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学科能像经济学一样，使用着如此精密的分析工具，而在观念上却又有如此大的争论与分裂：凯恩斯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美国人喜欢称之为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因为凯恩斯学派的学术重镇哈佛、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在东西海岸，而新古典学派的中心芝加哥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在五大湖畔）。凯恩斯如矛，新古典如盾。两个学派正如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在经济学的前沿阵地上旗鼓相当，各领风骚数十年，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
简要回顾
在开始下面的论述之前，简要地回顾一下经济思想史是有必要的。自从亚当•斯密开创了古典经济学以后，经萨伊、李嘉图、西尼尔等一批学者的完善，古典学派“市场有效、自由放任”的理念似乎牢不可破了。中间马克思认识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认为贫富分化的资本主义必然会遭遇经济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可以说是凯恩斯主义的先声，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给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真正刺破古典主义之盾的是凯恩斯。他认为古典学派所坚持的一般均衡只不过是特例，而由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不均衡才是常态，并给出了解决不均衡的方案：政府干预。在希克斯和汉森的补充下，凯恩斯学派的逻辑更加精巧和完美了。凯恩斯不愧是“那个时代的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二战后凯恩斯学派在宏观政策上的失败，新古典主义随之对古典主义的缺点做了三次修补，使其更加完善。第一次是货币主义的弗里德曼，但是它的微观基础是“适应性预期”，所以只是部分地动摇了凯恩斯学派的观点。第二次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强调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应当有“经济理性人”的微观基础。第三次是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提出的“真实周期理论”由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演化的的DSGE模型已经成为当前宏观模型的标准范式。但是新古典学派的问题就是在于理论实践两张皮，模型很漂亮，预测效果一般。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们一方面借鉴新古典学派的方法论，另一方面强调“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例如费希尔提出的“工资交错调整”理论，曼昆提出的“菜单成本”理论，阿克洛夫和耶伦（现任美联储副主席）提出的“近似理性”理论，凯恩斯学派重新获得了向新古典学派进攻的矛。
两个学派除了观念上的差异，还有其他有趣的差别。凯恩斯学派的学者往往少年得志，言辞锋利，闪耀夺目，例如凯恩斯，例如克鲁格曼，例如萨默斯；而新古典学派的学者则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低调而严谨。但是更重要的区别则是他们的生前事和身后名，这正是下文要讲到的。
生前事
在世界的经济决策层中，有着有趣的“麻省理工现象”，即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毕业生或教授占据了大量的经济决策者位置。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1.伯南克，美联储主席；2.德拉吉，欧洲中央银行行长；3.曼昆，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类似于中国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4.弗雷德里克•米什金，美联储前主席，麻省理工博士；5.拉古拉迈•拉詹，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麻省理工博士；6.斯坦利•费希尔，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麻省理工学院教授；7.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如果愿意的话，相信这个煊赫的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
而其他的几家著名大学也是如此。例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历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政学两界都是纵横捭阖；马丁•费尔德斯坦，哈佛经济学教授，曾任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耶伦，现在是下任美联储主席的有力竞争者。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凯恩斯学派。一方面凯恩斯学派自创始祖师凯恩斯以降都有热衷于公共事务的传统，另一方面很明显政府也愿意聘用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理由很简单：凯恩斯学派否认自由市场经济存在可以迅速回归均衡的自动机制，认为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必不可少的，这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就是，凯恩斯学派天生不是政府经济学家，而政府经济学家天生就是凯恩斯学派。
相比较而言，新古典学派的学者则相对更愿意在书斋里思考世界，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新古典学派的领军人物。他自从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任教后就未离开大学校园一步。理性预期学派的小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也从未担任过任何政府职务。再看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三位经济学者。基德兰德任职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尼尔.华莱士在大学之外倒是有一个社会职务。前者是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后者也是该行的经济顾问，但是和凯恩斯学派的学者相比，这两位去的“庙”未免太小了。总体来看，新古典学派的学者远离政治，政府也不乐意聘用他们：他们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是不必要的，市场会自动达到均衡，而政府不会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有人可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新古典学派在经济政策上也不是毫无建树的嘛！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新古典学派的领军人物。他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并建议中央银行应当采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单一规则”货币政策。美联储在80年代初不正是使用货币主义的政策建议才遏制住高涨的通货膨胀吗？
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他的回忆录上谈到了当时情况。他说，采用数量控制的直接原因是，“尽管借钱的成本不断上升，但它总是慢于通货膨胀的上升速度，因此，似乎不论你想买什么东西，都能借来足够的资金⋯⋯所以需要控制货币数量”。然后话锋一转，与货币主义撇清关系：虽然数量控制在哲学思想上与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大力倡导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一致，但是他对这个学派所提出的关于货币持续增长是有益的这一极端观点持怀疑态度。最后沃尔克解释了用数量控制的两个深层次考虑：1.再次向公众表达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使用各种方法反通胀的决心；2.为了断掉自己的退路，如果公众责备利率太高，美联储可以解释：这是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数量控制的方法。沃尔克的话有两个含义：1.美联储的行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与货币主义的政策建议类似只是巧合；2.美联储还是关注利率，货币数量不过是政策工具。
身后名
在政策领域新古典学派是比较失败的，但是在思想方面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却有穿越时间的力量。
学经济学的学生总是要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但是除了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学生，很少有人会翻阅批判者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可能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会有人看，但是又有谁记得凯恩斯还写过《和约的经济后果》呢？不要忘了当年刚出版的时候这本书可是卖到洛阳纸贵的程度的！哈耶克的通俗经济读物《通向奴役之路》出版近70年依然是不可不读的经典文献，而保罗•克鲁格曼写的通俗读物《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兜售繁荣》70年后还能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吗？ 卢卡斯、萨金特所倡导的理性预期和普雷斯科特等人发现的RBC和DSGE模型是现在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他们的思想将长久地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但是凯恩斯学派必须要借助他们的思想，在进行一定的修正之后才能形成自己的结论。可以预见，若干年后，随着新的一批凯恩斯学派学者的成长，老的凯恩斯学派思想又会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当中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点，凯恩斯学派天然地和政府走得比较近，这样他们的研究也比较倾向于政策研究，倾向于对短期经济现象的解释，一旦经济与政策的参数发生变化，原先研究的生命力也就结束了。相比较而言，天生不受政府待见的新古典学派则可以专注于长期的经济现象并对其发生机制做出解释，这样的研究生命力更强也是理所应当的了。第二点，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正如上文所言，凯恩斯如矛，新古典如盾。盾，可以修修补补再用，但是矛则需要常换常新。新古典学派自从瓦尔拉斯以降，一直坚守一般均衡的理念，所有的分析都是为了证明一般均衡的合理性。虽然曾经受到各种冲击，但是新古典学派的杰出学者们又将这些漏洞弥补上了，使得新古典学派的盾愈发坚固，而凯恩斯学派的分析工具却是不断变化的，新凯恩斯学派的分析工具已经和老一辈凯恩斯学派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了。这样就使得凯恩斯学派总是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当然，他们的影响力只能存在于一个时代阶段了。
当然，上面的论述并不是说新古典学派优于凯恩斯学派。两个学派各有各的存在意义，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新古典学派更多的是对方法论上的贡献，它给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基准（benchmark）。借用统计学的语言，它相当于一个“零假设”——如果没有确切的反面证据，那么它就是正确的。而凯恩斯学派则更贴近于现实，它的任务在于从现实世界中找到证据来证明“零假设”是错误的。两个学派在竞争中共同进步。
结语
当然在中国，经济学科还处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者也不用考虑太多学派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在学习，离为世界经济学发展做出突破贡献还远着呢！但是相信上面的分析还是能给大家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名经济学者，你的选择是什么样的呢？是希望学有所用，在有生之年发光发热，在公共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追求“生前事”上的成功，还是愿意“坐得板凳十年冷”，锤炼自己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从而让自己的思想能够穿越时间，从而赢得“身后名”呢？
（本文来自《经济学家茶座》第64辑，内容未经编辑。作者：吴立雪，现工作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