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 王立胜：《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现状、理论地位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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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理事长、主席，兼任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主要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农村研究的中度视野》《中国农村现代化：思路与出路》《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等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哲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获得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摘要]   《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这与马克思手稿的未完成性、内容本身的性质和我们存在的认识误区有关。事实上，《资本论》第二卷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指导改革发展实践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资本论》第二卷；资本流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与第一卷相比，《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这既是由于第二卷手稿的未完成性及其内容本身的性质，也与我们对第二卷存在的认识误区有关。第二卷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只有将《资本论》前两卷的生产和流通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资本的运动规律；第二卷所使用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和动态平衡分析方法具有重要价值；第二卷不仅包含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等重要理论，也蕴含了资本积累的时间和空间动态，并为第三卷中信用制度的作用埋下了伏笔。加强对第二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养分，并为我们当前的城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一、《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的现状与原因

　　（一）《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现状

　　在《〈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里，欧内斯特·孟德尔（Ernest Mandel）提到《资本论》第二卷“是一部被人遗忘的书”[1]。笔者在2017年4月28日检索中国知网“《资本论》第一卷”，能找到903篇相关文献；检索“《资本论》第二卷”只有404篇相关文献，而且这些文献的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有275篇，占70%左右，2000年以来仅有60篇相关文献发表。笔者检索相关英文文献，仅找到几篇专门研究第二卷的文章。唯一的例外是1995年召开的一场专门针对《资本论》第二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出版为《资本循环———关于〈资本论〉第二卷的文章》一书，由克里斯托弗·亚瑟（Christopher J．Arthur）和吉耶特·鲁特（Geert Reuten）主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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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欧内斯特·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

[2] See Christopher J．Arthur and GeertReuten，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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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现有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第二卷理论地位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论》的结构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册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册中，特别是在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介来考察的第三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1]马克思的这段话成为理解《资本论》各卷理论地位的重要依据。后来的许多学者根据这段话，将第一卷理解为研究生产过程，第二卷作为其“补充”研究流通过程，从而处于次要地位。这也是生产决定论者的重要依据。但是，从字面意思来看，马克思在这里也强调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不能片面强调一方的决定作用。张曙光认为第一卷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构成了《资本论》的核心部分和基础的一环，但如果没有第二卷的补充，我们对资本本质的理解就仍处于一种抽象的、孤立的阶段，因此第二卷在《资本论》体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第一卷研究资本的本质，构成《资本论》的基础，第三卷考察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及其分割，构成《资本论》的最终结论，第二卷研究的则是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过程，构成了两者之间的桥梁。[2]何萍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金融资本增强、信息产业兴起、生态问题出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当转换解释系统，即突出《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以此作为解释《资本论》各卷问题的基础；这意味着人们解释《资本论》各卷的统一点从《资本论》第一卷移到了第二卷，但这并非要否定第一卷和劳动价值论，而是“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劳动价值论中蕴含的更为深刻的内容”。[3]

　　第二，对第二卷相关概念、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这部分文献非常多，占现有文献的绝大多数，这里仅举例介绍几篇相关文献。邱海平和李民圣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提出的资本流通理论，通过分析资本循环各个阶段流通中断的可能性，考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参与资本循环和周转过程的具体方式，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出发说明了政府的经济职能。[4]胡世祯在恩格斯并未采用的《资本论》第二卷第Ⅱ稿的基础上，采用马克思曾提出的思路，对第Ⅰ部类作了更为具体的分类，在此基础上具体考察了两大部类的各种交换关系，并从中得出一些新的认识。[5]詹启智对胡世祯文章中提到的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的“舍弃”、第Ⅰ部类的具体分类、文章的逻辑及该文中缺少对固定资本补偿的研究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6]裴小革研究了马克思社会生产两大部类顺序的由来和演变，认为马克思制定的两大部类顺序，反映了他对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裴小革还认为探讨马克思社会生产两大部类顺序的由来和演变，对于中国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7]李碧珍借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的相关内容，分析了马克思的物流思想。她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物流的概念，但分析了物商分流理论、流通费用理论和第三方利润理论，在时间、深刻性和系统性方面都远远超越了西方物流理论的水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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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2] 张曙光《〈资本论〉第二卷的地位、结构和方法》，载于《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

[3] 何萍《罗莎·卢森堡对〈资本论〉第二卷的阅读———一种方法论的思考》，载于《理论视野》2016年第9期。

[4] 邱海平、李民圣《马克思的资本流通理论与政府经济职能》，载于《经济学家》2015年第1期。

[5] 胡世祯《对第Ⅰ部类进行具体分类后的两大部类交换关系》，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

[6] 詹启智《准确、科学、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恩格斯编〈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理论———就几个问题与胡世祯教授商榷》，载于《学术界》2001年第2期。

[7] 裴小革《马克思社会生产两大部类顺序的由来和演变》，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8] 李碧珍《马克思物流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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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对恩格斯编辑出版工作的研究。德国学者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以第二卷为例，详细分析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编辑工作。他认为恩格斯的编辑稿和马克思的原文之间存在差异，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消除原文中的缺陷，而非草率的改动；恩格斯之所以进行大量的改动，恰恰是因为马克思在许多问题上才开始尝试表述，并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1] 日本学者大村泉研究了新MEGA第Ⅱ部门第12卷收录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恩格斯编辑用稿，总结了恩格斯编辑工作的特征、编辑文本的方法、所做的变更以及文本编辑工作。大村泉指出，虽然编辑用稿和马克思文本之间存在着种种出入，但并不能说恩格斯企图更改马克思手稿的结论，而是应当将之视为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中各种缺陷的改善；此外，由于马克思的手稿还处于未完成状态，恩格斯对其进行变更并试图得出结论的部分，往往恰好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想确立新观点却未获得最终结论的地方。[2]赵玉兰分析了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二卷时创造“流通资本”概念的原因，认为恩格斯为避免不同概念混淆而创造的这个概念，虽然是对马克思文本的介入，但从思想性上看更好地解决了马克思想要解决的问题，从而是对《资本论》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3]这类文献也非常多，参见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7、8、9和29卷。

　　（二）《资本论》第二卷研究未引起学界重视的原因

　　《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被长期忽视，既是由于第二卷手稿的未完成性和内容的性质，也与我们对第二卷存在认识误区有关。

　　第一，第二卷手稿的未完成性。马克思早在1865年就为第二卷创作了第一份手稿，他生前陆续创作了十几份手稿。但是，人们对这些手稿 39 39888 39 15536 0 0 2184 0 0:00:18 0:00:07 0:00:11 2909写作时间存在争议，而且这些手稿之间差别较大。恩格斯为编辑这些手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仅涉及文字的表述、改动和删减，更要对手稿的顺序、结构和取舍作出选择，从而使第二卷深深地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自出版以来，随着对马克思手稿研究的深入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日益认识到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存在许多问题。恩格斯本人也认识到由他编辑出版的第二卷肯定会招致诸多批评，并将之归结为第二卷内容的“纯学术性”。梁赞诺夫对恩格斯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也质疑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存在凭主观行事的情况；考茨基在恩格斯版本的基础上于1926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大众版，指出恩格斯编辑的第二卷很可能更多体现了恩格斯本人对手稿的理解，主张忠实于马克思的手稿，根据手稿理解马克思的思路和评价恩格斯所编成的文本；此外，吕贝尔也对恩格斯编辑出版的第二卷不满意，自己重新编辑了《资本论》第二卷，认为恩格斯犯的错误在于形式上给予《资本论》第二卷以完成的形象，从而对第二卷的编辑工作“既做得太多，又做得太少”；最后，MEGA的编者既肯定了恩格斯的巨大贡献，又指出恩格斯在内容、结构和标题等方面的改动存在很多问题。[4]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认为，新MEGA为我们提供了读到“另一个马克思”的学术基础。[5]

　　正是由于马克思手稿的未完成性，才使得对第二卷的解读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主观成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未将第二卷作为已完成的著作，而是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回到马克思的手稿中去，使得对第二卷的研究相对薄弱。第一卷则被视为一部已完成的独立著作，从而成为研究得最多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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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罗尔夫·黑克尔《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情况》，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

[2]［日］大村泉《新MEGA第Ⅱ部门第12卷“恩格斯编辑用稿”的编辑和研究》，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3] 赵玉兰《恩格斯为什么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创造“流通资本”一词?》，载于《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

[4]徐洋《国外对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编辑工作的评价》，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

[5]杨金海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9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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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恩格斯的贡献毋庸置疑，正如列宁所评价的，“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1]

　　第二，第二卷本身内容的性质。除了手稿的未完成性造成的不确定性，第二卷研究被忽视也与第二卷本身内容的性质有关。大卫·哈维（DavidHarve）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内容单调乏味，不像第一卷那样具备文学风格、幽默的火花、尖锐的讽刺和横扫千军的气势，而是像一个枯燥乏味的会计那样记录着生产一件商品要花多少天和多少小时，把产品投入市场销售又花了多少天和多少小时；其二，缺乏令人信服和清晰的叙述，并没有运用辩证法将各种线索串起来，因而对第二卷的评论更多地反映了评论者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其三，内容高度抽象，缺乏第一卷结合实际材料的品质，没有用来自日常生活的材料对抽象内容和科技发现进行说明；其四，缺乏政治性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马克思把自己辛辣的批评这把利剑收了起来。[2]恩格斯也指出：“第二册是纯学术性的，谈的都是有关资产阶级本身中间的相互关系问题。”[3]

　　第三，传统的生产决定论误区。对于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我们过去基本停留在“决定”和“反作用”的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成为生产决定论的重要依据。马克思说：“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4]从这段话中得出“生产决定论”貌似是充分的。但是马克思这段话只是一般的分析，抽象掉了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过去30多年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期，一些强大的商业资本家组织，如沃尔玛、宜家、耐克等的崛起，攫取了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生产决定论者必须对此作出新的解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按照‘生产决定论’的原理去处理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特别是当这种认识同从苏联移植的‘无流通论’和我国传统的轻商思想相结合，便形成了以生产为中心、轻视流通、甚至否定流通的经济发展战略。”[5]正是受这一认识误区的影响，以流通领域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第二卷并未引起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二、《资本论》第二卷的理论地位

　　《资本论》第二卷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只有将前两卷的生产和流通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资本的运动规律；第二卷所使用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和动态平衡分析方法具有重要价值；第二卷不仅包含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等重要理论，也蕴含了资本积累的时间和空间动态，并为第三卷中信用制度的作用埋下了伏笔。

　　（一）流通的重要地位

　　生产和实现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忽视任何一方都无法恰当地理解资本的运动规律。传统的生产决定论者将生产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因素，而忽视了流通过程的作用。《资本论》第二卷以流通为研究对象，其理论地位被长期贬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是将生产与流通统一起来的过程，“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重要的是，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这种统一，而只是和各种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而且正如过程表明的那样，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6]。《资本论》第一卷集中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将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抽象掉。在这里，马克思实际假定了“完全市场”的存在，即生产领域创造的剩余价值可以毫不费力地按其价值售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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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2]［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5]徐从才《对“生产决定论”的反思———兼论运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流通与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深化经济改革》，载于《财贸经济》1987年第8期。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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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第二卷才将流通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剩余价值实现过程遇到的问题。如果片面强调第一卷而忽视第二卷的地位，就无法准确理解作为生产和实现统一体的资本。不仅如此，哈维认为忽视第二卷的后果更为糟糕，使得“我们连第一卷的内容都无法充分理解，因为其中的发现只有在与第二卷的辩证关系中才可以恰当地理解”[1]。

　　马克思将资本理解为在运动中谋求增殖的价值。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分析了资本定义的第一个维度：对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榨取。“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2]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他分析了资本定义的第二个维度———运动性。“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做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3]只有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完整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哈维指出：“第二卷从资本循环的不同形式（货币、商品和生产活动的循环）而不是从生产出发，建立了一个与《资本论》第一卷中完全不同的、关于资本怎样发挥作用的模型。用我最喜欢的比喻来说，就是从世界上另一扇窗户看资本。从《资本论》一二卷这两扇窗户，我们看到的是很不相同的关系和活动方式；然而，每扇窗户里的景象又都是客观和真实的描述。我想，马克思称为‘资本的运动规律’的一般原理，必须从这两个视角的统一中得出。”[4]

　　（二）《资本论》第二卷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资本论》第二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成功案例。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论断是，总体关系如果不是由一些微观基础推导而来，就是不严密的。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往往从分析一个代表性行为人出发，通过对N个同质的代表性行为人进行加总得到总体结果。这样得出的宏观理论被认为具备了微观基础，从而是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宏观经济的分析被指责为“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从而缺乏严密性。主流经济学的这个方法论断言存在严重问题。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总结了其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许多众所周知且被广泛应用的理论并未从微观基础推导出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并非由量子力学推导而来，因此说只有微观基础才能赋予一个理论以严密性是站不住脚的。第二，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迄今并未明确地调和起来，为什么不说量子力学是不严密的?这意味着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充分的宏观基础，而不是相反。第三，从我们所知的错误的微观基础推导出有经验支撑的宏观模式是完全可行的，如对理想气体定律的传统推导就始于错误的方程却仍得到了正确答案。[5]第二卷从个别资本出发，先剖析单个资本循环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和所需要的条件，再通过“加总”的方式过渡到社会总资本，考察社会总资本实现再生产需要满足的条件。在这里，无论个别资本家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它们都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采取一致行动，从而使“加总”具有了合理性。

　　此外，《资本论》第二卷采用了动态平衡的研究方法。该卷将资本作为一种运动进行研究，考察个别资本和社会总资本如何在运动中实现平衡。“在第二卷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这种平衡方法的运用。资本总是不断地处于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的运动之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这三种资本的循环本身就是一种动态平衡，其公式也是一种动态平衡公式。”[6]

　　（三）有待发掘的理论土壤

　　除了资本循环、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等重要理论，第二卷蕴含了丰富的理论素材，是一块肥沃的理论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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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2]《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3]《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4]［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5] Anwar Shaikh，“Capitalism：Competition，Conflict，Cris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88．

[6] 张曙光《〈资本论〉第二卷的地位、结构和方法》，载于《经济研究》198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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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哈维多次坦言从《资本论》第二卷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使他得以创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我个人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感激《资本论》第二卷，因为《资本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循环是如何塑造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第二卷还提供了更严谨的理论基础，使我得以理解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和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动力学，因此我自己的著作从中获得了很多灵感。”[1]除此之外，哈维认为第二卷已经为第三卷中的借贷资本积累埋下了伏笔，即应当从第二卷寻找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存在的依据，“我们从第二卷中可以看出，没有信用制度，资本家会被迫着去贮藏越来越多的资本来解决固定资本流通、周转、劳动和流通时间差异等类似的问题。当资本被贮藏起来时，资本就丧失了活力。……信用制度对释放这些贮藏的、不活跃的货币资本至关重要，它帮助这些资本重新进入活跃状态”[2]。第二卷中马克思将信用制度排除在分析之外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不满。

三、加强对《资本论》第二卷研究的意义

　　加强对《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养分，并为我们当前的城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一）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

　　加强对第二卷的研究不仅会加深我们对《资本论》本身的理解，而且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分开来看，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结论似乎存在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得出了无产阶级会日益贫困化、资本主义积累最终将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的结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4]。但是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再生产图式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只要满足特定的比例，资本积累似乎能无限进行下去，这与第一卷的结论相悖。罗莎·卢森堡也指出了其与第三卷的矛盾：“这个图式又和资本论第三卷所表述的资本主义总过程及其经过的见解相矛盾。提出这个见解的根本思想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下的生产力的无限膨胀能力与社会消费的有限膨胀能力之间的内在矛盾。”[5]对此，布哈林批评卢森堡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而是“制造”出了这些矛盾，“留给罗莎·卢森堡去做的，是在马克思身上再制造出一个新的‘矛盾’，即第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之间的矛盾，正如她已经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之间发现了矛盾一样，而且，在她之前很久的资产阶级科学家们，已经在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发现了‘更为重要的矛盾’”[6]。哈维反对将马克思的话看做是纯粹和绝对的真理，即使是那些比较确定的命题，而是应当将其看做马克思想要阐述的总体关系下视情况而定的陈述；只有把《资本论》第二卷与其他两卷结合起来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明白第二卷在马克思总体计划中的理论地位，以及马克思写作计划的不断演进过程。

　　以前由于文献可得性等客观原因的限制，我们可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随着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研究的深入展开，现在已经具备了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写作计划的条件。理查德·贝洛菲尔（Riccardo Bellofiore）和罗伯特·芬奇（Roberto Fineschi）指出，我们过去很大程度上是透过恩格斯的眼睛阅读马克思的，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新的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为人们在一个坚实的文献学的基础上去彻底重新思考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提供了可能”[7]。反过来，只有理解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从马克思写作计划的演进中理解《资本论》内容的展开过程，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做的编辑工作，从而不会得出各卷之间存在“矛盾”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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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2]［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3]《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744页。

[4]《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3页。

[5]［德］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9页。

[6]［德］罗莎·卢森堡、［苏］尼·布哈林《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7]［意］理查德·贝洛菲尔、罗伯特·芬奇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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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问题上，马克思手稿本身就存在着如此显著的变更。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如何评价马克思本人对自己理论的展开过程就成为评价恩格斯更改马克思手稿正确与否的关键。”[1]

　　（二）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加强对《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工作。从内容体系上看，我们应当吸取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忽视资本流通理论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应当凸显流通理论，将生产与流通结合起来理解资本运动规律；应当打破二、三卷内容分开的体系结构，将第三卷对信用制度的分析放到第二卷一起来理解。从研究方法上看，第二卷使用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和动态平衡的研究方法，应当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吸收，而非盲目采用西方经济学的个体加总方法和动态经济分析方法。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坚持问题导向、回答现实问题，而《资本论》第二卷能为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借鉴。就最后一点来说，这恰恰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短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领域弥补政策研究的不足……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议题，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理论相对较少，导致这一领域的理论创新明显滞后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实践，使得政策实践越来越借助于凯恩斯主义等西方经济理论。当前阶段，沿用西方经济理论所遭遇的瓶颈反过来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补足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短板。这也是在当前背景下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2]。

　　（三）时空重构与中国城镇化建设

　　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对于解释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建设道路，以及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有重要指导意义。哈维认为，由于其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始终面临所谓“过度积累”问题，资本过剩和劳动过剩同时发生，以利润率危机、实现危机等方式表现出来；面临过度积累问题，资本积累会进行“时空修复”———通过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等将问题推迟，通过空间转移“修复”。概括起来，资本在三种循环形式之间进行转移：第一级循环为直接的生产和消费领域内的循环；第二级循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厂房和设备、发电能力、铁路网、港口等），二是创造了消费基金（比如住房）”[3]，进入第二级循环的一部分资本被嵌入到了国土之中，哈维用“建成环境”来描述；第三级循环用于社会支出和科技开发，例如卫生保健支出等。

　　笔者曾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空定位问题，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重构问题以及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问题。[4]那时，笔者并未接触哈维的理论，但实际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他的分析视角，从时空维度、社会基础重构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道路问题。例如，不平衡地理发展问题和空间的单位问题都被考虑在内，“空间定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统一的中央政策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地域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的不同区域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其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设单位在空间上应当定位于具体的‘村庄’还是县域视野中的‘农村’”[5]。笔者认为，中国的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根本动力在于，通过土地的空间重构为经济发展释放土地、资源和人力的空间，并通过发展适应当地情况的特色产业带动经济发展和特色镇建设。在这个方面，《资本论》第二卷以及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对我们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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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大村泉《新MEGA第Ⅱ部门第12卷“恩格斯编辑用稿”的编辑和研究》，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2期。

[2]王立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意义》，载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1期。

[3]［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4]王立胜《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原型与核心命题———从“社会基础”概念的角度》，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8期；王立胜《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一个分析框架》，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4期；王立胜《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空定位问题的探讨》，载于《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5]王立胜《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空定位问题的探讨》，载于《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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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郭冠清  林盼  审校：孙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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