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赏析】 王瑶：信息与管制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

【精品赏析】王瑶：信息与管制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

2017-01-13 王瑶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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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杨春学主编《经济学名著导读》，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

王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介绍
王瑶（1981-），辽宁朝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学。在《经济学动态》《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期刊独立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经济学中的芝加哥传统及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批判性研究》（2016）一部。合著《对自由市场的两种理解》（2013）一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一、妙语连珠的芝大剑客：乔治•施蒂格勒
据说在被问及如何评价其同事和朋友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乔治•施蒂格勒曾说，“他是一个糟糕的世纪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很多人可能并不认为20世纪对经济学家来说真的很糟，可是，大多数人都会赞同，应当把乔治•施蒂格勒归入20世纪的伟人之列。用施蒂格勒自己在纪念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的演讲中所说的话就是，“对一位学者的真正赞誉，就是指出他已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贡献给了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著述遍及微观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以及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经济学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那一类论文，充分证明了其具有持久的活力。他的著述，不仅数量惊人，而且文笔机智、论述清晰、富于特色，以至于马克•布劳格认为，“如果设立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方面漂亮论文的诺贝尔奖，那么早就应该授予施蒂格勒了”。[1]
施蒂格勒因“产业结构、市场功能，以及公共领域管制的原因和效果”的贡献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对他的主要贡献作出了如下概括：
“乔治•施蒂格勒长期从事有着鲜明经验主义导向的研究工作，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尤以在市场活动研究和产业结构分析中所做的贡献最为重要。他的研究工作之一是调查经济立法如何影响市场。他对经济立法效力的研究使得管制立法的产生，并为经济学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施蒂格勒的成就确立了他在市场及产业结构应用研究中的领导地位。由于施蒂格勒研究的突出特色，他还被公认为是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经济学和法学交叉研究的带头人之一。”
施蒂格勒1911年出生于西雅图郊区的小镇雷登（Renton）。年轻时的施蒂格勒是“一个永不餍足、涉猎广泛的阅读爱好者”，他在华盛顿大学专心攻读工商管理方面的课程，计划承袭父亲的脚步从事商业活动。然而，当施蒂格勒于1931年大学毕业时，大萧条已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施蒂格勒依靠奖学金去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攻读MBA。在西北大学，他对经济学及学术生涯产生了兴趣，于1933年又回到了芝加哥——进入芝加哥大学。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不仅因为有像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以及雅各布•维纳这样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学者而光彩照人，而且还拥有一批才华横溢、志同道合的研究生[其中包括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 ding）和萨恩•卡尔森（Sune Carlson）]，更为其增添了辉煌。这段求学的日子，对施蒂格勒的学术生涯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中，施蒂格勒与艾伦•沃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结下了深厚而又持久的友谊。沃利斯回忆道：“乔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我三人经常共进午餐，通常会持续很久的时间，因为我们的嘴更多的是用来讲话而不是咀嚼。主要的话题都是关于弗兰克•奈特的：他说了什么观点？他的观点是什么意思？他的观点有意义吗？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吗？……我们对奈特的感觉基本上是把他当成英雄般崇拜。” [2]
1936年，施蒂格勒离开芝加哥来到衣阿华州立大学。在那儿，T. W. 舒尔茨正准备成立一个经济学院。两年后，他又去了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942年，施蒂格勒又离开了明尼苏达大学，起初去了国家经济研究局，后来又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统计研究小组工作。两项工作都强调实证研究。施蒂格勒又能与老友弗里德曼和沃利斯一起共事了。
几经波折， 1957年年底，施蒂格勒重返芝加哥大学，直到1991年12月去世。
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身高6英尺3英寸的施蒂格勒：“……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非凡的智慧和外表，还有他的言行。不止一次，有中年人托我把问题或请求带给施蒂格勒。他们害怕直接向他提问……施蒂格勒无法忍受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或缺乏证据的讨论，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或曾经对他认为正确的观点予以支持的人……这样的态度和他咄咄逼人的个性使许多学生感到害怕。他们蜂拥着去听施蒂格勒的课，但是却极不愿意请他指导学位论文……在施蒂格勒的核心朋友圈里，他却是位极其热心和宝贵的朋友，总是极为慷慨地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时间和金钱。”[3] 施蒂格勒那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特征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他只指导了极少数的博士学位论文，如同奈特一样。
一位记者采访时提到施蒂格勒只发表过100篇论文这一事实，并说他曾采访过的哈里•约翰逊共写过500篇论文。施蒂格勒对此只简短地回应道：“我的每篇论文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经济学家开始逐步偏好反托拉斯政策，施蒂格勒对此问题的不同原因进行推测时注意到：“在这一行为中，经济学家得到的补偿费用并不违背联邦最低工资法。”甚至在讨论王权时，施蒂格勒也能以非凡的智慧和诙谐的表达组织语言：“君主政体依靠遗传学这一骰子来确定合适的掌权者，衰退现象对于平庸之人是重要的保障，这样平均起来君主在位期间不会跻身最能干的人之列。”
在回到芝大的当年，施蒂格勒便发表了其力作（虽然有点遭到忽视）“经济政策的目标”（1958），出于对政府政策的极度不信任，他对许多由政府强制实施的管制法令之价值提出质疑。从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已经显示出他在公共管制方面的研究之逐渐增长的兴趣。贯穿施蒂格勒大部分论著的一个主要宗旨是，他从来不把目的与结果混为一谈。无论是他本人的大多数有关管制的著述，还是他激励别人所完成的著作，都是对某一既定的政府规章制度的结果所进行的研究。政府对某种行为的禁令并不一定意味着发生了任何变化，因为可能已经没人这样做了，即使这种行为原本是合法的（或者该行为可能仍在继续发生，尽管已经颁布了禁令）。许多论述政府管制之影响的经济学文献，都以这种独特的思考方法为出发点，施蒂格勒的“管制者能管制什么：电力部门的实例”（1962）是其中最好的一篇（而且当然是率先发表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考察了州政府管制对电业部门价格的影响，没有发现这种管制对消费者有利或对生产者有害。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使施蒂格勒发现各种管制在实现其表面的目标，即保护公众方面，并不成功，反而会使另一些人得利。这一发现促使他考察了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问题，诸如，是哪些因素决定哪些产业在什么条件下谋求政府的管制或保护？哪些产业会成功地获得政府的帮助？这些帮助将以什么形式提供？施蒂格勒的“经济管制理论”（1971）阐释了各种不同利益集团是如何利用政治过程来谋求利益的。
施蒂格勒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之间有关产业组织的许多研究成果，随着1968年《产业组织》一书的出版而达到顶点。1975年施蒂格勒将其论述政府管制的论文集《公民与政府》（The Citizen and State），献给其密友及同事——艾伦•迪莱克特。《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是根据施蒂格勒的两本著作——《产业组织》和《公民和政府》译出的论文集。本书包括上下两篇，共11篇论文。其中上篇为“产业组织”，集中反映了作者有关产业组织和市场作用方面的论述。第1～4篇讨论了与规模经济有关的产业结构问题，第5～7篇则突出体现了作者关于市场价格与信息的关系的论述。下篇论述政府管制，包括4篇论文，主要对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探讨。
图书信息：乔治•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版。
二、相同的产品，不同的价格
对周围世界的好奇心使施蒂格勒向自己提出了一些问题，诸如，为什么市场要按其固有的方式运行？为什么我们在大多数市场上看不到单一的价格，而是许多种价格？为什么市场不会在瞬时内出清所有商品？为什么会有失业？等等，从而写出了“信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1961）一文。该论文随后引出了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文献。在这篇文章中，施蒂格勒指出，信息是昂贵的，这使有理性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能，也不会试图获得完备的信息。搜寻的开展会在其边际期望收益与其追加的边际成本相等时停止。因而，对时间成本高的人来说，进行大量搜寻并不合算；而时间价值低者增加寻求机遇的次数则是值得的。
施蒂格勒是这样开始讨论的：在任一时刻，对相同产品或服务，都存在各种由不同供应商开出的价格。那些想找到最低价格的人将进行施蒂格勒所说的“搜寻”（search）。被询价的供应商越多，买者期望支付的价格就可能越低；但是，由于存在搜寻成本，并且从增加的询价活动中所获得的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因此，对于每个买者都存在最优搜寻数量。买者搜寻的数量会影响到价格的实际扩散，但这个事实并不会影响上述结论的有效性。施蒂格勒举了一个购买汽车的例子。
“假设某人想买一辆新的汽车，已经决定了想要的牌子，车身的式样和附件。如果此人格外勤奋，在一个大城市里与所有的汽车商逐一讨价还价，那他将会遇到相当可观的多种价格。在芝加哥所作的这样一个实验中，30个汽车商给同样的一辆汽车标定的价格从2350美元到2515美元，平均价为2436美元。显然，如果商人们提供的服务完全相同的话，买主会买价格最低的汽车。……然而，买主很快就会发现，继续跑下去可能节省下来的钱并不能补偿他所付出的代价。走访仅仅30个商人至少需要二三天，要是我们选择的是日用五金，那卖主会有数百，跑遍他们的商店得要几个星期。” [4]
由此看来，搜集汽车的销售信息，既会给购车者带来好处，又会让购车者付出代价。施蒂格勒总结道：“为了使效用最大化，买主会不断地寻找更多种的价格，直到预期的从购买中获得的节约与再多找一个商人的费用相等，这时他便停止寻找，而向他所遇到的开价最低的商人购买”。[5] 这是因为，随着搜集信息的增多，所带来的额外收益MB会越来越小，而与此同时，搜集信息所付出的成本MC却越来越高。最终，当购车者通过搜集信息所能带来的收益，不再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他就不会再进行信息的搜集工作。也就是说，购车者会找出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的所有售车商的信息，并且当MB=MC时搜寻的过程就会结束。由此可知，价格的差别是信息“昂贵”的结果。
从买方寻求最低价格或卖方寻求最高价格的理论中，施蒂格勒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常重复购买物品，比同等价值但不常购买的物品，具有较少的价格离散的现象。一个人搜寻信息所投入的，随其居住在某一地区时间的长短而变化，因此，旅游者通常要比当地人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的产品。
施蒂格勒的信息搜寻理论对广告的作用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他称之为“很明显是去除无知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手段……广告价格的效果……和由大部分潜在购买者进行的大量搜寻的效果是相当的”。而传统观点却假设一个具有完全信息的静态、完全竞争模型，把广告视为浪费或不必要的。例如，施蒂格勒的老师西蒙斯就建议政府尽量限制商业和广告运作的“资源浪费”。施蒂格勒显然不会赞成西蒙斯对广告的攻击，他认为广告是一种生产信息的低成本手段。我们已经看到，收集信息是以时间耗费为代价的，时间具有隐含的价值。简言之，广告节约消费者的时间，不然购买者要费力才能获得关于产品价格或质量的信息。广告等中介的效应，相当于为很大一部分潜在买主进行的大量信息搜寻。
施蒂格勒还将处理信息的一般方式运用到劳动力市场，证明雇主和雇员也遵循同一规则寻求更多地机会，即一直寻求额外信息直至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这一论文基于失业的最初研究模型，认为失业是个人在有条不紊的寻找处于尽可能高的工资水平的最佳工作时自发选择的结果。特别是，他证明了劳动市场的某种工作不可能只有唯一的工资率，甚至在工作很明确的时候，工资率也是在一段区域内变动的。
三、“适者生存”：老虎和豹哪一个更强？
“老虎和豹哪一个更强？”，是施蒂格勒借助达尔文式的方法来衡量企业的效率规模（efficient sizes）时的一个生动比喻。施蒂格勒从观察开始，在规模经济理论方面总结出一种经验分析理论，这一理论“蹒跚前行了一个世纪，收集了大量的有益推论和少量的经验证据，但是从未达到过科学繁荣的高度”。以往经济学者试图在每一行业建立最有效率的企业规模，他们使用三种方法中的一种：（1）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各项可见成本；（2）直接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投资回报率；（3）依据技术信息，预估成本函数。这三种方法都有严重的缺失，除了存在资料的问题，也常存在逻辑的问题。受约翰•穆勒和马歇尔这两位优秀的经济学前辈达尔文方法的启发，特别是在其芝加哥大学同事阿尔钦和弗里德曼关于企业竞争的演化机制思想的影响下，施蒂格勒用“幸存者原则”来衡量一个企业的最优规模，过程如下：将产业中的企业按规模分类，然后计算各时期每类企业的产业产出份额。如果某一类企业的份额下降了，这类企业就是相对无效率的，并且通常来说，份额下降越快，效率越低。为了便于理解，施蒂格勒对此作出了形象的比喻：
“假如想知道老虎和豹哪一个更强，只要把它们关在同一个笼子里，几个小时后回来便可见分晓了。同样地，只要看看每个行业中能够竞争的企业规模，也就可以推断出效率规模——这种方法被称为“生存者方法”（Sur vivor technique）。” [6]
也就是说，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生存，并且其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的企业或工厂的规模就是最优的，反之市场份额不断下降的企业或工厂的规模则不是过大就是过小。这个检验标准的应用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结果，即在许多工业领域中，没有唯一的最优规模，换言之，在一个大范围内，很多规模都可以是最优的。施蒂格勒总结道：“……企业的最佳规模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实现。”
施蒂格勒晚年提出了有效率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了政治领域。他宣称，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是另一种市场，市场参与者是“规制的买者和卖者”，因此，“每一项‘耐用的’社会制度或做法都应当是有效率的，反之，则不能够持久”。他用糖价支持计划为例，指出一度发生的从消费者转移给生产者的补贴达到每年3亿美元。这个计划执行了大约50年，接受了“市场检验”，所以，这个计划一定是“有效率的”。加里•贝克尔表达了同其老师施蒂格勒同样的观点。在《竞争与民主》（1958）一文中，贝克尔对“理想的民主政治”的定义是：在完全自由竞争基础上，个人通过广泛的选举而获得某种政治职务的一种制度结构。贝克尔进一步指出，在民主政治中，竞争的形式从企业竞争变为党派之争，实际上，理想的民主政治和理想的自由企业制度一样需要完全竞争。在理想的自由竞争企业制度中，只有最有效率的厂商才能生存。同样道理，在一个理想的民主政治中，只有最有效率的政党才能生存。
奥地利学派也倾向于基于盈利与损失而不是基于静态均衡的动态竞争市场机制模型。按照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观点，确定一个产业的最佳厂商数目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模型是能够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模型。因此，可以说“动态竞争的市场检验模型”是由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混合影响而培育出的新的产业组织理论。“市场检验”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行业确定自己的最佳规模，并通过竞争性利润追求确定其价格结构。根据这个模型，一个开放的市场可以让拥有充分的资本和能力的厂商进入某个产业，并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尽管市场检验的过程中会出现限制准入的市场壁垒，比如最小资本金要求，但是，政府不应当施加任何人为的壁垒，比如特别许可和进口数量限制。这样，最终结果是，一些市场是无差别产品的市场，市场拥有各种类型的买者和卖者，几乎不存在市场进入壁垒；而其他市场只有少数参与者，需要具备高额的资本和技术条件，并具有相当明显的规模经济的特点。根据这种顺其自然的理论，不同的产业会有不同的最佳厂商数量和产业的集中程度。这种市场发现过程表明，竞争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机制，竞争是任何传统的方法都无法度量的。
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施蒂格勒—贝克尔的“政治市场检验模型”提出了质疑。因为政治机构的运作环境与人们进行商务的市场环境不是完全一样的。投票行为不像市场中私人产品的买卖行为。立法者和总统并不是每天都被选举出来的，甚至也不是每年都被选举出来的，同时，他们很少是基于特定的问题被选举出来的。他们一旦被选举出来，就很难保证国会上535名立法者通过的所有法案都真正地代表了民意。更重要的，职务行使中的官僚主义和院外利益集团的力量远大于单个立法者和选举者。因此，激励竞争条件下的选举可以选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领袖，这一点是可信的，但是，这种选举不可能使国民产出最大化，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大多数人（政治消费者）的愿望。当然，有效率的政府是没有保证的。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可是，没有人会把印度政府看成富有生产力和实现了帕累托最优的政府。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所讲授的那样，给某个候选人投票不等同于购买某件商品。经济学家不能设计一种反映市场的逻辑政治体系。对于施蒂格勒和贝克尔将“市场检验”引入政治领域的思想，布莱恩•凯普兰的评价是：“人们有理由责备芝加哥学派存在的盲点，即芝加哥学派过度相信经济学的力量。”[7]
四、服从规则的人如何俘获规则的制定者？
政府为什么要对许多产业进行管制呢？在绝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上找到的快捷答案就是：这些产业是垄断或寡头垄断产业，消费者应该受到保护免受欺骗。这个答案暗示了企业是厌恶规则的。施蒂格勒于1971年在《经济管制理论》一文中又得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第210页）。也就是说，企业需要管制，是因为管制可以使企业在动态竞争的风险中得到保护。事实上，它们为了规则的制定而游说议员。这就是当下时髦的规则“俘获理论”，因为服从规则的人俘获了规则的制定者。这一观点与传统的认为管制主要是由善意的政治权威为保护公众利益而制定的看法大相径庭。
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和威廉•尼斯卡宁（William Niskanen）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因素对施蒂格勒俘获理论的研究给予了影响。公共选择理论假定政客和官僚主义者最感兴趣的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举例来说，权力、选票、金钱、预算规模，等等）。施蒂格勒所使用的方法也假设政治行为追求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sing），视政党为提供管制的企业，而管制是政治市场上出价最高的集团（或联盟）所需求的。每个集团出价的多少取决于从管制中获得的收益减去组织政治活动的成本。实际上，出价最高者很可能是被管制的产业，从而，我们就不会为发现管制正如施蒂格勒所言“其谋划与实施主要源于被管制者的自身利益”而感到奇怪了。
俘获理论是如何起作用的呢？以一个城市的牙医组成的董事会为例。这个董事会坚持一定的规则和标准，例如，所有的牙医必须使用国际品牌的医疗器具，并拒绝任何看起来像歹徒的患者。董事会的干涉可能会稍微地提高成本，但是牙医可能会劝说董事会采用别的能使他们大为受益的规则，特别是通过限制进入的规则。董事会可以通过要求新的牙医必须取得医师资格证，或在国内外知名医院实习三年以上来阻止他们进入该城市开办牙医诊所。这些旨在保护当地牙医免受竞争的每一个规则可能都是在保护公众权益免受无经验的从业者损害的幌子下制定的。事实上，公众被他们愚弄了。
规则很少对一个产业只产生好的或者只产生坏的影响。牛奶规则制定者可能要求生产者使用比塑料桶成本高的不锈钢大桶。该规则可能使牛奶生产者苦恼，但是他们得到的价格维持和补贴款当然会超过这些微不足道的刺激物。
为什么受管制的产业成功地俘获了假定的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能对此作出很好的说明。奥尔森的利益集团思想可以概括为：小规模的组织往往比大规模的团体具有更强的政治活动力。有两个原因对此能作出解释。首先，小团体往往更具凝聚力：相对来说，组织活动、募集基金、散布各种信息在小团体中都更容易进行。在美国，只有约7万名养蜂人，聚集在西部几个州，他们的确获得了联邦的补助项目。相比之下，蜂蜜的消费者就有千百万人之多了。其次，小团体中的每个成员进行政治投资是非常合算的，因为成功后获得的收益特别大。例如，与每个纳税人的损失相比，每个养蜂者从联邦补助项目中获得的收益要多出几百倍。俘获理论演绎出的一个推论是：管制有利于生产者群体（因其是偏好明显的小利益集团），却牺牲了消费者群体（因其是偏好不甚明朗的大利益集团）。此外，规则的制定者常常与规则的服从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巴克霍尔兹所言，“国会委员来自于私人部门，而在任期结束后又返回到私人部门。交朋友是赚钱的一条路线。例如，‘不履行法律责任的美国州际贸易委员会’是一个保持货车运输产业舒适安逸的联邦机构。” [8]
施蒂格勒并没有说所有的规则都是帮助产业而损害消费者的。他不赞成纯粹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然而，他极力主张人们应该将自由市场的结果与政府制定规则的现实模型作比较，而不是与假定慈善的政府总是努力地为公众谋福利的神话式的景象作比较。

注：
[1] 布劳格：《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4页。
[2] 转引自奥弗特瓦尔德：《芝加哥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3] 同上书，第181页。
[4] 施蒂格勒：《价格理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
[5] 同上书，第4页。
[6] 布赖特、赫希：《我的经济人生之路》，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7] 转引自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8] 巴克霍尔兹：《已故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新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