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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走势】 社科院经济所:中国创新发展引发日媒关注

2017-05-23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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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微信公众号

  智编导读 

中国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高科技创新服务,日益引起世界创新大国日本的关注。日本开始正视中国的创新大国地位,日媒对于中国的创新服务及其普及机制进行了分析。


经济热点 


中国创新发展引发日媒关注


日经中文网中国总局多部田俊辅撰文认为,日本应正视中国是新创大国的事实。

  文章写道,路边随处可见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以及聚会时用手机app直接收取AA制费用,这在北京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街道风景每3个月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出现”,日立制作所中国总代表小久保宪一这样说。而且,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服务。

  提起中国企业,一般会想到中石油和中国移动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确实,中石油的营业额超过1.6万亿元,总市值也超过1.2万亿元,是世界少有的大型企业。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就业的80%却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

  中国民营企业的新陈代谢速度非常快。2016年,在中国开设的企业总数达到552万家。1年内的新开企业数除以企业总数得出来的周年开业率达到了21%。在国际上比较来看,日本的开业率在5%左右,美国10%,中国的开业率之高,极其瞩目。

  实际上,5年前的中国企业开业率还只有16%。高度重视社会稳定的中国政府为促进就业,大力鼓励创新创业,开业率得以不断攀升。李克强总理也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政府在创业的基础建设和资金筹措上予以支持,2016年大学生创业人数超过了60万人。

  国际曾普遍认为在中国创办企业有严格的限制和约束。但一名长驻中国的美企高管表示:“实际上互联网相关和共享经济等新领域的限制非常少,发展自由度高到惊人”。在共享单车方面,由于使用和停放的相关法规还未规范,目前可以随意停车,利用率非常高。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曾说过中国是个新创企业的大国。刘永好在1982年创业,建立了以食品产业为中心的综合企业“新希望”。刘永好表示,最重视培养年轻管理人员,以及通过互联网不断创新。近期,新希望与新兴企业联手正式进入网上银行业务。

  中国经济增速尽管有所放缓,但也保持在6%以上。如何吸收国家的经济增长力实现自身发展是全球企业经营者面临的共同课题。2016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以实际金额为准)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看,美国为38亿美元(约262.1亿人民币),与5年前的约30亿美元(约206.8亿人民币)相比有增加的趋势。欧盟的投资额是5年前的1.5倍,增加到96亿美元(约662亿人民币)。

  另一方面,日本的投资额减少至5年前的一半以下,即31亿美元(约213.8亿人民币),日企在中国的存在感降低。一名在日企工作的中国管理层表示:“也许对于坐在东京本社的董事们来说,中国经济利好的信息都是‘不想承认的事实’。为了让日本企业获得发展的原动力,董事们应该经常来中国,亲眼看看实际的发展状况”。

  日经中文网小高航对让新服务迅猛普及的三大中国式机制进行了分析。

  小高航写道,如果把中国比喻成高速公路的话,那就是超高速车道与超低速车道的一种并存。“5年计划”和“10年规划”等国家与国有企业制定的长期改革目标看起来像是迟迟没有进展的超低速车道。一方面,以想要一夜暴富的创业热潮为背景,城市地区人们的生活正在迅猛变化,这可以看作是超高速车道。

  最近到中国出差的外籍人士应该不难感受到这种变化。一出机场就会发现,街上到处都停放着橘色或黄色的自行车。这是1年前完全看不到的情景。街头的这些自行车是可以通过智能手机APP利用的共享单车,费用基本为“半小时1元”等。这类共享单车因“可以随骑随停”、“无需担心被盗”、“既有利于健康又环保”等理由而迅速普及,据称单单上海就已经投放了十几万辆。

  中国在正常的网络环境下无法利用Facebook和谷歌等,生活各方面存在诸多限制。这是政府担忧快速的变化而设法将其控制在“超低速”的意愿所致。另一方面,让很多在华日本人感觉“比日本方便得多”的服务也不在少数。除了共享单车外,还有利用智能手机的电子支付、送餐及打车服务等,这些只要用过一次就欲罢不能服务在过去1-2年迅速增加。这些服务全部是在超高速车道激烈竞争的企业提供的。

  新的创意和服务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普及的背后,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三项“机制”在发挥作用。以共享单车为例来看一下。

  3月上旬的一天,凌晨12点,我正在上海市区的街头走着,一辆卡车突然停住,车上下来3个年轻男子。我一开始有些紧张,以为是干什么的,但3人戴上手套从车厢里抬下来十几辆新自行车摆到了人行道上。然后再次上车,开到几百米开外重复同样的工作。这才想到他们可能是在投放新的共享单车。

  例如,较早推出共享单车业务的“摩拜单车”从2016年4月开始在上海提供服务。之后仅一年时间,上海至少有7家企业涉足了共享单车业务。商业模式基本相同,自然就变成了“价格”竞争。半小时1元的收费降到了0.5元、0.1元,最近又接连推出了“免费一周”等宣传活动。如果各公司争相投放自行车,费用也降低的话,就会作为很有魅力的服务快速普及。作为第一个中国式机制大致经历三步:(1)看到其他公司成功的话毫不犹豫地涉足→(2)价格随着过度竞争降低→(3)服务普及扩大

  当然,所有公司都在亏损。既然如此这些企业为什么还硬着头皮往里钻呢?原因很简单,各公司重视的不是通过主业盈利的营业现金流(现金收支),而是在寻找四处漂流的投资资金。

  在中国,2016年初创企业募集的资金达到2364亿元,1年实际增长了70%。掀起这股投资热潮的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4年9月提倡的鼓励“双创”的政策。中国政府首脑的发言一般非常有分量,美国和日本根本没有可比性。培养初创企业一旦变成“上面的意思”,地方政府就会争相设置旨在培养初创企业的补贴制度,企业和投资者则争先恐后地投资。

  初创企业吸收的资金多的话,尽职调查(业务前景和资产评估)当然就变成了走形式。商务模式毫无特点,只是一味模仿成功案例的企业也能募集到资金。各企业还在打着如意算盘,认为即使后涉足的企业在竞争中失利,只要把资产出售给竞争的“赢家”就能回本。根据“上面的意思”募集到的大量资金成为新业务的原动力,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第二个中国式机制。

  第三个机制或许是对“失败”的思考方式。大体来说,日本为了防止失败和事故,会过度谨慎地提前研究规定和对策。美国的思考方式是,虽然一定程度的失败不可避免,但为了防止损失增大,会提前采取对策,也就是考虑“故障安全原则”。而中国完全是服务先行型,规定往往要滞后一段时间才会逐渐跟上。

  共享单车也是如此。随着新企业纷纷涉足,共享单车数量猛增,街头大量出现的自行车对步行和交通构成阻碍,自行车被扔到河里等行为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原因是相关法规不完善。不过,一旦发生问题,行政解决问题的速度之快和强硬程度也是日本无法想象的。上海市2017年在加强自行车停车位相关规定的同时,还强制撤除了4000辆违法停放的自行车。另外,不但禁止投放新的自行车,为了方便提供服务的企业掌握自行车的位置,还规定所有共享单车必须配备全球定位系统(GPS)。

  企业方面也表示“后期加强相关规定在预料之中”,立即开始采取对策。率先提供服务的摩拜单车大量雇用了自行车“整理员”,展开了在深夜等将路上散乱停放的自行车一个不落地摆放整齐的人海战术。该公司的自行车一开始就内置GPS,掌握所在位置没有问题。最近,清晨大量共享单车整齐停放的场景也越来越多。

  摩拜单车高管的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便利的新服务肯定会出现问题。就像菜刀也是一样,虽然为很多人做饭提供了帮助,但也会成为武器。较之于把小问题放大扼杀新服务,发生问题后制定对策才更有助于社会进步”。

  我以前采访摩拜单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EO)王晓峰时,他还曾询问过我的看法,称“以后还想在日本提供这项服务,能不能顺利开展?”就个人而言,我非常希望在日本也能利用该服务,但“日本对放置不管的自行车等的规定非常严格”,我告诉了他这个难题。超高速和超低速车道并存有时会造成混乱,不过从全都是“中低速车道”的日本来看,这同样也充满魅力。

(综合消息)


 国际经济 


盘点特朗普百日执政:大业未成


  上任甫满百日的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的行径又添一桩,他在5月9日突然解雇联邦调查局长科米(James Comey)引起市场哗然。投资者担心这项举动引发美国政治不确定性,从而不利于税改等议程推进,美元及美股一度走疲。

  然而,回顾特朗普的首个100天,并非全部都是坏消息。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首席投资总监及投资总监办公室主管陈敏兰认为,投资者虽然看到负面意外,但也不乏正面惊喜。

  在好消息方面,美国新上任总统都喜欢“新官上任三把火”,在执政的头100天利用胜选带来的有利声势,一鼓作气完成大业。而且,如同太极的起手式,从头几个月也可以对新政府的优先事项与执政风格一窥端倪。

  由竞选时最受瞩目的贸易方面开始,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并不像他在竞选期间所宣称的那样极富保护主义色彩。当然,新政府上任没几天就给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当头一棒。特朗普宣誓就职后还不到100个小时,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项贸易协议所涵盖的国家占全球GDP的40%强,而且历经十年的艰苦谈判才最终达成。

  不过,特朗普并未按照竞选时的承诺将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这可是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百日行动”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投资者因而松了一口气。此外,虽然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报告对于不公平汇率机制的措辞比先前更为严厉,但是在汇率监控名单上也没有增加新国家。

  特朗普也没有急于取消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尽管他曾说这是“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议”。在这方面他采取的唯一行动是要求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对美国签订的贸易协议进行研究。保护主义疑虑消退的一个最明显迹象是墨西哥比索反弹。去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后墨西哥比索一路下跌,至今年1月中旬兑美元跌幅已达20%。而目前汇率已回升至一美元兑换约19元墨西哥比索,接近大选前水平。与此同时,亚洲货币也强势回升,尤其是新台币与韩元,年初以来的涨幅均达到6-7%。

  尽管爆发贸易战的风险似乎已下降,但投资者仍要警惕特朗普重回保护主义立场的迹象,这对美元来说是利空。美国的巨额经常帐户逆差意味着每天需要29亿美元的外国资金,如果全球贸易环境恶化,这个筹资任务将变得更加难以完成。根据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CIO)的测算,美元已经严重高估,尤其是兑欧元。此外,如果与中国和墨西哥爆发贸易摩擦,也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这可能导致美国到2019年时损失480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劳动力总量的4%。

  如果美国挑起贸易战,中国将针锋相对,这很可能打乱全球供应链。双方贸易冲突也会给中国带来损失,部分制造业或许将转移至其他新兴国家,从而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减少,人民币也将承压。目前,我们预期美元/人民币在六个月内将缓步上升至7.1。台湾、韩国与新加坡等主要出口型经济体也将感受到阵阵寒意。排除贸易战这一尾部风险,美元/新元在未来六个月应该维持在1.40左右,主要由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采取零升值货币政策。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并没有像大家当初担心的那样改天换地,他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刺激政策也未如期实施。特朗普的促增长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减税、放松监管、基建投资。最显着的进展是监管松绑。白宫指示政府机构每新增一项法规,就必须废除有关同一议题的两项法规,特朗普还签署了旨在精简联邦法规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虽然这些措施不大可能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但监管放宽对于银行和能源行业是潜在利好,而这正是我们青睐的美国股票板块,我们也看好美国科技与医疗保健类股。

  最近,特朗普政府的重点转向税务改革,提议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至15%。正如医保改革一样,全盘税改计划要想在国会通过绝非易事,讨价还价在所难免,最终税率或难以低至15%,我们认为降至25%更为现实。其他举措只会温和提振美国企业盈利,有望在今年推动标普500成份股公司每股盈利(EPS)增加2.5美元至132美元,明年EPS增加5美元至145美元。

  最后,特朗普一再标榜的万亿美元基建投资尚未有实质性进展,甚至连基本框架也未成形,因为立法机构忙于税改和医保法案等优先度更高的议题,暂时无暇他顾。

  总之,特朗普的百日执政成果一般。投资者的关注焦点仍放在经济与盈利基本面上。我们持加码观点的美国股票与全球股票在全球增长普遍加速、企业盈利增长、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下持续有出色的表现。亚洲方面,企业基本面持续向好,从近期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东盟诸国主要银行的业绩公告来看,资产质量改善,信贷增速走强。

  当然,投资者不应过于高估百日新政的重要性。特朗普的首个任期还有93%的时间可用,足以让他对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FT,2017.05.15)


美国经济两大“奇葩”


  路透专栏作家James Saft撰文认为,美国企业获利激增却不积极投资,失业率很低而薪资却不见强劲增长,这种经济现象不可思议。

  5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虽然失业率降至4.4%的逾10年来最低水准,但平均时薪只比上年同期微升2.5%。从2009年以来,薪资增幅就没有达到过3%以上,而且在经济衰退过后的整个这段期间,一直低于让美联储(Fed)能够达到2%通胀率目标所需要的水准。

  在薪资增长低迷的这段时间,企业获利却是飙升:根据基金公司GMO的资料,标普500指数.SPX成份股的获利/营收比目前接近9%,1997年之前平均为5%。尽管经济学理论认为高获利会刺激投资及竞争,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根据一篇最近发表的论文,在非金融企业中,目前净投资相对于营业净盈余的比例,比1980年代及1990年代的常见水准大约低了60%。

  低投资与低薪资增长,这两个谜团并非毫无关连,而且也不是什么奇蹟。这两个奇葩现象持续存在,并不是因为传统经济理论出错,而是因为经济理论假定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经营。在这种经营环境中,在投资活动的资助下,新企业能够崛起,抢夺原有企业所享有的高利润。这会创造出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会推动薪资上升。

  然而,理论中的新企业并未崛起,旧企业也不愿投资。根据美国统计局资料,在1998-2007年期间,每年新创企业家数比倒闭家数大约高出10万家,在那之后企业净增家数都差不多挂零。

  但为何有企业会放弃有利可图的新投资?套用商学院教授的说法,当有那么多其他企业等着“搬走他们的奶酪”之际,他们何以如此?嗯,或许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检视了八种可解释投资缺口的替代理论。”纽约大学的Germán Gutiérrez和Thomas Philippon在2016年的一份研究写道。“其中唯一与我们产业及企业层级数据库始终相符的,是竞争下降,管理趋严,以及可能还有来自急功近利主义者的压力增加。”

  企业因为面对的竞争减少,因此不投资;其他研究也发现,这是因为监管规定不利新进业者,尤其是通讯和国防领域。

  的确,正如纽约大学论文的研究结论,投资较少的企业通常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它们或许有能力妥善应对维持季度获利增长的压力。如果你是基金经理,若无法好好追踪指数就会丢掉饭碗的话,这个问题确实很要紧;但从长期价值创造的角度来看,关系则不是很大。这些不投资、面对较少竞争的企业不建设新厂房,倒是致力于回购股票。

  这或许一时能支撑股价,但只能为银行家创造为数不多的工作岗位,且完全无法提供其他人任何岗位。几乎可以确定,这也抑制了生产率的增长,而生产率增长应会提振薪资。纽约大学Thomas Philippon 和 Callum  Jones另一份研究草稿发现,“若竞争减少的情况没出现,我们发现美国经济本可以在2010年底前,摆脱名义利率陷于零附近的境地,现在的名义利率将接近2%。换句话说,我们部分解释了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原因,即美国经济竞争性下降。

  当然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包括全球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以及至少理论上成立的技术面的影响。不过对于这两个因素,美国总是能面对其一,另一个也能加以采用,然后薪资仍能可观增长。这样的情况持续至1997年左右。

  一个讽刺的事实是,对于促进竞争几乎束手无策的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美联储/FED),已藉由保持过低的利率因应了就业市场闲置的问题,并催生了诸多泡沫。

  美国需要应对产业集中、反托拉斯及竞争不足的问题,否则将继续被获利异常与薪资增长无力这两大“奇葩”所苦。

(Reuters中文网,2017.5.9)


IMF警告亚洲要提早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呼吁亚洲经济体记取日本经验,提前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警告称部分地区可能“未富先老”。

  IMF在5月9日公布的亚洲经济展望报告中称,亚洲在过去几十年享受了极大的人口红利,但老龄人口增加势将给经济增长带来人口“负担”。“适应老龄化对于亚洲尤其具有挑战,因很多迅速老龄化的地区人均收入相对较低,”报告称。“一些亚洲国家还未实现富裕就已经开始老龄化。”报告称,预计2050年时人口增长率将降至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现处于峰值,未来几十年将会下降。

IMF表示,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人口比例将快速上升,到2050年将达到目前水准的近2.5倍。这意味着,人口结构问题将可能让未来30年全球经济的年增速减少0.1个百分点。

  日本面临的挑战尤其严重,该国面临着老龄化和人口萎缩两个问题。IMF称,日本的劳动人口在过去20年萎缩超过7%。报告指出,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口比重较高,可能是日本过度储蓄和投资偏低的原因,而高储蓄和低投资又施压经济增长,并且是通胀一直低于日本央行2%目标的部分原因。“日本的经验凸显出,人口结构不利因素可能对经济增长、通胀以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报告称。IMF呼吁亚洲国家从日本汲取教训,提早应对不利的人口结构,例如通过推出可信的财政整顿计划、提高女性及年长劳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以及完善社会保障。

(Reuters中文网,2017.5.9)


 中国经济 


中国泛滥资金正在制造泡沫


  中国为防止人民币暴跌加强了对境外汇款等的限制,国内的大量资金集中流向房地产市场和互联网金融等,这让出现泡沫的担忧再次增强。由于投资过热,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正在好转,但铁矿石等资源进口量激增,经常收支恐怕会陷入恶化。膨胀的泡沫有可能会成为扰乱中国经济稳定的因素。

  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统计,2015年上海的新建住房价格达到居民平均年收入的20.8倍。另据东京KANTEI的数据,1990年东京的新建住房价格为平均年收入的18.1倍。中国大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超过泡沫期的东京,令人可望不可及,而上海房价从2015年起到现在又上涨了40%。北京和深圳也一样,2017年3月,70个主要城市中有62个城市的住房价格上涨。1-3月全国300个城市的土地出售额比1年前增加50%。对涨价的期待吸引了投资资金,进一步推高了价格。

  当局难以彻底监管到的“影子银行”问题也开始重燃。截至4月底,个人通过互联网进行投资的“点对点(P2P)金融”的余额超过9500亿元,猛增至1年前的1.7倍。

  企业等通过银行出借剩余资金的“委托融资”突破了13万亿元。比1年前增加20%,其中部分资金流入了用途不透明的理财商品中。委托融资和理财商品等狭义“影子银行”的资金截至2016年年底达到近60万亿元,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

  贝恩咨询中国代表韩微文表示,因资本管制,海外投资变得困难,资金正在回流国内。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美国加息造成严重的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从2016年中期开始加强资本管制,500万美元以上规模的海外并购等事实上被暂时叫停。中国以前就限制跨境资金交易,被堵住出口的资金正在国内泛滥。

  中国股市也迎来了资金回流。约3200家上市公司2016财年(截至2016年12月)的合计净利润同比增长5%,而当前的上证综合指数较2016年年初的最低值上涨了近20%。1-4月实施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企业也达到167家,增至1年前的4倍。

  1-3月的初创企业投资也时隔3个季度增加,达到535亿元。共享单车ofo在3月筹资4.5亿美元,成为虽未上市但评估额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的一员。虚拟货币比特币按人民币计算的价格当前约为每比特币9千元,一直保持在最高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周小川警告称,“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话,实际上对经济还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资产价格泡沫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中国政府推动投资热潮的因素也比较大。

  中国1-3月的财政收支为1551亿元赤字。自1995年以来,时隔22年财政收支在1-3月再次出现赤字。面向秋季的党代会,政府为了使经济稳定,正在加速推进基础设施投资。1-3月25家主要建筑机械企业的铲车销量同比增加98%。1-3月的平均批发物价同比上涨7.4%,较全年下跌1.4%的2016年快速逆转。

  国内的过剩投资带来了经常收支恶化的副作用。除商品外,还包括知识产权交易等的贸易和服务收支1-3月盈余187亿美元,同比减少64%。从季度来看,自出现逆差的2014年1-3月以来,降到了时隔3年的低水平。因为随着国内投资的扩大,铁矿石等的进口量翻倍,贸易顺差减少25%。所得收支截至2016年连续2年出现逆差,与贸易和服务收支加在一起的经常收支盈余在2016年10-12月同比减少86%,为118亿美元。经常盈余存在持续减少的可能性,可能会动摇对人民币的信心。

  中国经济一直保持6.5%以上的增速,金融市场上荡漾着安心感。一方面,中国除去金融机构之外的民间债务在GDP中的占比超过200%,与日本的泡沫末期类似。加强了警惕的中国央行开始收紧金融政策,已经开始接连出现社债发行延期和中止等影响。如果不能顺利控制住投机过热,将出现坏帐猛增等情况,世界再次意识到中国风险的可能性在增加。

(日经中文网,2017.5.15)


台湾创新产业发展失契机


  多年来台湾经济低迷,被形容为“闷经济”,到底如何走出经济困境?最近岛内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在香港以“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演讲颇发人深省。他说,台湾并不缺乏创新能力,但岛内经济规模小,不足以支撑创新产业走向国际,加之两岸服贸协议迟迟无法在岛内生效实施,也导致台湾产业失去发展机遇。

  张善政这番话值得民进党当局好好思考。台湾属于浅碟型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仅靠内需无法支持产业发展,所以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时期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在此共同政治基础上大幅改善两岸关系,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业界开拓大陆广阔的市场。但民进党蔡英文去年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不仅导致两岸经贸交流受阻,也使台湾经济在区域合作中更趋边缘化。

  张善政在演讲中表示,现在不少人普遍以Google作为网上搜寻引擎,但在Google流行之前,台湾已有“番薯藤”,岛内的言论分享平台PTT也比脸书(Facebook)早了20年,而在电商阿里巴巴之前,台湾也早有了PChome,但为何“番薯藤”终被Google取代、PTT的发展不如脸书、PChome无法像阿里巴巴那样成为世界电商巨头?主要是因为台湾经济规模难以支持创新产业壮大。Google的搜寻成本只是“番薯藤”的四分之一,“番薯藤”如何能与Google竞争?可见,市场狭小严重滞碍台湾创新产业的成长和发展。

  其实,两岸于2013年6月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是台湾创新产业、尤其是电子商务开拓大陆市场的最佳契机。根据服贸协议,大陆允许台企可登陆独资设立医院、金融、电子商务、批发零售等,这些都是大陆当时未曾对外资开放的优惠措施。尤其台湾业者可以在福建设立经营性电子商务网站,不仅服务范围可以普及于全大陆,持股比例亦达55%,有利于台湾电子商务平台进入大陆市场。

  而且协议也未雨绸缪地设定了“避免负面影响条款”:受影响一方可临时要求另一方进行磋商,并寻求方法加以解决。换言之,万一台湾业者觉得自己利益受损,可根据该条款要求与大陆方面磋商相关事宜。然而,这样一个处处为台湾业界着想的服贸协议竟然受到民进党一再阻挠,以致今天仍无法在岛内生效,使台湾业界错失进一步开拓大陆市场的大好时机。

  民进党执政后虽然也推出创新经济发展方案,但对于制约台湾创新产业发展的市场规模问题仍是束手无策。蔡英文政府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导致两岸关系恶化,不仅两岸货贸协议的商谈工作中断,台湾要与其他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也难如登天。陷入孤立化和边缘化的台湾又怎能走出经济困境呢?

(大公网,2017.5.6)


(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


延伸阅读

金融监管力度加大


金融安全不容忽视 金融整顿恰逢其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并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六项任务,一是深化金融改革;二是加强金融监管;三是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四是扩大直接融资;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六是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由此可见,中央已经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此之前,金融监管力度已在持续加码。2017年3月下旬以来,“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先后密集出台多项政策,针对行业乱象、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和打击,弥补监管漏洞。其中,人民银行推出MPA考核、银监会10天7个文件密集落地、证监会严惩数家公司、保监会发布39条措施明确保险业风险防控的九大重点领域等等。这些措施都显示了中央对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视,足见当前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后,“一行三会”纷纷召开会议,明确2017年的工作重点,多举措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其中银监会称将深入排查银行业各类风险。

  报道援引银监会指出,将积极主动地参与监管协调,并密切盯防重点领域风险,认真做好各类专项治理工作。

  针对目前部分领域仍存在监管空白,急需补齐监管短板。银监会还表示,将全面梳理银行业各类业务监管规制,尽快填补监管法规空白,补齐监管制度短板;今年还要加快健全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六项重点任务。

  央行则表示,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并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着力增强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三去一降一补”,深化金融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要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过度冲击,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证监会亦称,当前要结合资本市场实际,准确研判各种风险,逐项细化分解,并将始终保持依法全面从严监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协调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稳定发展和监管工作。

  保监会同时提出,要梳理排查监管漏洞,弥补监管短板,督促市场主体健全内控制度,形成依法合规经营的长效机制;要突出责任担当,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治理保险市场乱象,坚持引导行业回归风险保障本源。“要切实强化监管,认真抓实当前保险监管重点任务,特别是要把近期出台的监管措施真正落到实处。”保监会指出。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保险机构要坚守保险保障本位,不得炒作概念和制造噱头,将着力整治产品不当创新,并采取一定期限内禁止申报新产品等监管措施。

  新华社4月30日记者文章指出,力度空前的金融整肃行动并非空穴来风,当前中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也面临不少挑战。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也为加强监管提供了较大政策空间,目前是整顿秩序、推进改革的较好时间窗口,需要及时抓住。

  文章称,从国际看,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形成的风险外溢效应,有可能对中国金融安全形成外部冲击。从国内看,不良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但仍难言见底、影子银行规模过大、监管套利增多等。

  文章表示,“不管是国海证券的‘萝卜章’事件,还是民生银行的‘假理财’案件,都是各种金融乱象的局部反应,到了必须出重拳治理的时候。”

  文章认为,“中央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提出六项任务,这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金融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监管重拳出击必然会伴随着压力和阵痛,这在近期的金融市场上已经有所体现。这要求一方面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防控好调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引导市场心态向良性面发展;另一方面要保持定力,面对压力挑战,要有一如既往的决心和魄力。


二季度政策趋势:金融监管趋严

盘古智库认为,中国现在处在一个风险日益显性化的阶段,内外风险共振的风险亦较为明显,中国将防控风险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逐步强化金融体系的风险防控。这是正确且必须的。

  盘古智库预计,2017年,大资产管理领域将迎来相对统一的监管框架,商业银行表内同业业务和表外业务将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银行违规处罚可能进一步升级,信托部门、保险部门、券商投行及资产管理、基金公司子公司等都可能面临较为严苛的监管,金融去杠杆将深入进行。

  金融风险防控政策更加严格,是必要的,但是,监管整肃政策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到政策供给的适度性问题,需要考虑针对性、合理性和协调性,更要考虑到政策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甚至是负作用,即需要考虑风险防控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政策自身可能存在或引发的风险。

  回顾中国政府部门出台的应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政策供给是多了还是少了?真正得到落实的是多少项?政策的效果是如何?政策不在多少,而在于是否可行、是否可信、是否有效,否则,面临日益显着的风险,政府资源和政策工具亦会捉襟见肘。

  更重要的是,金融监管政策需要多方协调,各自为政的政策符合我国分业监管体系的特征,但是,在混业监管趋势下,监管协调更加重要,监管协调是应对分业监管和混业经营制度性错配的基本政策,监管协调是防范金融强监管叠加衍生新风险的基本保障。


中国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FT中文网专栏作家沈建光认为,本次政治局会议有两点不寻常之处:一是这是十八大以来,政治局首次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主题进行集体学习,出席人员规格之高,涉及部门范围之广超出以往金融专题会议;二是会议罕见地将维护金融安全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凸显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视和自上而下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

  中国金融系统到底有哪些风险值得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如此重视?上述风险是否到了危及金融安全甚至治国理政的程度?而一旦中国开启了一轮从上至下的防风险行动,能否能够取得效果,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中国金融系统到底有哪些风险?

以往对中国金融风险的警告往往来自于海外,不仅包括IMF、BIS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包括一些海外对冲基金与机构投资者。前者只是从经济理论上提供金融风险的判断依据,而后者则往往在看空的同时又采取做空策略,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为直接。然而,对待上述警示,过去中国决策部门大多表态比较自信,不予理睬或者反驳批评作为回应,而此次会议中国高层直视问题的重要性与严峻性实属难得。

  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有哪些?近年来企业杠杆率大幅攀升,影子银行规模过于庞大,信贷资金大多进入房地产与收益较低、期限较长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资产价格超出合理水平,僵尸企业、预算软约束企业扭曲银行的定价机制,民间集资与P2P等游离于监管之外,汇率政策缺乏灵活性等等都是中国金融系统潜在的风险点。

  IMF在4月19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中提到中国信贷快速增长使得金融稳定风险不断增加。IMF报告中提到,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已达到GDP的三倍以上,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敞口也有所增加。中国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存在着严重错配,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处于较高水平。而在去年10月IMF的一篇《Resolving China’s Corporate Debt Problem》工作论文中,提到中国2009年-2015年间信贷平均增速高达20%,大幅超越名义GDP增速,需要防范西班牙、泰国以及日本这些信贷缺口类似经济体的前车之鉴。

  而国际清算银行BIS近年来也频频警示中国银行业风险,根据BIS在2015年9月首次提出的以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测量各国债务水平的指标来看,中国在两年前这一缺口指标便已经高达25%,超出2%-10%的正常范围,是全球最高水平。以史为鉴,BIS提出一旦一国缺口指标超过10%,随后三年,该国有2/3的概率发生“严重的银行业紧张情况”,并预测中国会在三年内发生银行业危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有过激烈的观点交锋,针对吴晓灵提到的中国债务率并不严重的观点,马丁·沃尔夫直言,危机爆发前决策层往往都认为没有问题,如英国银行在遭遇30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之前也称其资产负债表表现很好,但危机往往在忽视中爆发。而在近期专栏文章《中国如何摆脱债务陷阱?》提到,中国仍然需要依靠债务快速增长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而且摆脱这个陷阱的所有方法,看上去都很艰难。

中国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既然金融风险近年来一直都存在,但为何中国并未出现教科书中的危机并未如期而至,是什么独特之处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3月20日发表的央行工作论文《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对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经验进行了梳理,其中提到不少有益观点。文中提到的诸多中国创新的货币政策实践操作,或许与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联系紧密,具体包括:

  一是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与大多数国家单一通胀目标制或者就业与通胀双目标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六大目标。而根据以往经验,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在操作中的权重也会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金融危机之时,由于担忧经济增长与失业,中国央行便出手很快,但美联储并未对雷曼进行救助,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后期救助成本显著增加,甚至量化宽松,零下限等金融创新纷纷而至且传染至其他国家,直至今日,全球经济也未恢复到危机之前,全球货币政策仍大多处于从非常态之中。

  二是并未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不可能三角理论讲述的是一国央行不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而根据过去中国的金融实践,中国大多数时候并未选择不可能三角的角点解,而是通过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独立的中间状态的选择指导中国实践,避免了资本大规模流动对经济的冲击。此外,金融危机以来的经验又显示三元悖论逐步向二元悖论转化,即不论采用何种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都不可兼得。这也说明,理论总是 61 52355 61 31918 0 0 7027 0 0:00:07 0:00:04 0:00:03 7027不断完善的,实践的发展往往领先于理论,一味默守书本理论,有时并不明智。

  三是创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在计划经济初期,中国大多应用数量型工具,而伴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化,微观主体自主决策能力的增强,数量型直接调控需要向市场化、价格型间接调控转变。但结合中国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央行创新使用了SLF、MLF、PLS等流动性工具,一方面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利率走廊(SLF为利率走廊上限)与中期指引(MLF是主要的中期政策利率)的尝试作为过渡,同时培育国债市场等完善利率传导机制,引导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四是协调推进利率、汇率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以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与大多数国家明显先后次序的完成利率、汇率改革以及资本项目开放不同,中国央行在上述改革方面提出了协调推进的方式。同时,中国央行强调,即使是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是有管理的可兑换,特别是对反恐、反洗钱、反避税天堂等方面,是拥有严格监控的。此外,央行表示可以对短期资本流动和外债进行宏观审慎管理,甚至在应急情况下临时性外汇管制措施,这些也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盛行的华盛顿共识有很大的出入。而危机的出现也让国际社会对华盛顿共识开始反思。

  综上表明,中国在金融实践操作方面确实有不同于传统理论之处,甚至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中国实践的创新操作很多情况下是领先理论发展的,这使得中国的政策往往灵活性更强,或许也可以为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提供一个解释。


现在是化解金融风险的良机

有观点认为,虽然中国通过政策创新避免了短期内的危机爆发,但只是将问题推后,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可能会有更大的危机与风险。但好在此次政治局会议显示了中国自上而下对防范金融风险的高度重视,诸多防范房地产泡沫、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举措都在持续推进,且防风险不仅集中在一行三会,更涉及到多个部门政策配合,有助于让这一最高决策层基调落实。

  同时,考虑今年以来的经济内外部环境有所转好,内部一季度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实现了开门红,稳增长压力减小。外部方面出口一转去年的颓势,出现了大幅增长;4月中美首脑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改此前对华咄咄逼人的态势。此外,美元走强压力也在减弱,中国资金大规模流出态势也出现逆转。

  所以,中国去杠杆与供给侧改革其实迎来了很好的机遇期,如果能够坚持这一基调,即便承受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放缓的阵痛,在可承受范围内,为中国拨出累积多年的高杠杆高负债的毒瘤,有助于为19大后的中国经济更健康的发展奠定基础。


应释放一些风险点以保长期金融稳定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最新一期长安讲坛上表示,中国已经进入金融风险高发期,中央提出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极有必要,在短期内允许违约和破产,释放一些风险点才能保长期金融稳定。

  “在过去三五年时间里,似乎每一个风险都在不同的领域游走,一会是股市、一会是房地产、一会是债市、一会是外汇市场,不同的时期在不同地方体现。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中国进入金融风险高发期。金融风险很容易在不同部门之间传导,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之间的相关度非常高,如果发生银行危机,接着再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比较高,反之也是这样。

  由于中国政府兜底,一直没有释放风险点,从而经济当中的很多风险点在积累,这也导致了金融风险变得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短期内通过强化市场纪律释放、处置一些风险点可能是维持中长期金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把问题都兜起来,最后有一天谁也兜不住,就会发生系统性问题。”他说,在短期内允许违约和破产才能保长期金融稳定。

  黄益平认为,货币政策要与监管政策相配合,在去杠杆、控制风险等方面要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太赞同把金融稳定(目标)或者金融变量直接放在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里。货币政策要稳健、审慎、要配合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但如果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一些金融风险指标,比如资产价格、杠杆率等,难度比较大。把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效果不明显。同时,这么做难度非常大,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面临的冲击是多种多样的,面对不同的冲击做预期,不同的政策反应导致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


看待金融监管不能急功近利

随着近来管理层在金融监管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针对一些对金融监管误解甚至指责的情绪有所升温,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5日刊登热点聚焦文章称,长期而言,建立完善有效的监管体系却是保护百姓“钱袋子”安全,促进金融市场乃至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看待金融监管不能急功近利。

  面对原有“套利格局”改变带来的短期市场波动,专家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的背后也伴随着一些规则破坏和投机取巧行为。从眼下看,加强监管似乎确实让市场有所降温。

  文章称,金融脱实向虚必须扭转,在融通不同经济主体需求的过程中,如果资金脱离了实体经济需要,停留在不同机构间空转套利甚至参与投机炒作,则无异于“击鼓传花”,既不能为经济注入真正的活力,又无法实现自身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何平称,“金融‘脱实向虚’本质上是资金之间的相互炒作。对银行来讲,这体现为委外业务增长较快、银行与资金使用者之间距离较远、资金周转中间环节过多等,从而抬升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因此,持续规范金融秩序十分必要。

  针对不久前中国证监会对“忽悠式”重组再挥重拳,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相关监管措施在短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市场低迷,甚至促使一些“庄家”离场,但这种“破”对于净化市场环境、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发挥直接融资功能来说,无疑是一种“立”。

  面对保险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中国保监会及时净化金融市场生态。何平说,目前中国金融领域法律不够健全,制度也不够成熟,短时期内对行政手段还较为依赖。未来,金融监管还需更多回到制度建设上来,压缩资金流转环节,规范金融秩序。


金融监管需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经济参考报》5月5日刊登徐高的文章称,强化金融监管既是对过去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发展的纠偏,也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需要。但金融监管的强化也会碰到反作用力,甚至带来新问题。因此也需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文章认为,强监管应避开以下三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金融监管力度越强越好;认为金融同业业务越少越好;金融杠杆越低越好。

  徐高表示,“强化金融监管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控金融风险,但同时也会对金融创新有所抑制。”金融创新虽然可能存在规避监管的成分,但也是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变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对金融创新的过度抑制,不利于疏通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也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

  此外,金融监管政策对金融和实体的影响有滞后性和累积性,未来形势如果因为前期监管压力累计过多而恶化,监管政策将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监管力度若不降,形势可能进一步趋紧;力度若降低,则可能伤及监管声誉。因此,在研究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时,需要有前瞻性,并在力度上留有余地。

  对于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文章认为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大银行为主导,存款等金融资源多集中于大银行。而在经济发展逐步转向创新驱动模式时,实体经济越来越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很难仅靠大银行来满足。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服务特定实体企业时,可能更具比较优势。

  因此,有必要通过金融同业业务在金融体系内部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而这也能提升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所以,对不同的金融同业业务需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可一刀切地加以压制。

  文章指出,过去两年曾发生过的股市异常波动和债市泡沫都凸显了金融杠杆的危害。不过,金融杠杆绝不是越低越好。杠杆是绝大多数金融业务的天然属性之一。在现代部分准备金制度下,所有商业银行都自带金融杠杆。也正因为带有杠杆,期货等金融产品才能够让投资者相对便捷地管理风险。此外,2015年的股市异常波动也已充分展现了金融杠杆过快下降的危害。

  因此,过度追求金融降杠杆,既不符合金融运行的规律,也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控制金融杠杆风险的核心,应当是将杠杆倍数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让加杠杆的金融主体有足够的资本缓冲来吸收波动,而不至于让风险蔓延出去。

  为维护金融安全,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但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也要把握好监管力度。目前,强化金融监管已经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化解了若干潜在金融风险。同时也需注意到,当前金融市场波动有加大倾向,相关预期也有浮动的征兆。

  对此,监管者需要从中国金融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出发,遵循稳中求进总基调,防范极端情况出现,尤其要严防钱荒等极端事件的重演。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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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董丽霞  审校:郭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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