-58.

互联网与社会组织化

社会组织化主要存在两大传统逻辑，即志愿性逻辑和自主性逻辑。众多研究指出，个人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通过连带性吸纳的方式吸引更多成员和资源，这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逻辑的第三种视角。当下的各类虚拟社群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一个解释是技术的组织化功能，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赋权性作用，这改变了常规政治与抗争政治的景象。

组织化的社团在三个功能上发挥作用。第一，覆盖成员的信息共享机制，主要体现为广泛性指标。第二，社群之间应有持续的互助和资源交换机制，主要用行动力指标刻画。第三，社群组织需要有较好自主性和合法性。前者意味着社会组织代表的利益和声音是自发独立的，后者则指能帮助社群组织对外交流、获取外部支持，将群体利益制度化。然而，这三种机制并不总是出现在一个组织中，有些网络论坛、贴吧停留在信息共享机制上，广泛性有余，行动力不足。宗族集团、亲友网络等组织，更多为互助和资源交换，行动力虽好，却有较强排外性，规模较小。自主性和合法性维度主要反应社会组织外部环境的支持程度。纵向依附性的会员组织虽然能更便捷地发挥代表性作用，但自主性较差，草根型社会组织则只能先发展组织能力，后寻找合法性。

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化的过程隐含着两组悖论: 广泛性越强，行动力越差；合法性越强，自主性越弱。对虚拟组织来说，技术带来的信息获取成本优势、匿名化优势使得他们天然具有“ 广泛性易得，行动力难寻，自主性有余，合法性不足”的特征。前者常表现为互联网社区的“围观现象”，后者则表现为网络舆论的“极化效应”，我们将这两种现象合称为“社群组织化的技术障碍”。

中国的卡车司机虚拟社群则似乎走出了这样的困境。虽然卡车司机主要是自雇群体，呈现出原子化、高流动、高分散、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特点。但有些卡车协会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了组织化，甚至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和政策影响力。本文以卡车司机的虚拟劳工组织———卡友驿站为研究对象，探讨卡车司机的虚拟组织是如何突破组织化的技术障碍，获得行动力与代表性的？

互联网卡友组织的发展

卡友驿站是中国首个服务于三千万卡车司机的公益项目，将卡车司机中的公益领袖和互助骨干以“驿站”为单元组织起来，共创由“驿站长”和“好站友”组成的高价值卡车司机社群，同时打造了“互联网 + 社区运营”的独特模式，提供包括聊天交友、在线问答、在线互助、道路救援、法律援助等方面功能。卡友驿站是CH集团下属慈善基金会发起的项目，但其运作并非是服务于企业的，保留了较强的自组织特性。其发起资金虽然部分来自企业，但管理是独立的，日常运营的资金支持是多元的。该组织由卡友骨干组成的七个协商小组进行日常管理，内部都遵循民主管理原则、自我组织自我管理。

自上线至今，卡友驿站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的状态，每年加入驿站的卡车司机数量都在不断攀升，社区和社群内的卡车司机活跃程度也一直保持着较高水平。截至 2020年底，卡友驿站已在全国24个省市建立起正式小驿站 415 个，大驿站7个，有422名驿站长，16771 名好站友；APP内有 369万条帖子，1644万次评论，每周登录频率在10次以上、每周发帖频率1 - 5次、每周分享评论10次以上的均超过四成；共计发起线上求助61782次，提供帮助超677万人次，线下现场救助9924余人次，开展线下公益行动 120002000多人次。

区别于大量的“半地下”卡友群，本文选择的卡友驿站案例有效衔接社会系统，推动政策改变，输出群体诉求，在追求“群体利益的制度化”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嵌入性关系

行动力维度关涉集体行动的达成，体现个体退出集体行动的难度。虚拟社群具有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优势，可聚集大量人群，但却很少真正采取线下行动，易产生“深度围观”现象。然而，卡友驿站成员具备相当的线上和线下集体行动能力，首先得益于线上与线下互相带动形成的嵌入性关系结构，即线上的关系结构，组织化方式深深嵌入线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展现出同形同构特征。

基于此，卡友平台才能同时调动互联网的信息流机制和面对面接触的互助机制。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帮助成员分享信息，降低集体行动成本，成员数量和覆盖性得以快速增长，提高了组织的广泛性。面对面交流的互助机制则帮助成员形成强连带关系，提高了虚拟组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了组织的行动力。通过线上与线下反复实践，卡车司机人际网络被有效拓宽，避免了互联网的趋同类聚机制造成的“围观”以及偏好伪装机制造成的舆论“极化”。

嵌入性关系是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呢？其一，驿站通过“以站带友”进行规模扩张，依靠连带性社会吸纳机制进行较低成本的规模扩张，降低组织对外部经济依赖。驿站社群发展到一定规模会裂变成小驿站，保证自治能力与驿站人数相匹配。这个网络既存在于线上，又会延伸到实际生活中，既属于卡车司机群体内部，又连接着卡嫂、货主、律师和公益组织等多个主体，打破了原有的小社群隔离状态。其二，可借助熟人道德为施救者发放道德奖励。对驿站长来说，这种奖励包括软权力的道德权威和物质奖励。对普通的好站友来说，线下救助形成的道德责任更容易成为成员的行为约束，降低行动者预期短视性，形成虚拟熟人社会，提高个体退出集体行动的心理成本。

本文所使用的“嵌入性关系” 内涵与经典文献一致，重点指是平台的自组织结构被线下的社会互助网络所包含的嵌套关系。第一，卡车司机群体的生产劳动过程游离于现有的劳资监管体制，缺乏相应保障与福利。他们通过自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团结起来，以互助救助的方式解决生计与生活的不稳定状态。第二，卡友驿站的平台管理模式能够实现对线下社会关系的复刻式整合，表现为整合社群已有的自组织、选拔连带性较强的管理人以及依据物流网组织线上互助平台。第三，卡友驿站的网络社群结构与地域性物流网络结构有啮合，打破了传统的科层制方式，创造了节点式动员方式。

社会性激励

合法性意味着社会组织的集体利益和偏好能够被合法地、制度化地吸纳。目前，国家对虚拟组织尚未建立严格的识别、认定与监管体制。没有国家的制度化渠道和财政支持，虚拟组织常常与社会系统、国家治理体系出现“脱离”。其组织化的另一障碍是要克服网络言论碎片化、极端化倾向。卡友驿站主要依靠各类社会性激励获取外部资源的支持，在获得合法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组织自主性。

社会性激励概念来自行为经济学与新制度主义相关研究。个体的行为动机是多样的，有基于收入与分配的物质激励、基于社会社会地位认可的组织激励，也有基于情感认可的情感激励。社会性激励具有成本优势，减少了组织对经济利益的依赖；不具有排他性，更容易塑造团结；更容易作为规则或制度深入日常生活实践，稳定性较好。

社会性激励可降低集体行动各类成本，缓解组织对单一权威的资源依赖度。卡友驿站更多依靠非物质性的社会荣誉或社会福利，激发个体的团结诱因，最大程度降低集体行动的监督成本。驿站推出了不同种类的文化物品，包括标识、服装、身份牌、车贴、奖状、奖杯和证书等，让卡车司机感受到归属感和荣誉感，同时发放应季花卉的奖章，开展主题活动并授予参与者奖杯和证书。外部资源获取上，驿站主动对接各类公益资源，创造社会认可与融入，寻求社会系统多方接纳。通过社会性激励措施，卡友驿站既积极帮助大众消除以往的刻板印象，又致力保障卡车社群的集体利益。

上述激励措施得以有效实施并取得成效，主要依赖以下两个原因。第一，监管缺位，使得平台式虚拟组织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现有的属地化治理体制难以对虚拟组织开展有效监管，多数虚拟组织也缺乏动机和能力向政府或社会寻求更多资源，处在监管与福利提供的双重空白领域。虚拟社群依靠社会互助关系的力量，客观上有利于缓解了自主与依附的两难选择。第二，公益慈善力量的适时介入，使得卡友驿站拥有更多公益性的运营资金和经验。公益善款和公益运作与财政拨款等不同之处在于对资金用途的限制很少。同时，CH慈善基金会对卡友驿站平台保持着稳定的善款支持。

讨论与结论

本文讨论了虚拟社群何以实现组织化的问题。卡友驿站能够突破虚拟组织的围观现象获得行动力，走出虚拟社群极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其组织管理深度嵌入卡车群体社会关系网络。其次，强化社会性激励有效降低集体行动各类成本，缓解虚拟组织对单一权威资源依赖度，建立虚拟组织制度化表达的多元渠道，兼顾自主性与合法性。

本文意在强调，技术组织化中的非技术要素值得被重视。当然，本文所选取的案例以及田野观察的时间节点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卡车司机的群体特征、平台的运作模式、国家监管的缺位、公益资本的介入都会影响公益项目的运作方式和发展结果。

作者：

刘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任奕飞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                                   

刘金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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