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经济现象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现实源泉。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我国在国有企业之外出现的新组织形态而且成长为世界级企业的，主要是以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研究这些著名互联网企业的组织形态、商业模式，并与国外类似企业比较（如阿里巴巴与亚马逊、腾讯与Facebook、百度与谷歌），有望分析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如何促进或影响新组织形态发育，还有哪些可以改进之处，其意义将超越互联网行业本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互联网可望成为经济发展新动力，微观机制是什么？限于篇幅，这里仅探讨其中一个方面：互联网企业创新性商业模式背后所体现出的企业与市场关系。
按照经典的企业理论，企业与市场之间是替代关系。正如科斯在其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中所言：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当这种成本过高时，通过形成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组织）内部配置资源替代了市场交易。当然企业内部配置资源也有组织成本，企业对市场的替代不会无限进行下去以致消除了市场的存在。
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展现出不同的景象。我们不妨先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网上购物平台。阿里巴巴集团本身是企业，但是它旗下的淘宝（天猫）网却创造了庞大而集中性的网上购物市场。平台一侧连接着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另一侧连接着广大消费者。可见阿里巴巴作为企业，提供的产品本身就是市场场所，只不过是虚拟的网上市场场所。相比传统集市，淘宝这样的网上购物市场有更好的机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扩大市场容量。比较核心的两点，一是买家评价机制，即在每次购物之后买家可以对卖家做出评价，包括文字评价及打分，这些都公开在网站上。当然几乎所有国外购物网站都会提供这种声誉评价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中外购物网站声誉评价机制实际起作用的方式会不会有差异。二是第三方担保机制，即支付宝。买家通过支付宝购物付款之后，款项并不立即进入卖方账户，而是暂存在平台上；只有买家向平台确认实际收到货物，卖方才能收到款项。第三方担保解决了网上购物中买卖双方的囚徒困境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互联网医疗平台。国外医生一般独立执业，部分独立执业医生还与医院形成契约合作关系，借助医院场地开展手术等诊疗活动。国内医生则大多为医院职工。2009年以来，我国新一轮医改鼓励优秀医生走出体制，成为自由执业者，这可以理解为医疗体制的市场化。但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市场在哪里？如何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尤其是新建立的社会医疗机构、个人诊所很难得到患者信任，患者不信任又反过来阻碍了优秀医生走出体制。恶性循环使得医疗领域的行政等级化体系很难打破，市场化进程非常缓慢。直到最近几年互联网医疗兴起，类似“春雨医生”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正为优秀医生走出体制提供市场化平台，可以协助医生发现需求、建立医患信任机制。其实，“互联网+医疗”正在重新定义“医疗机构”。互联网医疗平台是多产品（服务）提供者，非传统意义上的医疗机构，平台与医生之间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交易合约关系。
简单总结来看，经典企业理论源自发达市场经济经验，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中市场是自然存在、无需解释的，需要解释的是企业为什么存在。相比之下，我国改革开放则是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国有）企业的存在已经是既定前提，反过来需要解释为什么不断市场化，市场化是怎样实现的。这种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背景很自然地启发我们关注“市场”本身的含义。市场不是抽象存在物，需要特定场所（物理空间或虚拟空间）和交易规则；市场本身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从初级形态不断成熟、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就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如特定企业（互联网平台）可能成为市场的组织者，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因此不是替代而是创造了市场。
当然这两个例子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从双边市场理论得到解释，但是现有双边市场理论主要是静态模型（Rochet & Tirole, 2006），并不能充分解释平台企业创造市场的机制，尤其是声誉机制在其中的作用。结合中国特色案例，我们可能找到一些理论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