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 李君如：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动态】李君如：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2017-11-15 李君如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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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李君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把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解决的问题，放到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去领会，因为理论逻辑从来都是实践逻辑的科学反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十九大后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将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我们相信，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一定能够到来，我们的强国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九大上再一次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毫无疑问，这是十九大在理论创新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我们要认真学习这一新时代的新思想，深刻领会这一实现民族复兴行动指南的精髓要义。

　　理论逻辑是实践逻辑的科学反映

　　思想是时代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把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解决的问题，放到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去领会，因为理论逻辑从来都是实践逻辑的科学反映。

　　十九大修订通过的党章，在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进程的回顾中，精辟地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脉络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开辟新时期中形成邓小平理论；经历了国内外政治风波特别是苏东剧变影响后的中国共产党，在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中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进入21世纪快速发展阶段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过程中形成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是在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中不断推进、不断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来都不是在书斋里提出和完成的，而是在人民群众伟大的实践中，在党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实践中不断出现的矛盾中提出和完成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矛盾是不断发生不断解决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幻想哪一天没有矛盾、哪一天不需要斗争、哪一天可以高枕无忧，而是敢于“到中流击水”，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潮流，进而审时度势引领时代潮流。也就是说，理论逻辑从来都是实践逻辑的反映。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十九大报告说：“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顺应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思想致力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怎么来回答和解决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这需要我们深入学习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十九大在理论创新中的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理论。十九大在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同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唯物辩证法特别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叫“抓主要矛盾”。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和揭示起主导性决定性的主要矛盾，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和划分社会发展阶段，认清和揭示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发展时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工具，是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现在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是遵循这个方法论。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我们全面考察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得出的科学结论。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在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深刻的阶段性新特征。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均有较大提升，经济总量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十九大报告在对过去五年的总结里，第一条讲经济建设的时候，就讲到了现在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居世界前列；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等等。这些都说明，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发展壮大起来，这是阶段性特征的一个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就人均GDP来讲，在世界上排名70多位。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还有4300多万贫困人口，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发展落差仍然存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再加上人民的需求我们还不能完全满足，比如我们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老百姓到日本抢购马桶盖、奶粉、电饭煲，中央正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可见，今天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两重性的。一方面，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更高更宽了，不仅在物质文化生活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我们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尽管总体上有显著的提高，但是我们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两方面的阶段性新特征及其表现，集中起来，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

　　讲矛盾是为了解决矛盾。毛泽东的主要矛盾理论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情况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着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小变化，而是大变化。十九大报告说关系全局，对党和国家许多工作提出新要求。因此要在继续推动发展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需要。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不能急于求成，要客观地、冷静地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来指导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一方面，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按照邓小平的论述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表述，以及十二大以来历次党代会的观点，一直认为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那么，决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不是被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取代了？或者说它已经不存在了？怎么理解这个“变”和“不变”的问题？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阶段性的新特征，应该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征。这个矛盾的一方面，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并没有完全满足，不仅要求更高了，而且拓展了，拓展到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这个矛盾的另一方面，即“落后的社会生产”方面，经过改革发展，我国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是发展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突出了。所以，关于新矛盾的概括，实际上是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样，就可以把“变”和“不变”统一起来。

　　为什么讲这些？就是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调“变”，但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去追求美好生活；另一种倾向是强调“不变”，不思进取，不能按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去探索去创新。

　　总之，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为了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新情况，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略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认清今天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还要有一整套解决矛盾的方略。十九大在论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鲜明地提出和系统地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我们都知道，我们党在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形成和提出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后来党的十四大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十五大把它简称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同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党在这一指导思想指引下，从十五大、十六大到十七大，在理论创新中不断进行新概括，提出过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经验、基本纲领等。到党的十八大，还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这次又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基本方略是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提出的，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各个方面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十九大一共提出了十四条基本方略。其中，第一、第二、第三条是管总的，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第四条到第九条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方略，即经济、政治（包括民主和法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实施方略；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条是关于国家安全、军队建设、祖国统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要求；第十四条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十四条基本方略的内容务实、针对性强，逻辑清晰。作为“基本方略”，强调的重点是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侧重于讲我们要去干的事情及其基本原则基本要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合在一起，就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九大报告指出：“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解决新任务的战略安排

　　十九大报告的第四部分提出了两大任务，一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两个相互衔接的任务，就是十九大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的新任务，或者说是“总任务”。联系十九大报告第二部分所阐述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两大任务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宏大任务。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承担的第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在20世纪80年代用10年时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奔小康，这两个10年是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基础的；第三步是在进入21世纪后用50年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前两步战略目标，我们实际上都提前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面临的使命，就是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还要解决后面30年怎么搞现代化的问题，所以他提出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根据十六大和十七大原定的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指标已经提前超额完成的情况，2012年召开的十八大宣布“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并且提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双倍增”指标。经过测算，十八大后，我们只要年均增长6.5%，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翻一番，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就可以翻一番。根据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尽管我们的发展速度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但经济结构越来越合理，实现原定的经济指标也完全有信心。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全国31个省区市2017年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4万元，但各地差距较大，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还要下大力气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此外，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比如精准脱贫问题、环保问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等。所以，“决胜全面小康”这六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时间紧、任务重，决不能松懈。

　　十九大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光明的前景。今年开十九大，明年要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后年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再后年就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来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还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这是我们承担的第二个任务。

　　十九大提出“分两步走”来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先用15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用第二个15年时间全面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一个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意味着原来邓小平提出的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前了15年。原来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按照我们这几年的发展速度，我们在不断超越，所以可以提前到2035年就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剩下的15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目标，不仅超越了邓小平原来设定的目标，而且把原来的目标充实了，在“富强、民主、文明”的基础上，十七大加了“和谐”，现在又加了“美丽”。而且强调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突出了“强”。

　　十九大提出的“两步走”战略，意义很大：第一，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适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新趋势，是实现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决策。第二，这是一个科学的决策。它是在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提出的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结论。第三，这是一个实现超越的决策。它实际上超越了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提出的宏伟的行动纲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的：“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我们要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十九大后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将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我们相信，在这一科学理论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一定能够到来，我们的强国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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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确立了“构建中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目标，经历了三次理论研究高潮，60余年的理论探索，当前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关键时期，但是同时也面临史论脱节、主题分化和年代差异的发展瓶颈，这表明该学科当前依然处于初创阶段，需要不同年龄段、不同主题的学者以及史论研究者团结努力。

我国已经形成新一轮研究高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于2015年年底提出，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就当前动态而言，我国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高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于2015年年底提出，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构成的概括，与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份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期间提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八大理论成果的时间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等。”

习近平总书记对八大理论成果的概括深植于我国既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每项成果都对应着一个既有的研究序列。例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应中国发展道路研究，大致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将走向什么道路以及中国如何坚持自己的道路”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应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企改革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以及如何兼容”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对应“改革—发展—稳定”和科学发展观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应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手段和经济政策研究，相关议题形成了一个以“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两者关系”为中心问题的研究序列。

这些理论专题，部分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体内容，进入了教科书。部分尚未进入教科书的专题，例如四化协同，也对应着我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和工业化道路研究，由此提出的城乡统筹、重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等议题，都是学界以“中国式叙事”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题序列。处于引领地位的代表性学者往往都有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经历，研究的主导方向也不是重复西方理论与国际经验，而是强调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国情，使这些研究序列始终以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就当前动态而言，我国已经形成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高潮。但是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体系的延伸，这些中国特有的研究序列将逐步汇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自觉采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叙事”。因此，以八个专题构成体系框架考察既有的学术动态，不是认定这些研究序列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而是以“问题导向”和“目标设定”的视角锁定这八个专题的研究，考察这些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步形成和渐趋成熟的发展过程。

三次研究高潮一脉相承

三次研究高潮之间呈现一脉相承、积累创新的内在联系，这次研究高潮的出现与前两次高潮的理论积淀密不可分。但“构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三次研究高潮中一以贯之的发展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在具体时间跨度上，第一次高潮应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算起到60年代文革爆发前；第二次理论高潮则从20世纪80年代初延续到了90年代中期。20世纪50年代面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艰难探索，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政治经济学，并亲自组织读书活动细读和批注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内学术界也掀起了构建中国版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亲自参与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和市场手段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创新成果，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

三次研究高潮之间呈现一脉相承、积累创新的内在联系，这次研究高潮的出现与前两次高潮的理论积淀密不可分。“构建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三次研究高潮中一以贯之的发展目标。当时的中宣部找到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请三人编写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位学者的研究均因文革而中断，20世纪80年代他们与其他经历文革的老一辈学者一起，将在五六十年代未能发表的论著整理出来集中发表，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90年代的形成。经历这次的研究高潮，90年代中期基本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致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实践。近年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正式提出，前两次研究高潮期间的诸多议题在新的背景下被再次提出，从而形成了当前这轮研究高潮。

三次高潮的理论变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持续进步的理论写照。实践的进步，也使理论发展的现实条件不断改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积累了条件。这一趋势也体现在历代领导人的判断上。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事业尚在起步阶段，毛泽东感叹当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难以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认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事业的起步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初步确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结合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邓小平对此高度评价，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提出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

从毛泽东认为写出成熟的教科书“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到邓小平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再到习近平提出“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清晰的历史脉络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三次研究高潮，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真实写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两条线索在当下交汇的历史必然。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经验，实现理论升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面临的瓶颈和未来发展趋势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但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需要经历艰辛的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理论创新。

在这一次的研究高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很大进步，关于内涵、外延、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来源和体系构建的研究都在短期内全面展开，各专题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明显增强。这表明，虽然经历过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依然非常强大。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很好的开局。

但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都需要经历艰辛的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理论创新。我们概括了当前面临的发展瓶颈，提出未来需要加强的几个方面工作，具体包括三个方面：注意研究主题的史论脱节加强两史研究；重视研究方向的主题分化推进交叉融合；关注研究队伍的年代差异着力培养青年学者。

第一，注意研究主题的史论脱节，加强“两史”研究。一个学说的发展是史论结合交互促进的过程。所谓“史论脱节”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发展较快，经济史和学说史的研究相对滞后。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两个学科发展较慢，人才严重短缺。“史论脱节”的问题不仅出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类似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导致理论研究难以获得有效的历史资料，降低了理论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同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集中在政策研究和方法论等方面，理论解释现实的工作做得相对较少，还很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实现对经济发展史的理论重构，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经济史研究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薛暮桥史论结合的经典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内发行达上千万册，是学说史上的一座丰碑。但当前这种史论结合的经典文献已经很少了。

学说史的研究也面临类似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学者就开始研究如何构建一个中国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当前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题之下做的很多研究，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都曾获得过讨论。然而新一代的学者往往对这些学说史了解不多，其间已经形成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成果，有待于整理、继承和发扬。如不及时梳理这段学说史，可能会出现重复已有研究，甚至重复历史上已经犯过的错误。同时，我们发现，学说史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评论人才严重缺乏。虽然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一直处于初创阶段，学者的观点多是思想性和方向性的，多数文献还没有在学术范畴和理论规范上形成历史传承。这就需要评论者详细梳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具体论点，再就各自的观点逐一进行比较综合，结合学说史上的相关主题，形成研究序列展开理论评析。这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老一辈学者难以支撑如此高强度的劳动，青年学者则很难全面了解六十年来的理论历程，从而导致了学术批评团队和学术评论研究的严重不足。

第二，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处于分化状态。所谓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是指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经济周期、经济危机和地租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这一领域，国内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追踪国际前沿，剖析、发展、创新这些经典理论。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界定的“中国问题”主题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很多优秀的学者和高水平成果还体现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报告中。其原因在于，这些经典理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还没有发展出一个能够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难题和原理性问题有待于回答；同时，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难以把握这些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前沿成果，即使部分新成果已经能够为某些专题的研究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研究者也没有及时吸收借鉴。

当然，2016年这一分化局面也出现了改进的迹象，部分从事经典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主动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题研究，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迹象最为明显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此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出发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当前在这一领域发挥理论引领作用的主要学者，就是一批曾从事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的研究学者。他们运用掌握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主动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充实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基础。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目前这种情况还只局限于部分专题和部分学者，更多的学者则是把相关理论与“中国问题”相结合作为努力的方向，并开始从经典理论领域探寻合适的基础理论改进各专题的“政治经济学叙事”。我们相信，随着主题分化的逐步打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专题的交叉融合，以及各专题与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研究的交叉融合，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关注研究队伍年代差异着力培养青年学者。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年龄结构。从研究志趣的差异看，学者们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年代。65岁以上的前辈学者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或80年代的理论研究热潮，熟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学术界的焦点议题。在这一次研究高潮中，这些前辈学者将自己熟悉的经典理论、历史上的学术焦点与当前中国现实相结合，贡献了大量的高水平著述，成为推动本轮研究高潮的一支生力军，在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年学者大致是一批50到65岁的学者，这一代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扎实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大多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亲历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烈讨论，活跃在理论发展第一线，对于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理解。在本次研究高潮中，他们发挥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刻的现实洞察力，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总结中国经验、指导当前实践的创新性理论成果，成为这轮研究高潮的中坚力量。在政治经济学界，50岁以下就算青年人了，近年来一批35岁上下的青年教师队伍迅速崛起，他们发挥自己熟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动态的优势而积极著述，成为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

老中青三代的团队格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件幸事，也有隐忧。这个隐忧首先体现在研究志趣的差异上：前辈学者关注经典理论和传统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中年学者比较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化与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前辈学者关注的经典理论尚未成为中年学者现实研究的理论基础，两者的交流与结合还尚待时日。更令人担忧的是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虽然从人数上看，这些青年学者的数量不比中老年学者少，但是从比例上看，在40岁以下的青年经济学学者中，采用政治经济学范式进行研究的学者已经处于绝对少数。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断代”；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经济学教育比较重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缺乏对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的培养。因此，政治经济学研究在青年学者中的推广，一方面需要寄希望于目前在校学生的培养，另一方面还需大力加强对现有青年学者尤其是80后和90后学者的引导。近年来“马工程”和“马骨干”等学科建设工程开始着力培养青年教师，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新的科研力量。但是由于这批青年教师承担的授课任务比较重，要在短期内成长为有影响力的科研力量还有一定难度。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的成长迫切需要改进学科评价体系。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度迅速上升，研究课题、学科建设和教学工作快速推进，但是评价体系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很多高校在现有评价指标下，找不到、招不进符合评价指标的政治经济学青年学者。新人招不进来，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却大幅度增强了，这导致很多单位仅有的青年政治经济学教师需要承担更多的学科建设和教学任务。我们发现，在当前的理论高潮下，青年学者的成果并没有同步增长，很多青年教师的科研时间反而相对减少了。这说明，培养青年学者的根本还在于改善学术评价体系，要让各高校的经济学科能够愿意招并招得到政治经济学青年教师，让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能够有比较好的上升空间。当然，学科评价体系不仅关系到青年学者，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发展的困境，也与评价体系有关。所以说，评价体系的改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后续发展潜力，应当高度重视。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确立了“构建中国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目标，经历了三次理论研究高潮，60余年的理论探索，当前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关键时期，但是同时也面临史论脱节、主题分化和年代差异的发展瓶颈，这表明该学科当前依然处于初创阶段，需要不同年龄段、不同主题的学者以及史论研究者团结努力，砥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