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选情夹击
纽约出现离婚潮
文 | 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曼哈顿的离婚律师苏珊娜·金伯利·布雷克(Suzanne Kimberly Bracker)说，她在深夜接到了客户想要离婚的电话。与许多同行一样，她发现受新冠疫情影响，离婚案例呈上升趋势。
“人们开始意识到无法忍受另一半，”她说，“有一天半夜，我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她说在家关了一段时间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跟丈夫除了一起孕育了孩子之外，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她的丈夫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小孩。”“一想到要和他一起共度余生，她就痛苦得无法再入睡，”布雷克说。离婚律师苏珊娜·金伯利·布雷克（左）和保罗·塔尔伯特（右）律师们说，已经对婚姻产生怀疑的夫妻最有可能在两口子朝夕相处的压力下崩溃——其中包括一位曼哈顿的对冲基金经理，他意识到，自己和妻子、孩子以及一段失败的婚姻被囚禁在他位于汉普顿的豪宅里。“他不断给我打电话，问我‘我们能开始走离婚程序了吗？我必须离开她，’”婚姻律师保罗·塔尔伯特(Paul Talbert)这样评价这位闷闷不乐的富翁。“他告诉我，‘妻子不明白既然我每天24小时都在家，为什么就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但我真的需要工作，疫情已经令我们的财富缩水了，’”塔尔伯特说。“我只好告诉他，现在纽约刚刚解除了非必要诉讼的禁令，排队的人太多，可能需要等待好一阵子才能离成婚。”婚姻法律师表示，在经过了数月的封锁后，他们已经看到一波离婚诉讼浪潮，其中有些原本在疫情爆发前就打算离婚，也有些是在被封锁期间，与配偶在金钱、政治信仰和养育方式上出现了剧烈的差异，因此决意分道扬镳。“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离婚律师南希·切姆托布(Nancy Chemtob)告诉《商业内幕》；她是Chemtob Moss Forman & Beyda LLP的创始合伙人，从事律师行业超过25年。“我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和9/11事件，经历了起起落落……但眼下的情况太疯狂了。”切姆托布的典型客户是净资产1500万美元的已婚人士，通常都有两个孩子在私立学校上学。该公司在纽约和汉普顿设有办事处。她估计，自疫情爆发以来，其律所的冲突检查增加了30%。冲突检查是一种确保潜在新客户不会与公司的既有客户产生利益冲突的程序。她说，以前每天两次的冲突检查现在变成了七八次。对一些已婚夫妇来说，封锁让他们彼此突然间离得太近。切姆托布说，在新冠疫情前，他们通常都是大忙人，在处理完工作和其他事务后，每天最多能共处呆两个半小时，但在隔离期间，他们最希望的是每天能有两个半小时的独处时间。她认为，疫情的冲击迫使夫妻们正视他们不幸福的婚姻。她说，在疫情之前，繁忙的生活——充满了聚会、朋友聚餐和旅行——能分散夫妇们的注意力，他们常常为了孩子而忽略了这些。但隔离的空虚让他们被迫开始思考婚姻的处境，在质疑世界现状的同时，也在质疑自己的未来。他们现在正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对待婚姻：“我们不知道一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不能和这个人再相处一个小时了，我必须离开，’”切姆托布说。“这有点像人们在追问，‘如果世界末日来临，我想跟这个人度过最后的时光吗？’”离婚律师南希·切姆托布(左)；人际关系教练李·威尔逊（右）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人际关系教练李·威尔逊(Lee Wilson)对734位夫妻进行了一项电子邮件调查，他认为新冠肺炎隔离措施令那些原本关系就不正常的夫妇感情雪上加霜。他说，他的调查发现，约有三分之一（31%）的受访者表示，隔离伤害了他们的关系；不到四分之一（23%）的人说没有变化。“无聊真的会从一段关系中夺走很多东西，”威尔逊说。“已经处于边缘的夫妻可能会一点就炸。在我的客户中，隔离正把他们更快地推向悬崖边缘。”尤其特别的是，今年是大选年，价值观的交锋使得很多夫妻看到了彼此的真实面目。切姆托布说，当今充满争议的政治环境使得夫妻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有些客户打电话给我说，‘我丈夫整天纠结的是认为人们不该拆除这些雕塑，而我最在意的却是人们应该戴上口罩，’”她说。她补充说，夫妻对疫情的认识不匹配也是个大问题。其中一方可能希望谨慎地宅在家里，而另一方则想要社交。同样，一方可能因为自己或老年亲友免疫缺陷而戴口罩，而另一方则宣称疫情是骗局，因此拒绝戴口罩。这种差异还体现在育儿方式上，切姆托布称，这已成为争论的一大来源。她说，由于孩子一直在家，家长们还面临着几个复杂的决定，比如是让孩子在家远程上学，还是让孩子亲自去学校。她说，有些夫妻真的是刚刚意识到配偶居然做出一些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一位家长安抚孩子的做法是给他吃芝士条和冰淇淋。而他的伴侣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让自己的亲生孩子吃这种东西。”但她说，最大的因素是财务压力。配偶中的一方担心自己的生意和收支平衡，而另一方则会天天收到从网店买到的快件。她说：“经济压力加上每天24小时都呆在一起，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曼哈顿离婚律师史蒂文·曼德尔(Steven J. Mandel)也发现纽约夫妇离婚的主因与钱和孩子有关，他说：“导致离婚的主要压力之一是金钱压力，而不是不忠。人们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他们失去了30%的净资产，或者失去了工作，所以这就是把人放进高压锅里。”曼德尔说他接到过一位妻子的电话，她突然发现，与她分居的丈夫在对待疫情上的态度不可理喻。问题是，他们有共同的孩子。曼德尔说：“这位父亲不相信新冠疫情像媒体说的那样严重。所以当孩子和他在一起时，他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这让她恐慌极了。”离婚律师史蒂文·曼德尔；神经心理学家萨纳姆·哈菲兹（右）
神经心理学家萨纳姆·哈菲兹(Sanam Hafeez)在纽约市设有办公室，过去几周，她越来越多地听到“离婚”这个词。她对NY1说，隔离在家和经济衰退也令一些人开始出现酗酒、滥用药物和家暴行为。哈菲兹博士说：“我收到了很多咨询，比如‘我的丈夫因为家暴被捕了，我想带我的孩子来接受监护权评估’或者‘我如何能说服丈夫接受戒酒咨询，如果他再这么喝下去，我只能申请离婚了。’”美国的离婚率已经接近50%，通常来说，离婚的小高峰是在1月份，也就是圣诞假期刚过的时候，原因也跟大家被迫增加了相处时间，重新考虑他们对伴侣的真实感受有关。不过今年疫情导致离婚法律网站的信息搜索是在3到5月出现上升。就连离过婚的名人也感受到了新冠肺炎的影响：当玛丽-凯特·奥尔森(Mary-Kate Olsen)在纽约寻求与丈夫奥利维耶•萨科齐(Olivier Sarkozy)紧急离婚时，她被拒之门外，因为在纽约的疫情封闭法庭上，这并不是一件“重要”事情。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弟弟奥利维耶•萨科齐与时装设计师，演员玛丽-凯特·奥尔森于2015年11月27日在纽约市的结婚。2020年4月17日疫情期间，奥尔森向萨科齐提出离婚。5月13日，奥尔森申请紧急命令继续离婚，次日被拒绝。今年3月到5月，Nolo及其姊妹网站DivorceNet.com和Lawyers.com的访问量增加了数十万次，离婚信息的搜索量上升了32%。在纽约，对离婚信息的搜索量增加了30%。在寻找离婚律师方面，今年春季，全国范围内律师推荐量增加了27%。相比之下，2019年同期下降了11%。不过真实的离婚量很难统计，因为美国3143个县的离婚法庭各有各自的疫情对策。在一些地方，你无法判断离婚申请是否激增，因为法院已经关闭了，比如美国最大的法院系统洛杉矶县。在其他一些县，法院现在已经重新开放，纽约市就是如此，法院下令关闭时积压的离婚案件，人们都在争先恐后地争取优先处理。法院也已经采取了技术手段让想要走出围城的人尽快如愿。几周前，纽约法院首次允许电子离婚诉讼。这意味着离婚传票可以上传到法庭网站，诉讼费可以在网上支付，传票可以提供文件或索引号，以便送达。甚至连高净值夫妻的复杂财产纠纷也有办法解决。Kobre＆Kim华盛顿和伦敦办事处的合伙人罗宾·拉特梅尔(Robin Rathmell)表示，自3月底以来，开曼群岛的商业法庭一直在通过视频进行操作，以确保离婚案能继续进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将进一步刺激富人离婚潮，法律专家说，富有的夫妇可能会在资产净值下降时决定退出，这可能有助于避免就更大规模的协议进行谈判。纽约市知名离婚律师威廉·扎贝尔(William D. Zabel)表示：“过去一周，我们接到的寻求代理离婚诉讼的电话越来越多，增加了50%，我从其他事务所的同事那里也听到了同样的消息。”扎贝尔的客户包括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他补充说，“如果有钱人想找一个离婚的理由，经济衰退往往是一个动机——有钱的配偶的净资产较低，因此和解的费用可能较低。我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很多名人离婚。”疫情和矛盾让一些夫妻走向了决裂，但对另一些人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一对夫妇最近告诉休斯敦家庭法律律师苏珊·迈尔斯(Susan Myres)说，一起面对致命的病毒，让他们想要更加努力地经营自己的婚姻。
“这是我一星期以来听到的最开心的事，”她说。“至少他们愿意尝试。”甚至连一些已经离婚的父母，也在为了子女而妥协和合作。家长们使用Zoom、Skype、FaceTime或其他视频平台与孩子度过虚拟时光，或者同意放弃让孩子来自己这儿过夜，取而代之的是多在公园和户外玩几个小时。迈尔斯说，很多客户愿意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妥协，这让她感到鼓舞，尤其是在孩子们已经被学校的日程打乱、感到害怕、与朋友和同学隔绝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