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
中国经济增长目标6.5%左右
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月5日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李克强表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他补充称，中国政府还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感到担忧。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任命了新的证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以及经济规划机构——国家发改委的主任。这些人大多是具有改革意识的技术官僚，他们已对中国房地产、股市和保险领域投机泡沫所引发的风险发出警告。这与去年人代会后围绕中国债务水平的政策辩论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一些官员觉得债务对于支持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自那以来那场辩论已得出定论，那些认为政府应该更加关注金融和经济风险、即便它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官员占了上风。
习近平在人代会开幕前表示：“金融监管机构应该坚决治理市场乱象，坚决打击违法行为。”他还重申，有必要遏制中国失控的房价，尤其是在经济繁荣的大型城市，他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目标依然保持在GDP的3%，这反应出北京方面的谨慎；去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到GDP的3.8%。3月4日，全国人大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中国国防预算只会温和增长大约7%。
以下是根据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所整理的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目标：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中国金融专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国总理降低增长目标“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他补充称：“（它表明）中国政府对早先不惜代价聚焦于高增长和不平衡增长模式导致的金融风险上升和环境恶化感到担忧。”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预测，固定资产投资将增长9%。去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8.1%，低于政府最初设定的10.5%的目标。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关键因素。预计零售销售增速也将略微放缓至10%。李克强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从2016年的1000万增至1100万。去年，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较官方目标高出逾30%。
李克强承认，政府引领经济走向增速放缓、降低债务依赖的“新常态”的任务是艰巨的。他表示：“这是一个化蛹成蝶的转型升级过程，既充满希望又伴随阵痛。”
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的周浩表示，“中国的政策姿态已转向风险控制”。“货币政策将逐渐收紧，”他补充称，“由于美联储（Fed）即将加息，中国仍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
上周，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表示，可能会在本月底前加息。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减缓人民币兑美元为期3年的贬值趋势，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加剧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去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跌破1美元兑7元人民币水平，但最近几个月稳定在1美元兑6.9元人民币上下。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上3月4日表示，中国“绝不会以贬值来促进出口”。“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他补充称，“央行的目标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日经中文网评论认为，中国将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目标设定在“6.5%左右”。较2016年相比轻微下调，显示了中国将以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有优先课题，通过减税等政策支撑经济。
2016年10-12月的实际增长率为6.8%，时隔2年上升，但对公共投资等政策的依赖性较强。2017年中国也将通过企业减税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拉动经济，全国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为2.38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2000亿元。还将致力于削减贫困和环境对策等抑制社会不满的措施。
不过，中国政府系智库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6.5%以内，“6.5%”的目标过高。中国领导层提出了202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GDP）较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因此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是经济增长目标是通过倒推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增长率而制定的。一方面，受过去的货币宽松政策的余波影响，大城市依然存在房地产泡沫的担忧。要在稳定不断减速的经济的同时，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高度警惕金融风险，可以说中国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如果过于重视稳定，会造成失业增加等可能导致结构改革进一步停滞。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投行相继看好大宗商品
国际投行研报相继看好大宗商品市场。
高盛近日发布大宗商品研究报告称，目前全球经济向好，PMI数据等“软指标”加速上行。该行表示正在等待商品需求的“硬指标”出现改善，并相信2017年2季度的商品需求将超过供给，仓储将下降，继而使商品价格大幅上扬。同时，金属价格上行几率大于石油。
高盛仍在“硬指标”上寻找经济强劲迹象，它将会在商品数据上体现出来，最终需求将大于供给，库存下降。高盛认为，在金属方面，中国的经济前景仍是关键，即使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加速。高盛认为，金属价格的上行几率大于石油。这是由于金属需求对全球经济活动改善（资本支出、制造业）的反应更为强烈，石油还受到来自美国页岩油供应的抵消作用，因此料金属价格将开启强劲上升势头。
而在石油方面，2016年石油需求的强劲增长在高盛预期的时间之前结束，使其看到了更高的需求水平，加上核心OPEC国家和俄罗斯的减产，足以抵消美国钻探活动的增加，并在今年第二季度将转化为石油库存的大幅下降。因此，更强劲的调查数据使高盛预计，未来石油需求增加的风险迳直上升。
花旗则在公布的研报中称：“过去两年来，我们发现，推动金属等商品的力量，已经转移到了东方。”
花旗称，以最重要的工业金属铜为例，中国期货市场交易量已经远远领先传统的伦敦市场。
2016年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交易的铜合约，相当于日均302万吨。而同期伦敦LME期货铜交易量仅为150万吨。LME铜交易量目前仅为上海期货铜交易量的一半。
从铁矿石到大豆等各种主要大宗商品，中国均是全球第一二大的消费国。从90年代设立大连商品交易所以来，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所，中国不希望继续做被动的价格接受者。
数据显示，自去年年底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包括铜、铁矿石、煤炭等基本金属原材料价格一路飙升。尽管一些分析师指出市场力量将导致大宗商品回调，但是在“中国力量”推动下，大宗商品依然持续上涨。
去年5月，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上海衍生品交易会议上表示：“中国现在正面对一生一次的机会，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而在上周日中证监发布会上，刘士余主席称，要积极准备“原油期货上市”。
但花旗报告也提到，中国要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者，仍然面临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和挑战。
花旗报告认为：“LME铜至少在未来两年的交易合约上都有充足的流动性，而相反，上海期货交易所3个月后的合约就鲜有人交易。”
此外人民币仍然不能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以及监管机构对外资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限制，依然制约中国期货交易所提供全球基准的价格。
（香港商报，2017.3.3）
预测：美联储今年将三次加息
英国《金融时报》对顶级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发现，牛气十足的股票市场和不断好转的美国经济增长将使得美联储（Fed）有理由在今年三次上调利率，包括在不到两周后开会期间决定加息。
在接受调查的43名专家中，约有四分之三表示，美联储今年将加息75个基点，这相当于承认他们在几个月前所作的判断有误，当时经济学家和市场都表示，政策制定者们的预测过于乐观。
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在过去一周发表的鹰派言论，加上通胀预期不断上扬，主权债券收益率上升，以及股市估值达到创纪录水平，使得10个经济学家中有9个预测美联储将在本月加息0.25个百分点，至0.75%至1%的区间。
“迄今一直对维持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滞后于市场感到非常舒适的美联储，可能很快陷入对经济和通胀现实滞后感到不舒服的境地，”贝伦贝格（Berenberg）经济学家米基•莱维（Mickey Levy）表示。
经济学家们做出的中位数预测是，2017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将为1.375%，2018年12月将为2.125%。从市场行情看，交易员们也押注今年三次加息，每次上调25个基点。
近四分之三受访经济学家预期，美国央行将在2018年初到年中停止或减少对其所持证券的本息进行再投资。多名经济学家警告，如果支出、放松管制和减税推动经济更快增长，当前预测可能不准。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预计美国将在今年底之前出台“实质性税制改革”。
法国兴业银行的奥迈•谢里夫（Omair Sharif）表示，如果美国国会通过边境调整税，谁也不知道通胀数据将会如何变化。但他指出，短期而言，美联储愿意容忍通胀超出其政策授权的范围。尽管美联储官员发表了鹰派言论，但数名经济学家仍然相信美国央行本月将维持利率不变。
英国《金融时报》是在3月2日和3日进行调查的。
（FT中文网，2017.3.6）
中国经济
中国该取消经济增长目标吗？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村山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会引发很多弊端，比如地方政府为了达成目标会增加不必要的投资，或者篡改统计数字。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不再处于瞄准高增长目标的阶段。
日本经济新闻1月21日报道，中国开始商讨在事实上将2017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6.5%左右。2016年的目标为6.5-7%。路透社1月1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表示，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空间，建议将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区间放宽至6%-7%。村山估计黄益平教授认为目标固定的话会出现妨碍改革的不合理增长，因此认为应该让目标有一个浮动的空间。
村山认为，高增长目标是经济扭曲和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中国一直制定高经济增长目标并团结一致向这个目标迈进，这应该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或者是在低收入国家时代渴望增长的余韵。同时也是为了通过高目标确保威信，巩固政权基础。但是，在召集地方代表举行的全国人大上提出目标，导致整个中国都被目标数字束缚住了。因为地方领导人为了获得周围的认可，进一步晋升，会想方设法取得超过目标的成果。
各地的经济增长竞争造成了过度投资，无用的生产设备堆积闲置，另外还留下了不良债权。居民老宅被拆，用来建设住宅楼和大厦，各地频繁发生征地纠纷。为了优先经济增长，丝毫不顾环境保护，引发了空气和水质污染等严重的公害问题。没能实现增长目标的地方政府就篡改统计数据，破坏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最近曝光的辽宁省2011-2014年财政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就是一例。
村山认为，中国到了该停止在全国人大等政治活动场合提出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了。提出目标数字的话，各地的领导必须作为政治约定去实现目标，而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这就是不顾经济的“质”，而只是一味猛冲去扩大“量”的原因。提出数值目标的行为本身就会成为地方政府的压力，或者说给了地方政府乱开发的借口。
无论什么样的国家，经济增长目标一般都不会如政府所愿实现。与当初的目标相差2-3%的情况也不少见，这是自然状态。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经济增长率即使在4-7%之间浮动也很正常。经济状况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要想勉强达成目标数字的话，就会出现经济扭曲或者统计数据扭曲的问题。如果用扭曲的业绩去评估地方领导的业绩，那么这种扭曲就会进一步被扩大。
如果非要设定目标的话，政府机构和中国人民银行统计部门可以作为经济预期在全国人大以外的场合委婉地公布。由于是预期，应该具备每个季度修改一次的灵活性。目标数字1年都不改变并不合理。根据预期的变化更便于灵活制定经济对策。把经济增长目标与政治活动分开，当成作为经济政策前提的预测数据即可。
直到不久前，中国每年都制定8%的增长率目标，因为这是每年纯增的1000多万新劳动人口就业所需的最低限度增长率。但现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转为负增长，为了确保新的就业而制定增长目标的必要性应该已经消失。然而这次又出现了另一种讨论，即为了实现2020年让国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最低需要达成6.5%的增长率。
村山认为，中国应引进不受经济增长束缚的统计数据。这或许正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的讨论。如果希望提高收入，可以提高劳动分配率。中国的劳动分配率被认为仅为4成多，低于美国等国的6成以上。为了不让更多的金钱分配给企业和政府，改为让劳动者分配到更多的机制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仅仅关注经济增长。要改变奉行增长至上主义的地方领导的行动和意识，中央政府有必要将重视的经济统计数据从GDP改为其它的统计数字。
如果想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应该准确发布各地区的劳动分配率。如果认为就业很重要，就应准确发布就业数据，像美国那样将就业数据作为货币政策的判断因素即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就业数据比GDP统计数据更草率。失业率自2010年至2012年始终为4.1%。2013年为4.05%，2014年为4.09%，2015年为4.05%，看着好像变得更加详细，但如果进行四舍五入，结果仍是4.1%。
如果仅观察数字，就会感觉中国的就业似乎一直保持着稳定，但实际上，各地区正在发生事实上的解雇和工资拖欠。在各类研究机构的调查中，甚至出现了10%左右的数字。如果认真调查，新增就业人数和失业率本应进一步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或许应改为各产业、各地区每月详细发布新增就业人数和失业人数等数据的方式。
如果中央政府改变重视的统计数据，地方领导的意识和行动也将随之改变。如果使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统计数据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领导的政绩评价，环境的改善就会确实取得进展。当然，在提出上面的观点之后，肯定有人反驳称如果将真实的统计数据公诸于世，一般民众的不满或将指向政府……。的确，中国完善统计数据、发布详细数字面临很多障碍。既然如此，就应该首先从取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开始。
（日经中文网，2017.3.3）
中国企业境外融资超过境内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企业今年以来从国际债券市场借入的资金多于它们向国内投资者借入的资金，这一现象打破了传统，其背景是中国官方侧重于遏止资本外流。
银行和其他企业借款人被悄悄鼓励在境外筹集外币资金，以限制中国企业出售人民币为境外投资买单的需要。在境外增加借款还带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企业将会把一部分资金汇回境内，在此过程中支撑人民币汇率。
Dealogic的数据显示，在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引领下，中国企业已通过境外债券发售筹集了261亿美元，相比之下在国内债市筹集了210亿美元。中国企业寻求境外资金来源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政策制定者今年引入的较高利率。
在以本币以外的货币筹集资金方面，银行长期跻身于最活跃的市场参与者之列，其目的是支持境外扩张。2月，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香港部门以两、三年期美元计价交易向投资者筹集40亿美元，而中国建设银行的欧洲分支筹集了5亿欧元。
银行家们表示，境外的交易洪流还似乎表明了一定程度的企业信心，即中国已经控制住了人民币贬值，因为如果人民币汇率大跌，借款人的债务负担将大幅加重。
去年离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5.8%，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下跌6.5%。进入2017年以来，随着美元涨势暂停，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已经上涨1.7%。
“两方面的因素在结合起来产生作用：一是中国鼓励境外借款，二是人们判断人民币贬值的情况可能没有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严重，”法国巴黎银行大中华区环球市场部主管赖长庚（CG Lai）表示。赖长庚补充说，年初中国利率走势的不确定性也抑制了国内活动，借款人及投资者都面临着比预期更紧的货币状况。中国人民银行在春节黄金周过后收紧一系列货币市场利率，令市场惊讶。“1月的形势极不确定，但现在人们更为放心：中国并没有将政策由‘宽松’转向‘紧缩’，而只是在更大程度上趋于‘中性’，”赖长庚表示。那些紧张情绪已大幅推高在岸债市的收益率，今年以来三年期公司债券平均收益率达到5.56%，远高于2016年第四季度的4.63%。
银行家们确实预期中国企业的借款模式将恢复常规，即在境内借款超过境外。“这是暂时的，因为在岸债券市场正在经历某种市场回调，收益率曲线出现显著变化，”一位银行家表示。
（FT，2017.2.28）
中国共享单车市场演变为风险资本角逐的盛宴
Pete Sweeney为路透社热点透视专栏撰稿认为，中国共享单车初创企业在业绩表现方面都有着大同小异的困扰。领头羊摩拜单车和ofo今年以来已累计筹资7.5亿美元，但他们的成功吸引来一大群竞争对手踩着他们的足迹进入这个行业，冀望能被更大的对手收购。这里包含前途光明的科技，但如果没有政策方面的调整，淡马锡和腾讯等大规模投资者有可能会面临回报微薄的风险，公共利益也有可能受损。
从纽约到台北的诸多城市，都有单车租赁点可供租借。中国这次进行了聪明的变通，给单车加上了移动技术。配有GPS定位系统的单车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用户可通过手机搜索到附近的单车，并利用APP支付。可随骑随停。在很多城市中心，由于公共交通拥堵不堪，打车太贵速度又慢，这种共享单车系统大受欢迎。资金支持者希望这种模式将最终证明是可输出的。
眼下的挑战是如何获利。这些初创企业为争抢市场份额都在亏本定价，每小时收费最多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甚至会有免费骑行。他们还能从押金上赚利息。但是越多商家进入这一市场，这两块收入来源都会越有压力。目前中国约有30家公司逐鹿共享单车市场。
提升利润率的方法很多，可通过推出高端单车或者打广告。厂商也可以投资设计生产成本更低、更结实而且防盗系数更高的单车。但如果领先的企业忙着收购复制其模式的“小鱼小虾”，可能就无暇进行此类投资，只会鼓励更多浑水摸鱼的投机行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更广泛问题的症状之一：巨额资金在中国追逐回报。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6年私募股权、天使和风险资本投资者的筹资规模飙升至将近1.4万亿元人民币（2,040亿美元），约较上年增加70%。
更好的政策可能是解决方案的其中一部分。多年的金融压制是导致目前过剩资金在中国盘旋的主要原因。而且对创业的误导性支持恨不得人人都是马斯克（Elon Musks，特斯拉创始人）。这两个现象都不会轻易逆转。但如果希望改善拥堵及空气质量，各大城市就应该更有创造性。有竞争是好的，但政府不能助长鱼龙混杂。
（Reuters，2017.3.3）
香港经济最自由还可更自由
香港中小企业总会会长刘炳均在香港商报撰文认为，香港经济还可以更自由。美国传统基金会于早前发表的报告《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下称报告），香港连续第23年蝉联首位，成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要了解这个自由经济体系排名的意义，首先要解读《经济自由度指数》（下称指数）的量度准则。指数有4大范畴，包括法治、政府规模、管制效率程度及市场开放度。
美国传统基金会于早前发表的报告《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下称报告），香港连续第23年蝉联首位，成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今年的排名及分数，前10名的城市及国家如下：香港（89.8）、新加坡（88.6）、新西兰（83.7）、瑞士（81.5）、澳洲（81.0）、爱沙尼亚（79.1）、加拿大（78.5）、阿联酋（76.9）、爱尔兰（76.7）及智利（76.5）。香港今年得分比去年多1.2分，亦比排名第2的新加坡多出1.2分。根据评分标准，80或以上为“自由”（free）、70-79.9“很自由”（mostlyfree）及60-69.9“颇自由”（moderatelyfree）。
要了解这个自由经济体系排名的意义，首先要解读《经济自由度指数》（下称指数）的量度准则。指数有4大范畴，包括法治（RuleofLaw）、政府规模（GovernmentSize）、管制效率程度（RegulatoryEfficiency）及市场开放度（OpenMarkets）。
近期案件证法治健全
首先，法治是包涵3个原则，即业权保障、政府诚信及司法有效程度。报告指出香港的基本法明确保障香港人拥有物业的权利，而公司及商业法则有效地执行合同及公司权责。香港司法制度独立，而中央政府则保留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香港在打击贪污上有极佳的纪录。笔者认为近期香港特区政府对一些最高层官员检控及入罪，不论是贪污渎职或行为失当，都表明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区，而对于目无法纪的滋事分子，警方及律政司都应不遗余力，除暴安良，否则香港的法治制度荡然无存。
财政稳健但未高瞻远瞩
政府规模一环以3方面为指标，即政府支销、税务负担及财政稳健。报告赞扬香港的税制简单而有效，因为个人及公司税率分别是15%及16.5%而已。虽然，香港整体税务负担只占家庭收入的14.4%，但笔者认为香港纳税人真正的税务负担远远比这个数字为高，因为他们要负担高昂的房贷及租金，无异向特区政府缴付隐藏的“地价税”。报告如果计算这个因素在内，相信香港在税务负担一项上失分颇多。政府支销的财政稳健是今年新加入的一个指针而且分数是100分满分，令人有惊喜之感。报告指出香港财政稳健，因为特区政府能够量入为出，例如政府支出过去3年平均为GDP的18.3%，而政府负债仅GDP的0.1%而已。基于高地价政策，特区政府在卖地及楼宇转让印花税上历年有可观的收入，而加上政府开支较为保守，所以政府储备结余十分丰裕。根据金管局最新数字，香港财政储备至2016年3月底为8600亿元，相当于特区政府24个月开支，而外汇储备到2016年底达3606亿美元（约2.8万亿港元）。其实后者是支持港币与美元挂耻7.8汇率的外汇储备资产，防止有人操控汇价，但原则上可以动用小部分作长远投资，而不应绝大部分存放于外汇金融工具，只作收息用途。笔者认为财政稳健对稳定经济十分重要，但拿到100分满分只不过表示香港在长期经济发展上，缺乏高瞻远瞩的视野，令香港减少竞争力。
管制效率有改善空间
管制效率程度以商业自由度、劳工自由度及金融自由度来衡量。报告指出香港有很高的自由商业环境，劳工法例不严苛，很少物价管制，有利公司的创业及营运。不过，报告却忽略了最近新创公司在银行开户上遇到不少掣肘，令本地及外来公司不愿扩展业务或成立新公司。特别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他们在融资方面已经吃亏，而加上开设银行户口有难度，商业环境是雪上加霜。虽然金管局已经发出声明，劝导银行在开设户口上采取略为宽松的态度，但目前情况没有改善。有关劳工方面，劳资双方正在为对冲强积金、界定标准工时及统一有薪公众假期而争拗。双方关系变得很紧张，所以将来劳工法例也会趋于复杂及繁琐。假如以上问题得不到改善，笔者相信未来管制效率程度这一方面的分数会大打折扣。
提高金融科技开放程度
市场开放度是贸易、投资及财务的开放度来作指标。报告表扬香港在这方面的成就，基于香港是没有关税的自由港，进出口的贸易总额是GDP的400%，亦十分欢迎外来投资而金融财务的监管构架十分健全，对外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笔者认为香港在金融科技（fintech）上发展得较为落后，例如众筹（crowdfunding）、电子支付（electronicpayments）及人际借贷（peer-to-peerlending）等，都远不及欧美地区的发达。香港应提升这方面的能力而又能保障网络安全，增加人流、物流及知识流的互通，使香港整体市场更加开放。
香港在108个国家及城市中被评估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这意味着香港提供了一个很理想的平台给港人及外国投资者发挥所长，但上述的量度指标不够全面性及有漏洞，不能正确代表受调查地区的自由度，例如指标不包括少数族裔及宗教歧视程度与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特区政府也不应沾沾自喜来标榜这个排名荣耀，其实香港有很多地方还需努力和加以改进。
（来源：经济所微信公众号，原载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走势跟踪1721期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