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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隔离在家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做的一件事
用减少运动的方法来避免感染病毒，看来成本大大地大于效益，至少应该用室内运动来替代。维持健康，可以减少被感染的或然率，即使被感染，也减少重病与死亡的危险，从而也减少传染他人，应该是防疫的良好方法。
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2020，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物质生活富裕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05 维持健康：最好的防疫方法？
我们在上星期讨论了“防疫的快乐经济学”，其中提到“维持身体健康，是避免过早死亡与增加快乐的最好方法”。现在，我们先补充一点“防疫的快乐经济学”，然后讨论，如何维持与提高健康水平。
一个防疫的成本效益分析
考虑一个假设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为了预防病毒，假定全国约有6亿人平均每天少运动0.2小时（避免出门甚至不散步等建议，以及连复旦大学国福路的运动场也多星期关闭等作用，肯定比0.2小时大很多），一个月下来，共少运动36亿小时。根据研究，在还没有运动过度之前（这对绝大多数白领人士人成立），每运动一小时，能够延长寿命2-3小时(见如Wen等2011；Moore等2012；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报告：https://www.health.harvard.edu/staying-healthy/leisure-time-exercise；Minimum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因此，少运动36亿小时，损失约90亿小时的生命时间。包括睡眠时间，每年有不到9千小时。感染病毒而去世的绝大多数是健康原来有问题的老人，因此，因为感染而去世的损失年数肯定只是几年，而不是几十年。即使算是二十年，也不到18万小时。因此，因为少运动而损失的90亿小时，其生命时间的损失相当于有5万人因为感染而去世所损失的时间。5万人相当于非典全国死亡人数的近一百倍。这只是部分人少运动一个月的损失，如果少运动的时间更长（看来多数会这样），损失也会比例地增加。因此，用减少运动的方法来避免感染病毒，看来成本大大地大于效益，至少应该用室内运动来替代。维持健康，可以减少被感染的或然率，即使被感染，也减少重病与死亡的危险，从而也减少传染他人，应该是防疫的良好方法。
现在来讨论如何维持甚至增加健康。虽然健康与性格等影响快乐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的影响，但是后天的努力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小时候健康比同学们略微差一些，比较经常有小病。三十多岁时，由于很多年缺乏运动，感觉健康更差，每次出国都会生病，才开始做经常性的锻炼。这几十年来，平均每周用在运动的时间约为12小时。现在以77岁的高龄，健康还处于有生以来的最高点，比年轻时还更加健康，也比绝大多数同年龄者健康很多。
例如，我二十多岁时，一次性只能够做二十多次俯卧撑；现在可以做77次。次数等于年龄。1993年3月，我在人民大学教福特班（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和班上四十名学生相约在16年半后在北京重聚。2009年9月30日，我们真的在人民大学重聚（来了20位），并且再相约在16.5乘以2等于33年后，在2042年9月30日，将要在北京重聚。到时我将以100岁的高龄，表演一次性做100次俯卧撑！这次的重聚，不限于福特班的学生，凡是曾经是我的学生，包括网易研究局我的专栏的长期读者，如果自认为是我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还有22年半，要锻炼好身体，到时才能够参加啊！
为什么越缺乏时间的人，越应该花时间运动？
健康对快乐非常重要，大家应该都知道，但绝大多数人却没有用足够的时间、金钱与精力来保持与促进健康。很多人都说，知道运动很重要，就是没有时间。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你时间太多，可以不必运动；如果你时间不够，则非运动不可！包括打少林拳与太极拳，我每天用接近2小时的时间在锻炼身体。如果你每天用约一小时的时间进行锻炼（例如早上锻炼半小时，睡前打太极拳半小时；但也不要运动过分），则你睡眠质量会比较好，可以少上床至少半小时，每天还精神比较好；工作质量比较高，工作时间可以减少至少半小时而提高产量；每天的休息时间也比较有精神，可以比较高度地享受人生乐趣。所以说，运动并没有用掉时间。短期内（持续运动几个星期后）就已经节省了时间；长期而言，你还可以多活很多年。上面说过，只要不过分，每小时的运动，使你延长寿命约2-3小时。运动让你赚取时间！因此，同意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更加必须运动。关于运动对健康的正相关，见如Huang & Humphreys 2012，Ruegsegger & Booth 2018。
健康对快乐的正面作用，则更加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健康和快乐之间是有双向关系的。健康增加快乐，至少减少病痛；而心理上的快乐也会促进身体的健康。由于这双向关系，要科学地论证他们之间的作用，比较困难。不过，这双向关系，应该是确实存在的。（见如：Kim等2013，Trudel-Fitzgerald等2014，Boehm等2015，Lambiase等2015，Martin-Maria等2016，Makki & Mohanty2019，Steptoe 2019。）心理辅导往往也能够促进健康与快乐；社会活动、互助群体、锻炼班等也有帮助（Forsman等2011）。
健康的四项小替代
除了运动，关于健康，这里再加上几个小点。针对中国的传统情形，建议健康的四项小替代：
1)以牙线替代牙签，因为有效得多，又比较不损坏牙龈。
2)以公筷替代私筷夹共用的菜肴。这在这次对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防疫，也有帮助。
3)以全谷面包替代白面包。
4)以杂粮（如小米、黑糯米、荞麦、红薯、玉米、山药、芋头等）替代至少一半的白米饭或白馒头。
Blanchflower等（2013）根据英国的数据发现，多吃蔬菜与水果的人比较快乐，顶点是每天吃7份（一个平均大小的苹果是一份）。（参见Mujcic & Oswald 2016。）
再加上一点。十多年前我在广州时，发现父母亲与祖父母亲们给他们的几岁的孩子穿很多衣服。像十一月中广州早上17℃左右，没有风，又有大太阳，我脱光上衣在阳光下运动（现在在上海3℃时，只要有阳光而没有大风，也是脱衣运动），看到很多3-5岁的孩子穿了三四层厚厚的衣服。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肯定是不利的。那些父母亲与祖父母亲们大概很怕孩子着凉，却忽视了长期的抵抗力。也有研究显示，在过分清洁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有过敏的问题。在西方，经常看到年纪比自己大的老人穿得比我少，而在东方却经常看到年轻人穿得比我多很多。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从小被娇生惯养，习惯穿太多衣服了。应该学着逐渐少穿衣服，多晒太阳，至少男生应该这样。（关于太阳和健康与快乐的正相关，见Kaempfer & Mutz 2013.）
除了经常性的体育锻炼，要增进健康，还要有充分的睡眠、有规律与有节制的生活、健康的饮食、乐观与知足的心态等。
关于饮食，近年有一些新的说法。以前人们把肥肉和胆固醇等当成健康的罪魁祸首, 近年包括美国医学会等已经为胆固醇平反。包括胆固醇很高的蛋黄，已经被认为是健康食品。记得约二十年前，我在Monash大学的一位同事由于胆固醇高，心脏有问题进医院后，他不敢吃蛋黄等高胆固醇食品。不久后，他又因为健康问题进医院，而这次说是胆固醇太低。可能一方面受这件事的影响，我向来不太计较胆固醇的问题。不过，肥肉还是不敢多吃。但是，近来连肥肉也成为健康食品了。其实，早在十多年前，Taubes （2007）就认为肥肉不是问题，问题是太多的糖分和太精细的碳水化合物等食品。这也造成纤维缺乏，容易患上痔疮。
我小时候听我妈妈说过，以前乡下人由于穷，多数吃像番薯（北方人称“红薯”）等杂粮，吃不起比较贵的大米饭。当经济条件比较好，接连多次吃大米饭时，就会生痔疮。改回吃番薯，痔疮就不见了。因此，人们就说，“看来，我们是生来就是必须吃番薯的!”其实，不是天生必须吃便宜食品，而是纤维够不够的问题。记得几年前，番薯被列为十大健康食品的首位。便宜物品，不见得就不是好东西。这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龙虾与鸡肉的“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历史是异曲同工的。几百年前，由于龙虾很多，很便宜，是穷人吃的东西，富人是不吃龙虾的，而吃当时很贵的鸡肉，把龙虾让给穷人、佣人和犯人吃。甚至有佣人和犯人要求，每星期不可以吃超过三次龙虾。后来因为龙虾很少了，很贵了，而鸡肉由于工厂式的生产而变便宜了，所以富人吃龙虾了，把鸡肉让给穷人吃。从这些历史，我们应该学会，即使有钱，不必选吃和用贵的东西，而是要选健康与有用的东西。钱可以留来捐助给慈善和其他有益的事业，包括有效利他主义者所建议的方向。（见MacAskill 2015.详见笔者2018年8月6日在网易研究局专栏的文章：《如何更好地增加整体福祉？》）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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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HMJK, TRUDEL-FITZGERALD C, KIVIMAKI M, KUBZANSKY LD. 2015. The prospectiveassociation betweenpositiv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diabetes. HealthPsychol. 34:1013–21.
FORSMANAK, NORDMYR J, WAHLBECK K. 2011.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for the promotionof mentalhealth and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HealthPromot. Int. 26(Suppl. 1):i8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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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ESC, PATEL AV, MATTHEWS CE, BERRINGTON DE GONZALEZ A, PARK Y, et al. (2012)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of Moderate to Vigorous Intensity and Mortality:A Large Pooled Cohort Analysis. PLoS Med 9(11): e1001335.doi:10.1371/journal.pmed.10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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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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