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人类为何沉迷于追求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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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人类为何沉迷于追求财富？

Original 刘光耀网易研究局 2020-02-11

本文是网易研究局独家稿件

网易研究局·德国版

第11期：亚当·斯密对艾哈德思想的影响

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这与艾哈德有着密切的联系。

网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独家策划，听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独家讲述艾哈德等大师的经济思想，揭秘德国崛起背后的秘密。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

——亚当·斯密

（接上期）

四、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影响

亚当·斯密（1723—1790）不仅是西方经济学鼻祖，而且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在《国富论》中建立了“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了“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

德国不少学者把斯密看成是伦理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

德国历史学派在十九世纪中叶指出两者之间的相互矛盾。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在《国富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受到法国唯物主义影响，从利他的理论转向利己的理论。这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命题。

人固有利己本性。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从利己出发从事经济活动是“经济人”的天性和本性。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这种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他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等。人们自爱的本性是与同情心相伴随的，然而，人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妨碍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他还肯定了利己心的社会作用。他指出，“自爱”是人类的一种美德，它绝不能跟“自私自利”和一切以我为中心的观点相混淆。（注1）

斯密探讨了人类沉湎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原因：

（1）人类的本性迷恋发明、改良和革新。

（2）为追求财富，“嫉妒”是出于实现和维持它的社会地位的需要。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有天生的关心、同情和怜悯别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天生的自爱和利己的本性。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第一章论同情中明确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注2）

但他同时又指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作是“人生的伟大目标”。由此，可以看出，在斯密看来，人出生后关心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是第一位的，但同时又关心、同情和怜悯别人的生存和利益。

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注3）就是说，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辛勤劳作，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和利益，但他们的辛勤劳作又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都提出并强调了“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

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

斯密首先使用“看不见的手”见于《天文学》杂志。他写道：“火燃烧起来，水得到补充；重的物体下降，轻的物体上升，这是它自身性质的必然；也不是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的这只看不见的手曾觉察到而作用于这些物体。”（注4）斯密在这里强调了自然规律的作用，而不是传说中“神”的力量。斯密看来，自然规律这只手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是不可抗拒的，而“神”的力量只是虚构的，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

其次，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到富人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起分享他们所做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注5）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描述为对财富的追求或获取欲。这种获取欲是从荣辱之心一类的私利出发的。人们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狭小的目的时，却始料未及地实现着增进人类福利的更大的社会目的。

第三，在《国富论》中，斯密谈到，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盘算的只是自己的利益，而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6）

总之，斯密讲述了三只手的功能和特征：一是人们必须遵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不能期望和依靠神的力量。二是追逐荣辱之心的获取欲，可能会达到的更大的增进人类社会福利的目的。三是在市场竞争中，遵循竞争机制和规律，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追逐和获得自己的物质利益，同时又促进了社会进步。

艾哈德在他担任经济部长和总理的很长时间内，不但充分地理解和正确使用了这三只“看不见的手”，而且有很多发展、修正和补充。艾哈德在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后的岁月里，还多次对德国凯恩斯主义者们使用的国家干预这只手进行过很多批评，并指出，国家是“裁判员”和“法官”，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介入和干预是不可接受的。

五、神学家阿尔贝特·施维策尔的影响

艾哈德从老师们身上主要不是追求具体的知识，而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通货膨胀问题。艾哈德主要不是观察通膨现象，而是研究通膨成因和找出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

艾哈德关心的是，建立一个经济和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里，每个人的自由应当得到保证，没有自上而下的调控，没有管教和监护，每个人都能感到有社会安全保障。要建立一种社会氛围，每个人都能考虑到别人，团结友爱是不言自明的，不是仇恨和嫉妒，而是对别人的同情和关心。

艾哈德的思想和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有一个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变过程。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是关心和考虑经济问题，完全是没有政治因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艾哈德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不但考虑经济问题，更多地考虑政治问题。

艾哈德说，他在一战中受伤后在野战医院住院期间同病友们有很多聚会、活动和交谈，有足够时间思考帝国体制的崩溃、革命和每个时期出现动乱的原因。他说：“那时脑子里充满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时代精神，我开始了我的职业转变。”（注7）

艾哈德政治立场根本转变的标志是，艾哈德在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他那时敬佩斯特拉斯堡的神学家阿尔贝特·施维策尔（Albert Schweitzer），但并不是像他那个时代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他崇高的人性，更多的是对施维策尔文化哲学思想的信赖和崇拜。艾哈德说，施维策尔在批评一战后思想状况时制订了一个政治方针。这个方针同艾哈德关于自由主义秩序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施维策尔认为，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绝对重要的是，要保持内心坚定的世界观和行动能力。他认为，为此，必须要有勇敢的、坚定的思维。理论不是单纯的学术理论，只有当它贯彻到实践中时才有用。

在艾哈德和施维策尔之间有许多平行的观点：

（1）施维策尔认为，出于对生活原则上的敬畏，必须有这样的戒律，就是人们要避免影响别人的生活。艾哈德认为，如果通过政治措施对个人进行影响和控制，那就是对人格的侮辱。

（2）施维策尔认为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是假设“人的本质”有既定意义，并为了人的生活推导贯彻。他认为，从定义上决定人的本质的努力以及从中推论出来的一定的基本权利，并想在政治上加以贯彻的努力，是一条走向绝望、疲弱不堪、没有灵魂和没有道德的道路。艾哈德关于尊重并按照自然法制观念立法的思想同施维策尔的理念是一致的。

（3）艾哈德讲到在一定条件下社会有毁灭的危险。施维策尔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伤风败俗、自私自利和相互嫉妒会导致社会毁灭。艾哈德认为这些问题会导致社会爆炸。

施维策尔1923年指出：“议会轻率地通过违法的法律。国家肆无忌惮地对待它的臣民，而不考虑保持任何是非观念。陷入外族权势的人们成了失去法律保护的人们。人们既不尊重对家乡的自然的权利，也不尊重自由，也不尊重住宅，也不尊重资产，也不尊重对食品的获取，也不尊重任何东西。这样在我们这里对法律的信仰全部被破坏了……我们必须重建被破坏的人权，保证每个个人在自己的整个民族中享有最高个人自由的人权，保护每个人的生存和人的尊严免受外来暴力的人权。”（注8）

艾哈德在施维策尔演讲中认识到，必须要维护和保障人的尊严和自由，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为此，必须要建立一个合适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艾哈德在谈话中经常高兴地回忆他在洛林时期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他在那里认识了施维策尔的兄弟鲍尔·施维策尔（Paul Schweitzer）。他是一家玻璃工厂的总经理。1945年，艾哈德在他的家乡菲尔特交给美国占领当局的简历中，明确把施维策尔作为见证人。在纳粹统治的恐怖时期，艾哈德不但能在经济上得到他的帮助，而且还能经常得到他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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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英国]亚当斯密著作：《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胡企林校商务印书馆第18—19页.

（2）[英国]亚当斯密著作：《道德情操论》第一篇第一章.

（3）[英国]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下卷第27页.

（4）[英国]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道德情操论》第17页.

（5）[英国]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下卷第27页.

（6）[英国] 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道德情操论》第184页.

（7）[德国]Horst Friedrich Wuensche：Ludwig Erhards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n und politische Fehldeutungen Verlagau第278页.

（8）同上书第280页.

刘光耀先生简介

河北省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经济调研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结业。1976年至1982年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驻德国使馆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书，主管经济调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工作，任处长。1993年至1996年在驻德国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作长达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以及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