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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隔离在家 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做的一件事

黄有光 网易研究局 20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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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减少运动的方法来避免感染病毒,看来成本大大地大于效益,至少应该用室内运动来替代。维持健康,可以减少被感染的或然率,即使被感染,也减少重病与死亡的危险,从而也减少传染他人,应该是防疫的良好方法。

——黄有光

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2020,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物质生活富裕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05 维持健康:最好的防疫方法?

我们在上星期讨论了“防疫的快乐经济学”,其中提到“维持身体健康,是避免过早死亡与增加快乐的最好方法”。现在,我们先补充一点“防疫的快乐经济学”,然后讨论,如何维持与提高健康水平。

一个防疫的成本效益分析

考虑一个假设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如果为了预防病毒,假定全国约有6亿人平均每天少运动0.2小时(避免出门甚至不散步等建议,以及连复旦大学国福路的运动场也多星期关闭等作用,肯定比0.2小时大很多),一个月下来,共少运动36亿小时。根据研究,在还没有运动过度之前(这对绝大多数白领人士人成立),每运动一小时,能够延长寿命2-3小时(见如Wen等2011;Moore等2012;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报告:https://www.health.harvard.edu/staying-healthy/leisure-time-exercise;Minimum 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因此,少运动36亿小时,损失约90亿小时的生命时间。包括睡眠时间,每年有不到9千小时。感染病毒而去世的绝大多数是健康原来有问题的老人,因此,因为感染而去世的损失年数肯定只是几年,而不是几十年。即使算是二十年,也不到18万小时。因此,因为少运动而损失的90亿小时,其生命时间的损失相当于有5万人因为感染而去世所损失的时间。5万人相当于非典全国死亡人数的近一百倍。这只是部分人少运动一个月的损失,如果少运动的时间更长(看来多数会这样),损失也会比例地增加。因此,用减少运动的方法来避免感染病毒,看来成本大大地大于效益,至少应该用室内运动来替代。维持健康,可以减少被感染的或然率,即使被感染,也减少重病与死亡的危险,从而也减少传染他人,应该是防疫的良好方法。

现在来讨论如何维持甚至增加健康。虽然健康与性格等影响快乐的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遗传的影响,但是后天的努力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小时候健康比同学们略微差一些,比较经常有小病。三十多岁时,由于很多年缺乏运动,感觉健康更差,每次出国都会生病,才开始做经常性的锻炼。这几十年来,平均每周用在运动的时间约为12小时。现在以77岁的高龄,健康还处于有生以来的最高点,比年轻时还更加健康,也比绝大多数同年龄者健康很多。

例如,我二十多岁时,一次性只能够做二十多次俯卧撑;现在可以做77次。次数等于年龄。1993年3月,我在人民大学教福特班(中美经济学培训中心),和班上四十名学生相约在16年半后在北京重聚。2009年9月30日,我们真的在人民大学重聚(来了20位),并且再相约在16.5乘以2等于33年后,在2042年9月30日,将要在北京重聚。到时我将以100岁的高龄,表演一次性做100次俯卧撑!这次的重聚,不限于福特班的学生,凡是曾经是我的学生,包括网易研究局我的专栏的长期读者,如果自认为是我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还有22年半,要锻炼好身体,到时才能够参加啊!

为什么越缺乏时间的人,越应该花时间运动?

健康对快乐非常重要,大家应该都知道,但绝大多数人却没有用足够的时间、金钱与精力来保持与促进健康。很多人都说,知道运动很重要,就是没有时间。这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你时间太多,可以不必运动;如果你时间不够,则非运动不可!包括打少林拳与太极拳,我每天用接近2小时的时间在锻炼身体。如果你每天用约一小时的时间进行锻炼(例如早上锻炼半小时,睡前打太极拳半小时;但也不要运动过分),则你睡眠质量会比较好,可以少上床至少半小时,每天还精神比较好;工作质量比较高,工作时间可以减少至少半小时而提高产量;每天的休息时间也比较有精神,可以比较高度地享受人生乐趣。所以说,运动并没有用掉时间。短期内(持续运动几个星期后)就已经节省了时间;长期而言,你还可以多活很多年。上面说过,只要不过分,每小时的运动,使你延长寿命约2-3小时。运动让你赚取时间!因此,同意人生苦短、“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人,更加必须运动。关于运动对健康的正相关,见如Huang & Humphreys 2012,Ruegsegger & Booth 2018。

健康对快乐的正面作用,则更加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健康和快乐之间是有双向关系的。健康增加快乐,至少减少病痛;而心理上的快乐也会促进身体的健康。由于这双向关系,要科学地论证他们之间的作用,比较困难。不过,这双向关系,应该是确实存在的。(见如:Kim等2013,Trudel-Fitzgerald等2014,Boehm等2015,Lambiase等2015,Martin-Maria等2016,Makki & Mohanty2019,Steptoe 2019。)心理辅导往往也能够促进健康与快乐;社会活动、互助群体、锻炼班等也有帮助(Forsman等2011)。

健康的四项小替代

除了运动,关于健康,这里再加上几个小点。针对中国的传统情形,建议健康的四项小替代:

1)以牙线替代牙签,因为有效得多,又比较不损坏牙龈。

2)以公筷替代私筷夹共用的菜肴。这在这次对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防疫,也有帮助。

3)以全谷面包替代白面包。

4)以杂粮(如小米、黑糯米、荞麦、红薯、玉米、山药、芋头等)替代至少一半的白米饭或白馒头。

Blanchflower等(2013)根据英国的数据发现,多吃蔬菜与水果的人比较快乐,顶点是每天吃7份(一个平均大小的苹果是一份)。(参见Mujcic & Oswald 2016。)

再加上一点。十多年前我在广州时,发现父母亲与祖父母亲们给他们的几岁的孩子穿很多衣服。像十一月中广州早上17℃左右,没有风,又有大太阳,我脱光上衣在阳光下运动(现在在上海3℃时,只要有阳光而没有大风,也是脱衣运动),看到很多3-5岁的孩子穿了三四层厚厚的衣服。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肯定是不利的。那些父母亲与祖父母亲们大概很怕孩子着凉,却忽视了长期的抵抗力。也有研究显示,在过分清洁的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有过敏的问题。在西方,经常看到年纪比自己大的老人穿得比我少,而在东方却经常看到年轻人穿得比我多很多。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从小被娇生惯养,习惯穿太多衣服了。应该学着逐渐少穿衣服,多晒太阳,至少男生应该这样。(关于太阳和健康与快乐的正相关,见Kaempfer & Mutz 2013.)

除了经常性的体育锻炼,要增进健康,还要有充分的睡眠、有规律与有节制的生活、健康的饮食、乐观与知足的心态等。

关于饮食,近年有一些新的说法。以前人们把肥肉和胆固醇等当成健康的罪魁祸首, 近年包括美国医学会等已经为胆固醇平反。包括胆固醇很高的蛋黄,已经被认为是健康食品。记得约二十年前,我在Monash大学的一位同事由于胆固醇高,心脏有问题进医院后,他不敢吃蛋黄等高胆固醇食品。不久后,他又因为健康问题进医院,而这次说是胆固醇太低。可能一方面受这件事的影响,我向来不太计较胆固醇的问题。不过,肥肉还是不敢多吃。但是,近来连肥肉也成为健康食品了。其实,早在十多年前,Taubes (2007)就认为肥肉不是问题,问题是太多的糖分和太精细的碳水化合物等食品。这也造成纤维缺乏,容易患上痔疮。

我小时候听我妈妈说过,以前乡下人由于穷,多数吃像番薯(北方人称“红薯”)等杂粮,吃不起比较贵的大米饭。当经济条件比较好,接连多次吃大米饭时,就会生痔疮。改回吃番薯,痔疮就不见了。因此,人们就说,“看来,我们是生来就是必须吃番薯的!”其实,不是天生必须吃便宜食品,而是纤维够不够的问题。记得几年前,番薯被列为十大健康食品的首位。便宜物品,不见得就不是好东西。这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龙虾与鸡肉的“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的历史是异曲同工的。几百年前,由于龙虾很多,很便宜,是穷人吃的东西,富人是不吃龙虾的,而吃当时很贵的鸡肉,把龙虾让给穷人、佣人和犯人吃。甚至有佣人和犯人要求,每星期不可以吃超过三次龙虾。后来因为龙虾很少了,很贵了,而鸡肉由于工厂式的生产而变便宜了,所以富人吃龙虾了,把鸡肉让给穷人吃。从这些历史,我们应该学会,即使有钱,不必选吃和用贵的东西,而是要选健康与有用的东西。钱可以留来捐助给慈善和其他有益的事业,包括有效利他主义者所建议的方向。(见MacAskill 2015.详见笔者2018年8月6日在网易研究局专栏的文章:《如何更好地增加整体福祉?》)

文献

BLANCHFLOWER, D. G., OSWALD, A. J., &STEWART-BROWN, S. (2013). I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linked to the consumptionof fruit and vegetables? SocialIndicators Research, 114(3): 785-801.

BOEHMJK, TRUDEL-FITZGERALD C, KIVIMAKI M, KUBZANSKY LD. 2015. The prospectiveassociation betweenpositiv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diabetes. HealthPsychol. 34:1013–21.

FORSMANAK, NORDMYR J, WAHLBECK K. 2011.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for the promotionof mentalhealth and th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among older adults. HealthPromot. Int. 26(Suppl. 1):i85–107.

HEUKAMP, Franz H. &ARI?O,Miguel A. (2011). Doescountry matter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00(1): 155-170.

HUANG, Haifang & HUMPHREYS, Brad R. (20h12).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US microdata. Journal ofEconomic Psychology, 33(4): 776-93.

KIMES, SUN JK, PARK N, PETERSON C. 2013. Purpose in life and reduced incidence ofstroke in olderadults: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J. Psychosom. Res. 74:4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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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ESC, PATEL AV, MATTHEWS CE, BERRINGTON DE GONZALEZ A, PARK Y, et al. (2012)Leisure Time Physical Activity of Moderate to Vigorous Intensity and Mortality:A Large Pooled Cohort Analysis. PLoS Med 9(11): e1001335.doi:10.1371/journal.pmed.1001335

MUJCICR& OSWALD AJ. 2016. Evolution of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after increasesin consumption offruit and vegetables. Am. J. Public Health 106:1504–10.

RUEGSEGGER, G. N., & BOOTH, F. W. (2018).Health benefits of exercise.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medicine, 8(7), a029694.

TRUDEL-FITZGERALDC, BOEHM JK, KIVIMAKI M, KUBZANSKY LD. 2014. Taking the tension out ofhypertension: A prospective study of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and hypertension.J. Hypertens. 32:1222–28.

STEPTOE,Andrew (2019). Happiness and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TAUBES, Gary (2007). Good Calories, Bad Calories, New York: Knopf.

WEN,Chi Pang et al.(2011). Minimumamount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reduced mortality and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A prospectivecohort study, The Lancet, PublishedOnline August 16, 2011 DOI:10.1016/S01406736(11)60749-6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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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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