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速递：信息的作用
我觉得如果没有Google Scholar，我就可能不太会去其他领域相关的文献。我看的文章表面上挺杂的，但实际上与我自己关心的主旨相关。当然阅读本质上还挺私人的，诸君也要选一条适合自己的“人迹稀少”的小径。
下面的几篇都是与我博士论文这条小径有关的一些衍生和分叉。
Fajardo, T. M., Townsend, C., & Bolander, W. (2018). Toward an Optimal Donation Solicitation: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of the Differential Influence of Donor-Related and Organization-Related Information on Donation Choice and Amount. Journal of Marketing, 82(2), 142–152. https://doi.org/10.1509/jm.15.0511
这篇文章研究的问题是不同类型的信息对捐赠选择和捐赠额度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影响。作者利用实地实验对比了三类信息的作用。这三类信息分别是与捐赠者相关的信息，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信息，以及既有捐赠者和非营利组织的信息。
结果发现，与捐赠者相关的信息对是否捐赠的影响最大，而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信息对捐多少影响最大。但如果两类信息合在一起则不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反而不仅显著降低捐赠意愿也会降低捐赠数额。所以最优解恐怕是要分阶段募捐，在发展潜在捐款人的阶段，要强调与捐赠者相关的信息。而在捐赠者留存阶段，则要多介绍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信息。
这个文章和我的博士论文做的问题差不多。但我主要聚焦在非营利组织和公众沟通了什么信息，以及同类信息的不同呈现对捐赠决策的影响（参见《说多少次不重要，怎么说才重要》）。但分阶段寻最优募捐策略，还是非常有启发。
Asseburg, J., Homberg, F., & Vogel, R. (2018). Recruitment messaging, environmental fit and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intentions to apply for public sector job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31(6), 689–709. https://doi.org/10.1108/IJPSM-08-2017-0217
这篇文章主要集中看招募信息对应聘公职意向的影响。主要看两种框架的信息，一种是激励框架信息，另一种是理性框架信息。结果发现激励框架信息在吸引人员方面比理性框架的信息更有效，特别是当这种信息传达了关于工作任务的具体和广泛的信息时。这里有意思的是要怎么区分激励框架信息，用一个前置的测试来和理性信息区分。
对我自己来说，这个激励框架信息主要是调动情感的，基本上是针对Type I，因为人群中Type I较多，所以看起来有效。但实际上可能两种信息都要用，因为针对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信息。而且对组织来说，并不是只吸引一类人就好，不同的岗位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人。
de Wit, A., & Bekkers, R. (2020). Can Charitable Donations Compensate for a Reduction in Government Funding?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0(2), 294–304. https://doi.org/10.1111/puar.13154
这篇文章是我的朋友Wit和他老师一起写的。简单来说就是，与捐赠人的有效沟通对非营利组织很重要。主要有意思的发现是：加入非营利组织提供政府减少对组织的资金支持的信息，能够激励更多个人捐款给非营利组织，尤其是那些原本捐款可能性较小的人，更容易变成新的捐款人。所以私人捐赠能作为政府减少资金支持的补充。但反过来，政府资金支持的信息则既有可能挤入也有可能挤出个人捐赠，取决于非营利组织的规模大小，以及非营利组织到底在哪个服务领域。未来应该是看挤入挤出和组织异质性结合的领域。
Hammerschmid, G., Van de Walle, S., & Stimac, V. (2013). Internal and external use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Results from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33(4), 261–268. https://doi.org/10.1080/09540962.2013.799803
本文分析了公共管理者如何对内和对外使用绩效信息。作者们抽样了来自六个欧洲国家的3100多名公共部门高层管理人员，调查结果表明各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使用模式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中央政府使用绩效指标的频率不如地方和区域政府。在一个组织中实施绩效管理手段对绩效信息的实际使用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使用绩效信息管理工具的政府会在实际工作中切实使用绩效信息。
这个文章比单纯说绩效信息有没有得到使用，要多了一些细节。也和我前面提到的异质性有关，未来的研究要看信息对不同的层级，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组织，以及不同的管理方式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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