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计文库 | 平台巨头是如何通过绑架社会来要挟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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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计者说:
平台权力的崛起体现在多个方面:商业上,其利润的获取建立在空前和广泛的控制权上,不仅增值速度快、收益长期。而且,由于价值获取主要基于数据,生产者自行生产,无需负责;社会上,其对个体生活社交的影响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渗透性,不仅可以影响个体行为也可以操纵观念;政治上,其对政治的影响具有空前的议价能力和胁迫能力,这不仅仅是企业的规模效应或市场力量,更依赖其对“绑架社会”的能力。
作者在此篇文章中将平台政治影响的权力归结为消费者与平台建立的“特权联盟”。换句话说,消费者有意无意地为平台存在的合法性背书成为平台政治影响力的来源。平台正是借助将自己的商业合作伙伴转化为政治同盟形成了政治影响力。而改变这一局面的方式是唤醒消费者的公民身份,倡导公民政治。
无论作者是对平台政治影响来源的归因还是给出的政策建议都局限于当时的美国。而今,无论是当下的美国还是中国,平台的政治影响能力都随着很多的事件发生在波动、变化。抖音出海、推特治国、蚂蚁金服等一系列平台监管事件都预示着中国的平台企业值得纳入社会学视野分析。
这篇文章阐述了一些科技公司政治影响力的独特来源——平台力量。这些公司提供给消费者大量获取商品、服务和信息的途径并从决策者的顺从中获益,但导致这种顺从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游说或竞选捐款的直接影响,也不是撤资的威胁,而是消费者的默认忠诚。事实证明,消费者是反对那些威胁到这些平台的监管规定的强大力量。关注消费者在解释企业在富裕民主国家所行使的平台权力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有助于洞察企业独特的弱点,这些弱点源自于分裂消费者平台联盟的事件,或暗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政治身份的事件。
01
消费者与平台力量
作者调查了在先进的工业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扮演中央中介角色的一些平台公司的政治权力。与基于销售商品或服务的传统商业模式相比,平台公司代表了一种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新方式,其获取和利用海量数据的能力,使其能够成为关键的做市商。Uber或Airbnb等服务平台将求职者与服务提供商联系起来,Amazon等商品平台将买家与卖家联系起来,Facebook或Google等信息平台将人们、广告商、信息联系起来……这些公司对人们所依赖的关键服务的获取条件行使广泛的控制权。
很少有公司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影响力,但这些极少数的公司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问题是,他们是否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是的话,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作者认为,达到一定经济规模(不需要达到垄断比例)的平台公司受益于它们与大量依赖平台的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这种直接联系赋予了它们一种独特的权力形式——平台力量。传统的监管俘获工具和撤资威胁并没有捕捉到当今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公司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所发挥的那种政治影响力。对于那些在某一特定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来说,这些公司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规模。正是在这一点上,平台公司政治权力的研究为商业影响的文献做出了新的贡献。市场力量是平台力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将市场力量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机制源于消费者对这些公司提供的便利的依赖的增长,他们通过智能手机连接到这些平台上,所以只要点击一下鼠标,就能得到便宜的乘车、免费的信息或快速送达的消费品。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公司与消费者建立了特权联盟,并从中受益,消费者通过提供强大的资源来反对威胁这些平台提供的便利的监管,从而巩固平台的力量。
02
平台公司独特的弱点
但大型平台公司并不总能如愿以偿。理解他们的力量对于理解他们所追求的战略和所面临的政治挑战至关重要,此外,关注在解释这些公司所拥有的权力时消费者所扮演的角色,也能让人们深入了解它们独特的弱点。这些漏洞来自于分裂消费者平台联盟的事件,或者暗示公民(而不是消费者)政治身份的事件。因此,凸显消费者利益和公司利益分歧的政治问题就可能会破坏联盟。此外,只要平台用户将自己视为消费者而非公民,这些公司就会在公众舆论拥有坚定的盟友,这些用户更看重平台的便捷性和创新能力,而不是政府严厉的监管之手。然而,这些平台在现代经济中的深度参与意味着,它们的算法可以改变选举结果,它们的隐私政策可以让它们比政府更了解我们。当这些考虑在政治上变得突出时,就像Facebook最近发生的隐私泄露事件,会强化公民身份,让公众更容易对平台实施监管。
03
实际案例分析所得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了平台公司与众不同的特殊特征,将消费者与大型平台的联盟视为试图理解商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传统工具箱中所缺少的元素。概述了消费者身份的启动如何可以通过类比许可共识最有效地理解,这有助于生成涉及平台公司的政治冲突过程的假设。作者将这一概念工具应用到最近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以平台公司为主角的案例中,得出以下两个结论:1.平台并不总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运动中占优势,它们也不能总是控制最终决定冲突的地点。平台公司区别于大多数其他类型商业利益的地方在于,他们动员消费者的能力意味着他们并不总是寻找熟悉的平静政治领域。2.政治家更有可能屈服于平台用户是自己选民的平台。
作者:高文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
向静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参考文献:
Culpepper, P. D., & Thelen, K. (2019). Are We All Amazon Primed? Consumers and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 Powe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3(2), 28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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