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
中国楼市调控再加码
■ 中国楼市信贷政策定调趋紧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剑指“炒房”表态言犹在耳，中国一二三线城市调控新政即鱼贯而出。而蛇打七寸，央行日前明确要求银行对住房信贷做出适度调整，意味着信贷政策正紧密配合楼市防风险应时而动，但去泡沫化之路仍阻且长。
一位央行人士透露，央行日前下发今年信贷工作意见，要求将住房信贷政策作为调控房地产一揽子政策的组成部分，合理搭配使用最低首付比例、贷款利率优惠幅度和最长贷跨年限等住房信贷政策，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及时对辖区内住房信贷政策做出适度调整。“楼市一定程度上也是货币推动的，累积的泡沫风险应该也到了不得不重视阶段，所以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要先从宏观上管住货币，通过信贷抑制过旺需求。”该央行人士称。
央行的信贷意见并体现了因城因地施策的调控思路，要求加强对银行的窗口指导，督促其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控制房贷比重和增速，做好房贷资源投放的区域分布，支持三四线城市去库存，有效防控信贷风险。
同时，央行要求银行严格遵守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关要求，支持居民合理自住购房，加大对首付资金来源和收入证明真实性审核，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转按揭”业务，杜绝价格恶性竞争。
从央行公布的2月信贷数据看，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的效果已经有所显现，居民中长期贷款大幅回落，经过1月集中释放去年积攒的按揭贷款需求后，2月居民按揭贷款3804亿元人民币，环比下降2489亿元，房地产融资也明显回落，预计后市房贷增量仍会缓慢回落。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对新增贷款包括房地产信贷实行阶段性管控，“我们有限额限时的，到一定时间新增不能超过多少金额，去年没有的。”他并称，尽管不同地区分支行的按揭贷款优惠政策有差异且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调整，但实际上放款时间拉长并且收紧了，“有的地区首套房优惠利率九折也比较难达到。”
接受路透采访的多位银行人士普遍表示，今年住房信贷政策总体收紧，一方面是落实决策层楼市调控思路以及防范风险，另一方面也是受制于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今年总行给出新增信贷目标是300亿，非常紧张；去年感觉是有钱花不完，都没给数字。”一家上市股份行人士称，这与MPA考核不无关系，新增信贷直接影响了广义信贷增速，今年1月和2月资金相对宽裕，到3月开始就越来越紧，“房贷首套九折二套上浮10%的优惠没变，但3月就不放贷了，是否会调整还得看总行。”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在宏观上管住货币，微观信贷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购房，严格限制信贷流向投资投机性购房。副总理张高丽在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称，“现在有的（资金）流向房地产，搞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形成泡沫，我们将严加防范，将会一步一步的，稳妥的，来进行调整。”
在北京3月17日出台新一轮严厉的楼市调控举措之后，石家庄、郑州、广州、长沙也相继发布了楼市调控政策，而此前杭州、南京、南昌等也已进一步收紧调控。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9.30新政以来，全国已有逾30个城市出台了超100次调控举措。目前，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全部执行“认房又认贷”的措施。
密集出台的调控措施不仅为了“控房价”，也在为中长期防范资产价格泡沫、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争取时间。不过，如果房地产调控使价格暴涨和销售大涨势头得到遏制，且由此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调控政策是否会反复或松动？决策层如何走出不调控引致泡沫破灭危机和调控过度则影响经济的纠结心态，将直接决定本轮楼市调控的效果。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资深观察人士指出，在泡沫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楼市调控的难度和风险都在增加，要想达到理想地逐步消化泡沫的难度比较大。就目前形势看，继续加强调控是大势所趋；但决策层恐怕仍下不了出重拳的决心，毕竟经济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还是比较强。
“（目前房地产）热度抑制也可能是临时表象，只是不开这个口子，实际这个口子下面还在翻腾。”一位分析人士表示，长效机制已经提了很多年，现在进展还是比较慢，没有看到实质性的步子迈出去。他认为，房地产“以居住为主”的提法非常好，但现在整个大的政策定位还是把它放在经济这个版块，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能看出来。房地产有居住、投资等多重属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大的政策定位总是以经济属性为先的话，是否能出台以居住为导向的政策，这是有疑问的。在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上，该人士肯定了租售并举市场建设这一方向，但指出目前还没有出台实际落实的政策，很多细节上的配套难以做到位。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恐怕还是倾向于去买而不是去租，比如学区房，在学区租房很多学校是不认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修订后，在去库存和房地产市场调控部分，补充了“健全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遏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韩文秀称，总的要求是既要去库存，也要稳房价，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也认为，政府老是在保增长和抑房价之间犹豫不定很麻烦，政策目标混乱必然会导致市场的混乱。每当市场低迷时政府采取刺激的政策，给开发商预期，房地产就是大而不倒，而民众觉得房价会越调越高，不如趁早买房或买多套，市场的扭曲与政府不当调控有关。她表示，接下来大城市肯定面临供不应求，还是要多建普通住宅，保证首套住房需求；而三四线城市更应该自己消化库存，刺激政策效果有限，一是人口不往里头流，二是流进去的人没有钱。“现在的政策是应急的，关键还是要增加供给，如果中国土地能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不会出现土地供给不足的问题。”
■ 经济分析师警告：房价2020年普跌
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预测，中国的货币增速会随着经济增速而下降，房价在2020年左右会出现全面性的下跌，出现恐慌性下挫。
博鳌亚洲论坛3月26日进行主题为“楼市泡沫：中国会例外吗？”的分论坛，最先发言的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指出，美国股市与中国楼市是全球现有的两大泡沫，北京四环房价几乎都在每平米10到12万元（2万到2万4000新元），这种趋势难以为继。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随后赞同，并预测中国房价在2020年前后将“普跌”。李迅雷分析称，决定房价的因素有两个“流”：人口流和货币流。他引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称，中国流动人口在2015年减少500万，2016年减少200万，外出农民工只增加了50万人，说明人口流动性在减弱，城市化进程在放缓。他预见，中国的货币增速会随着经济增速而下降，房价在2020年左右会出现全面性的下跌，出现恐慌性下挫。但李迅雷也补充，跌完之后，该涨的还是会涨回来，中国经济毕竟还是有自身动力，北上广深已经成为国际化大城市，目前这些城市的土地供给、住宅用地的供给还是严重不足的。
不过，他的观点立即遭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的反对。贾康的理据是，中国的真是的城镇化率只有41%，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期的前半段，还要经过差不多30个点的上升空间，当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才进入低平发展阶段。“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15年左右的时间，北京、上海、深圳不要希望出现均价上扬曲线转变成下行曲线的情况，我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高盛预测：无现金社会政府是最大受益者
高盛认为，现金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顶点，无现金社会即将到来，这无疑是各国政府热烈欢迎的。
其在报告中提到，在无现金社会中，通过电子支付手段进行的交易具有更高透明性，这带来的监管便利将令政府税收收入显著提高。“显而易见的是，政府是现金使用量减少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他们将成为未来消灭现金的最主要力量。”报道提到。
高盛称，技术进步是现金使用越来越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现金的逐渐消亡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此。在很多发达经济体，现金依然是最主要的支付手段。
在向无现金社会发展的进程上，北欧国家走的最快。高盛称，这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来自行业的协调行动以及政府的推动。报告以瑞典为例写道：“Swish——由瑞典大型银行联合开发的支付应用，已经被瑞典将近一半的民众使用，每月交易笔数超过900万。在瑞典的1600家银行网点中，大约有900家不在网点保留现金，也不接受现金存款。其中很多网点，尤其是农村地区，甚至都不再拥有ATM机了。这种背景下，去年瑞典现金交易仅占交易总额的2%，占交易笔数的20%（五年前是40%。）”
丹麦则更加激进。高盛称，丹麦向无现金社会的迈进纯粹是政策导向的结果，该国政府甚至对部分零售商免除接受现金支付的义务。丹麦也有一款流行的支付应用——MobilePay，全国一半人口在使用这款应用，2015年交易笔数达到9000万。
整个欧元区也在向现金“宣战”，不论是在流通环节还是交易环节。欧洲央行去年5月宣布，将在2018年年底停止印刷500欧元纸币。欧洲央行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大面值纸币会有助于犯罪活动。此举主要是为打击犯罪活动，而非要遏制纸币的使用。
高盛称，各国政府是无现金社会的最大受益者。因为电子化交易具有更大的透明性，经济运营会因此而更加“正规化”，税务收入也会更高。“这是印度废钞的核心逻辑，印度政府废除占据流通货币总值85%以上的大额钞票，就是为了减少不受监管的货币以及假币。在废钞的同时，印度也采取鼓励家庭和企业使用电子和数字化交易手段的措施，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经营便利性。”高盛称，对不同群体进行分析能够发现，政府显而易见是现金使用量减少的最大受益者，因而认为他们将成为消灭现金的最主要力量。报告称：“如果当前的低名义利率状态持续下去，那么就更加需要监管的干预。这是因为流通中货币对GDP的占比和通胀存在负相关关系，高通胀会侵蚀货币价值，并增加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
英国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证。高盛称，1970到1980年，英国通胀从6%飙升至18%，同期英国流通中现金对名义GDP的占比则从6%下降到4%。
除了通胀以外，民众对银行体系信任度的下降，同样会导致现金囤积。高盛称，2008年10月，随着金融危机加深，据欧洲央行预计民众对欧元钞票的需求额外增加了350亿欧元。
美国金融博客Heisenberg Report则更加直白的点出消灭现金对于政府的好处：收税更加容易，监控民众的经济活动也更加简便。除此之外，在无现金社会中，央行也能免受零利率下限的限制：“如果你是央行人士，且已经采取零利率或者接近零利率的政策，现金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为何？因为这限制了你降息的能力。储户如果觉得自己把钱存在银行还要交罚金，那么在某个时点他们可能就会把钱取出来放在床底。重要的是，实际利率下限并不是零。将毕生储蓄以现金形式保管存在很大风险，这就意味着储户在将储蓄从银行取出之前，可能会容忍零利率甚至一定程度的负利率。但这种耐心在一定时点也会开始消失。”
如果不再使用现金，零利率下限自然也就不复存在。Heisenberg Report称：“如果你是决策者，就可以集中对经济进行规划。消费支出太低是吧？没问题！把利率降到-20%，就可以迫使人们要么出去花钱，要么承受损失。经济运行过热？依然没问题！把利率加到20%，这样人们就又被迫在出去消费和赚取高额利息收入之间做选择。如果没有现金，那么消费者就必须在这些选项之间做出抉择。”
（华尔街见闻，2017.3.24）
中国经济
日媒：中国在两会后加速央企重组
中国政府将加快推进国有企业重组，提出将两家核电相关企业进行经营整合的方针，由政府直接管理的重点企业数量预计也将减至100家以下。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整合研究开发实力来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步伐推进领导层提出的让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战略。不过，如何改善国企的经营效率、避免国内市场的垄断等，仍面临诸多课题。
中国核工业集团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已经朝着经营整合启动磋商，双方的上市子公司最近发布了这一消息。两家企业力争在2017年内进行经营整合，将就整合的形式和程度等进行磋商。
中核与中国核建原为同一家企业。1999年拆分成现在的2家，预计将时隔18年重新团聚。中核主要制造反应堆、核燃料及核武器等，中国核建主要从事核电站建设。双方进行经营整合后，预计会加速推进核电站等的自主开发。
中国政府在1990年代后期实施了对国有企业进行拆分，通过相互竞争来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政策。不过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改变了看法，认为为了防止在本国内出现过度的订单竞争，整合研发更有助于提高经营效率。受此影响，2000年拆分的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在2015年又进行了经营整合。
此外，中国保利集团也着手讨论以吸收的形式整合中国轻工业集团。中轻集团的主要业务是纺织，同时还从事造纸、酿酒、制糖、香烟生产等业务，近几年在海外承建了各类工厂。纳入保利旗下后，海外订单预计会增加。对于保利而言，也有着借助中轻集团扩大海外业务范围的好处。
3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刚刚强调“推动国有企业调整重组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随即提出对4家大型国企进行经营整合的方针，表明了将加速国企改革的姿态。
随着2003年设立国资委，国企的重组和整合不断推进，到2016年底央企数量已由国资委设立前的196家减少到了102家。
除了本次将中核、中国核建、保利、中轻集团这4家企业整合成2家外，中国在2016年还宣布对另1家企业进行整合，目前正在办理手续。如果算上这些重组计划，在2017年底之前，央企数量或减少至99家，跌破100家。
（日经中文网，2017.3.24）
互联网医疗促养老难题破解在即？
海南三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天使投资人刘旷认为，法律法规结合互联网使上门医护行业朝着突破僵局的方向前进，这有可能让中国人的养老难题得到有效缓解。
刘旷在为FT中文网撰稿中援引全国老龄委的数据消息：从2015到2035年，中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从2.12亿增加到4.18亿，占比提升到29%。这释放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正在不断加深。
文章称，伴随着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对于医养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目前，整个健康服务业规模已经达到了3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其中医疗服务业占了大头。按照国家有关规划，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发展规模要达到8万亿元，但是在巨大的市场空间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养老痛点。
其一，医疗资源供不应求。在中国，医疗资源存在着较多的不足：第一个不足是总量不足，从供给来看，目前国内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4.55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2.06人，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每千人口执业医师仅为1人，医疗资源远远供不应求；第二个不足是优质医疗资源的不足，而且分布也非常不均匀，几乎所有核心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中，核心的医疗资源又集中在了大医院。
其二，老人上医院护理、看病难。对于国人来说，看病难、看病贵始终是挥之不去的痛点，老人上医院护理看病就更难了。一方面，老人本来行动就不太方便，有个头痛感冒的还要坐车去医院排队挂号；另一方面，上医院看病或者找人护理，挂号难、没床位几乎是家常便饭，病还没看可能病情已经加重了，好不容易排上队了，还需要面对一些素质较差医生的冷眼相对。
其三，医保结算也是一大痛点。几乎每一次“两会”，医改都会成为热点话题，但是由于利益的盘根错节，医改始终进展缓慢。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医保结算问题就是他们难以抹去的一大痛点，大多数的医保结算只能到固定的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尤其是异地医保的结算问题更难，一方面，异地医保手续繁琐，报销流程较为复杂苛刻；另一方面，异地医疗保险报销的比例还低，信息化联网也是一大障碍。
其四，大多数子女都没有时间照顾父母。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子女需要赡养自己的孩子，又需要上班，往往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母。尤其是对于那些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养老负担就更重了，他们需要同时照顾四位老人。不论是看电视，还是看新闻，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消息：家中80岁的老人孤独一人在家，子女却跑到了异地他乡打工赚钱。这样的情形在农村地区尤为多见，想想也难免会心生几分悲凉。
其五，传统养老机构专业性太低。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还不错的家庭来说，他们会选择把自己的父母送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但是有几个养老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具备足够强的专业性？甚至还会有一些养老机构在照顾老人的时候会极度不负责，也不够细致认真，老人在养老机构受了委屈子女也看不到。
在医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老人抱怨说：什么时候可以为一些发烧、感冒等病情不严重的患者提供上门打针等医疗服务。2015年，中国城乡老年人自报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个百分点，老年人照护服务服务需求持续上升，社区养老服务中上门看病需求居于首位。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11.3%。
伴随着数亿人口的庞大需求，在线问诊、网上挂号、医养服务上门等互联网医疗平台开始涌现出来，他们正在逐步解决老年人看病难、护理难的痛点。
首先，上门医护正在从多方面满足老人的上门需求。
对于老年人，尤其是行动不便利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对于上门护理的需求日益旺盛，在这股需求的巨涌下，以医护到家、v护到家、U护、E护通、金牌护士等为代表的上门医护平台迅速进入大众视野。上门医护平台们正在从多个层面满足老人的上门护理需求：其一，解决健康体检需求。人一旦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面临身体的各项机能衰退，对于老人来说，几乎没有哪个老人身体不会有个小痛小病的，所以随时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就尤为重要，而健康体检是老年人经常需要做的项目，上门健康体检就是为了满足众多老年人的定期体检需求。其二，解决养老护理需求。子女没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老人，把老人送到非专业的传统养老机构又不放心，也没有时间天天去看望老人；请保姆并不好请，也不能照顾管理好老人的身体健康……上门养老护理就成为了这些家庭用户的共同需求。其三，解决中医理疗需求。中医理疗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些长期合理的中医理疗能够帮助他们缓解甚至是治疗一些身体疼痛、疾病等。很多子女考虑到西药的副作用等问题，中医理疗成为了他们最钟爱的选择。
其次，缓解城市医疗压力，上门医护也将大有作为。
医疗资源供应不足已经成为了中国当前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重大痛点。尽管医疗优质资源集中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但是由于人口的过度集中，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的医院却正在面临巨大的医疗压力。每天早上，走进这些城市的医院，排队挂号几乎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对于医院来说，并非他们故意想让患者排队，而是医院的容纳量有限，一些科室的医生甚至经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而伴随着中国的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多，城市面临的医疗压力将会更大。在医院，每天大多数的患者都是一些发烧感冒的小病，并没有必要一定要集中到大医院来排队看病，上门医护的出现无疑极大程度上缓解了一二三线城市的医疗压力。未来，社区养老体制的建立和推动是势在必行的，社会资源、企业与医疗结构的结合也是大势所趋，互联网将会是匹配度、渗透度和便捷度最佳的平台。这对于缓解整个国内的医疗社会压力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最后，全面解决养老难题，未来上门医护必与医保结合。
对于上门医护来说，虽然他们能够解决老人上门看病的需求，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的医疗压力，但是目前还无法完全解决医保结算的痛点。尽管上门医护的费用比老人去上大医院看病的费用可能要低，但是相较于大医院的医保报销来说，长期上门进行医护服务必然需要付出更高的费用，老人更愿意选择坐公交、排长队去医院看病。
那么，要降低老年人养老服务的成本，就必须要加速上门医护与医保的结合，如此老人的养老服务才更有保障。对于上门医护来说，要真正实现与医保的全面结合，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努力。一是，上门医护需要得到政策上的扶持，如果没有政策扶持，上门医护与医保结合会是一道永远难解的题。二是，上门医护平台要与医保结算全面结合，在互联网技术方面还存在些许难点，这个需要上门医护平台不断加强在互联网医疗技术领域的突破。三是，上门医护平台还应该主动加强与社会以及其他企业的合作，比如保险公司等。目前除了少数平台与中国平安推出了第三方护理责任险、与中国人保推出了意外综合险之外，大多数的上门医护平台还没有积极展开更多对老人有保障的合作。
先需求后政策成行业定律，上门医护庞大需求也将倒推政策前行？
伴随着国人对于上门医护需求的日益强烈，政策也开始不断开放，并给予这种上门医护一定的支持。去年，为了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北京市率先推出了《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开始尝试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
在中国的市场，无论是此前的滴滴出行，还是如今火爆的共享单车，往往都是在庞大的需求诞生后才有相应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出台，这似乎成为了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一个定性规律。而法律法规也往往是在用户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让民众成为最有利的受益者。
北京市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对于上门医护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动，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家相关部门已经看到了广大民众对于上门医护的庞大需求。
随着老龄化人口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享受上门医护服务，这种需求的市场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而在民众需求的推动下，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也将不断完善，从而推动上门医护的健康良性发展。从目前上门医护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法律法规结合互联网正在朝着突破僵局的方向前进，将为民众带来新的服务和政策，最终让中国人日益沉重的养老难题得到有效缓解，甚至使根治成为可能。
（FT中文网，2017.3.27）
中国养老金改革迫在眉睫
常红晓为FT中文网撰稿认为，碎片化、不公平、欠账多的养老保险体系不可持续，但改革养老保险体系，规模和难度也是史无前例。
文章称，中国正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作为中国人，当你辛苦工作30多年后，能否按时领到退休金，能领到多少退休金，目前可能还是个未知数。这取决于你退休时会有多少年轻人在工作，养老保险基金能否有更高收益，更取决于养老改革的成败。
中国养老基金正面临收不抵支的危局。据财政部数据，2015年，中国3.5亿城镇职工参保缴费21096亿元，增长12.7%；基本养老金支出22227亿元，增长16.7%；如果当年没有3893亿财政补贴，已入不敷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入不敷出自2014年就开始了，当年缺口1323亿元；未来缺口还将更加严重。
财政收入弥补养老金缺口难度在加大。随着中国经济放缓，财政收入增速已降至个位数，2016年仅为4.5%，年均两位数的增速将一去不返。同时，作为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保基金现有两万亿积累，但鉴于每年数千亿的支付缺口，长期看也难以为继。如果不改革现有养老保险体制，距离养老基金耗尽将不会太远。
这种养老金支付压力源自快速的老龄化。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中国人均GDP现为8000美元，不足美国的七分之一，但老龄化程度远高于美国当年。这会让中国的现代转型更为艰难。2012年后，中国劳动人口以每年数百万的规模逐年减少。
2017年3月1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中国养老保险省级差异很大。广东等沿海省份养老基金积累能保障50个月的支付，而东北和西部特困省份当期收不抵支，累计结余也基本上用完。沿海省份平均10人养1人，东北和西部省份低至1.2人养1人。
中国人口预计在2025年达到峰值，不会超过14.5亿人。2016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31亿人。据官方近期公布的《“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预计，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增至2.55亿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17.8%；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超过4亿，占比达32.8%，每3人中有1个老年人。
中国养老保险以省为主统筹。据人社部《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2015年，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陕西和青海等6省份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入不敷出”。而2014年底，只有河北、黑龙江、宁夏3省份当期收不抵支。2015年，入不敷出的黑龙江省甚至撤回了委托社保基金管理的150亿元个人账户资金。
更麻烦的是，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严重“碎片化”。2016年，中国3.78亿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近一亿人领取退休金。还有5亿农民和城市未稳定就业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前者待遇经连续11年上调，月均达到2000多元，而后者自2009年启动后，月均待遇100元左右。
就“城乡居民养老”体系而言，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财政支付的基础养老金，相当于政府的养老补贴。另一部分是个人账户养老金，主要靠个人缴费，筹资标准很低。2015年，该体系的保费收入708亿元，财政补贴达2044亿元。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二由财政出资，而养老金支出的年增速超过34%。
2015年初，中国还启动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自2014年10月1日起，为3800万机关事业职工办养老保险。目前改革已推进到县级，制度模式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近似，单位按工资基数的20%缴费，个人缴8%；为激励公务人员，还要求同步建立职业年金，相当于补充养老保险，单位按8%缴费，个人缴4%。由于这38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大多由财政发工资，其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所需费用，也将主要由各级财政承担。该群体的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缴费相加，占到其月工资的40%。这一改革势在必行，但也对未来的财政支出造成巨大压力。
由此可见，中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分三大类，一是作为主体的3.78亿城镇职工；二是待遇很低的城乡居民群体，约覆盖了超过5亿人；三是正在筹建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涉及3800多万人。此前已退休或离休的机关事业人员还有近千万，只能“老人老办法”，养老金待遇多在在职工资的80%以上，甚至更高。
无论是城镇职工还是城乡居民，养老金支付风险均很大，每年需要数千亿财政兜底。与此同时，中国职工养老体系还存在巨额的历史欠账。这个欠账也要靠财政或划转国有资产弥补。据经济学家2002年估算，国企对职工养老的隐性负债已达数万亿元，占1997年GDP的46%乃至94%。
改革当前覆盖8亿多人的养老保险体系，其规模和难度史无前例。从常识出发，提高年轻人的参保率，提高养老基金收益率，延长退休年限、适当降低养老待遇，已变得不可避免。
（FT中文网，2017.3.24）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下半场
路透报道预计，今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进入收缩期。主要原因除了来自境外对并购项目的严格审批之外，中国严格的外汇流出管理和真实、合规性审核，也让中企对外投资热度骤然降温。
出于对中资企业成功付款的担忧，境外机构对来自中国的并购邀约也更加谨慎，而来自中国的竞标者也在因为资金支付问题而处在一定的劣势。
由于资金出境受限，许多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资金池，来支持其海外投资计划。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董文标此前称，今明两年，中民投将在香港设立100-150亿美元规模的投资基金。遇到好的项目，由海外资金去做投资，不会存在外汇管制等因素的约束。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ODI）为532.7亿元，同比下降35.7%；1-2月ODI为924.2亿元（134.3亿美元），同比下降52.8%；去年12月这一数字为为84.1亿美元，同比下降39.4%。而2016年全年，中国ODI为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1-2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147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其中对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投资持续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重要目的地，企业对外投资资金来源趋于多元。
根据经济参考报报导，由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境外投资条例已经呼之欲出，年内有望正式出台。将明确境外投资的内涵和外延，以及鼓励和禁止的方向。
“控流出扩流入”，已经成了近期外汇管理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加强资金出境的审核之外，监管层也在强调国企央企将境外的外汇资金按比例结汇汇回境内。中国外管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此前称，外汇局要求境内基石投资者境外上市募集资金结束后，上市公司及时调回资金，并承诺一定比例的资金结汇；要求境内基石投资者承诺减持境外上市公司股份后及时调回资金并结汇等。
有分析家表示，按过去的外汇管理规定，企业在境外的外汇留存是有一定比例的，这是加强管理的要求，调回境内结汇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人民币升值阶段，鼓励企业走出去，对资金汇回结汇管理放的比较松；现在形势有所变化，还是得强调一下按原来的规定执行。对于企业在境外项目的盈利，如果是扩大再生产、投资上项目，需要在境内走个程序，经过批准以后，可以不把钱拿回来，直接在外面投资。如果项目没被批准，那这部分钱也不能老放在境外。
（Reuters，2017.03.21）
（原载经济走势跟踪1727期，编译、整理：李彦松、王砚峰；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