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谈周小川应对金融危机：避免了中国经济出现大萧条

作者|黄有光

本文独家首发于网易研究局（微信ID：wyyjj163）

周小川，自从2002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至今已有近十六年了，是中国央行历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2012年，他被《彭博市场》评选为全球金融50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周小川是一个勇于与善于进行市场改革的健将。他在2013年7月开始力推的利率市场化，在2015年底之前已经大致完成。这十年左右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也很有成绩，已经使人民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储备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人民币将成为能够与美元分庭抗礼的主要储备货币，这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经济学帮助避免大萧条

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措施是温家宝总理于2008年11月决定，于2009年推行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当时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出台后，很快便引发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林毅夫则是少数对该计划公开表示支持的经济学家。笔者向来认为这4万亿计划，在当时全球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很可能是很必要的。批评这一计划的经济学家可能是受到传统经济学的影响，认为市场大致能够自己调节，不必政府干预；货币是中性的，只能影响价格，不能影响产量与就业。

这个传统经济学的货币中性的结论，是在假定厂商是完全竞争者的模式论证出来的。笔者用综观分析（综合宏观、微观与全局均衡分析），不必假定完全竞争，得出在完全竞争时，货币是中性的；在非完全竞争时，货币可能中性（货币学派的情形），也可能会影响产量与就业（凯恩斯的情形）。实际经济是不完全竞争的，因此凯恩斯的情形至少有时可能适用，包括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其实，1929年有大萧条，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导致大衰退，至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周小川在内的各国央行负责人现在已经比较知道应该怎样处理总需求快速下降的情况，包括金融危机的情形。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大量减少，东莞一带很多工厂停工，农民工大量回乡下。如果当时没有4万亿的快速推出，以及全球各国央行的大量货币宽松与刺激经济的政策，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此，虽然4万亿造成很多效率不高甚至很浪费的投资，但却成功避免经济增速下跌得更多。整体而言，是正确与成功的政策。

帮助市场化的改革与转型

帮助各国避免包括2008年那次在内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实际贡献。微观经济学也有一个重大的实际贡献。从司马迁《史记》中的“如水之向下”，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现代经济学的第一福祉定理，帮助人们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功能与效率。当然，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自己根据实际经验的比较，但经济学也多少加强这个认识。这认识又部分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与东欧国家的转型，以及避免一些非洲国家再走中央计划的歪路。经济学在这些改变上的比例作用可能不是很高，但这些改变的整体作用巨大无比，因此，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绝对贡献依然很大。

第一福祉定理说，如果不存在像污染等巨大外部作用，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全局均衡是帕累托最优（即效率最高）的。完全竞争与没有污染都很不现实，但这定理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功能，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情形需要政府对市场的辅助。例如，当有重大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等外部成本时，微观经济学建议对这些外部作用征收等于它们的社会危害程度的庇古税。如果这建议能够得到广泛采用，这会是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实际贡献，帮助减少环境破坏，甚至可能避免人类灭亡。

帮助保护环境

有人认为庇古税不可行，因为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对社会的危害很难估计，尤其是涉及全世界与后代的情形。笔者于2004年在Environmentaland Resource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论证，在多数情形，至少应该对污染征收等于清理污染的边际成本的税，而这边际成本是比较容易估计的。例如，二氧化碳在今后几百年的危害很难估计，但多数国家有进行减少二氧化碳的投资，例如植树等。如果每投资一万元，可以减少二氧化碳200吨。那么，至少应该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征收每吨50元的税。而且，如果不考虑行政成本，这种税收的收入总数，比应该进行清理污染的最优总投资还大，会有足够的资金来清理。这篇文章同时解决环保的两大实际问题（估计困难与清理污染的资金来源）。

对污染等外部成本的控制，除了税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采用配额的限制，而让配额可以自由买卖。对于税收与配额的优劣，有很多讨论。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配额不可以免费发送，而应该采用拍卖等方式来收费。如果根据历史的污染量来免费配送配额，则以前污染多的就能够得到多配额，而配额是可以卖钱的，这就会鼓励人们将来加大污染，甚至鼓励人们做不道德的事，因为干坏事有好报。如果配额需要付费，则配额与征税的差别就不大了。因此，除非行政成本很高，征税是最好的控制污染的方法。

帮助有效政策的采用

很多人反对拍卖，认为这会让有钱人得利，而支持像摇号的随机方式分配配额或车号之类的有限数目的物品，认为比较公平。其实，摇号是很不公平的分配方法。不必任何付出，光凭幸运，就能够获得价值几十万元的车号，很不合理。根据拍卖而获得者，必须付出高于任何其他没有获得者愿意付出的更高的金钱，才能够买到。社会得到这笔收入，可以用来进行环保或除贫等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支出。不应该无端放弃这笔收入，让幸运的人不必付出任何东西，就平白获得这车号。

不错，即使没有贪污与滥用权力等，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会有相当的贫富差距。政府可能需要设法减少贫富差距的程度。然而，原有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是原有赚钱能力的禀赋分配不平均，这是更高层次的幸运与不幸。要减少这种不平均，不是用摇号的方式来增加更多的幸运与不幸的差异，而是应该多征收高收入者的税，加强除贫的力度，去除一些增加不平等，尤其是机会不平等的一些制度或政策（例如城乡隔离政策），加强防止用贪污与滥用权力等手段来致富。

我们要增加平等，但要用有效的方式。笔者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4的一篇文章论证，不论我们要达致的平等程度是多少，都应该在具体措施上（包括污染的征税、车号的分配等）以效率挂帅（例如用拍卖而不是摇号），而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加强力度。这样，给定同样的成本或效率的损失，就能够获得最高的平等程度。你让有钱人能够用金钱买车号，就能够对他们征收更多的税，也能够维持他们的挣钱激励，或使他们不把资金转移到外国。而且，如上所述，他们付的车号费，还能够用来除贫。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就是让人们认识到什么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不论是用在增加平等、保护环境或其他具体经济政策上。在采用有效的经济政策上，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有效的国家与城市，它不但用拍卖来分配车号，还用最有效率的第二价格拍卖，比起北京的摇号，新加坡是特优。

像周小川这样优良的央行行长退下后，希望其替代者，以及其他有关政府机构的负责人，能够更多理解经济学的精要，而在各种经济政策中采用比较有效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这也取决于更多人对经济学的理解。在这方面，除了学校的教育，媒体的作用也不可少。

作者黄有光系著名经济学家、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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