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通论》不可能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
简新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实行的是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私有制经济、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革命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理论、缺乏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合理发展私有制经济的理论，而只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才是关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适应发展私有制经济和搞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要求，已经过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只能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应该用凯恩斯的《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就是要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不准确的判断。
的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现代西方经济学则系统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一整套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如何合理有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需要学习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指导下取得成功的，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不只是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而且提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而且是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论。《资本论》虽然分析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没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内容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更为发达的商品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分析就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学，而且非常实际、具体、深入、明白。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就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公式就是最早的宏观经济数理模型。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原理仍然是被实践一再证明的科学理论。
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时，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相关制度根源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个别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的科学结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经济衰退的发生及其根本原因，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表明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没有过时更不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共产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的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只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段必须在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还要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家计划调节的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的基本原理，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高度成熟发达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阶段，所有制演进到单一公有制的时候，将不再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的长远趋势。
第四，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碰到的许多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会走入歧途。
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根的供应学派经济学，虽然都有值得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都存在缺陷：只分析经济现象，不深入揭示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重视供给或者需求、结构或者总量的单方面分析，忽视总体的综合分析；只片面强调供给或者需求的单方面管理，轻视甚至否定另外方面的管理和综合治理；开出的药方往往只治标不治本，只能短期见效，不能长期有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转型国家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在世界环境恶化、资源短缺、西方国家强大的压力、全球化、国际竞争激烈的国情条件和时代背景下，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会遇到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国家曾经或者将会遇到的共性问题，而且会碰到别的国家没有的特殊问题，这许多独特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不研究的，更不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比如，西方经济学家不仅不研究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途径，而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必须合理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中国面临许多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研究的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改革和发展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就会走入歧途。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拉美国家和苏东国家，确实就是走入了歧途，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就是陷入衰退长期难以振兴。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主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取得成功的。
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时代的市场经济相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新问题，马克思在当时不可能研究和提出相关理论，现代西方经济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理论，值得我们像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必须也必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深入研究新现象、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创新和发展新理论，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决不能本末倒置、弃而不用，甚至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现在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正确分析和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实践证明，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正是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重要决定、从党的十二大报告到十八大报告的指导下展开、推进、取得巨大成功的。而这些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和决定的主要精神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虽然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引进、学习、吸收、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借鉴”不等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主要是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
总而言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代替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