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蒋永穆等：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兼述高教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发展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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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2期

蒋永穆，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土地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

张晓磊，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宇晗，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已有研究大多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对其进行研究和解释。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新的探索和构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度挖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质的科学认识；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战略、独特经济发展方式和独特经济发展道路的接力探索；绿色发展的探索形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正确处理；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加快构建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 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  经济理论

一、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时间以10%左右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同时，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中国增长和发展的奇迹”。

　　对“中国奇迹”的形成，国内外学者已有很多研究和解释。但从总体上看，不少学者的研究和解释一方面试图归纳“中国奇迹”的特点，寻找形成“中国奇迹”的动力，发现“中国奇迹”的规律；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和解释又具有一个共性：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劳动力、技术、资本、制度等要素出发，遵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以下列举的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和解释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和看法：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适合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如有学者依据马克思曾指出“使用物作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1]、“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2]等论述，据此认为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再适用，更不存在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

　　2.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如国外有学者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得益于一系列的初始条件和内部条件：一是经济结构的初始条件。改革之初大量劳动力在农村，中国的改革使得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过渡，大量流动的劳动力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二是改革之初，中国的金融部门相对稳定，没有严重的外债。再如国内有学者依据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制度变迁说”，认为中国30年的制度变迁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的，中国之所以发生有效的制度变迁，其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的分散性、市场化改革的自我强化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泛利性。还有学者用新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认为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来自于加速技术创新，完善、健全制度因素。[3]

　　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质认识不清。如有学者过分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存在“唯GDP论”，即以GDP的统计数据作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不考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协调以及“唯GDP论”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再如有学者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要么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要么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都要体现以资本为中心。

　　4.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发展道路。如一些国外学者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观指导下，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蓝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进行设计，想方设法想在中国推行“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等方案。再如有国外学者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因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或高储蓄、高投资，否认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战略、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如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指出，亚洲其他国家也曾有过和中国一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不足为奇。[4]他认为中国单纯依赖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另外，还有国外学者在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时总是掺杂意识形态偏见，既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又否认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战略、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

　　5.鼓吹“中国环境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中国环境威胁论”最早由美国提出，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当任所长莱斯特·布朗在美国《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告《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水体污染、大气污染、粮食危机，并警告中国的环境问题将导致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这一论调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可兼得。其观点包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能源消耗从而引发的“能源威胁”；中国经济发展是“先污染、后治理”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做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将对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导致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等。

　　6.过度强调虚拟经济的作用，忽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辩证关系。如有的学者依据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曾引用过的一则预言：“符号性财富将取代真正的财富！”[5]公开宣称，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成为虚拟资本主宰的世界，虚拟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再如有的学者将虚拟经济看作是脱离实体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有意夸大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没有认识到虚拟经济是来源于实体经济并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还有学者忽视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可能导致的泡沫经济、实体经济动荡等危害，对历史上四个核心国家，即意大利、荷兰、英国以及当前的美国因为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反复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动荡，甚至导致发达经济体的衰落的现象视而不见。

　　7.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衰落，根本无法实现城乡一体化。如有学者认为，我国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曾经实行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实现资金积累、原料供应，以强制性手段通过工业和农业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积累了工业资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重蹈这一覆辙，会不断加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再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城市和工业容易形成先发优势，造成城乡的不平等格局，而这种格局一旦形成，“马太效应”将不断加剧城乡的二元分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研究和解释现状折射出，我们还没有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这一研究的不足造成了在中国经济发展认识上的严重误区，这些认识误区直接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探索和构建。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既是理论构建的需要，又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就一定难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践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 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尝试

　　为了解决理论界研究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严重误区，我们在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以下简称高教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试图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一尝试的基本思路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着力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系列经济发展思想，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对七个方面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从中提炼和总结一些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实现从特殊到一般的飞跃，积极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一）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度挖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于19世纪中叶，它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缺乏研究的看法是极为错误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都进行过较为充分的研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谓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范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从生产力的方面看，取决于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技术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质量或性能、劳动组织的状况、以及自然条件的优劣等因素。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则受到不同社会经济规律的影响，包括所有制关系、增长的目的、动力、机制和后果等等，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体现为资本积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利润率的提高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作过多方面的阐述。首先，马克思在考察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时，说明了社会再生产实现的条件，包含了宏观经济结构均衡的重要思想，他认为供求均衡不只包括总量均衡，还应包括结构均衡，只有保持适当的经济比例，才能使其健康发展。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设想时，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高度发达、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故这一描述也可以看作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的的表达，也就是建立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每个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经济发展中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进步的描述散见于其诸多著作中。以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城乡融合是随着生产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同时经济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一致的过程。

　　（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我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同发展的结果，有着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概括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阶段优势、大国优势和制度优势。

　　首先是阶段优势。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是，快速增长大多出现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这主要是因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由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得到提高，而转移到城市和其他产业的农业人口又创造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刺激着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同时也创造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基础。

　　其次是大国优势。集中表现在：一是劳动力优势。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劳动投入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劳动质量不断提高。二是空间优势。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促进了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由产品种类繁多产生的范围经济，促进了分工的不断扩大；由区域差异产生的梯度效应，促进了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这种空间优势也是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的客观基础。三是内需优势。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资源，创造着巨大的市场需要。四是资本积累优势。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储蓄与高投资并行，高储蓄与高投资保证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本基础。

     再次是制度优势。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使经济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解决了传统体制中存在的激励不足问题；价格决定的市场化，使价格能够及时灵活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状况，解决了传统体制中的信息搜集和传递难问题；竞争作用日益充分地展开，推动了技术、产品和管理方式的创新，解决了传统体制的创新缺乏问题；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劳动分工日益深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分工与交换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解决了传统体制下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不足问题。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有很多新特点和新优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公有制为主体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政府有效调控同市场有效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相结合，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展、改革与稳定，等等，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融合了多种制度的优势和长处，使各种资源都得到比较充分有效的利用，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质的科学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所有制、分配制度、国家作用等。这些区别在经济发展方面就体现为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以资本为中心；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还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键在于实现共享发展的理念，体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是全面共享，是共建共享。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科学的路径，这就是要建立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更好结合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实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点所在。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表现。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然选择。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动力与平衡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统一，内容全面丰富完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对于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战略、独特经济发展方式和独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选择独特的经济发展战略、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

　　1.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

　　经济发展战略是关于长期内一个国家经济如何发展的总体性理论，是对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速度与质量、发展动力的重大选择。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长期探索，逐步形成了三步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等一系列重要发展战略。

　　三步走战略是面对“文化大革命”后经济发展面临的重重阻碍而提出的。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讲话中，首次谈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规划问题，同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首次正式提出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问题。之后，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深入，这一战略目标与战略步骤不断细化、调整，并最终在党的十三大上将三步走战略设想以党的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党的十三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将大体分为“三步走”。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周年的时候，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

　　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是世纪交替之际为适应国情世情变化提出的重要战略。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下发了《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要求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人才强国战略，要求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两个人才市场、两种人才资源，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在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和我国传统的“三驾马车”拉动模式难以继续维系的背景下提出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后，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了进一步部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我国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换，对我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对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建设小康社会战略。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先大平正芳时，第一次使用了“小康”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几经丰富和发展后，“小康社会战略”内容逐渐清晰具体。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是多年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发展战略，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点，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为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主要要求归纳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五个方面。

　　2.中国独特经济发展方式的探索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是实现发展战略的具体路径。

　　经济发展方式有不同的类型。依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分为外延式和内涵式两种不同类型。在此划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对经济发展方式作如下划分，即按照其是否可持续分为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方式和不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方式，依据投入要素组合分为劳动密集型发展方式、资本密集型发展方式、技术密集型发展方式、资源密集型发展方式，依据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分为投资驱动型、出口导向型和消费驱动型。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形成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即实现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实现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实现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演化的阶段。经济新常态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核心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3.中国独特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道路方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相对于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而言的，因此在发展内涵上体现出许多新的元素，主要有：高技术与高效益并重，坚持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产品和服务本身的附加值；低污染与低能耗并举，以技术和管理不断升级促进工业发展，实现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节能减排效果突出的新型工业产业体系，从而实现环境污染少、能耗低的发展；“工农互动”与“城乡协调”齐进，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实现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在不断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辩证统一与和谐相融；“绿色”、“低碳”、“循环”与“可持续”高度契合，循低碳环保的价值取向，追求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真正实现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自主创新道路，是指实现自主创新目标所选择的路径、方法、策略的总称。其内涵包括：实行“非对称”赶超战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人类社会发展形式历史性交汇中，在制约我国未来的发展关键环节、短板领域打开新的突破口，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坚持超前部署，着眼长远、谋划全局、统筹未来，在重要领域未雨绸缪，前准备；开创“国家-区域-产业-企业”四位一体的创新体系，构建由企业创新体系、产业（集群）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四个层面组成的立体化、网络化结构体系；形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创新理念，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必须重点攻关，对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科研命题必须重点突破，对于关系科技长远发展的基础科学需要重点投入。

　　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其内涵包括：加大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提高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和农村劳动者整体素质，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农民技能培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实现农业的多元化经营、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维护粮食安全，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统筹推进城乡改革，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基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条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及新型农村地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道路。内涵包括：统筹城乡，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优化布局，建立合理的城市结构，实现大中小城市规模结构的合理布局，解决市的区域布局问题，提高城市内部规划的科学性；完善功能，突出城市的特色定位，重新界定各个城市的特色定位，走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道路；节约土地，促进资源的集约利用，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综合承载能力，推动城镇化减少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协同推进，实现新的“四化”合一。

　　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军民融合发展体现为两层含义：“军转民”和“民参军”。军民融合发展道路的内涵包括：战略目标是要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发展定位是促进军民融合产业蓬勃兴起，呈现整体推进、加快发展的良好态势；战略价值是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基本原则是牢牢把握“四个强化”，即强化大局意识，强化改革创新，强化战略规划，强化法治保障；主要任务是要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更好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基本方法是以需求为牵引，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宏观调控和资源统筹，加强军地协调配合，既强化国家主导作用，又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6]

　　（五）绿色发展的探索形成

　　传统经济发展是一种是粗放型、外延式的模式，通过一次性地从大自然中索取物质和能量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又不加处理地将废弃物丢进大自然，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低产出为特征，是一种单向开放式线性经济。绿色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与传统经济发展有根本的区别。

　　目前学术界对于绿色发展内涵有不同看法，有人从经济与生态关系角度理解绿色发展，有人从社会、经济、生态三者关系理解绿色发展，有人从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更多维度理解绿色发展内涵。虽然对于绿色发展内涵理解差异较大，但相同的一点，是都认为绿色发展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

　　全面认识绿色发展的内涵，需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习近平同志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形象的用“两座山”（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做了描述，认为“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强调金山银山，忽视绿水青山，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7]

　　绿色发展可以让我们避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实行绿色发展，可以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注重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将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实现经济永续发展。

　　推进绿色发展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正确处理

　　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为：一方面，虚拟经济的产生是以货币的出现和信用的发展为前提的，而货币与信用则是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的结果，因此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非同步发展，而是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的，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领域，由此带来虚拟经济超出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的可能。具体包括五个方面：虚拟经济源于实体经济，最初表现为闲置货币的资本化；虚拟经济本身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可以提高实体经济创造价值的能力；虚拟经济的运行以虚拟资本的运动为基础；实体经济的问题会反映到虚拟经济中，而虚拟经济发生的问题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系失去稳定性。

　　在当今金融深度发展的背景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不能相互独立而存在。我们要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既要创造条件，因势利导推动虚拟经济的发展，又要加强管理，防范风险使得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以实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第一，发展虚拟经济应坚持渐进式原则，金融深化和金融开放以能否与实物经济发展相适应，能否有效促进实物经济发展为尺度，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膨胀规模和膨胀速度。第二，支持并鼓励适合我国的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增强虚拟经济对实物经济的促进作用，提高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第三，大力培养金融人才，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加强对虚拟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监管。第四，建立和完善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继续扩大制造业总规模，壮大实体经济；加快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做优实体经济；适应新技术革命蓄势待发的大趋势，不断提升实体经济。第五，借鉴国外发展虚拟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正确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

　　（七）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加快构建

　　消除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的重要任务。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我国城乡差距、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持续扩大，党中央对于城乡问题的关注日渐加重，各地开始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行探索与实践。1984年上海率先开始探索城乡一体化道路，提出“城乡通开、城乡一体”的思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概念开始出现。二十一世纪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标志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得到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回答了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原则、动力和路径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提升县域经济支撑辐射能力，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拓展农村广阔发展空间，形成城乡共同发展新格局”，并对其进行了具体规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显著绩效和成就，城乡之间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得到了持续增强，农村部门的产业结构多元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业产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程度得到了显著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收敛趋势。但仍面临着多重挑战，需要解决多种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经济出现较大差距，城乡间的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配置失衡，农村要素存在着单向度流向城镇部门的基本趋势，城乡之间要素的收益分配存在着城镇偏向特征，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伴随着城市化的失衡发展格局，农村不同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步走高趋势。

　　当前我国面临着持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制度，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着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增强对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源的持续投资，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现机制。

三、 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三点启示

　　（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基础上去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明确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其指导地位经久不衰。马克思恩格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性地继承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经济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克服了其存在的时代局限、阶级局限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等重要理论。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这些理论对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放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必将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失去特色，迷失方向，难以持续。

　　（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必须在永无止境的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实践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任何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都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必须用中国实践来证明其正确与否, 这样才能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如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从“两步走”战略到“三步走”战略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教训，同时参考了外国包括前苏联的经验教训，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明确和实现的。[8]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也已充分证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发展的方向绝不能动摇。

　　（三）必须在实践中运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理论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在于指导经济实践，改变世界。在实践中运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首先要求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要在科学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提高驾驭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能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尊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坚持探索体现中国实际、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持续发展。同时，还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不断进行经验总结，于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反思，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不断革新，使其能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3]任保平、刘丽：《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描述、界定与理论解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40页。

[6]张金荣、张其好：《对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认识思考》，《国防》2016年第7期。

[7]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中的相关论述整理。

[8]蒋永穆：《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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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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