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供研究进展2021

在2020年的综述文章《合供：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我回顾了合供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萌芽时期、1990-2010年的缓慢进展期、2010年以后的全面爆发期。参见李华芳.2020.合供:过去、现在与未来.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9(1):10-22.

在那篇文章里，我提到新进展主要在于关注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机和宏观层面的合供绩效。我当时建议未来的合供研究除了关注微观动机和宏观绩效外，也需要关注非营利组织以及有效信息沟通在合供中的作用。

我自己想在合供领域做的东西主要集中在两块，一是关心信息沟通如何降低甚至消除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合供绩效的作用；二是看这中间个人不同的信息偏好会如何影响公共和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沟通策略。参见李华芳 | 合供：一个正在发生的故事。

我把这些写在《为合供而沟通-系统性文献综述与研究议程》一文里了。参见Li, H. (2020). Communication for Coprodu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5(1), 110–135. https://doi.org/10.1080/23812346.2019.1695711

其中一个应用是看提高信息可信度对个人在抗疫过程中合供行为的影响。参见Li, H. (2020). Communication for Coproduction: Increasing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to Fight the Coronaviru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0(6/7), 692–697. https://doi.org/10.1177/0275074020942104 。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针对Type I的个人，提高信息的可信度至关重要，因为这群人做决策往往只依赖少量信息。而在公众对政府普遍信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利用可靠的科学家和非营利组织能提高信息可信度。

在随后的文章里，Li, H. (2021). Communication for Coproduction: The Informational Rol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2(1), 82–87.  https://cpar.net/index.php/cpar/article/view/264 我进一步讨论关于非营利组织提高信息可信度的几个方面，例如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提供信息，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筛选信息提高可信度等。

尽管我在《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现在应该写一篇与COVID-19相关的论文吗？》里提到过，贸然写这个议题可能会被未来耻笑。比如说试图提供“亚洲抗疫成功经验”的文章，不管是国别还是地方经验，现在看起来价值不大。但我个人觉得信息可信度对信任以及合供决策的影响是一直都在的，也是一个需要不断讨论的话题。

当然，要不断推进关于合供的研究，就需要持续不断的关注这一路研究的进展。因此，在李华芳. 2022.信息、种族与合供: 新近代表性研究介绍. 公共管理评论,4(1):网络首发 https://mp.weixin.qq.com/s/tBj1FF4BILuMQH309nfXBw 这篇文章里，我介绍了 2021 年发表的 4 篇利用实验研究方法研究合供的文章，展示了合供研究在检验信息反馈和种族背景如何影响合供意愿和决策，进而影响合供绩效方面的进展。

我打算未来每年都回顾一下合供研究的年度进展（立下flag），和同行们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