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
我们应该对机器人征税吗？
盖茨：机器人也应缴所得税
比尔•盖茨最近发表观点认为，对机器人应当征税。因为与人类劳动者相比，机器人至少有一个不公平的优势：不用缴所得税。到目前为止，支持这种想法的更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技行业的领袖。这也体现了盖茨不同寻常的立场：明确支持通过征税来延缓新技术的应用。
盖茨从个人电脑的普及中发家，电脑普及是导致从打字员到旅行代理商等许多行业消失的因素之一。但他在接受Quartz采访时提出，当前或许应该有意地延缓下一批夺走工作岗位的技术的进步。“如果人们对创新所结果的恐惧总体上超过了他们对创新的热情，这真的很糟糕，这意味着他们不会从积极的方面去塑造创新。而且，跟禁止创新的某些方面相比，征税当然是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
利用税收来支持因自动化普及而失业的人们的想法，在科技界变得越来越流行，但盖茨更进一步，呼吁对机器人直接征收与人类工人水平相当的税金。“现在，人类工人在工厂里工作，他创造了比如说5万美元的价值，这笔收入会被征税，要缴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等，”他说，“如果一个机器人来做同样的工作，你会认为我们应该对机器人征收同样水平的税金。”
一些科技企业领袖暗示，科技公司的客户——而不是行业本身——应该支付更高的税金。最近，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每当有人削减成本，就意味着有希望创造盈余。你总可以对盈余征税。”
盖茨呼应了这一说法，而且提出了对机器人制造商征税的更激进立场。“我认为，机器人公司不会对可能被征税感到愤怒，”他说，“这没什么。”
FT社评：机器人税有道理
英国《金融时报》社评认为，考虑到受自动化影响的就业人数，以及自动化好处的分享不均，机器人税有一定道理。关键是要确保更公平地分享增长。
机器人可以做外科手术、拆除炸弹、以及端上完美的小白咖啡（flat white）。再过不久，它们也许需要编程填写自己的报税单。随着大量易受自动化影响的工作岗位引起的焦虑日益增多，从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到法国左翼新领军人物伯努瓦•阿蒙（Benoît Hamon），形形色色的人士都支持政府应动用税收制度在人与机器间恢复平衡的想法。
直接对机器人征税并不是问题的答案。这么做并不比对使用Excel电子表格、电烤面包机、或任何其他节省劳力的设备征税更有道理。没理由去惩罚提高生产率和创造财富的技术创新。事实上，任何令自动化成本过高的富裕国家，都可能将制造商赶往工资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然而，有一些担忧则是理由充分的：自动化吞噬工作岗位的速度太快，工人们因未对此作充分准备而无法适应；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在最近几年分配不均。在几乎所有富裕经济体中，劳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高收入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是主要的受益者。
盖茨建议称，为了延缓自动化进程、确保支持最受影响群体的政策到位，推行某种形式的直接机器人税或许是合理的——即便这么做确实会阻碍创新。考虑到可能受影响的人数，比如受自动驾驶汽车快速推广影响的人数，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不过，更大的问题在于，政策制定者能如何通过税收制度，来确保大家更公平地分享增长。这并不简单。多数严重依赖所得税的发达国家发现，政治上很难对财富税做太大变革，而如果他们对企业利润征税太高，则会面临把投资者推向对手国家的风险。
阿蒙至少在认真地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他竞选声明的附注提议的不是直接征收机器人税，而是向所有“增加值”征收雇主为员工支付的“社会负担费用”。考虑到法国高就业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种做法非常值得考虑。
不论是否有现成的答案，如今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想法。过去的工业革命曾导致社会剧变，长期而言却并未改变总体就业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带来了工作时间缩短、薪水增加和劳动强度减轻。如今，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下一轮自动化浪潮被证明是同样善意的。
萨默斯：对机器人征税不合逻辑
哈佛大学查尔斯•W•艾略特校级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担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通常认同比尔•盖茨在公共政策问题上的看法，但他认为，最近比尔盖茨提出的对机器人征税的构想严重离谱。萨默斯表示，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及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是正确的，但盖茨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严重误导的，而且突出了当前公共辩论的问题。
首先，单独把机器人列为就业破坏者是毫无道理的。那些发放登机牌的自助终端呢？加快文件制作的文字处理程序呢？手机银行技术呢？自动驾驶汽车呢？通过预防疾病而破坏医药行业就业的疫苗呢？有很多创新可以带来用更少的劳动力投入获得数量更高或质量更好的产出。为什么选择机器人呢？盖茨是否认为，任何人都能把劳动力节约型活动与劳动力提高型活动区别开来吗？更别提美国国会、特朗普政府或由和他一样的技术官僚组成的委员会了。即便专家们可以区分，美国国税局（IRS）管理这些差异的能力肯定也是令人存疑的。
其次，大量创新活动（包括涉及机器人的活动）关乎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仅仅用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盖茨呼吁对机器人与人类劳动者一样征税、以延缓引起失业的技术进步，因为人们对创新的恐惧超过了热情。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很可能要比人类驾驶更安全。机器人已经能够帮助外科医生完成某些手术，而且比人类医生做得更好。在线订票系统比旅行社速度更快，也更方便。另外，由于模仿和竞争，创新者仅获得了自己的创新的一小部分好处。按此推理，对于包含创新的资本，既有征税的理由，也有补贴的理由。
第三，这或许是最根本的一点，为什么要以缩小大饼的方式课税呢，而不是确保把一张更大的饼合理分配？假设有50人可以生产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可以做100人的工作。对机器人征收重税将阻止他们被生产出来。让社会享受额外的产出，同时设置合理的税收和转移机制以保护下岗员工，难道不是更好的方式吗？让人很难理解的是，缩小这个饼（而不是尽可能做大这个饼然后再分配）怎么会是正确的前进道路。
长期以来，后一种观点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标准内容。的确，人们经常指出，让某个国家向国际贸易开放，就像令其获得技术把一种产品加工成另一种一样。所以，这里的主张是，由于人们肯定不会把这种技术变革视为坏事，贸易也不是坏事，因此保护主义是坏事。盖茨提出的对机器人征税的看法可能在实质上是一种反对进步的保护主义。
这些都不会最小化就业破坏和不平等程度上升的问题（不过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似乎在目睹机器造成空前迅速的就业破坏，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率增速特别低）。相反，这表明了要帮助不那么幸运的劳动者，阻止进步是一种糟糕战略。除了定义的困难和连带损害，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对技术课税很可能会把生产推向海外，而不是在国内创造就业。
有很多更好的战略。然而，政府不得不关心结构性失业的问题。相比美国的实践，他们可能需要在确保完全就业方面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除了其他措施外，这将意味着对教育和再培训体系进行大规模改革、考虑面向失业尤其严重的群体的针对性薪资补贴、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可能的直接公共雇佣计划。
这将是一场重大辩论，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10年工业化国家的政治。
“向机器人征税”仍为时尚早
孙丽娜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认为，向机器人征税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首先，“机器人”的概念至今难以界定。大多数机器人并不是实体机器人，而是计算机软件。确定哪些技术与软件系统会导致失业并制定相应的税收制度，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其次，机器人种类太多，征税标准难以确定。而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人和因“好吃懒做”而惰性失业的人很难从量化标准上严格区分。
文章指出，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讨论“是否应该向机器人征税”仍为时过早。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在201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总供给量年均增长速度约为40%。但是，我国机器人产业目前仍存在着高端产业低端化和低端产品产能过剩等发展瓶颈。据悉，国内具备一定规模的机器人企业虽然超过800家，但是处于产业低端的“空牌子”企业和没有技术积累、依赖进口零部件组装的代加工企业几乎各占一半，真正能实现“自主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仅有不足100家。可见，中国机器人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问题已基本解决，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应是尽快实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正向发展。因此，对于中国机器人行业来说，目前并不是蹭“热点”讨论“是否应该向机器人征税”的合适时机。
乔新生：向机器人征税意味着征资本利得税
乔新生在《上海证券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向机器人征税不利于科学技术进步。机器人本来是劳动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劳动者，那些被机器人取代的劳动者，完全可到其他行业或者岗位就业，因此，不能对工具征税，因为这违反了各国税收法律制度体系建立的基本原理。乔新生认为，这样的观点貌似有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机器人从事的劳动和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并没有本质区别。智能机器人代替劳动者，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早已不是幻想，而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表面上看，对机器人征税，似乎是对工具征税，但从本质上来说，其涉及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也涉及如何看待税收功能的问题。
随着机器人的智能化，机器人会越来越多代替劳动者。当机器人取代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时候，机器人和普通劳动者在生产劳动属性上已没有差别。既然劳动者需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代替劳动者的机器人当然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不仅如此，机器人取代了劳动者的岗位，势必会导致劳动者社会保障福利发生变化，向取代劳动者的机器人征税，实际上就是向机器人这一特殊的“劳动者”征税，从而确保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福利不会因为机器人大规模出现而大幅缩减，人类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有效运转，才能借助于机器人不断地缩短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使劳动者享受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福利。
从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产业发展角度来说，直接向机器人征税的确会不利于科学技术进步。但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就是如此奇妙，由于机器人的出现，那些本该由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自然而然地被机器人所取代。征收机器人税，实际上是高度重视机器人的劳动技能，自动化和机器人生产企业完全可以通过提高机器人单位的劳动效率，减少税收所带来的成本负担。部分学者认为，机器人代替劳动者之后，劳动者可到其他产业就业，因此，机器人的出现不会剥夺劳动者的岗位。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实际，也缺乏逻辑性。机器人就是要代替劳动者，就是要减少劳动者的岗位。当劳动者失去劳动岗位时，机器人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劳动者，因此，机器人应当承担劳动者承担的一切义务，包括纳税的义务和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的义务。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后面临的最大困境就在于，劳动者税收负担越来越重，而资本拥有者和生产资料占有者的税收负担越来越轻。劳动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而那些资本拥有者却可将他们的资金投入机器人生产和使用，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甚至还可因此减少缴纳企业增值税。这种税收制度的不公平，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过对资本征收资本利得税，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劳动者不再承担更多的税负，而投资者则需承担必要的税负。对机器人征税，还将有助于促进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出效率更高的机器人。
征收机器人税，不是对机器人征税，而是对机器人拥有者征税。所以，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征收资本利得税。如果劳动者税收负担逐步减少，而机器人税收负担逐渐增加，那么，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就会趋于合理。
如何在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之间合理分配税收负担，也是值得我国立法机关慎重考虑的问题。笔者希望国家立法机关在修改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体系时，充分考虑如何增加资本利得税，减少劳动者个人所得税，适度增加劳动者的福利，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消除他们的焦虑感，提升幸福感。
税收杠杆作用最直接，利用税收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对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征收机器人税，有利于解放劳动者，减轻他们的税收负担和社会保障负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有利于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当然，征收机器人税是系统工程，要求全面评估国家的自动化和机器人产业，并在此基础上从维护劳动者切身利益出发，合理确定税率，以尽最大可能在科技创新与保障劳动者权益之间求得平衡，从而使机器人税收制度既有利于企业科技创新，又有利于为劳动者保留适当的工作岗位；既有利于改善税收结构，又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
（综合信息）
国际经济
IMF：全球经济开始复苏 新兴市场仍为增长引擎
据《香港商报》报道，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在会上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正呈现积极乐观迹象，新兴市场依然是重要增长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尤其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稳健前行。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会3月18日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多位全球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为当前世界经济“脉象”问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张涛在会上表示，世界经济增长正呈现积极乐观迹象，新兴市场依然是重要增长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70%，尤其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稳健前行。
张涛指出，全球经济复苏动力增强，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3.4%，明年增长3.6%。如在美国，一些财政刺激手段已经准备就绪，欧洲经济增速虽缓慢，但也呈现持续复苏迹象。“不过我们也面临一系列比较重大的挑战，眼前的挑战就是金融环境大幅度收紧，特别是美联储加息后的前景。”全球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也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力量，关键来自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张涛说，全球各经济体需要加强合作，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下一阶段，并实现更包容、更均衡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如果中国成功转向可持续发展路径，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
经合组织幕僚长、G20协调人拉莫斯回忆说，过去14年里每次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与会者都会谈到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然而，中国依然将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保持开放“非常重要”。
而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看来，考虑到主要经济体指标有不同程度改善，大宗商品市场逐步回暖，持续多年的通缩风险有所缓解，国债收益率亦逆势上扬，世界经济已曙光初露。王一鸣表示，站在这一节点上，如果各国关起门来搞保护主义，那会陷世界经济复苏于更大不确定性之中；如果顺势而为，打造全球化“升级版”，那将为全球经济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王一鸣还称，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积极变化，经济增速趋稳，就业增长超出预期，制造业、民间投资等市场力量主导的内生性指标触底回升，表明经济趋稳的因素不断积累，“L”型增长有望进入下半程。“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30%以上。”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转型将有效减缓世界经济不确定性。
（香港商报，2017.3.19）
美联储第三次加息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3月14-15日货币政策会议后发布的声明全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自2月会议以来获得的信息显示，就业市场继续增强，经济活动继续以温和步幅扩张。就业增长保持稳健，近几个月失业率变动不大。家庭支出继续温和增长，而企业固定投资看来已经有所增强。通胀近几季上升，正向委员会的2%较长期目标靠拢。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通胀变动不大，仍略低于2%。基于市场的通胀补偿指标仍处于低位，基于调查的指标显示，较长期通胀预期基本上变动不大。
委员会将依照法定的目标，寻求促进就业最大化和物价稳定。委员会预计，随着货币政策立场的逐步调整，经济活动将温和扩张，就业市场状况将进一步有所增强，预计通胀将在中期在2%附近稳定下来。经济前景的短期风险看来大致均衡。委员会将继续密切关注通胀指标和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
鉴于已实现的和预期的就业市场状况和通胀，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0.75-1%。货币政策立场保持宽松，因此会支持就业市场状况进一步改善，并带动通胀回升至2%。
在决定未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的时机和规模时，委员会将评估与就业最大化以及2%通胀目标相关的已实现和预期的经济活动状况。评估将考量广泛的信息，包括就业市场状况数据、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指标 ，以及反应金融市场和国际情势发展的指标。委员会将密切监控向对称的通胀目标取得的实际和预期的通胀发展。委员会预计，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为逐步上调联邦基金利率提供理据；联邦基金利率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维持在低于预计在较长期内保持的水准。不过，联邦基金利率实际路径将取决于未来数据展现的经济前景。
委员会维持把所持机构债和机构MBS回笼本金再投资到机构MBS的现有政策，以及通过标购继续延长所持公债年期。委员会预计将保持这些做法，直至联邦基金利率水准正常化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委员会透过这一政策持有庞大的较长期证券仓位应会有助于维持宽松的金融市场状况。
投票赞成美联储货币政策决议的FOMC委员包括：美联储主席耶伦、副主席杜德利、理事布雷纳德、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埃文斯、理事费舍尔、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哈克、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柯普朗、理事鲍威尔、理事塔鲁洛。明尼亚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卡什卡利投票反对，他倾向在此次会议上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不变。
路透报道认为，美联储升息可能意味着全球宽松政策周期已近尾声。
美联储重回升息轨道，可能为陷于困境的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助一臂之力，并结束亚洲地区长期以来的货币刺激政策周期；从中国到土耳其乃至英国当局都在周四对美国的政策调整作出回应。
美联储3月15日的温和升息在普遍意料之中，且仅为上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三次。不过这还是要早于仅仅几周前的投资者预期，而且随着美国经济的增强，为今年再升息大约两次做好了铺垫。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3月16日宣布上调政策利率以阻止人民币的贬值。出于同样原因，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的央行也在美联储声明公布后的90分钟内收紧了货币政策。各主要经济体中，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仍在积极对战低通胀和低增长，但是听上去这两家央行近期也开始更加乐观地认为升息和缩债时机可能很快到来。
在美联储准备提升利率之际，2014年和2015年，美元猛涨约25%，即便是在美联储启动收紧措施时节奏缓慢、犹豫的情况下，美元也居高不下。虽然美元升值给日本和欧洲的出口商带来了好处，提振了这类经济体，但同时也导致资本从脆弱的新兴经济体中外流，这些新兴经济体仍需要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至少美联储加快政策正常化的步伐改变了全球很多央行的讨论内容，”西太平洋银行的分析师Sean Callow称，如今亚洲新兴经济体如果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那么基本上会被视为一种迫不得已之举，而不是一种合理的基本情形。纽约联储前资深分析师、纽约Macro Insight Group创始人Shehriyar Antia表示，对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来说，“美联储升息带来更多……采取相同举措、同时不对本币汇率产生负面影响的空间。”
受到影响的还有英国央行，最近该央行部分委员暗示虽然维持利率不变，但收紧政策的压力愈发提高。土耳其央行也受到美联储的影响，该央行最近将后期流动性窗口贷款利率（late liquidity window rate）上调75个基点。
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上周暗示不再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紧迫感，他将乐见会压低欧元的美联储升息。德意志银行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欧洲央行“正缓慢转向不那么温和的立场，可能在年底前宣布缩减购债。”
美联储新的政策路线对于10年来已经习惯了宽松政策的全球市场而言，是一个重大转变。虽然在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与出口增长的推动下，新兴市场显示出一些走强迹象，但在引燃内需方面却是困难重重。但他们需要留住在发达经济体利率处于谷底时，大量涌入新兴市场寻求较高收益的外资，因此其根据内需情况调整利率的自由度就会受到束缚。此外他们还需防止本币兑不断上扬的美元大幅贬值。“即便国内形势允许降息，但出于对金融市场波动性加剧的担忧，央行也会保持谨慎，”荷兰国际集团（ING）首席亚洲分析师Tim Condon指出。“这无疑令那些需要或者希望降息的央行的日子不太好过。”已在去年降息数次以提振经济增长的印尼央行3月16日表示，正密切关注美国收紧政策情况、及其对美元的影响，并称将暂时维持利率稳定。新兴市场在2013年就曾面对过一次这样的情形。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暗示，联储很快将放慢购债步伐；此话一出立即引燃“缩减购债恐慌（taper tantrum）”导致市场振荡，并促使印度和印尼等国家的决策层通过升息来力挺本币。韩国央行可能无法进一步放松政策，即便其想避免高负债的楼市出现波动。韩国央行的政策利率目前略高于美联储利率，若利差过度收缩，韩国债市将有大量外资出逃。
（综合消息）
中国经济
外媒：中国货币政策展现边际收紧基调
紧跟美联储升息的步伐，中国3月16日逆回购、MLF及SLF操作利率应声上调，央行特别声明此次中标利率上行是市场化招投标的结果。分析人士则认为，中国借此通过推动利率走廊上移实现更实质性的加息意义，展现出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基调。
这也展示了周小川行长在两会期间诠释货币政策将“更中性”的含义，不过货币市场利率上升一定程度上会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料增添经济复苏的难度，加之资管行业等金融资管改革正在加速推进，相关资产风险溢价或由此抬升。从中长期来看，这可能是中国央行在践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中为达成货币政策多重目标而做出的优选。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整体经济回暖背景下，顺应境内外经济形势对货币政策做出温和的调整具有基本面支撑，更重要的是此举可以继续维持中美名义利差在适度水平，加大做空人民币成本，并缓解对人民币汇率贬值和资本外流的强大压力。
“如果多数贷款的利率趋同于政策基准利率，那么今天银行间市场的利率走升反应了中国央行想要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人民币利率，以增加人民币做空成本，亦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德国商业银行亚洲经济学家周浩称。他并强调，银行间利率是否会传导到实体经济的贷款利率还需要时间去验证。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刘健亦认为，今天逆回购和MLF中标利率再度上升，也将带动短期市场利率的上升。但中国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内外部多重不确定性。因此短期内市场利率可能继续小幅上升，银行间市场仍将维持紧平衡，但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的条件尚不具备，加息的时机尚不成熟。
美联储加息靴子刚落地，中国央行迅速跟进，年内第二次上调公开市场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和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虽是随行就市但仍彰显央行去杠杆和抑泡沫的决心。随着去杠杆政策强化以及经济进一步企稳，政策利率进一步上调的概率仍大。
由于美联储向正常货币政策迈进，提振其它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动力，而美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美元资产吸引力增强仍大趋势，必然加剧非美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出压力。中国也不例外，可以预期的是，中国政府将延续之前“控流出促流入”的外汇政策框架，且政策空间将难免趋窄；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也将继续承压，将对货币政策构成进一步约束条件。投行光银国际的报告指出，美国经济改善的势头将会支持年内再加息三次，从资本流动的角度看对中国带来更多压力，因此预期中国将会实施更多的宏观经济刺激措施，抵销美联储加息带来的负面影响。
短期而言，因中国政府之前已经提前对加息预期进行消化，并在美联储加息后迅速上调逆回购、MLF及SLF操作利率，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美联储加息对中国金融市场可能造成的冲击。汇率也一样，因此前市场对美联储升息预期反应得非常充分，加息落地引发美元多头获利了结，美元指数逼近100大关，人民币汇率反而迎来一波走升。
中长期看强势美元仍将推动资本流出压力，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资产泡沫比较明显，流出压力更大。由于美元仍有比较强势的支撑，欧洲大选动荡，其他国家经济复苏还比较疲弱，美国资本回报率仍较有吸引力，虽然中国经济增速较高，结构性改善比较明显，但距离全面复苏还需要时间。除了基本面因素，中国机构和个人多元化配置需求处于趋势性上升阶段，推动汇率贬值和资本外流压力增强。当然央行有足够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对冲可能的风险，从而让货币政策运行在中性区间内，但金融市场投资者恐怕不得不提前做好资产摆布和头寸安排。
实际上资本流出的压力将持续存在，在不可能三角的约束下，势必将恶化中国的货币条件，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国内金融监管改革和金融资管的协调，中国跟随美联储上调逆回购、MLF及SLF操作利率的同时，恐怕会加大金融资产的风险溢价。
央行等监管层正在统一监管金融资管领域，未来通道委外业务和监管套利机会将大举减少，理论上讲将引发宽口径金融资产规模下降，实际上也可能造成金融市场的弹性下降，资产市场的风险溢价上升，并引发相关资产价格下跌，具体表现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非标市场等。中国货币政策要综合稳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防风险以及防止资产泡沫等几个方面，不是针对单一某个方面，而是为了取得一个综合的平衡。
因此当然不排除央行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同时，阶段性释放流动性来缓释市场压力。但无论如何，美联储加息将使得央行手里可选择的工具相应减少，考虑到国内金融监管改革加速推进和美联储已进入加息通道，货币政策收紧的边际系数将进一步提高。
（路透中文网，2017.3.16）
（原载经济走势跟踪1725期，编译、整理：李彦松；责任编辑：王砚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