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30日往期推荐：社计文库｜周潇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社计者说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和数字平台的出现和发展，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目前学界对平台独特的生产组织形式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台的价值创造依托于用户活动所创造的数据，因此平台自然地倾向于扩大用户规模，收集并分析用户数据。其次，平台模糊了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界线，而再生产环节中用户的活动也可以成为“数据”被平台加以整合。再次，平台的管理和运作模式相比传统企业发生根本性颠覆，实现了生产的全球化。最后，平台在劳动者的组织和管理上建立了开放的雇佣关系，并使得劳动控制更加隐蔽，方式更加特别，控制主体更加多元。总的来看，过往研究聚焦于数字平台这类新型组织本身的特点及相关就业人员的现状，对平台介入后传统行业的生态系统变化和变化原因等问题缺乏考察。本文则以数字平台对公路货物运输市场的重塑为研究对象。公路货运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从业人数多，而且行业内介入的数字平台类型多样、影响不一。另外，对B2B类型的电商平台进行研究，也有利于探求平台如何塑造行业中各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1车货匹配主体●

互联网促进零工经济焕发生机社计文库｜虚拟社群何以组织化?——以卡友驿站平台为例社计未来欢迎关注我们！

innovation）的理念主张企业应该扬弃过于短期化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观，将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融入企业活动，作为企业长期成长、发展和繁荣的途径（Dionisio

数字红利与县域产业转型的新机遇——如何推动县域传统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社计未来欢迎关注我们！

，共享治理红利。跨县跨域：2021“数字县生态”的九个小变化社计文库｜发展农村数字经济要注重区域社会基础社计文库｜付伟

数字社会建设与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科学发展社计未来欢迎关注我们！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1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和蚂蚁研究院组成的“数字生态县域观察团”，走访了中西部的十几个县城和几十个村镇。作为长期研究数字化的一帮人，我们就像是拿着显微镜的工蚁，不想放过这片广袤土地上每一个新鲜的数字素材。走访越多县域，我们越发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感觉：“小镇青年”和“城市青年”，“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一线城市”和“三线县城”之间，不再那么泾渭分明。我们目睹的人和事，在不断冲击许多刻板印象——在陕西宜君县，直播一姐杨婷在公司年会上，收到了老板的1.2万元大红包，以及一笔公司股份。在江西宜春，从深圳回家的刘迎锋每天开着凯迪拉克去种田，她还手把手教我们怎么用卫星贷款。在江西新余，当地政府叫停了一幢准备开工的市民中心，因为手机基本都能把事儿给办了，省下来的两亿元，用在了20多所学校的新改建项目上。我们把这些归纳成“数字县生态的九个小变化”。“数字县生态”，谐音“数字鲜生态”，意为数字化在县域的新鲜生态。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县的建制是最为稳定的空间和行政层级，是要素最齐全的空间。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在县域，共同富裕的硬骨头在县域；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促进各类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优化升级和融合融通，县域是主战场。这些小变化能否像亚马逊丛林的蝴蝶一样，引发更大的潮流，还有待时间检验。但这些现象，昭示着未来的方向，让我们感觉到高质量发展的强脉搏、乡村振兴的活细节、数字中国的新基础。导航里的村子多了喜欢自驾游的朋友相信都有一个共同感受，现在开车到任何一个小县城、小镇、乃至村庄，即便是输入一个小餐馆，导航地图很多时候都能提供准确的路线。高德地图数据显示：过去五年，中西部县域的POI全量整体快速上升。一些西部县城，比如贵州盘州市、贵州普安县，POI全量出现100%的增长。POI指的是地图上的位置，餐馆、加油站、写字楼、住宅小区等。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当地的经济活力和数字服务活跃程度。在贵州响水镇，外卖小哥王波接到的订单中，四分之一来自村里。村里的订单，主要来自年轻人，早餐，奶茶、夜宵。每天从早送到晚。王波还和高德的工程师拉了个群，时不时给他们发送新增定位的建议。（图片提供：饿了么）中国县城为什么点外卖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因为年轻人多了，县城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了。县城重新热闹起来了为什么中国的县城开始重新热闹起来？不可否认，回家的小镇青年，很多是出于居大城市不易的无奈：生活成本过高，入不敷出；在大城市的小生意维系艰难；一些女性则是因为要生育或照顾孩子。很多人回乡之前，并没有明确的下一步规划。如何创造更多适合以及能吸引到年轻人的工作机会，对于中国的县城和小镇来说，依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在这里，在家乡，的确也生长出一些新的发展空间。他们不光可以在家附近进入制造业西迁新设的工厂，还可以从事像云客服、人工智能训练师这样的数字新职业。这些新机会在就业容量上还远没法和大城市相比，但是它们确实给小镇青年提供了一个新选择：在家门口就能把小日子过好，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去不再是近乎唯一的选项。这波回家潮背后，是基层政府的积极助推。过去一年，中西部县城竞相“抢”项目，“抢”大厂，为当地引进数字化就业机会。陕西宜君县为抓住因疫情回流到国内的全球假发制造链，主动联系到速卖通，从考察到建厂开工，只用了37天，一下解决当地两百多人就地就业。（拍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这些数字新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在陕西清涧，一场人工智能训练师招聘，吸引来800多人面试。（图片提供：杨彦军）杨彦军就这么成了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他日常的工作是给书的标题、目录、正文进行标注，平均两天标注完一本书。杨彦军在深圳打过工，在台州开过蛋糕店，但生意不太好，只好回家。杨彦军先是在工地上搬水泥，后来是接到当地扶贫办的电话，推荐他试试这家数据标注公司。这家公司的合作方支付宝公益基金会正是清涧县政府招进来的。2019年开始，支付宝将其数据标注的外包工作落地到贵州、陕西等县城。目前已吸引到上千名年轻人回家工作。作为公司最勤奋的人，杨彦军最多每个月可以赚到10000块，他的同事平均月收入则是4000元左右，在清涧，这算高收入了。陕西清涧，人工智能标注师在接受培训，右一为杨彦军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光明时评】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了“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的目标。方案指出，这项工程的受益者是广大的城乡居民，应该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建立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村庄清洁、管护机制。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过程中，村级组织、基层政府和群众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如何筹集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资金？如何建立群众积极参与的、多元共治的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长效机制？目前，很多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维护和提升的资金都是依靠村集体经济收入和上级财政补助，群众虽然也缴纳一定的垃圾处理费用，但是对于村庄环境整治的总成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税费改革以后，由于村庄“内生型”组织和服务能力弱化，加上许多村庄人口外流，基本上难以形成群众自发参与的长效清洁、管护人员队伍。许多村庄只能通过聘请公益人员或聘请市场化物业公司来维护村庄的环境，完成垃圾处理、河道治理、道路绿化等村庄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任务。在当前人居环境考核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基层治理体系需要承担的责任、需要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而与之同时，群众的参与程度则有待提高。从村级组织与村民的责任边界来看，村庄的道路、河流以及其他公共空间的环境维护完全变成村级组织的责任。群众没有积极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也意味着更多的空间需要村级组织投入资金和人力维护，这是村庄人居环境治理维护成本高的重要原因。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足，首先是加重了村级组织、基层政府的治理负担和治理成本。其次，也阻碍了村庄形成一个常态化制度化的人居环境整治机制。群众没有亲身投入到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过程中，就很难切身感受到村庄越来越美、生活越来越富的过程，人居环境提升的外在成果也就无法切实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然，群众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过程中参与度不足，是诸多因素作用的后果。首先值得反思的是当前基层推进工作的方式。村级组织常常面临着各个方面严格的指标考核，考核很严、催办很急、标准很高，却没有给村级组织应有的反应时间和行动空间。村级组织在这个体制下出现了普遍的“行政化”“职业化”，失去了作为一级自治组织的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缓冲作用、动员作用。村干部没有精力去走访群众，没有时间向群众宣传政策、统一思想，影响了群众对政策的理解和参与。由此，我们看到村级组织处于一个“上面压力大，下面使唤不动”“干部干、群众看”的尴尬局面。在这个意义上，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对基层治理体系也是一次大考，除了加大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力度、加大财政资金对基层公共事务的投入力度以外，更要注意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是为了群众，也要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而不能为了快速达到环境改善的目的，就让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通过花钱、雇人的方式解决当前问题。当然，在乡村建设其他各项行动中，我们也同样需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形成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机制，而不是让基层政府背上越来越多的包袱。（作者：付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文转自《光明日报》（2021年12月08日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1·11·242021新闻随笔很多地区都有特色农业资源和特色农产品，随着电商发展到乡村，数字平台企业为特色农产品提供了新的销售通道。充分利用技术红利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打通从农货到网货之间的通道，可以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而带动更多群众共同富裕。但是，农产品上网并不是农民开个网店就能把农货卖出去，背后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在一次数字经济的实地调研过程中，一位地方干部对笔者说：“东西很好，农民很苦。”意思是初级的农产品想要变成畅销的网货，还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如果不能顺利实现这个过程，那么，农民虽然辛苦劳动收获了很好的产品，也依然可能无法增收致富。农产品生产容易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表现为产量和价格的季节性波动，产量的区域不均衡。以蔬菜为例，蔬菜的种植是季节性的，产量也是波动的，这样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建立规模化、标准化、常态化的供应链。农产品电商发展往往面临着“多而散，难以形成完整的供应链条，真正拿得出手的产品不多”等困境。“量上不来，质也达不到”，一个地区的农产品最多上货一个星期就没有了，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通过不同区域的供货链来平衡产品的波动。农货要顺利上网，还需要从供应链上溯到生产链，深入理解生产端的运作逻辑，适应农产品的生产逻辑，乃至其生产链所嵌入的社会逻辑，从而实现供应链与生产链的耦合配套。农业生产有着特殊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逻辑，农户是蔬菜、水果这些农产品生产最为重要的经营主体，这种经营模式是在我国具体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这种农业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但是这种模式也会对农业产业化和数字化带来挑战。在农户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如何建立标准化、常态化的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标准，解决食品安全和有机标准问题，是目前农业产业化和数字化面临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这也提醒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不能够脱离具体的社会情景。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产业自身的生产逻辑有关，而这个生产逻辑也深受乡村整体社会结构的影响。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农货上网并不是简单地把农产品搬到网上销售这么简单。网货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农货，而是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的商品。这个过程是实现传统农业与工业和商业对接的过程，很多成功的数字化乡村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并不仅仅是电商下沉就能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资源的整合和产品的变革。人是发展的关键因素，全面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需要全面提升区域人口的数字素养。正是由于区域之间的电商人才、经营理念以及数字素养的差距，形成了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比如浙江省江山市在网上打造了江山徐香猕猴桃的区域品牌，每年猕猴桃销售量达8万吨，但是江山市猕猴桃产量只有2万多吨，江山市销售的猕猴桃很大一部分来自四川浦江、陕西眉县等地。农产品“异地上网”的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既是农业产业链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更是不同地区在产业链中所占据地位和利润分享的巨大差异。农业产业链数字化和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更是环环相扣的系统性社会工程，不是数字平台企业或者其他市场主体能够独自完成的，往往需要基层政府发挥协调职能，以及农户的积极参与。需要建立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需要探索数字平台企业与农户的对接机制。在产业链数字化的过程中，需要整合数字平台企业、农业生产主体、农产品加工主体和商贸服务从业主体等多元主体，从而打造一个全域全新的产业形态。（作者：付伟、吕鹏，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文转自《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4日

摘要：数字技术的创新与社会化应用是人类未有之技术变革，在中国已经进入起飞阶段，其中电商是数字技术变革在当下的典型形态之一。既有研究认为技术变革的总效应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关注数字技术变革初始阶段对发展机会的影响，聚焦最不可能获得新发展机会的贫困乡村数字技能弱势农户的发展机会，研究发现，顺着数字技术变革的自然逻辑，电商技术在乡村的确制造了技术门槛，带来了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但有利的乡村内部社会环境可以消解技术变革自然逻辑的消极影响，为数字技能弱势农户提供发展机会，甚至缩小其过去累积的贫富差距。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则为数字技术红利普惠经由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关键词：数字技术变革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互联网上涌现出的虚拟社群，往往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有研究发现，虚拟社群具有“广泛性易得，行动力难寻”和“自主性有余，合法性不足”两项特点，容易导致“围观现象”和“极化效应”。但是，通过对卡车司机虚拟社群——卡友驿站的研究发现，构建嵌入性关系、强化社会性激励能够推动其形成组织化的力量，从而跨越虚拟社群组织化的障碍。嵌入性关系的构建，使得驿站平台能够借助社会关系的连带性吸纳机制降低组织扩张成本，借助熟人道德提高施救动机，让卡友“行动不围观”。同时，采用社会性激励，能够有效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畅通多元制度化表达渠道，缓解自主性与代表性的两难困境，破解“极化效应”。原文来源：刘学,任奕飞,刘金龙.虚拟社群何以组织化?——以卡友驿站平台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S1):41-58.互联网与社会组织化社会组织化主要存在两大传统逻辑，即志愿性逻辑和自主性逻辑。众多研究指出，个人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通过连带性吸纳的方式吸引更多成员和资源，这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逻辑的第三种视角。当下的各类虚拟社群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一个解释是技术的组织化功能，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赋权性作用，这改变了常规政治与抗争政治的景象。组织化的社团在三个功能上发挥作用。第一，覆盖成员的信息共享机制，主要体现为广泛性指标。第二，社群之间应有持续的互助和资源交换机制，主要用行动力指标刻画。第三，社群组织需要有较好自主性和合法性。前者意味着社会组织代表的利益和声音是自发独立的，后者则指能帮助社群组织对外交流、获取外部支持，将群体利益制度化。然而，这三种机制并不总是出现在一个组织中，有些网络论坛、贴吧停留在信息共享机制上，广泛性有余，行动力不足。宗族集团、亲友网络等组织，更多为互助和资源交换，行动力虽好，却有较强排外性，规模较小。自主性和合法性维度主要反应社会组织外部环境的支持程度。纵向依附性的会员组织虽然能更便捷地发挥代表性作用，但自主性较差，草根型社会组织则只能先发展组织能力，后寻找合法性。可以发现，社会组织化的过程隐含着两组悖论:

网络直播快速崛起，经济复苏注入新动能社计文库｜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指向与发展趋势社计文库｜吕鹏

今日阅读近年来，数字技术取得重大进展，成为一种新型认识工具和影响社会生活的有力手段，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日益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第五篇“加快数字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零工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崛起，并逐渐成为现代雇佣经济的重要主题之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经济模式和用工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零工经济获取报酬。零工经济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形式。零工经济，指的是大量自由职业者和雇主通过互联网平台或者移动应用程序实现供需快速匹配，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和地点，往往按照项目计酬的工作方式形成的业态和经济形式。因此，零工经济与同样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资源需求方和供给方快速匹配的共享经济联系紧密。与传统经济形式相比，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零工经济具有灵活性强、非劳动关系、劳动技能化、算法智能化等特点。目前，零工经济已触及交通出行、外卖服务、住宿共享、知识共享、网络直播等各个领域。零工这一用工形式在我国早已有之。临时工、短工等工种长期存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之中，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组成人员。在互联网时代以前，零工多作为全日制雇工的补充，往往被排除在官方统计数据之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就业观念的改变，零工经济重新焕发生机，并成为现代用工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零工经济在当前阶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规模大、增长快，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零工经济、共享经济作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人数达8.3亿，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同比增长约7.7%。在疫情冲击下，零工经济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提高了劳动者收入。与此同时，零工经济也有效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33773亿元，共享型服务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成为提升经济韧性和活力的重要力量。传统零工劳动者与新型零工劳动者并存。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以“短期工作、根据项目签订合同”为特征的零工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广泛存在。家政保洁人员、建筑工人等就是传统零工劳动者的典型代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互联网+零工经济”形式的兴起，大量传统零工劳动者开始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取工作。凭借大数据和强大的算法，互联网平台能够高效便捷地匹配供需双方信息和资源，极大拓展了传统零工劳动者的就业信息来源，促使越来越多的传统零工劳动者参与到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之中。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各个领域的延伸，催生出了大批新型零工劳动者，如网络主播、网络博主。此外，零工平台也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通过知识分享等获得额外收入的可能。目前，我国零工劳动力市场中各个类型的零工劳动者并存，但以流动人口（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为主要构成的传统零工劳动者仍是零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兼职零工与全职零工并存。与传统雇佣模式相比，零工经济的特点在于以“临时合作”的方式代替传统企业中的长期劳动合同关系。在“平台+个人”的模式下，个体拥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工作时间与工作量更为灵活，这使得参与零工经济的劳动者具有兼职与全职并存的趋势。一方面，得益于零工工作的灵活性，许多劳动者将零工工作视为全职工作之外的一种补充，在闲暇时进行零工工作增加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随着就业观念的改变与对工作自主性的追求，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者选择零工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自己雇佣自己进行劳动，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和内容。2019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与58同镇联合开展的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显示，超过52%的县域劳动者拥有零工工作，超过27%的劳动者全职进行零工工作。城乡零工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我国零工经济在城乡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城乡零工经济发展差异较大。零工经济最早发端于大城市，零工工作者主要提供生活类服务（如交通出行、外卖、快递、家政）和高技能专业性服务（如线上咨询、教育、法律服务）。在大城市，与零工经济相关的服务更多、范围更广。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下沉，县域零工劳动者快速增长，生活服务等低技能型零工经济在县域地区快速发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与58同镇联合开展的有关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显示，县域地区与互联网相关的零工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主要从事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网店、网络销售等相关工作。但总体而言，以知识和高端技能服务为基础的零工业态在县域和农村地区发展有限。我国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零工从业者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零工经济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零工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就业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依托互联网平台的跨地域性对越来越多的群体产生影响。可以预见，零工经济将以方便快捷的工作获取优势和灵活自由的工作形式吸引大批各个层次的劳动者参与到零工工作之中。阿里研究院预测，2036年中国将有4亿人成为零工经济的自由职业者，约有1/2的劳动力将以零工的形式提供生产和服务。零工组织将更扁平。互联网经济时代，企业组织的扁平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通过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部门、精简工作流程，企业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冗余流程，加快信息流转，减少企业管理成本，适应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要求。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年轻一代的劳动者更加向往相对自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对于工作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决策参与权有更多的要求。可以预见，企业扁平化将成为零工平台企业的组织发展趋势。零工管理更趋规范化。零工经济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阶段性发展问题，比如部分零工经济平台的垄断趋势开始出现、零工劳动者社会保障不完善、零工劳动者与零工平台劳动关系不明晰、零工经济消费者的隐私数据泄露、政府与企业权责不明确、政府税收和监管政策待加强。2021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企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对一线城市网约车司机的调查发现，零工经济中网约车司机权益受侵害现象时有发生，如网约车司机劳动时间过长（往往在10小时以上）、司机权益受损后申诉渠道有限、对消费者的“大数据杀熟”。这些问题已经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府将会出台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加强对于零工经济平台的监管，切实保障零工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零工经济的规范和高质量发展。（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20日往期推荐：社计文库

我们处在一个大变迁的时代。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国过去40多年的社会变迁，为了强调中国经验的普遍历史意义，往往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类比于100多年前社会学诞生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大转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在短短的数十年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的变迁历程。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尽管我们关于社会变迁的观察和研究，大部分还停留在这一范式之中。近年来，“数字化”（digitization）作为一个新的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概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和新趋势。信息技术革命虽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但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组织方式。社会和经济生活“数字化”“智能化”，社会大转型的新篇章才刚刚开始。更准确地说，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组织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其影响可能远超数百年前的工业革命及伴随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从更大尺度的历史来看，可以与农业革命形成人类社会相比。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可谓是“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主要是“补课”，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在学习中确实获益不少。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短短十年，GDP总量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跃升到2010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9.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经济持续跃升，2020年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7%。如果说以往我们可以依靠学习和模仿西方成功的模式，当中国已走到世界前列的时候，再往前走，似乎已经没有可以现学现用、拿来就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模式了。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动力之一。国家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互联网普及和应用水平提升带来的便利，造就了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资料，截至2020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70.4%，网民已达9.89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而“虚拟社会”的真实化，会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和更便利的交往方式。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其后的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又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数字化进程。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开始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数据便利，从虚拟世界寻找解释真实社会的证据时，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的数字化如何改变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及这种转型对现有的社会学概念和理论提出的挑战。社会学家需要充分利用好这次数字化转型所提供的机会，提出未来社会研究可能的议题。以社会学最具特色的核心概念“社会结构”为例。社会结构，在微观层面上指的是一个社会中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模式，而在宏观层面上指的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数量分布。作为理性化和科层化的产物，现代社会中位置与人是可以分开的。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产生各种社会关系。而这些处在类似社会位置的各色人等，根据特定的标准，被我们归入不同的社会群体，如男性与女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老板与打工人、富人与穷人等。这些群体往往占据不同的社会资源与机会，从而形成社会分层结构，即狭义上的社会结构。数字化社会的来临，重塑社会结构形态的意义，可能要远远超过工业化和市场化给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影响。首先，数字化会重新定义社会位置和社会群体界限。数字化不仅淘汰了很多旧的岗位，还制造出很多新的职位，并赋予更多社会位置新的内涵。网络的普遍化，会打破科层制下严密的层级结构和个体所扮演角色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促进信息获取的平等化。网络化的社会中，人们可以轻松地扮演多重角色，来回穿梭于不同的时空社会场景，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群体认同。例如，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职业。大多数人一般也只有一个主要的职业。人们通过教育获得职业，通过所从事的职业获得权力、收入和声望，而这些维度又与其他社会群体特征如种族、性别、年龄联系在一起。数字化的世界里，职业可能会变成在研究社会结构时没有太大意义的概念。人们所属的群体划分，可能更多的是基于网络上的互动和形成的群体认同。其次，数字化将改变人类参与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工作方式，重新定义工作的含义。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工厂和大公司等组织，将不再为工作和谋生所必须。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在家工作，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更大大推进了这一工作场所的转型。原来受空间因素约束的传统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变得更为多样化，甚至城市化也并非与工业化相随相伴的必然社会发展趋势。城市既可能因生活便利而吸引更多的人口，也可能因为数字下乡、信息便利，使得城市与农村的分野失去意义。数字化可能改变工作组织在社会分层结构中所占据的重要作用。再次，数字化将使世界变得更“小”，超越了地理空间的限制。中国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已经解决了设备与设备、个体与个体以至于个体与设备之间的联结，从而创造了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新体系。现在人们的需求大部分都通过网络实现，更容易形成同质化的虚拟社区。虚拟社区的出现，对真实世界的家庭关系和社区生活会产生影响。最后，数字化将产生海量的大数据，将个体的行为和隐私监测精确记录下来。数字化从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跳出了现代科层制“铁的牢笼”，却又代之以“数据”监控的枷锁。从公社到社会，从农村到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社会关系的匿名性、表面性、暂时性会导致传统社会关系纽带的衰落。全方位的数字化联结和大数据监测，又赋予了城市生活一种社区生活的新形式。中国城市的数字化治理，在这一方面，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前沿素材。（作者单位：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纽约大学社会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20日往期推荐：社计文库｜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指向与发展趋势社计文库｜邱泽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社会学应思考如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服务国家战略，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传统定量社会研究和服务国之大者之间，存在问题意识、分析对象和社会影响三方面不完全匹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学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潜力。而大数据为这一瓶颈的破解提供了重要机遇。问题意识：从传统理论主导转为重大问题导向从社会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一项研究背后的问题意识已经决定了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在成长阶段大量吸收了西方的传统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这种后发的发展路径使得实证研究往往形成用中国数据来检视西方既有理论的问题取向。一方面，相关经典议题仍习惯以西方社会的问题意识为基本观照，如社会分层、教育回报、女性权力等均扎根于西方社会治理的经验。但西方的议题并不能满足和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理论需求。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治理面临或解决了的重大问题，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如巨型城市群的融合发展、海量人口城镇化、教育与医疗改革、乡村治理、精准扶贫等。究其缘由，中国尚未成熟的本土化理论建构和以西方理论为导向的学术惯性，使研究者在预设选题甚至设计问卷、收集指标时，往往不知不觉沿袭西方定量研究的传统窠臼，形成问题意识的被动设置。形式多样的大数据为重新培养定量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聚焦本土社会治理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多数据来源的大数据信息正在反映当代社会治理过程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数据蕴含的社会治理价值也驱动着研究者跳出传统定量研究的方法论范式、议题设置，逐渐关注我们切身经历的本土化问题，并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概念、社会指标甚至话语体系。例如，电子政务平台的大数据能精准聚焦于人民的现实问题与需求；社交自媒体平台承载的实时信息能很好地洞察舆情和社会心态；电信数据能动态地展现出人口流动与迁徙的完整图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消费或出行数据能勾勒出城市整体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大数据正在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的社会行为、社会心态和社会结构，反映扎根于中国本土社会、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的“国之大者”。分析对象：从个体人转为社会治理单元当代定量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个体人。从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上看，长期以来，个体主义方法论传统提倡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要建立在个体特征上。同时，为了避免分析层次不同带来的区群谬误，对个体变量的解释也多限于个体层面，群体层面的宏观指标则日益被排除在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分析框架之外。从数据获取的客观原因上看，传统社会学所关注的指标，如社会分层、社会心态、生活方式等，和经济学指标相比，往往具有高度隐藏性，收集起来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将个体样本加总成以县、市为单位的群体性指标，又因稀疏样本的限制而难以有统计学上的信度。即使想着眼于群体单位的研究者，也会因为数据可得性的限制而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个体层次的研究使得社会学定量分析可以对基于人理性行动的理论进行解剖，但对于国家治理特别是超大国家治理的借鉴价值有限。在对个体样本进行分析时，已经假设样本是独立的，回归模型估算出的系数是对x对y的平均效应在总体上的统计推算。而这样的回归模型分析对于大国治理，只能做出初步的理论指导，对具体的社会政策施行与评估不能完全胜任。这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无论是乡、县、市，还是省、国家，不同层面不同单位的行政区划都有着高度差异化的社会特征和地方治理模式。根据模型推算出的统计量，要更直接地助力中国社会治理，就应该以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单元如县、市、省为单位进行样本分析。带有时间和空间属性的大数据为分析样本从“个体人”转向社会“治理单元”提供了可行路径。社会研究者能从海量大数据中建构群体指标，用以分析宏观社会。大量社会行为、社交网络等大数据能够将个体精准定位在所属的时间地理空间，进而汇集成群体层面的宏观指标。如基于用户搜索行为的大数据能精确到省、市、县的具体数据；地理信息数据能提取各个地理层级的商店数量或基础设施情况。这些以群体为单位的数据分析模型能够清晰地区分出不同社会背景和治理政策下的社会状态，有助于找出可进行干预的相关因素，助力社会治理科学化、有效化。社会影响：从专业术语走向公共话语定量研究有一套专业的理论术语和模型术语，理论术语植根于西方社会学话语体系，模型方法术语植根于计量和统计学。一方面，过度依赖全国性社会调查二手数据的研究现实，往往把研究者框定在有限的社会议题和理论框架之内；另一方面，愈加复杂且愈加适用性有限的高级统计方法和实验则成为定量研究者集中发力的方向。从描述走向关联，从回归走向因果推断，虽然提高了专业性，却也日渐削弱着定量社会学的社会吸引力和影响力。只有让老百姓和决策者都能看懂甚至喜欢看，才能提升定量社会学服务“国之大者”的经世致用能力。而定量研究者和从事理论研究甚至质性研究工作者相比，在概念整合包装、理念社会传播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前者更多地聚焦同行评议的论文发表。因此，定量社会学研究应更加重视公共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的建设，避免躲进小楼成一统地沉浸在模型检验的工作坊中，而是要学会一种新的公共话语方式，提出具有丰富中国内涵和时代特征，具有扎实数据支撑的概念、理论，多多参与到公共话语的引导中去。在这方面，大数据具有很多独特优势。例如，它可以用描述、结构化、可视化的方式，通俗易懂地展示传统方法所不能反映的社会结构属性和特征。较之原来侧重于描述变量间数量关系的回归模型分析，对大数据的分析可以有很多新的研究范式。比如，基于非监督学习的主题分析方法可以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全唐诗》这样的鸿篇巨制化约为大众能够快速理解的主题，并能在大历史时间跨度上直接展示文化脉络和经典理论的发展规律；基于大量数据和监督学习的算法预测能直接给出家暴发生率、群体事件发生率等隐藏性社会指标的准确估值；空间计量分析的可视化能够基于地图直观给出不同社会治理指标的空间地理分布或不同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形式，宏观复杂的社会系统跃然纸上。通过数据支撑获得的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结果，是定量研究者向中国公众、全球学界和社会展示中国之治、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的最好武器。大数据正为传统定量社会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社会学定量研究者应以中国当代社会治理重大问题为导向，拓展服务社会治理的宏观分析新疆域，并以提高社会影响力为目标，牢牢把握大数据带给传统量化研究的历史机遇。大数据之于“国之大者”，不仅限于对当时当地社会重大问题的精准把握，亦能助力中国之治扎根地方，立足全国，放眼世界，形成亘古通今、纵目全球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在因时因地不断进行创新、修改和深化。社会学研究者更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时空标签，在历史维度中把握社会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发展经验。从地理维度看，大数据的收集不再局限于中国样本，跨越国家的全球数据将帮助研究者解剖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的相互参照中审视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形成具有中国本土化和世界影响力的理论关怀，从服务“国之大者”向服务全人类之共同福祉不断努力。（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20日往期推荐：社计师学院｜陈云松

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领数字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要阐述，对城市和乡村治理更有具体要求。为切实化解治理中的热点、痛点、难点、堵点，各地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心下沉、范围覆盖拓展，提升服务人民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各方参与、党务政务事务务务相连、民情民意情意相通，可推广的城乡治理新路。在城市，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是各地共同的实践，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不断涌现。典型的例子如上海市的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城市运行网把城市运行场景划分为三大类：基本民生保障、陆海空动态保障、突发热点热线处置，在场景中感知城市运行跳动的数据，为城市值守、为市民站岗。政务服务网则把为市民“高效办理一件事”作为基本目标，把市民散发的需求和诉求连入庞大的政务网络，市50余个委办局和16区的1541个政务服务事项都在网在线。为适应人口极速老龄化的需要，“一网通办”还进行适老化改造，推出长者版。不断挖掘数字技术潜力的“一网统管”和“一网通办”把对民生和城市的管理转化为对城市运行和市民需求的预判、办理和回应，将治理融在为市民的服务中，让一座3000多万人口和270多万市场主体的超大城市的运行变得更加便捷、有序、精细、高效。在乡村，为实现乡村振兴，各地发挥地方性优势，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形成了鲜明特色。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创新。人地分离、人员失连、有效参与不足是乡村治理面对的首要挑战。各地运用数字技术搭建参与平台，把断裂的社会纽带重新连接起来，让村民人不回但关注回、意见回，实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迁陵镇茶市村是典型的人口净流出村，也曾是有名的贫困村。为实现村民“团圆”，村两委在腾讯“为村”上建设虚实一体的茶市村，使80%的外出务工人员在平台上“回归”村庄，让每家每户都有主事的人参与村庄事务；通过直播和微店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一个偏远山区的空心村在掌上重新欢实，从贫困村后进村变成了明星村先进村，用数字技术推动有效治理进而推进乡村振兴。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管理创新，突破需求与服务匹配错位瓶颈，增强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有效性，满足村民精细化服务需求，是乡村治理面对的关键挑战。各地运用数字技术，在地广人稀的地区重组治理单元，在人口稠密的地区以数据为依据回应民生热点和痛点，让数字化治理成效惠及千家万户。在“枫桥经验”源头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源村，为回应村民“一有困难就找我”的需要，村两委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村庄重大议题“三上三下三公开”，预判村民需求和诉求，让原来跑上跑下的198项日常事务在村办理，其中，仅交管事务就有25项实现了“零跑腿”。不仅如此，村两委还把村里的数字设备连上村里没有的资源。其中，律师就有4万多名，既可以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预约鉴定和调解，还可以让村民学法。数字时代的中国，数字技术早已把城乡连通为一体。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物质交换、信息交流借助交通网络和数字网络连成一体。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效能推动乡村振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中央一系列政策的重要内容。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了数字乡村发展的总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20年7月中央网信办和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2021年4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更是把乡村振兴纳入法治化轨道。国家法律和一系列政策瞄准了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技术机遇。事实上，只有充分认识数字时代城乡发展的新特点和新机遇，才能充分挖掘数字红利，让乡村融入数字时代大潮，实现城乡一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产业兴旺需进一步运用数字技术。近几年，农业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精准作业、在线监测、精细管理等数字技术应用面不断扩大。农产品电商销售快速发展，2020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750亿元，让中国成为农产品电商销售第一大国。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只关注农业是不够的，乡村振兴需要产业整体的兴旺，因地制宜推动农村的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整体的数字化才是真正的产业兴旺，数字化转型更需要纳入农村的产业整体而不只是农业。实现治理有效需进一步运用数字技术。乡村“智治”是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手，各地治理实践的经验不仅在乡村快速扩散，也在融入城乡治理网络。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乡村治理不只是乡村的治理，治理有效还需要把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部分，清醒地认识城市的技术和人才优势，以乡村治理场景梳理为重点，把乡村治理的技术清单、应用场景清单、流程再造清单融入城乡治理整体，打造城乡统筹，区（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智治，用互联互通和开放兼容实现技术融合、业务整合、数据融通，实现三治融合。完善民生服务需进一步运用数字技术。当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益农服务已经覆盖超过80%的行政村，农民足不出村可以获取各类公共服务。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村民不只需要益农服务，也需要生活服务和其他服务，乡村需要打造数字服务平台，也需要把数字服务纳入乡村振兴的数字生态，充分了解和调研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把教育、医疗、养老作为民生服务的核心内容，把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作为民生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服务新格局。推动红利普惠需运用数字技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是推动中国城乡共同发展，数字技术下乡推动产业兴旺、治理有效、服务普惠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不过，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数字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也可能扩大社会不平等，关注数字技术的包容性，开展技能培训，提升村民应用数字技术的效能，预防数字鸿沟加剧，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在数字时代建设数字城乡，既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动能新手段，更是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方向和战略制高点。

伴随着新兴信息技术向各个领域广泛渗透，人类社会已经从二元空间（物理空间—人类社会）进入了三元空间（物理空间—信息空间—人类社会），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将全人类裹挟进了数字社会的浪潮。在数字社会中，数字技术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大数据的无间断生产和广泛应用。在这个大背景下，计算科学、数据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交叉，掀起了计算社会科学的热潮。社会学如何在“数据密集型”的科学范式中抓住机遇，摆脱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困境，突破传统学科界限，是个极为迫切的理论问题。社会学在计算社会科学中的担当按照乔菲-雷维利亚的定义，计算社会科学是“以计算为媒介，以不同规模的社会团体为着眼点，对社会学领域开展的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对象小至个体行动者，大到社会群体”的新领域。虽然这里作为媒介的计算主要是基于系统科学、网络科学、复杂性科学等理论，借助于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机器人等计算机技术进行的数据挖掘，但立足点仍然是社会学。在计算社会科学的研究社群中，社会学家具有相当高的活跃度。譬如，2009年《科学》杂志发表的题为《计算社会科学》的文章共有15位作者，其中社会学家有3位。根据艾德曼等人对2003—2016年《自然》《科学》等五大期刊的梳理，发现社会学在社会网络演化、集体行动、知识社会学、文化生产等领域都有丰富的计算社会科学作品，社会学家不仅是解决人类行为长期问题的前沿研究中心，而且还发展了关于数字时代新的研究路线图。事实上，社会学在计算社会科学的演进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所了解的计算社会科学，更多与互联网技术兴起和在线实时产生的大数据相关。除了该脉络外，还有一个就是社会仿真。该传统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研究社会的复杂性上超越了其他多数研究方法。它通过建立一个研究社会系统或过程的计算机模型，即建立一个能够表征现实世界的“人工社会”，开展各种社会科学分析。据考证，社会学家萨克达于1949年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科学的元胞自动机建模，该模型是社会仿真中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多主体建模的简化版。计算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早期的计算社会学与系统科学、控制论和复杂性科学交叉，主要借助于社会仿真探究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但始终处于社会学的边缘。不过，依托互联网和计算科学而兴起的新计算社会学，仍然有许多共识有待达成。计算社会学如何定位是关键的基础问题之一。第一，计算社会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支。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相似，社会学分支也采用了添加定语的方式，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计算社会学的命名方式似乎与此相同，但是它除了将计算作为研究对象，更多是将计算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社会的工具。从这个意义而言，计算社会学更适合与定量社会学、分析社会学等相提并论。第二，计算社会学是归纳和演绎双轮驱动的。归纳和演绎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也是知识发现的基础。囿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归纳和演绎一直处于并行状态。在社会学中长期存在定性和定量研究孰优孰劣的争辩，其根源就是对归纳和演绎在研究中如何应用的分歧。计算社会学的核心是数据挖掘，实际上是一个包括理解问题、理解数据、准备数据、挖掘数据、评估新知识和使用新知识的过程，实现了归纳和演绎的高度整合。第三，计算社会学是解释、预测和干预相融合的。与许多学科相比，社会学更为强调对社会的因果解释，而对预测和干预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计算社会学固然要秉持传统，也就是将理论置于极为突出的位置，同时还要利用机器学习、社会仿真、网络实验等方法，基于社会复杂性理论，开展社会预测。此外，还要主动进入算法生产的前端，除了能在研制与开发新型社会计算工具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计算与社会的关系和有关计算/技术的社会问题同样应该是计算社会学的重要内容。第四，计算社会学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计算社会学的工具性特质，将为传统的社会学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社会学非常注重批判性，而好的批判不仅需要合理的知识构成，还需要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计算社会学的教学必然走进其他学科，走进具体的应用场景，走进知识的前沿。概言之，计算社会学汇聚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再局限于某类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不再以解释为己任而拒斥预测，不再以检验既有知识为主要追求。计算社会学不是计算社会科学在社会学中的运用，而是社会学在计算社会科学中的拓展。计算社会学的新空间与理论自觉毋庸讳言，计算社会学属于实证主义传统，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但是它不排斥人文，并试图用计算去挖掘传统，在方法论、理念、思路上对扩展传统学科界限具有启发意义。第一，在学科内部，计算社会学是一门提供“范式”的学科，能够在方法论和研究方法上开辟新的方向，有助于拆除社会学定性和定量研究之间的“墙”；从知识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分支学科汲取理论营养，使学科内部彼此融通；通过多理论整合、多方法协同和多类型数据匹配，延展传统社会学在数据生产上的优势。第二，在学科之间，计算社会学采用人工智能和数据挖掘等计算科学方法，不局限于总体性思维，在技术层面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达成共识；理论创新和现实关怀并举，既可以与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应用性强的学科交叉，又能与哲学、历史学等基础性学科交叉。第三，在组织层面，构建跨学科实验室是计算社会学的内在要求，毕竟传统的单兵作战和“师徒制”难以满足计算社会学的团队合作需求。这种新文科实验室有助于打破“孤岛式”科层组织结构，兼顾传统系科归属和交叉研究成果认定，并探索跨学科的人才联合培养模式。当然，在扩展学科界限的同时，计算社会学要始终保持清醒的理论自觉。计算社会学的数据收集、数据挖掘、算法设计、论证过程都远比传统社会学要复杂，如果缺乏理论自觉，研究发现无法超越“常识”（“酷炫技术，理论贫乏”），对重大的现实问题缺少关切（“强解释，弱预测”），难免要落入“计算社会学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的批评之中。以上似曾相识的对传统社会学的批评，当然与计算社会学的初心相去甚远。（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文科改革与实践项目“社会科学的人工智能工具箱建设”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8月20日图片来源：CFP往期推荐：社计文库

近年来，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府、市场、社会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中国的社会治理正在经历快速的数字化转型过程。目前，虽然这种数字化转型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但是从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已经可以看出其鲜明的问题指向，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直面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问题指向，是直面那些亟待解决但传统治理手段难以有效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特别是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足的问题，力图通过新的理念、方式和手段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涵盖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方方面面，力求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数字化，增强对社会系统的数字化感知、识别、分析、反馈和调节能力，全局、全域是数字化转型中经常提及的概念，指向的是系统治理的难题。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力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链接与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资源，发挥各方面资源的独特作用，增强不同资源之间的互补效应，指向的是综合治理的难题。第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力求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对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行为方式和互动过程的痕迹化，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实现可追溯性强、证据链确凿的精细化治理，改变传统治理中普遍存在的末梢治理问题，将治理的重心不断前移，指向的是源头治理的难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二个问题指向，是直面数字社会的各种新问题。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个体、群体和组织进入数字世界，这就带来了新的治理问题。第一，网络违法犯罪事件占比相对上升，网络安全出现新的特征和态势，带来新的治理挑战。传统的治理思路、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在数字化的网络世界不再完全适用，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突出，迫切需要开发新的治理工具，储备专业化的治理人才队伍。第二，技术迭代创新的速度很快，大量的新型应用场景出现，现有规则体系的响应和更新速度难以同步。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金融科技、无人驾驶、智慧医疗等各个方面的技术创新将社会成员引入数字世界，社会行为、舆论、互动、关系、结构出现很多新的变化，原有的法律、规范、伦理等制度体系难以有效覆盖，亟须弥合技术发展与制度演进之间的距离。第三，数字世界的治理问题高度复杂，表现出跨区域性、跨领域性、传染性高、波动性强、涌现性明显等特征，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世界的经济运行和社会互动突破了时空边界的限制，个体、群体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数字世界更为密集，这都使得传统以属地治理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数字化时代面临巨大的挑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第三个问题指向，是直面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社会治理不仅仅是要去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形成与社会急剧变迁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指向的更深层问题，是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如何走向现代化。第一，数字化作为一种赋能手段。即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体系的传统要素，提升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增量变化。第二，数字化作为一种运行基础。即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其他要素提供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支撑，推动传统治理要素从前数字化时代走向数字化时代，使得数字化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得以植根、运行和发展的新基础。第三，数字化作为一种革新理念。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精细化、精准化、可计算、可追溯、复杂性、数据碰撞、机器学习、人机耦合、仿真模拟等成为新的被社会广为接受的思想观念和认知图式，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要素能够自主学习和自觉运用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工具认识、分析、判断、预测和应对社会治理问题。亟须支撑条件和约束机制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呼唤坚实的基础环境。数字化转型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而是受到制度、组织、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良好的基础环境。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制度环境的匹配。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社会治理的过程，可能会带来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互动等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蕴含着对既有制度规则、伦理规范、文化观念的冲击，需要新的制度体系来协调。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组织机制的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社会治理的过程，离不开相应的发起、应用和承载主体，也会对社会治理中各类组织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及多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带来影响，需要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主体的一整套组织运作机制的创新，尤其需要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内部的协作机制创新。第三，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社会基础的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带来了技术红利，也产生了数字鸿沟和红利差异等社会问题。因此，只有不断提升社会的数字素养，对更大范围、更多人群进行技术赋能，在技术产品的设计和应用环节考虑更多差异化人群的需求，追求效率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才能有广泛和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化资源配置机制，对于更好推进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宽阔的协同空间。数字化转型意味着社会治理走向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其他要素深度协同融合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体系其他要素的协同融合机制在实践和理论上还未完全厘清，因此为它们构建宽阔的协同融合空间是未来的重要发展趋势。例如，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社会大众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主体性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了社会连通性的增强，有利于公众参与，但并不必然增加公众参与。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聚焦公众的参与动力问题。数字化转型只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切身利益、现实需要联系起来，将政府自上而下的数字政府、智慧社区建设与城乡社会内部活跃的社区公共平台、自媒体等链接或匹配起来，使公众关注的各类热点、重点、难点问题拥有更便捷、更有效的表达渠道、空间、平台和机制，才能真正促进垂直和平行两个方向数字化的融合。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聚焦公众在治理中的参与权利问题。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来聚焦公众需求的反馈问题和治理方案的实施问题，增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互动性，落实相关主体的责任，让公众清楚知晓问题解决的进展、遇到的困难和可能的应对措施，也将是重要的发展趋势。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亟待有效的约束机制。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引发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近年来，政府、学界和公众越来越强调科技向善的重要性。可见，约束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影响个人信息安全，需要构建公共与私人边界的多重界定机制。从界定主体看，法律体系、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平台企业、社会大众等都是重要方面；从界定内容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序、方式、权限，都有必要予以明确界定。第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涉及平台企业在治理中的角色问题，需要构建政府、平台、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如何加强和创新平台治理，既发挥平台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又避免公共性的缺失，是构建政府、平台、社会良性互动机制的关键。第三，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能面临技术自身的局限性问题，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技术防护和社会干预机制。首先，信息技术产品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一旦技术系统出现崩溃，则面临着信息泄露、数据丢失等风险，需要构建系统性的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机制。其次，信息技术产品往往携带着自身的技术刚性，可能带来治理灵活性的下降，难以应对各种复杂情境，技术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更具弹性的制度予以保障。最后，基于数据和算法形成的信息检索、信息推送等，可能与社会的价值导向等存在偏差，影响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需要一定的算法审计和社会干预。（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专题研究“经济、技术与社会发展”课题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往期推荐：社计文库

浙江大学往期推荐：“社计未来——社会科学家的第一节人工智能课”（2021计算社会科学师资班）招生简章“社会科学家的第一节人工智能课”开班啦！社计师学院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导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百度公司主办，兰州大学社会科学处、兰州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甘肃省社会学会、《科学·经济·社会》杂志协办的“费孝通群学讲坛·社计未来”——社会科学家的第一节人工智能课（2021计算社会科学师资班）于7月26日上午在兰州大学正式开启（课程安排详见），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公众号“社计未来”的直播平台上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上午的开幕式和主旨报告共持续三个小时，吸引了大量老师与学生参与听课并讨论。此次线下参与课程的学员约100名，线上累计观看直播1500人次。（图片来源：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本次师资培训班课程将持续一周，一直到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领导将做总结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百度公司、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机构的本领域顶尖专家学者将开讲多个讲座和实操训练。此次“费孝通群学讲坛·社计未来”——社会科学家的第一节人工智能课是继去年的线上公益课之后，第一次与百度在线下开展，将更加注重实操，聚焦机器学习方法，希望可以更好地促进计算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推动计算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培养新生代师资，为促进社会进步和平台善治做出贡献。开幕式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陈文江教授主持开幕式。陈文江教授首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水平计算社会科学专家和学员来到兰州，他指出计算社会科学是目前最前沿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希望这次交流能够给社会科学领域带来更多的灵感与发展，衷心期待这次的师资培训班可以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顺利进行。兰州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沙勇忠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沙勇忠教授讨论了国际前沿领域对于计算社会科学的关注指出当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而作为关键一环的人工智能人才不仅包括计算科学背景的人才，更需要兼具计算科学和社会科学素养的人才。计算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会面临很多全新的问题，但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值得学术界探索。本次师资班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突破，有望通过一流课程体系，培养一流复合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林维教授在线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高度重视计算社会科学的建设，已经成立了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并计划成立数字中国研究院，希望可以融合多学科的力量，发展跟数据相关的知识，使得社会学在数字化和计算的应用更加多元化。计算社会科学可以得到不断地发展，从而推动计算社会科学和普通学科的融合以及满足国家对于数字化的需求。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陈声柏教授对各位老师及学员的到来表示欢迎。陈教授指出，此次课程并不只是一个师资培训班，也是一个学术的盛会，一个新的理论交流的平台。他认为在科技和商业突飞猛进的时代，方法本身没有价值可言，如何在越来越物化和技术化的学术领域保持我们的警醒和思考是非常必要的。

主讲：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下午讲座二计算社会学的两大范式梁玉成（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晚上讲座三百度AI

Science最新综述：计算社会科学十年，反思与展望★

技术真正地成为与自然环境并存且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技术环境。而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前沿已进入无规则之境，技术精英行动者已经拥有了属于他们的不可识别和不在场空间，人类的未来甚至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可人类社会

https://www.kaspersky.com/blog/secure-futures-magazine/climate-edge-agriculture-technology/28968/18

随着一项技术的延伸，任何特定的组织对整个技术过程的控制都会减少，在整个过程中更多地依赖其他组织的先前或后续操作。这也会降低决定目标和管理资源的灵活性。(5)

2017，《技术与组织：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社会学研究》第4期。往期回顾：社计文库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导语计算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注目，本文介绍的是在大学里如何教授计算社会科学的心得，虽然讲述的内容是政治学中计算方法的应用，但对于其他的社会科学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以此为基点，我们编译这篇文章，以飨读者。摘要计算方法已经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帮助学生获得这些新技能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其对编程的熟练程度有着必然要求，而大多数政治学学生并没有编码经验。本文介绍了一些教学策略，使得从Excel过渡到使用R或Python进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不那么痛苦，反而更加激动人心。首先，它讨论了两种使计算方法变得易懂的途径：展现大局和分解工作流程。接下来，我们通过三个例子提供了典型课程的分步指南：学习编程基础知识，处理混乱数据，和交流数据分析。计算社会科学的精确定义仍然难以捉摸。然而，一个广泛使用的定义是，它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中应用了计算工具和技术来推进社会科学研究(Salganik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乡村性”的概念重构——数字时代的淘宝村建构孙

Intelligence）刊登了一篇文章《我们赖以生存的算法》，尖锐批评英国政府运用算法预测学生高考（A-level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数字科技的应用场景令人印象深刻，显示出快速的反应能力、强大的社群优势、生动的知识输出、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四个特征，展现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强大优势。进入数字治理时代，面对高度透明化的社会和高度智能化的政府，数字治理的短板和风险也越来越凸显，主要体现在于隐私的保护、权利的界定、责任的承担、数据的交易四个方面。当然，这些风险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要想建立数字政府，提高国家治理在数字领域的水平，要从数据开放开始，有合理的数据开放方案和议题建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2]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1月初，《寻找“座头鲸”：中国企业是如何进行社会创新的？》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吕鹏研究员及其团队撰写。本书对中国的主要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旗舰项目进行梳理评估，形成“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旗舰项目排行榜”。吕鹏告诉凤凰网公益，“现在很多企业一谈到社会责任，还只是停留在捐钱，甚至只是为了公关的层面，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企业家迫切需要学会花钱，这甚至比如何赚钱更重要。”过往很多关于社会企业责任的评选，多是以企业为单位，而该书则是国内首次对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的项目进行排行。吕鹏表示，这样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内企业在设计和推动“社会责任项目”时，多一些产品思维，学会用“项目制”的方式来运作，从而增强项目的针对性，也让项目能够更加持续地运转，产生持续的影响力。对于书名中的“座头鲸”一词，吕鹏解释道，商界喜欢用动物的概念来打造IP，如天猫、京东狗、腾讯鹅等等，“座头鲸”就是为了去对标“独角兽”，独角兽是指经济达到10亿美元的企业，座头鲸则是指社会价值达到10亿美元的企业。在吕鹏看来，当今社会，企业自身的商业价值早已不是维持企业持续发展的唯一因素。当企业具有社会价值的时候，企业主也要考虑回报和可持续发展，这就强调更有可持续性的社会责任何社会创新，而这些与企业的规模大小无关。如支付宝的出现一开始就是解决网购中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处于社会中的企业，一定要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需求才能生存，否则就会被市场机制淘汰。同时，大公司本身的规范问题会倒逼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国家和公众方面的外部规范和监督，对大公司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另外大公司的高管本身就具有更加大的社会远见，会接受通过社会影响力实现盈利。因而，企业的规模和社会责任应该是成正比的。“这本书的理念也是希望企业能够意识到，参与到社会创新的同时提供产品和服务，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收益。”《寻找“座头鲸”：中国企业是如何进行社会创新的？》一书通过网络、媒体、企业咨询等多种渠道，获得了8个行业54家企业101个项目的相关信息，全面梳理了中国企业在社会创新领域的实践。在经过一番研究后，吕鹏发现，目前我国企业的社会公益面临着三个困境：最主要的是项目本身的可持续性。虽然近些年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但是很多项目没有获得公司来自战略和组织层面的更多支持，很多企业家未能意识到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也是推动企业长久发展的利器，从而导致项目停留在单向公益的层次，未能形成真正的品牌、产品和服务优势。第二个困境就是经济效益问题，企业主还是强调直接回报，当经济回报很慢或者属于间接回报时，企业就很难坚持下去。第三方面就是公益行业的人才缺失，受现行的制度影响，公益项目从项目策划到执行落地，再到项目的资金公示和后续回访，都需要专业的人才，目前这方面的人才还是缺失的。作者：郝锦秀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吕鹏研究员团队撰写的《寻找座头鲸：中国企业是如何进行社会创新的？》一书中，他们描绘了一幅企业社会创新的图景和案例。座头鲸，用以指代那些社会价值可以达到10亿美元的企业，它们致力于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从国内外科技企业进行社会创新的模式与路径来看，"企业社会创新"并非只诞生于大厂，数字科技赋能社会的道路千万，条条道路都始于对社会创新和科技向善的理解和践行。当我们谈社会创新时，我们在谈什么首先会想到的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于1924年由Oliver

https://www.emarketer.com/content/average-us-time-spent-with-mobile-in-2019-has-increased推荐阅读：社计评论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新技术正在深度改变我们的生活，技术应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2020年上半年，我们见识了科技战疫的不小成就，“兴奋曲线”上扬；下半年，过度搜集数据、深度伪造、人脸识别数据滥用、大数据杀熟等负面问题，又加剧了人们对“技术作恶”的忧虑，“焦虑曲线”翘尾。这种“喜忧曲线交叉”，反映了人类历史上技术与社会之间持久的张力。近来，这种张力更加凸显。当前，我们的技术应用场景是丰富的，却也是有选择性的。各类企业生产并提供数以千计的与抗疫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但多集中于智能识别（温测）、智能医疗系统、智能机器人（含无人机）、应急调度和在线办公平台等偏工具品类，眼下需求更为迫切的“适老化”产品与服务却面临研发和供应不足。“社会标签”与“社会情境”的缺失，不仅会导致科技产品同质化严重，让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变形为社会工程学，更有可能因为在性别、宗教、民族、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偏差理解和操作，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增加人们对新技术的“恐惧”。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加强平台企业外部治理，即健全数字规则，提升监管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平台企业自我治理，科技公司和技术开发者们需要将更多的社会情境写进代码里，将人文态度写进代码里。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鼓励科技创新和社会创新“齐头并进”，鼓励创造出更多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科技产品与服务。这类产品与服务不仅具有社会价值，而且因其是对社会痛点的回应与满足，也大多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不仅能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且能得到来自社会多个群体的反馈，从而实现对科技创新的反哺。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如何实现“齐头并进”？亟须夯实4个基础。一是夯实设施基础。这种设施既包括硬件设施，还包括开放共享的数据平台等这类“软设施”。尤其是涉及社会场景和公共意义的数据，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如此，既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也能为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还可为更多的社会科学从业者、实务工作者提供从源头上参与数据生产及算法改进的机会。二是夯实社会基础。创造更多科技创新与社会创新“共同在场”的场景和平台，在内容治理上引入社会干预；在共同治理的环节，赋能各种社群成为促进科技进步的行动者和监督者，让更多人从科技创新中真正获益。如果科技进步越来越快，人们的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工作时间趋长，工作条件趋差，这就偏离了我们的设想和初衷。三是夯实心态基础。人们对于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兴奋和焦虑并存是常态，但要竭力避免“过度兴奋”和“过度焦虑”。这需要加大科学知识普及力度，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科学传播内容，消除部分人对科技的偏见和恐慌，增强人们对技术进步的预期和认同，让被新技术遗忘和冷落的人暖心。由此，技术开发者队伍要来一场“结构性改革”，培养并吸纳更多内容创作人才，让科技产品在内容上更具传播力和社会想象力。四是夯实人才基础。被聚焦和讨论的一些由技术应用引发的所谓“恶”，有的受资本力量的影响，与技术本身并无直接关系；有的则是开发者“无心之失”。因此，有必要通过多元化的人才赋能方式，化解技术应用带来的社会风险，克服可能的技术缺陷。技术开发者也应在知识结构上作出改变，增加自身的人文底蕴和社科常识。时代呼唤更多能同时扛起社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人才。（作者：吕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原文发表于光明日报）推荐阅读：社计评论

Transparency），二是对于广告跟踪用户的行为让用户自己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即将启动的广告跟踪标识符IDFA开关（Identifier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直播、短视频等经济新业态迅速崛起，它们在自身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快向生活、生产、消费各领域赋能。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在1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经济参考报、抖音联合召开的“抖音助力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发布会上，业内专家纷纷表示，以抖音为代表的各类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在推动经济新潮流、促进经济复苏、拓展就业形式、丰富社会生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迅速崛起的新经济业态，直播经济正迎来黄金发展时期。当前国内各大平台正纷纷进入直播赛道，相关咨询机构2020年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4228亿元。当天发布的《“V经济”的兴起：抖音助力经济发展年度报告》（下称《报告》）指出，抖音等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等形式，推动新型商业模式、消费习惯、生产链条和产业生态的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新常态，即“V经济”，包括Visualization（视觉化）、Volume（流量优化）、Vitalization（产业激活）三个方面之间的联动与融合，对应着前台、中台、后台三个环节相互关联的生态体系。在业内专家看来，数字技术对于提升需求侧管理水平，打造消费新业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视觉经济、直播经济在满足扩大需求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吕鹏认为，直播提供了一个“用真实的体验激活需求侧的沉默结构”的利器，促进需求侧、供给侧的链接，促进双循环的发展，加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大车企纷纷加入直播行列，其中三一重卡在抖音上策划了多场活动，在3月20日的万台抢购节直播中在2小时内达成5000万销售额，打破了疫情期间的销售困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聂辉华表示，直播经济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助力偏远贫困地区农产品去库存，弥合地区差距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以抖音为例，为了缓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产品销售受阻的问题，2020年2月，抖音“县长来直播”启动，邀请各地市长、县长通过直播，帮助各地销售受阻的农产品快速找到销路，截至目前，共有110位市长、县长走进“县长来直播”直播间，帮助销售农产品1.23亿元，其中6819万元来自贫困县。值得关注的是，直播正在激发企业生产活力，促进供给侧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陈光金表示，直播经济在5G赋能下，助力打造了柔性供应链，让更多生产商看到了更为精准的市场需求，推动其注重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销售定制化的订单需求，高时速、低时延的供需产业链逐渐形成，生产端+内容端+服务端相结合的柔性供需体系迸发升级，同时也加快推动我国产业智能化升级。不过专家也指出，随着直播领域的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供给反馈不及时、法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未来需要建立合理的政策引导框架，规范行业自我规范机制，构建良性产业发展格局。陈光金表示，政府监管部门应该慎用直播的发展趋势，尽早进行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在合理税收、公平竞争方面确定责任和边界，有效引导产业发展。同时要推进直播产业的行业自我规范机制，促使生产厂家自觉遵守产业规则，杜绝恶性竞争和无序扩张，注重社会责任，塑造积极向上的网络生态。与传统企业不同，平台企业是平台生态的维护者、治理者和引领者，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者，平台实践也体现了社会价值取向。以抖音为例，疫情期间，为缓解农产品销售受阻的问题，抖音联合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发起了“战疫助农”公益项目，通过设立农产品供需信息发布专区等一系列措施，帮助农产品找到销路。截至2020年4月11日，项目累计助力农产品销售3.2亿元，在推动地方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报告》也指出，未来平台监管是提升商品品质、增强前后台互信的重要渠道之一。直播经济的良性发展除了依靠政府监管、行业约束等外力，更需要企业生产端主动遵守生产规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重视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才能从根本上获得直播经济的根本优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吕鹏：“V经济”将成新发展格局重要经济形态谈及短视频、直播电商如何推动经济复苏和发展，吕鹏认为抖音等平台通过短视频、直播电商等形式，推动新型商业模式、消费习惯、生产链条和产业生态的发展，成为一种经济新常态，即“V经济”。“V经济”促进需求侧、供给侧的链接，带动双循环的发展，加快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并成为中国未来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经济形态。当前直播经济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期。有咨询机构2020年的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已经达到4228亿元。在抖音等平台上，很多直播达人以真实的场景、真切的态度、生动的话语、丰富的表情向消费者介绍着产品的各种特点；除直播达人外，多地贫困县县长等公职人员也加入直播活动。作为一种迅速崛起的新经济业态，吕鹏指出，“V经济”包括Visualization（视觉化）、Volume（流量优化）、Vitalization（产业激活）三个方面之间的联动与融合，对应着前台、中台、后台三个环节相互关联的生态体系。具体而言，前台以视觉经济为突破口，通过更加真实的情感体验，将互联网“虚拟世界”与线下“实体经济”连接起来；众多主播充分发挥独特的人力资本，其商品话术和情感劳动使得屏幕上的产品拥有了高度场景化，具备了体验性，有助于促进供需之间的连接。中台是直播电商对流量的优化，直播电商通过“号”运营、“精”技艺、“活”场景等充分发挥了平台的创造力、优化力、链接力，展现了互助价值理念。后台囊括了生产厂家、全国各地销售商、短视频和直播的内容创作者，覆盖产业链条中从生产到销售的产业体系，日渐专业化的内容生产和“视联网”的生态形塑，正在急速拓展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吕鹏认为，从需求侧管理角度出发，“V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逻辑和机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用真实的体验激活需求侧的沉默结构”。“需求侧有很多人有非常强大的需求消费能力、消费诉求，但是他不敢消费，他从来没有想过我原来可以买这样的东西，他是‘沉默’的。直播提供了一个激活的利器，即真实的体验。前台、中台、后台都是有助于真实的体验，进而打破这样一个沉默结构，促进需求侧、供给侧的链接，也促进双循环的发展，也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吕鹏说。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邱泽奇：直播助力新经济形态形成在邱泽奇看来，抖音带来了一个新社交形态，直播带货则提供了新的社交方式和体验。现在的直播只是真实体验卖货第一步，随着AR、VR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多的、更真实的体验被带入到生产与交易环节，助力新经济形态的发展。不过，邱泽奇也认为，目前的带货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果，可离真正在现场的体验，还有一定距离。未来在研究和讨论音视频经济和直播带货时，需要把“在场即市场”“市场即社交”更进一步地梳理清楚。在直播和短视频中，消费者不仅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产品特征，还可以跟主播实时互动，有效缩短了消费者与品牌、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反馈及沟通链路，成为一种新社交、一种新的情感体验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不仅可以对销售端进行激活和重塑，还可以向生产过程、供应链、要素市场、资源腹地进行延展，不断拉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距离，缩短供需链条，优化供应链的组织机制，增强生产端对于需求端的响应速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胡乐明：抖音等平台企业将在新生产方式中发挥关键作用胡乐明认为，当前网民数量的增长已经接近“天花板”，C端市场将近饱和，但B端市场却前景广阔，面向工业生产等领域，直播将提高交易效率，带来交易规模的扩大，进而带来市场总量的增长。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运行方式，平台企业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对于直播的迅猛增长，胡乐明指出，对抗疫情的隔离措施导致社会大量结构及联系暂时“断裂”，只有不同网络之间恢复连接才能促使社会恢复有效运作、运转，而直播的出现恰恰发挥了连接作用，这也是疫情期间直播迎来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胡乐明认为，当疫情过去之后，直播经济蓬勃发展可能会面临调整和升级的关口，调整必然会带来行业内的分化。5G、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发展，直播经济可能会从销售向生产过程、产业链实现深层发展。工业云平台、网络生产协同、远程调度等新业务新应用也将会随着5G到来不断拓展使用范围。“中国直播经济的不断发展将会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更新，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提速将打造出更加灵活、可控的生产链条体系，从而使直播经济的发展更加贴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增强社会生产韧性和流动性。”胡乐明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聂辉华：打破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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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丨研究报告全文字数:6628字

一部手机“撬动”的直播经济异军突起前台、中台、后台：直播经济的三台大戏社计未来欢迎关注我们！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前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我国经济虽然在第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但很快开始复苏，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以抖音电商为代表，通过直播、短视频带货，在推动经济新潮流、造就经济新业态、促进经济复苏、拓展就业形式、丰富社会生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数字时代，扑面而来的海量数据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兴奋不已，但信息的冗杂以及对数据产生、累积过程的不可知和不可控，也使得全面理解人类行为规律变得更为复杂。实证研究在面对个体所理解的情境和能动行为的相互作用上所面临的挑战与日俱增[1]。这种研究主体中的行动者的主观意图、目的、权力、利益、知识结构、价值和规则等，对研究产生影响以至于导致结论出现偏差的情况[2]，即是研究所面临的“反身性”威胁。下文介绍的第一篇论文Can

算法越来越多地代替人们进行决策，管理着信息、劳动力和各种资源的分配，协调着各方利益。但是算法治理可能损害社会公平，因为算法可能会优先考虑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当权威嵌入到技术本身而不是传统的治理形式中，治理算法就变成了引导、挑拨、控制、操纵和约束人类行为的算法。这些问题都不能通过纯技术方法来解决;算法的设计需要一个规范来引导。一个理想化的算法，需要具备这些特点：1、理解公众的道德期望；2、符合各种公平的概念3、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和要求。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它的优点包括：1、增强决策的合法性；2、增加信任和满意度，从而增强人们的需求；3、提高效率；4、有助于实现道德价值及其相关权衡，如公平和效率。于是这篇文章运用传统的参与性决策框架来解决算法的问题。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实证研究被视为社会学的基本学术范式之一。在实证研究越来越为国内学术界讨论时，除了方法论、议题和范式层面的讨论，实证研究的研究设计也同样值得探讨。恰如著名华人社会学家边燕杰教授所提出的那样，中国社会学要真正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寻求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并从理论出发搜寻、分析和解读合适的资料，进而切实提升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影响力。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实证社会科学将面临哪些基础性挑战、实证研究如何运用研究设计直面这些挑战，是《数字化与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困境化解》（范晓光，2020）一文中要着力回答的问题。从方法论角度展开对数字时代中的实证社会科学的分析，首先需要辨明传统实证社会学中既有的五组方法困境和方法矛盾，分别是宏观与微观解释、数据与理论驱动、相关与因果、同质性与异质性、信度与效度。宏观解释与微观解释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社计者说：平台权力的崛起体现在多个方面：商业上，其利润的获取建立在空前和广泛的控制权上，不仅增值速度快、收益长期。而且，由于价值获取主要基于数据，生产者自行生产，无需负责；社会上，其对个体生活社交的影响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渗透性，不仅可以影响个体行为也可以操纵观念；政治上，其对政治的影响具有空前的议价能力和胁迫能力，这不仅仅是企业的规模效应或市场力量，更依赖其对“绑架社会”的能力。作者在此篇文章中将平台政治影响的权力归结为消费者与平台建立的“特权联盟”。换句话说，消费者有意无意地为平台存在的合法性背书成为平台政治影响力的来源。平台正是借助将自己的商业合作伙伴转化为政治同盟形成了政治影响力。而改变这一局面的方式是唤醒消费者的公民身份，倡导公民政治。无论作者是对平台政治影响来源的归因还是给出的政策建议都局限于当时的美国。而今，无论是当下的美国还是中国，平台的政治影响能力都随着很多的事件发生在波动、变化。抖音出海、推特治国、蚂蚁金服等一系列平台监管事件都预示着中国的平台企业值得纳入社会学视野分析。这篇文章阐述了一些科技公司政治影响力的独特来源——平台力量。这些公司提供给消费者大量获取商品、服务和信息的途径并从决策者的顺从中获益，但导致这种顺从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游说或竞选捐款的直接影响，也不是撤资的威胁，而是消费者的默认忠诚。事实证明，消费者是反对那些威胁到这些平台的监管规定的强大力量。关注消费者在解释企业在富裕民主国家所行使的平台权力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有助于洞察企业独特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分裂消费者平台联盟的事件，或暗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政治身份的事件。01消费者与平台力量作者调查了在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扮演中央中介角色的一些平台公司的政治权力。与基于销售商品或服务的传统商业模式相比，平台公司代表了一种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新方式，其获取和利用海量数据的能力，使其能够成为关键的做市商。Uber或Airbnb等服务平台将求职者与服务提供商联系起来，Amazon等商品平台将买家与卖家联系起来，Facebook或Google等信息平台将人们、广告商、信息联系起来……这些公司对人们所依赖的关键服务的获取条件行使广泛的控制权。很少有公司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影响力，但这些极少数的公司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问题是，他们是否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是的话，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作者认为，达到一定经济规模(不需要达到垄断比例)的平台公司受益于它们与大量依赖平台的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种直接联系赋予了它们一种独特的权力形式——平台力量。传统的监管俘获工具和撤资威胁并没有捕捉到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公司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所发挥的那种政治影响力。对于那些在某一特定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来说，这些公司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规模。正是在这一点上，平台公司政治权力的研究为商业影响的文献做出了新的贡献。市场力量是平台力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将市场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机制源于消费者对这些公司提供的便利的依赖的增长，他们通过智能手机连接到这些平台上，所以只要点击一下鼠标，就能得到便宜的乘车、免费的信息或快速送达的消费品。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公司与消费者建立了特权联盟，并从中受益，消费者通过提供强大的资源来反对威胁这些平台提供的便利的监管，从而巩固平台的力量。02平台公司独特的弱点但大型平台公司并不总能如愿以偿。理解他们的力量对于理解他们所追求的战略和所面临的政治挑战至关重要，此外，关注在解释这些公司所拥有的权力时消费者所扮演的角色，也能让人们深入了解它们独特的弱点。这些漏洞来自于分裂消费者平台联盟的事件，或者暗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政治身份的事件。因此，凸显消费者利益和公司利益分歧的政治问题就可能会破坏联盟。此外，只要平台用户将自己视为消费者而非公民，这些公司就会在公众舆论拥有坚定的盟友，这些用户更看重平台的便捷性和创新能力，而不是政府严厉的监管之手。然而，这些平台在现代经济中的深度参与意味着，它们的算法可以改变选举结果，它们的隐私政策可以让它们比政府更了解我们。当这些考虑在政治上变得突出时，就像Facebook最近发生的隐私泄露事件，会强化公民身份，让公众更容易对平台实施监管。03实际案例分析所得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平台公司与众不同的特殊特征，将消费者与大型平台的联盟视为试图理解商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传统工具箱中所缺少的元素。概述了消费者身份的启动如何可以通过类比许可共识最有效地理解，这有助于生成涉及平台公司的政治冲突过程的假设。作者将这一概念工具应用到最近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以平台公司为主角的案例中，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平台并不总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运动中占优势，它们也不能总是控制最终决定冲突的地点。平台公司区别于大多数其他类型商业利益的地方在于，他们动员消费者的能力意味着他们并不总是寻找熟悉的平静政治领域。2.政治家更有可能屈服于平台用户是自己选民的平台。作者：高文英

Capitalism,DOI:10.1177/0032329219838932往期回顾：社计文库

关注我们社计者说：平台公司（如Facebook、Whats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社计者说：传统上，数字平台被学界视作一个新型的市场主体，讨论它们的商业模型、产品提供，但平台经济飞速发展十多年之后，它依然仅仅是一个市场主体吗？瓦拉斯和索尔指出，平台经济已经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它不同于市场、科层制和网络，它将一部分权力委托给工人和顾客，平台自己则成了享利润的第三方。也就是说，平台经济的最大特征在于“控制是分散的，而权力是集中的”，它将部分控制权委托给工人自己，例如快车司机可以自行决定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委托给顾客，例如各大平台的顾客评分系统。然而与此同时，平台仍将核心权力——包括数据采集和分析、任务的整体分配和利润的获取——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这种“分散的控制，集中的权力”正在给商业体系和社会结构带来深刻的影响。引人思考的是，瓦拉斯和索尔认为平台经济最大特征在于“控制是分散的，权力是集中的”。然而这种权力模式并非全新—例如，研究服务业劳动的学者很早就提出了custo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