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我不赞成德国二战后出现“经济奇迹”
本文是网易研究局独家稿件
网易研究局·德国版
第16期：艾哈德的社会伦理和心理学
自《国富论》发表以来，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一直被奉为圭臬，其本人也被不少人视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但实际上，亚当·斯密虽然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人及其思想并不能代表经济学的全部，也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代代经济学家共同的思想结晶，除了亚当·斯密，世界上还有哪些经济学大师？德国因其严谨的治学风格，一直是世界经济学大师诞生的摇篮。
路德维希·艾哈德，曾任德国总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奠基者。一直以来，主流的经济学界一直忽略了艾哈德对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战战败的德国，为何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经济的再次崛起？这与艾哈德有着密切的联系。
网易研究局推出“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独家策划，听中国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刘光耀独家讲述艾哈德的经济思想，揭秘德国崛起背后的秘密。本期，我们将详细介绍德国前总理艾哈德的经济哲学。
“个人的命运最终要由自己负责，而不是由政府负责。”
——路德维希·艾哈德
（三）艾哈德的社会伦理和心理学
艾哈德一向不赞成仅仅从经济本身去观察和理解经济学，而是从经济、伦理和心理学综合角度去分析解决问题。艾哈德从阿道夫·君特和弗兰茨·奥本海姆的社会学中认识到，要把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去观察，不允许只从单纯经济角度去分析。
艾哈德强调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但在市场经济中必须进行劳动分工和必须同别人分工合作。这种分工有时又会产生新的矛盾。
艾哈德认为，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想按照自己的感觉和意愿去行动。然而，经济生活是一个整体，每个人既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权利，但同时每个人又必须遵从其自由的界限，不但必须考虑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同时还要对别人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此前已述，艾哈德曾受到斯密不少影响。同斯密一样，艾哈德特别强调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但需要指出的是，艾哈德并不是完全同意和照搬斯密的理论，而是结合德国的社会状况进行消化吸收，并有很多发展。
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深刻地分析了人类既具有自私的一面， 同时也具有关心和同情别人的另一面。斯密认为，自利和自私是不同的。自利是人的一种本性和本能。
德国有的学者概括地说，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是阐述了利己主义者的种种表现，在《道德情操论》中主要是阐述了利他主义的种种表现，二者各有侧重。
艾哈德指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调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描述了对于人们共同生活的重要的动机、起因和来源及其意义。但他过分地强调了在人们之间占主导地位的同情和被别人承认和尊重的需要。艾哈德强调指出，人们可以想象，并且事实可以证明，斯密描述的那种社会的伦理基础是不存在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描写了一个社会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取代社会动机的只有自私自利的“商人伦理”。
艾哈德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过多地、不恰当地强调了人们的同情心和对社会的关心的本性，在《国富论》中过多地、不恰当地强调了人们自私自利的本性。
艾哈德认为，过犹不及。艾哈德在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看到了一种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融合起来的可能性。他从斯密阐述人的自私自利和怜悯同情双重本性中找到了一个解决长期疑惑的问题的答案：政策必须保持中庸。就是说，政府的任何政策应当而且必须考虑到人的双重本性。艾哈德认为，人们制定的所有政策不但不允许对强有力的利己主义动力加以消弱和阻挠，而且还应当加以鼓励，因势利导，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经济繁荣，共同富裕，但对无节制的、只追求个人利益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加以限制和批评，如果不这样做，市场就会出现混乱，社会也就出现动荡。同时，对于人性中慈善、怜悯、同情和乐于助人的一面也要不断给予鼓励。
艾哈德把斯密两部著作中正确的“合理内核”恰当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社会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
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一定要处理好赢利欲望与道德伦理要求之间的关系。赢利欲望和道德伦理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有人错误地认为，要鼓励经济主体去盈利，不要苛求经济主体一定要遵从经济伦理和道德原则，因为经济主体创造的财富多了，归根结底对社会是有利的。这种看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们把人只视为一部赚钱的机器，降低为一般动物的水平。一个成熟的经济主体应该在法律和各项“游戏规则”规定的范围和框架之内，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不能违反应有的经济伦理和道德。从本质上讲，赢利欲望与道德要求是相辅相成的，是可以一致的。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要想建立真正的市场秩序，既要要求经济主体有必要的经济伦理和道德水准，还必须要建立一种符合经济伦理要求的经济秩序，即“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为经济主体规定行了行为准则。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所遵循的伦理和道德原则是：诚实、守信、坦诚、信任和可靠。
奥托·施勒希特（德国联邦经济部前国务秘书和艾哈德基金会前主席） 1988年1月2日（周六）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题为“市场经济的伦理是自由和责任”的长篇文章。他指出，市场经济不是一部冰冷的机器。市场经济的效能作为一部生产机器和调节工具今天已无争议。现在人们对市场经济批评的焦点主要是缺乏伦理和道德。
施勒希特精辟地阐述了关于市场经济伦理的十个要点：
1、市场经济作为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比任何其他经济模式都有优势。
2、市场经济既不能放任，也不能被管控。
3、在纯粹市场经济中，主要社会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市场经济需要社会机构，以使个人的经济行为不致走上与社会和他人的对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使经济走上正轨。
4、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真正的绩效竞争之上时才能是社会的和伦理的。
5、社会平衡不是非体制的附加物，而是社会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结构性重要因素。市场效能和社会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目标。而市场经济的高效也是建立在公平和公正基础之上的。
6、因为没有对事前确定的和谐的保障，因此，市场经济对价格、数量等等这些微观关系的调控需要通过整个经济宏观政策来补充 。
7、基础建设是国家在社会市场经济中要完成的任务。
8、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基础是伦理的中心。
9、经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依存使社会市场经济成为法治国家民主的对称物。
10、社会市场经济既不是神像，也不是偶像，而是一种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富裕和经济自由的组织和协调纲领。
施勒希特阐述的关于“市场经济作为增加财富的重要手段比任何其他经济模式都有优势”、“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基础是伦理的中心”、“只有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目标”和“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真正的绩效竞争之上时才能是社会的和伦理的” 的观点同艾哈德的思想是一致的。
（四）艾哈德的经济循环论思想
艾哈德用循环论理论来解释他的许多信仰和措施。艾哈德认为，在真正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应当存在一个健康的、合乎逻辑的循环。每个人应当既有“给与”，也有“得到”，换言之，每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每个人的活动，既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客观上也使别人得到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如果人们仅仅为了自己获利，而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那么市场就会出现混乱，循环就不能正常运转，归根结底，自身也不能生存和发展。成熟市场经济的原则应当是：我给与，以便让你给与。只有当这个原则在经济循环中不被打破时，社会公正原则才有可能实现。（注1）
在市场经济中必须要有一个公正合理的法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强者要帮助弱者，弱者要自立、自强和自治。社会成员共处于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中，处于一个社会大循环体系之中。
（五）艾哈德关于经济崛起原因和消费导向型思想
今天仍然流传着这个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的关于德国经济奇迹出现原因的古老话题。匈牙利计划当局的主要负责人，匈牙利社会科学院成员弗兰茨·亚诺西（Franz J`anossy）1965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德国经济奇迹出现原因的问题。他认为，相对来说，德国经济奇迹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在任何一次严重经济危机和战争后，世界上到处都出现一种普遍的、自动的重建过程，因为人们不想长期地过贫困生活，于是就全力以赴，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因此，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普通现象，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应从思想和理论高度作过多的解释。
德国艾哈德基金会前干事长温舍批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第一，西德的重建不是在战争的末期1945年5月开始的，也不是在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和1947年，而是在经过3年贫困后才开始的。具体说，是在1948年6月货币和经济改革之后才出现了第一个好转迹象。第二，用匈牙利学者这个命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重建现象没有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出现，为什么1948年后没有在法占区和苏占区出现，而且苏占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破坏不如西方占领区严重。据统计，在西占区22%工业设备被破坏或毁掉，在苏占区不到15%。后来由于拆卸运走工业设备等原因使后来的联邦德国的工业主体只相当于1939年国民资产的16%，在民主德国约相当于18.5%。当然，也有人反驳说这些设备和机器都已老化，就是说把它们用来用于和平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当时，在苏占区实行了集体化和社会化，在法占区虽也实行了货币改革，但没有很好地实行经济改革。
还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苏占区德国人，还是世界其他很多地区的人民，尽管也很勤劳，很节俭，但并没有出现像德国西部西方占领地区那样的经济奇迹，根本原因是艾哈德亲自参与的货币改革和亲自领导的经济改革，特别是经济消费导向性理论和秩序政策起了决定性作用。
艾哈德认为，要想达到经济繁荣，仅凭人民的勤劳和艰苦奋斗是不行的，必须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能使人民意识到自由的价值和尊严，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样经济必然会出现繁荣。他在“战争筹款和债务整治报告”(1943/44)中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一个持久的经济繁荣是不能单靠生产设备投资来实现的，因为这只能短期创造购买力，而且很快会出现通货膨胀。他坚持他的消费导向型的重建理论。1948年他非常孤立，因为多数人都认为，要重建必须进行生产性工业投资。他认为，在战争和大的天灾人祸之后，要想恢复经济，首先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这就是秩序政策和过程政策（市场政策）。其次，要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工业。这样，既可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同时也能刺激消费工业的不断发展。不要花很多资金去发展重工业，因为那种做法既不能使人民在短时间内直接受益，而且由于在很长时间后才能收到回报，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事实证明，艾哈德消费导向型理论在战后经济恢复中取得了成功。
还要指出的是，在德国和世界都在称赞德国出现的经济奇迹时，作为经济奇迹之父的艾哈德不但不感到“当之无愧”，反而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 1957年，他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严肃指出，“经济奇迹”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西德在过去九年中发生的一切，绝不是奇迹，而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在自由的原则下，有机会来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如果德国这个例子对别国有些价值的话，其价值只能是向全世界证实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所带来的幸福。艾哈德在这里强调了德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是因为德国人民在正确的经济政策的指引下，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未完待续，每周持续更新，欢迎关注微博话题#世上不只有亚当·斯密#讨论，关注网易研究局官方微信公号（ID:wyyjj163）获取最新内容）
注释：
（1）[德国]Horst Friedrich Wuensche：Ludwig Erhards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n und politische Fehldeutungen Verlagau第41页.
刘光耀先生简介
河北省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1983年11月至1985年1月在外交部第一期经济调研干部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结业。1976年至1982年在驻奥地利使馆工作，任研究室副主任。1985年至1989年在驻德国使馆研究室工作，任一等秘书，主管经济调研。1990年至1993年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世界经济处工作，任处长。1993年至1996年在驻德国使馆工作，任政务参赞兼研究室主任。1996年至2001年任驻慕尼黑首任总领事。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作长达18年之久，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双边关系以及欧洲联盟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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