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该和邓稼先齐名，却隐姓埋名30年，至今鲜为人知
于敏
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
——于敏
1925年，于敏出生的前一年，国父孙中山去世。
而后北方开始了军阀混战时期。
少年时代的于敏性格内向，酷爱读史书，常常被名著里古代将领的爱国气节所震撼。
在那个自视为“亡国奴”的屈辱年代里，于敏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于敏留下无法忘记的惨痛印象，忧愤之情郁结于胸。
自己不能像古代将领能上战场英勇杀敌，只能好好学习科学知识，以科学改变国家。
1941年，于敏因成绩优异被推荐至耀华中学读高三。
于敏成绩出类拔萃，在耀华中学时，以各科第一震惊全校。
1944年，于敏被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录取。
于敏在北大，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
夏天的傍晚，同学们在外乘凉，他在树荫下读书不辍；
冬天，同学们在宿舍里打牌、聊天，他披件旧大衣依然在旁边安静地看书。
于是，同学们送给他一个绰号：“老夫子”。
但于敏并不是闷头读书的书呆子，当时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也常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
工学院注重知识的应用，于敏喜欢刨根问底的爱好并不适合。
于是，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他在理论物理方而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让教授惊叹。
于敏为了打好学习物理的基础，选修了张禾瑞先生的代数，张先生是出了名的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
一次张先生考试出的题目很刁钻，数学系“尖子生”才勉强得了60分，唯独选修的于敏考了100分。
1949年，于敏大学毕业，留校攻读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
于敏的成绩名列榜首，他的导师张宗遂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九年后，32岁的于敏和31岁何祚庥坐在一起，听一位法国物理学家的学术报告。
其间，报告人讲到一个实验，讲完实验的过程，准备讲实验结果时，于敏在左手心写下一个数字。
何祚庥一惊，“你怎么知道？”
何祚庥有点不太相信，于敏告诉他的数字，和报告人的实验结果完全吻合。
从那以后，何祚庥对于敏的印象有了：这人的脑子真好使。
有时需要算一个结果，手持计算机竟还不如于敏口算来得快。
1951年，于敏被钱三强选中，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于敏放弃自己钟爱的量子场论，专心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我国在核物理理论研究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先行者于敏凭着学习上惯有的韧性，经过几年努力竟发表了：
《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理论》、《一个具有等间隔能谱的费米系统》等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核物理文章。
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9年暑假，于敏与北京大学杨立铭教授合作：
主办了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
为国家培养了亟需的原子核理论科研人才。
1961年1月，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将取得重大成果时，于敏奉命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要他去研究氢弹。
时年34岁、已经在国内原子核理论领域研究了近10年的于敏，做梦也没有想到领导会让他参加氢弹理论研究工作。
一开始他感到脑子有点发蒙，以为自己听错了。
于敏心中极为矛盾：他性格内向，喜欢宁静，喜欢从事比较自由的基础科学研究，不喜欢搞应用研究。
况且当前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在将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有些舍不得停下来去改行。
可是青少年时期国弱民苦的经历历历在目，为了心中理想，于敏只能毅然接受转行！
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点点头，“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在于敏的科研生涯中，这已是第二次根据国家需要调整自己的专业方向。
于敏这次的学术转向，对他个人损失很大。
搞氢弹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原本光明的学术前途，转向绝密的核科研领域。
从此隐姓埋名，默默奉献。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30年隐姓埋名的生涯。
直到后来解密，连妻子孙玉芹都没想到于敏是从事高级别秘密工作的！
多年后于敏在一篇回忆中说：
“这次改变，决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昼夜思虑，全力以赴。
中华民族不欺侮旁人，也决不受旁人欺侮，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朴素民族感情、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
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是惟一没有留过学的人。
原子弹当年苏联有帮助一下，算是师傅领进门。氢弹是全靠自己独立研发。
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于敏后来站到世界核科学的高峰。
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钱三强说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各核国家都把氢弹的制造技术列为国家的最高机密。
它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应用数学等众多学科。
从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黄祖洽、何柞庥一起，领导“轻核理论组”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
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
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人提出研究成果报告达69篇。
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压力、紧张充斥整个屋子。
这时，只听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将诸葛亮《出师表》背诵到底。
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了设计制造原子弹的科学技术。
研制氢弹的任务更加紧迫了，必须要尽快在氢弹的理论上有所突破。
但氢弹毕竟是复杂系统，探索过程仍十分艰苦。
一条条途径提出来，经过仔细的讨论和计算分析，又一条条地被否定。
1965年9月，于敏率领研究人员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开展加强型原子弹优化设计。
刚开始时，大家热情高涨，但无论如何优化，计算结果总不理想。
于敏便整日都泡在计算机房里，埋头于堆积如山的纸带中，仔细分析计算结果。
10月下旬，于敏为上海研究人员作了“氢弹原理设想”系列学术报告，提出了两级氢弹的原理和构形的设想，并在计算机上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
听完于敏的报告，大家都极为兴奋，因这样的突破深受鼓舞。
在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构型的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邓稼先听闻后第二天就飞到上海，听完于敏的汇报后十分兴奋，竟破例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
其他四国，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氢弹居然可以有第二种方法造！
中国的氢弹起点空前的高，一出场就是武器级、小型化、独立模式！直接填平了与领先十几年的美国的差距。
与原子弹相比，氢弹的威力可以说是火柴和火炮的区别。
全世界知道氢弹制作秘密的不会超过50个人。
接下来的一年，于敏和同事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中国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那是一次完美的试验。
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且美国第一枚氢弹试验装置80多吨，第一枚可投掷氢弹也达21吨，中国第一枚才1吨。
并且于敏构型的氢弹首发就是实战型，为中国省去的核试验成本是无法估量的！
于敏构型的弹头可以长期保存，所以现在五大国还保有战备状态氢弹弹头的只有中国。
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中国的速度为世界之最。
美国用时7年3个月；
苏联为6年3个月；
英国为4年7个月；
法国为8年6个月。
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
从此，中国拥有了第一代核武器，也真正有了和平的底气。
很多人称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
可他却说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我只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知乎上有人说：有了他，是我们讨论别国的命运而不是别国讨论我们的命运。
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因为两弹一星，没有这个镇家之宝，日本和印度随时可以取代中国。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于敏参加了接待。
听了于敏关于核物理方面的报告后问道:“于先生是从国外哪所大学毕业的？”
于敏风趣地说:“在我这里，除了ABC外，基本是国产的！”
日本专家赞叹道:“你不愧是中国国产专家一号！”
但于敏并不以此为傲，后来面对赞誉他说“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
‘土专家’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
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于敏依靠自己，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从原子弹到氢弹，计算繁复。
于敏经常深深夜到计算机机房，平日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打印纸带中。
聚精会神地分析计算结果，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常常顾不上吃饭。
为了完成任务，他常常在办公室加班加点到深夜。
由于长年累月的科研攻关，废寝忘食，积劳成疾。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使得于敏身体瘦得形销骨立，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
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
一天深夜，于敏感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
不料，于敏身子一软，摊倒在地，突然休克过去。
经医生抢救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稍晚一会于敏就有生命危险。
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西北。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
回京时，人便昏厥过去，还没进家门，就直接送进了医院。
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铸就辉煌必经殚精竭虑，恰如巴尔扎克所说“没有伟大的意志力，就不可能有雄才大略”。
就是在这样的坚韧意志下，中国氢弹破天而出。
“文革”期间，军管领导胁迫于敏将某次试验中的技术问题定调为科研路线问题时，他绝不屈服。
反而在会议上挺身而出，鲜明地指出并论证那次试验的理论方案并无问题，只是一些新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从来不存在所谓路线问题。
于是，于敏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他无悔：“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
我宁愿现在挨整，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
当时，处于极左思潮统治下，很多技术人员自叹如倾巢之卵，噤若寒蝉。
但每次讨论会上，于敏仍坚持讲真话，绝不随声附和。
与于共事三十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
邓稼先常说，“我相信老于的”。
可以说，为了将中国氢弹研制成功，于敏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
有一次，一直忙于工作的于敏，破天荒地主动要求做家务，要帮妻子洗衣服。
他的任务就是往洗衣机里加水，嘴里还计数：一盆、两盆、三盆……他干得非常起劲。
却也纳闷，只是水加进去，却不见水增加。
妻子发现后过来检查，才发现他没有关排水阀，做了半天“无用功”。
在工作时，于敏可是一点失误都不允许发生的。
为国为民，于敏鞠躬尽瘁。为家，于敏亦是付出一切。
于敏堂弟于确一家都是于敏寄钱供养的。
因为那时其父亲已年迈，又没正式工作，兄弟姐妹几人都小，没有经济来源。
于敏从1951年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有了工资收入，从此便开始给家里寄钱。
于确说：“那时候我还没出生，直到有了记忆后，每月15号收到哥哥的汇款单已经成了规律。”
有一次，已过15号，汇款单还没寄来，一家人的生活难以为继了。
整整过了一周时间，汇款单才邮到。
后来家里人听闻，那次于敏的工资被人偷了，只好东筹西借把钱凑足给家里邮寄过来。
直至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要求下，于敏才停止寄钱，这其中整整27年。
绝不是因为于敏钱多，而是他礼重情深。
于敏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是阅读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听京剧。
他从小就能背诵不少古诗词。
由于学习和工作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
至少有30年了，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睡眠的。
为工作保密，于敏隐姓埋名30年。本该和邓稼先齐名，却不为人知。
30年来，他的妻子不知道他在做什么；30年来，他在她的记忆中是失声的，但她一直相伴左右。
89岁的于敏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她却已因病离世。
面对荣誉和镜头，于敏说:“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说罢，久久一言不发。
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唯有沉默。
中国有一群逆天的科技工作者，是他们挺起了中国的大旗。
虽不为人知，沉默一生，但终生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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